摘要：心理是支配人类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力量，在我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和坚定中，国民情境心理这种外显突出的国民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对未知和激进的恐惧心理影响了渐进式道路的初选和坚定，“认知不协调”下的“我选择我喜欢”心理强化了这种道路坚持。随着改革的进程深入，新环境形成新国民情境心理，激进冒险心理抬头，国民不满心理日渐严重，这就要求渐进式道路进行适时微调。
关键词：国民情境心理；渐进式道路；影响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4-0073-03
2012年3月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指出，“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温家宝讲话直面改革的难度，进一步强调改革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渐进式道路，并指出包括人民的觉醒、支持和积极性以及创造精神等在内的国民情境心理因素对改革成功的重要影响。本文正是在上述认知下，试图发现国民情境心理与渐进式道路的关联，分析国民情境心理对渐进式道路的影响，以期根据现阶段的国民情境心理，适时调整渐进式道路，从而促进改革的推进和成功。
一、国民心理与行为选择
心理是脑的功能，是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当客观现象作用于人脑并引起人脑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心理活动。人的心理现象是自然界最复杂、最奇妙的一种现象。wwW.11665.cOm行为是有机体的反应系统。它由一系列反应动作和活动构成。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无论是大的社会实践，还是具体的社会行为，无不受到人的心理的制约。人的心理是内在的，不能直接观察和测量，它只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心理决定行为，行为是心理的体现。个体或群体的一切行为选择，无不受到心理的支配。
（一）个体心理与行为选择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它决定性质和方向；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外因关系论同样适用于人的行为研究，内因和外因共同影响人的行为。这里的外因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环境，而个体行为的内因主要是指个体的心态、精神、情感、意志、认知等，就是个体的心理。根据唯物辩证的精神，环境和心理共同作用个体的行为。
环境影响个体的行为，这是共识。根据环境的变化，人会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那为什么同样的环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这就得提到心理的作用了。心理是连接环境与个体行为的媒介。环境并不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它刺激个体形成心理。心理是个体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个体心理的形成不能脱离环境。不同个体对环境刺激的感知形成不同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影响个体的不同行为。由此可知，心理直接决定人的行为，但个体心理形成是环境刺激的结果。因此，在强调心理对行为的直接决定作用时，不能忽视环境的影响。
（二）人心向背与改革道路抉择
历史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人心向背，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同样也决定着群体的行为选择。这里所说的人心，在本文中等同于国民心理，是指中国人个体心理中共同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1]。国民心理归结到底是群体心理，它不是个体心理的简单累加和聚集，而是在民族文化的潜移默化和环境的刺激下国人形成的共同心理特征。某一阶段的国民心理会具体表现为国民的愿望、心态、情感倾向和意志等心理活动，可以等同为民心。
国民心理不同于个体心理，它更复杂，更富于变化，对群体行为选择例如国家和政府决策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决定作用。国民心理是群体行为的动力。在一定条件下，国民心理的实际状态、演化趋势，甚至可能是行为选择的关键力量。国民心理也是制定行动方案的重要依据，行动方案的制定和选择必须依据国民心理，考虑国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在行为选择即改革方式决策时，应重视国民心理状况。
二、国民情境心理与渐进式道路的发展历程
改革既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也是一场复杂的制度变迁历程。在这段过程中，改革道路的选择即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尤为关键，关系改革的进程和成败。我国之所以逐步走上渐进式改革道路，
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渐进式道路的选择中，以国民心理为代表的内因扮演关键性的作用。
因为国民主体的庞大和复杂性，国民心理具有复杂的结构。梁漱溟认为国民心理有两面，首先“为其可能遗传递衍之一面；还有一面则是后天习惯，主要因社会环境之刺激反应而形成”[2]。据此，笔者把国民心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民传统心理，主要指国民在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下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它与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息息相关，是历史形成的国民社会心理的沉淀和积累；另一方面是当时环境刺激形成的国民心理，笔者将其定义为情境心理，它与时代的具体环境直接联系在一起，是情境的直接反映。传统心理具有隐藏性和稳定性，不会随着现实环境的变化而轻易变化；而情境心理常常是表面性和变化性的，容易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在道路选择之初，中庸求稳的心态、无安全感害怕冒险的性格特征和恋旧喜新的情感以及欲速则不达的基本判断等国民传统心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国民传统心理使我国在道路选择时出现路径依赖，对渐进式道路有习惯性偏好。国民传统心理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主要关注国民情境心理。
（一）国民恐惧心理影响渐进式道路的初选与坚定
国民情境心理是具体环境刺激形成的心理特征，在特定的环境里，情境心理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传统心理，使人们不得不选择某种行为。人类首先是情境中的生物，受情境影响巨大，情境决定人类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因而在具体的环境里，国民情境心理是突出的、外显的，这种外显的突出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会暂时强烈影响人们的行为。在改革之初，国民传统心理形成了举国上下对渐进式道路的偏好，但将这种偏好转化为行为选择的是国民情境心理，渐进式道路选择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坚定，也是国民情境心理强化坚定了这种选择。当时环境尤其是特定事件的刺激形成强烈的恐惧心理，在渐进式道路的初选和坚定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对未知的恐惧心理。哈耶克认为，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一是因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那种全知全能的天才，二是因为生活在一个时期的人，就是将他们的全部能力和智慧结合在一起，如果不能获益于实践经验的帮助和时间的检验，也不可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3]。林毅夫也这样认为：“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限的，建立新制度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 [4]我国在改革之前和初级阶段，由于缺乏成功经验借鉴，对市场经济的了解非常有限，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心理导致国民在改革中本能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速度适中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方式，它在很长时间里新旧体制共存，具有风险低、稳定的优势，完全符合国民的恐惧心理特征。
对激进的恐惧心理。在我国改革过程中，渐进式改革道路是逐步成为坚定的选择。渐进式道路的坚定与两个具体阶段国民对激进的恐惧心理有关，一个阶段是改革刚开始时，人们饱尝左倾激进造成的苦果而形成对激进的恐惧心理。解放后至“文革”结束前，经济上的激进表现在“大跃进”、“超英赶美”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活动，政治上的激进表现在反右派扩大化、“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激进导致经济停滞，政治混乱，国人饱受苦难，对激进方式怀有恐惧抵触心理。另一个阶段是苏东巨变发生后，由于在政治上采取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苏联和东欧迅速垮台，丧失政权，这种唇亡齿寒的切肤之痛，使国人在总结教训时进一步强化了对激进的恐惧心理，尤其是在政治改革上，激进式道路一时成了失败的代名词，不敢触碰。在这两个阶段，人们对激进的恐惧心理，在当时甚至超越其他所有因素，成为选择和坚定渐进式道路的主导因素。这种恐惧心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中国改革的进程。
（二）“我选择，我喜欢”心理与渐进式道路的坚持
我国对渐进式道路的长期坚持以及广泛宣传和赞誉，既因为其突出优点，但也是“我选择，我喜欢”心理作用的结果。这种坚持和赞誉，是为了强化“我选择的一定是对的”“喜欢我所选择的”，为了获得国民对改革及其道路的广泛支持。这符合心理学上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利昂·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当两种认知在心理上不一致时
我们就会感到紧张失调，会带有一定的感情去说和做某事。费斯廷格的研究表明，为了减少紧张，保持心理的和谐，我们经常会重新构建自己的认知，不断强化对选择的肯定。也就是说，人们一旦做出选择，就会为自己的选择找出各种理由来进一步强化该选择。我国在选择改革道路时，面对渐进式和激进式两种方式，一旦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也会感到认知失调：所拒绝的激进式改革道路的优势，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劣势。在选择渐进式道路后，我们会不断强化渐进式改革的优点，忽视渐进式改革的缺点，过高地评价自己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而贬低放弃的激进式改革，以此来减少不协调。
其实渐进式道路和激进式道路作为改革的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本身并无优劣高低之分，运用在各国的改革上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而已。这两种改革道路也不是绝对孤立的，即使是激进式改革的国家，为了保持稳定也会在某些具体改革上采用渐进式方式，而渐进式改革的国家，为了加快改革进程，也会适当采用激进式方式。渐进式改革作为一种试错型的制度创新，虽然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但缺乏整体规划，改革进程缓慢历程漫长，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新旧体制的共存导致摩擦加剧，增加了改革成本，而且矛盾的后延累积也会造成后续风险大。
虽然国民情境心理对于渐进式道路的选择具有能动作用，但是渐进式道路的选择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民情境心理只是影响道路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如改革前中国的政治结构(从而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从而利益结构)状况，中国改革领导人（政治家）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远见等，也是导致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的重要原因[5]。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不论是对改革前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认知判断还是改革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远见，两者既是国民情境心理的组成部分，也受国民情境心理的影响。
三、新国民情境心理与渐进式道路的调适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不仅心理影响行为，行为也会影响心理。我国开始渐进式改革后，国民不断受到改革环境的刺激，其情境心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新国民情境心理。
（一）环境变化下的新国民情境心理
激进冒险心理抬头。改革进行到今天，当初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恐惧心理已经日趋薄弱。首先由于改革的巨大成就，国民对改革的信心增强，同时由于改革的进程缓慢，尤其是政治改革的步伐较小，国民不满足于改革的速度，求稳的心态逐渐弱化。其次因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内外环境的稳定平和，加上国民对渐进式改革缺陷的现实体验而产生的不满，人们对激进的恐惧逐渐减少。最后由于知识时代的来临，人们对改革知识的了解加深，认知逐步深化，对未知的不安全感逐渐丧失，风险意识降低，急于尝试新的事物，冒险精神进一步增强。
国民不满心理日趋严重。随着改革的发展，利益分化日益严重，人们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对渐进式改革的不满心理进一步提升，心理上严重失衡，以至引起过激行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加正是这一心理的后果。现阶段中国底层民众中弥漫着的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信任缺失感、弱势认同感、社会焦虑感等相互叠加，为群体性事件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动因[6]。渐进式改革进程缓慢，改革速度放缓，政治领域的改革日益落后于经济领域，改革的获利空间减少，人们分享的改革成果越来越少，使国民对渐进式改革道路耐性丧失，浮躁心理增强。改革的转型期，传统文化受到冲击，道德滑坡，现今的多元价值使国民无所适从，失落心理和冷漠心理加剧。国民不良心理因素逐步增强，这说明了国民对现有改革的满意度呈现下降的趋势，心理承受能力也减弱，这会在一定程度影响稳定，降低国民对渐进式改革的支持力度和参与热情，从而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二）渐进式道路的适时调整
对于国民情境心理的变化，除了通过建立多层次的心理疏导系统、重构价值体系来改造国民心理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制度调整拓展改革的发展空间，使更多的人公平地从改革中获益。当一个社会既得利益盘根错节弊端深重时，经过多次渐变后，用一剂激变的猛药，可能是起死回生的良方[7]。这里所说的制度调整，既包括内容的调整，比如在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包括改革道路的调整。渐进式道路在我国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其调整是一种微调，主要体现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适度加快渐进式改革的进程，渐进式改革并不等同于慢改革或者不改革，要把握渐进的度，这个度应该以国民心理为主要衡量标准。目前我国国民对渐进式道路颇有微词，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渐进式改革演化为慢改革甚至不改革，国民的不满和失望情绪蔓延，这对改革的进行是不利的。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指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因此，加快渐进式改革进程是应对新国民情境心理的应有之选。
另一方面是在一些具体制度领域，改革可以走激进式道路。这些领域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系民生的、国民严重不满的具体改革上，改用激进式改革方式，使之尽快到位，以减少摩擦成本，这样能够减少国民不良心理因素，提高国民心理满足感，并为其他方面体制改革的到位打好基础。如果我国还一如既往地完全使用渐进式改革方式，就有可能因进程缓慢和分配不公引发国民不满心理，导致改革的成本越积越高，甚至会使渐进式改革保持稳定的优点逐步丧失。
参考文献：
[1] 吴增基.国民心理对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影响及其现代价值[j].政治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2):31.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7.
[3]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5-66.
[4]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g]//科斯、阿尔钦.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389.
[5] 柳新元.意识形态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的选择[j].理论探讨,2010,(4):13.
[6] 周感华.群体性事件心理动因和心理机制探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6):2.
[7] 彭正波.非正式制度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j].理论导刊,2010,(12) :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