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三位中国美学家的视角出发，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启迪和影响，提出三个美学命题：审美境界、审美教育的自由理念、生命美学。最终归结到发展中国现代美学，必先在精神层面上振兴民族文化。
关键词：审美境界；审美教育；自由；生命美学；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264-02
人只有进入审美体验，亦即柏拉图所讲的“出神”状态，达到我融于物，物融于我，物我两忘的境界，才能充分而真实的体验到审美的愉悦。中国文化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审美型的文化。中国美学家追寻文化本源，探寻历史性的民族禀性之美。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深受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影响。在“西学东渐”的世界框架里演进，加之反差巨大的政治、经济与民族文化传统，从而唤起了美学倡导者的使命感，进行着复兴中国文化的美学探索。中国美学的灵魂以及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于现代中国至关重要。
一、中国文化凝聚于审美境界之中
中国有着丰富的美学历史资源，“意境”是中国美学的核心。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家对中西美学进行着不断地比较，然而这种比较更像是一种中西间特殊形态文化的对话，他们从中游离出来并直接地从艺术中领悟到审美自由，在传统的意境中感受到它的存在。王国维最先将“审美境界”带入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他说，“然沧浪（严羽）所谓兴趣，阮婷（王士祯）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王国维依据中国传统文化，拈出“古雅”二字，此二字建构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底蕴，蕴藉着美学观念和审美情趣。WwW.11665.CoM他推崇唐、五代、北宋之词，称赞为生香真色。以陶渊明、屈原的诗诠释其“境界说”中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意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审美心态，是心灵世界的升华。
“意境”显然多了一份诗性气质的内涵。朱光潜透过维柯“诗性智慧”的理念，致力于发现一套诗性的历史美学，建构了“诗的意境”。五十年代末，朱先生写的《诗的意象与情趣》标志着这一思想的最终形成。陶渊明体现了诗人的最高境界，朱光潜与王国维对其有着默契的审美态度，朱光潜更是在其《诗论》中专门开辟一章探讨陶渊明。情感和意象交融在一起：情感的本来面目是只可亲生领受不可直接描绘，须用比拟的意象间接地转达。情感表现了意象，意象抒发了情感，心灵即得到可供观照的形式，这便成就了艺术。
宗白华的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抒情的、艺术的，充满着中国古典的诗情画意，李泽厚在给其《美学散步》所写的序中这样描述宗先生：“带着情感感受的直接把握。”宗白华在1920年写的《新诗略谈》中说：“所表写的‘意境’，就是诗的‘质’。诗的‘质’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并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提出：“所以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同时还提到：“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宗先生的美学展现了从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化的历史趋势，尽管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是意境之美甚少的苦难年代，研寻意境特构的他有时也伴随着痛苦，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更是一个国家的选择、一个时代的选择。
二、审美教育的自由理念
美育向来是中国教育体系中发展不足的一环，也是教育界及美学家们所关注的范畴，他们从中国美学传统中认识到美育的重要性。所谓教书先育人，教育就是心灵与人格的凝聚，让人有真善美的理想与追求。蔡元培将真善美在心理上用知意情解释。也就是说这里的“知”属于科学知识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智”； “意”是善的，表现行为，代表“德”；“情”是艺术的、终于美术的，代表“美”。现今教育中常主张的德、智、体、美四育是王国维在其《论教育之宗旨》中所提到的。王国维认为美育中首先要提高被教育人的审美认知能力。要对美的事物有足够的敏感度及联想力。 “始于美育，终于美育”是王先生对孔子育人之道的评价。孔子将美育放置在他教育理念的核心地位。美育是艺术与人发生作用的一个媒介，也是通向自由的一个途径。美育是完善道德的基础，也是复苏道德的手段。美育可以使人得到情感的自由发泄，精神和心灵得以释放，获得人性的完美，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与丰富的想象力于此同时美育让我们回归于自然，对生活有了感恩之心。纯粹审美以及独
艺术终归扎根于现实生活，而非摈弃所得，也就是说，审美艺术最终会落实到审美教育之中。
朱光潜坦言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借他们的眼睛给我们看”，他说，“美感教育不是替有关阶级增加一件奢侈，而是使人在丰富华丽世界中随处吸收支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朱先生认为美育是德育的基础，是一种重要的情感教育，可以说是要让人“尽兴”，获得人性的完美。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皆涵盖美育中的成分。《论语》中有这样一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是古代文化教育的根基。朱光潜对中国古代传统审美教育的认识很深，他将儒家和西方教育思想进行了比对，得出西方教育思想中的一个误区：柏拉图等人认为美育阻碍德育的正常行进。而儒家坚信美育是完善德育的阶梯，凭借美感的修养追求高尚的道德修养，一个有审美修养的人必定也有着同样的道德修养。之所以如此倡导普及美育，是因为朱先生觉察民族的兴衰与美育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认为一个民族繁荣昌盛时，艺术成就相对显得卓越，对美育也有足够的重视度。民族在衰亡之际，则反之。我们细细回味历史，便可知晓朱先生的观点不无道理，且饶有意思。
宗白华认为“美的教育”就是教人“将生活变为艺术”，要将审美艺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项。假若人人实现此理想，便真正能实现审美艺术的自由性。宗先生认为“兴于诗”是孔子对于文化理想的简括，同样，“立于礼”和“成于乐”则是对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的概括。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礼好像画上的线文钩出事物的形象轮廓，使万象昭然有序。孔子曰：‘绘事后素’。‘乐’滋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礼、乐这两大教育与伦理和艺术境界有着密切的关联，审美教育是对于伦理的象征。可见，孔子所谓礼、乐、诗是道德情感的最高体验，并将传统的美育思想提高到人生精神论当中。 “乐”的原则是“合同”、“中和”即和谐，强调“和乐如一”。言、文从属于德，美从属于善于和，儒家相对立于道家的反对人为，消极避世，且重德重和。但这种“和谐”不只是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与统一，它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性。这也正是我们现如今所倡导和想往的“和谐社会”。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和”之美，被视为万物之“源”。有了阴阳相和才有了生命与繁殖。因此，“和”成为生存之力，生命之依。
三、生命美学的建构—中国现代美学的一项使命
中国现代美学的探索，必定会对历史背景有一个深度考量。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美学家扎根于他们现实的生存体验，作为对文化精神和生命存在的一种沉思。中国现代美学的最早形态是生命美学，王国维是其典型代表。他借助叔本华哲学，做足厚实的理论准备，在《<红楼梦>评论》中推理大胆，游刃有余，成为红学史上的惊天之作。他认为宝玉之“玉”实则叔本华之“欲”，贾宝玉等人的悲剧源于无尽的意欲，最终以死作为解脱是泯灭的生命意志。审美和意志在此语境中落实到叔本华所谓的“优美”和“壮美”身上。王国维将叔本华与中国传统思想融会贯通，王国维笃情于“无希望、无恐怖、无內界之争斗、无利害、无人无我”的生命境界。
中国文化将生命艺术审美化。在朱光潜看来，生活是人活在这个世上的第一桩事，因此首先将生活艺术化，其次是生命的艺术化。自然界的可贵在于一切皆是天造地设，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讲求天人合一。生命不是孤立存在的，生命本身以及它的实践活动形成了与自然间的联系。而这恰恰解释了生命美学的身体美学、实践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
宗白华主张建立一种艺术的人生态度，是将艺术推展到生活与自然当中。美感来源于自然，而自然美也正是生命本真之美。宗白华自觉担负着构建具有民族精神的生命形象，“时时救众生而以为未尝救众生，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进谋世界之福，而同时知罪皆空，故能永久进行，不因功成而色喜，不为事败而丧志……”这是他理想中的生命形象。
可见，中国现代美学不是单纯的审美文化，更多的是一种生命关怀与文化关怀。美学家对生命的凝视旨在复兴民族精神，振作民族血脉，探索中国民族独特的民族气节。
四、中国现代美学—民族困境中的生存论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力求建构一种系统的美学，他们偏重德育，强调其学科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中国现代美学
致力于情感美学，形象思维和洞观体悟是它主要的思维方式，对于理论还只是一个雏形，相对于西方美学的系统性，明显不足。借助于中国传统儒道两家文化精神及佛教禅宗文化精神的比较，中国现代审美文化趋于多元化，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慰藉、情感得以升华。这也是不同的文化背景所致。正是在中国现代美学家不断地寻踪中国审美文化该如何行进的过程中，西方美学思潮进入了中国美学家的视角，力图弥补中国对于思辨与抽象的不足。尽管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人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情感上来，但是，当代的美学研究已中断了这个传统，复活美学的生命成为未来美学家的重任。因此，在全新的历史文化版图中，中国应给自己精准定位，反思落后的根源，找回属于中国自己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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