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编者按：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发展中，延安文艺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它既是中国新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又全面规范了当代文学的建构与走向。也就是说，延安文艺承续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的某些内在精神，又在左翼文艺运动理论与创作的基础上，将大众化、民族化讨论和实践进一步引向深入，并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延安文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由延安时期的“党的文艺”转换为整体性的“国家文学”形态，并由此对建国后的文艺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当代文学的建构中，延安文艺经验作为一种成熟的系统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而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种种表现特征，如现实主义复归、底层写作、大众文化的兴起等，也不能不注意到其中有延安文艺内在精神的潜在影响。延安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家园中难以割舍的巨大传统，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它的启示意义更值得珍视。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对于真正认识“中国历史”、重视“中国经验”具有重大意义。也正因此，延安文艺研究应该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日益凸显，并且成为一个全新的亟待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2011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准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课题，力图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新的突破和建树。今年5月，适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故本刊特开设“延安文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栏，本期推出4篇该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以飨读者。Www.11665.coM我们真诚地欢迎海内外学者关注这一课题的研究，并为本栏赐稿。
　　摘要：延安文艺的形成及其演进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全面规范了当代文学的建构与走向。延安文艺不仅对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和政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性影响，它是中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世界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但多年来由于受意识形态和当代文艺思潮的双重制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和重视程度恰恰显得非常薄弱，延安文艺的历史成就及其巨大影响始终没有得到科学、公正、系统的研究和评估。在中国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的背景下，对延安文艺所提供的强大的动力资源和精神系统的研究必然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延安文艺的再研究，需要研究者以建构的而非解构的、理性的而非漠然的姿态进入，同时还需要形成新的研究思路，既不忽视延安文艺的本体性研究，又能将研究的重点置于考察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上面去。
　　关键词：延安文艺；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005－09
　　收稿日期：2012－02－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ll3)
　　作者简介：赵学勇，男，陕西乾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中外研究综论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延安文艺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是随着“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同时兴起的，有人曾将解放区文学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是以颂扬为基本格调的阶段；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解放区文学研究的蜕变阶段；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解放区文学研究获得根本性改变的阶段。这种划分基本勾勒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解放区文学(主要是指延安文艺)研究走过的历程。事实上，延安文艺作为解放区文学形态最为典范的体现者，其内在要素当然要复杂得多，尤其是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更为复杂。延安文艺的研究史既如同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学科史，也如同一部呈现中国当代思想界面貌变迁的文化史。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综合政治观念、文化语境及文艺思潮等几方面的变迁来考察和简要描述延安文艺的研究史。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的召开，将延安文艺及其范式确定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和发展方向，这样，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自然成了当代

学的源头。以王瑶、刘绶松等学者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视野下的文学史叙事，如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江超中的《解放区文艺概述：1941～1947》(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着重从“建构”的角度来叙说延安文艺，具有开创性的历史贡献，为后来的研究者做出了最初的理论准备和探索实践。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因为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作为主要标准来考量1917～1949年文学发展的动态，而缺乏文学的、美学的、文化的等多重视野的共同观照，使这样的研究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延安文艺在“新启蒙”、“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等思潮的连续冲击下，渐渐模糊了其文学史视野，常常被某些研究者叙述为一种缺乏历史延续感的政治暴力的产物，叙述为一种反现代性的文学实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延安文艺在这种种思潮中几乎被全面解构，并对其历史线索进行了人为的切割，“‘重写文学史’热潮中出现的某些研究成果就会呈现为一种扬此抑彼的二元论式存在，对新民主主义论研究成果进行了颠覆、瓦解，对中国左翼文学发展途中的某些现象缺乏了解和同情，大体上采取了一种轻蔑和否定的态度，很少采用较为复杂化的处理方式”。90年代产生广泛影响的“再解读”思潮，尽管与“新启蒙”等思潮有所不同，采取了某种较为复杂的观察与研究方式，研究者也推出了诸如《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李陀)、《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唐小兵)、《(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孟悦)、《一场难断的山歌案：民俗学与民族国家文学》(刘禾)、《灰阑中的“叙述”》(黄子平)等成果，为我们呈示了延安文艺的多种空间，但并不排除其对延安文艺潜在的“解构动机”。作为“再解读”思潮主将的唐小兵的话可视为这种“动机”的表白，他曾毫不含糊地指出，“延安文艺的复杂性正是在于它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而这显然不利于延安文艺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西方”对中国文学表现出的“覆盖”危机日益彰显，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因之也就能够对延安文艺以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的态度进行研究。有人指出，“延安文艺在解放区特殊的政治体制下，在民族战争、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如何建立一套文学制度，并催生出一套新的话语系统、新的审美系统，并如何或明或暗地承传到当前的社会文化当中，不仅是极具价值的研究课题，更是迫在眉睫的研究话题”。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产生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如王富仁的《延安文艺有重新加以研究的必要》(《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刘增杰的《回到原初：解放区文学的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等，就特别重视史料的重新开掘，显示了学术思路的转变；袁盛勇的《民族一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艺观念的现代性呈现》(《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艺的核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延安文艺及延安文艺研究刍议》(《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等从历史与现实语境出发，重新考察延安文学形成的原因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朱鸿召相继出版了《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延河边的文人们》(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从知识分子角度论述延安生活、文化对中国文人知识者思想变迁的影响；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从“文学”、“政治”、“文化”等多种维度重新梳理了40年代文学发展的脉络，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综观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的延安文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其表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趋势与特点：比较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尽管还处于零散、不成体系的状态，但毕竟为后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者大多具有较开阔的文学史视野，不管研究者自身的文学史观念、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差异有多大，都能从文学史的整体观念出发研究延安文艺，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延安文艺研究的传统；关于延安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研究方面成果较为突

出，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者试图进入延安文艺的核体，即从文化、政治、现代性等多重视角重新理解延安文艺，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这个研究领域的中兴趋势；对延安文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方面有一定的阐释与说明。但延安文艺研究的局限与不足表现得也很突出：50～70年代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反思意识，而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却是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宏观来看都缺乏冷静的、客观的、辩证分析的学术姿态；在这个研究领域取得公认的具有高水平学术价值的成果并不多见，特别是将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作广泛深入的联系，真正客观认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变，以及为建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新世纪文学能提供经验的成果则更少；已有研究成果的触及面有限，比如延安文艺建构过程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文艺体制问题、文学传播问题、文学经典化问题、民间文化问题等尚未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讨；缺乏“世界性”的学术眼光，太局限于“本土”范畴，延安文艺不仅是中国现象，而且也是世界文学演进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其与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的左翼思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方面的研究太显薄弱，亟待充实与弥补。
　　国外学界对中国解放区文学(主要指延安文艺)的研究比国内还要早，20世纪30年代初期，前苏联学界已有人涉足解放区文学研究，至40年代，延安文艺成为国外学界关于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的重心。应该说，日本和俄苏的延安文艺研究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解放区作家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被国外汉学家译介了过去，并进行了研究，涌现出了一批世界知名的中国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专家，如日本的小野忍、冈崎俊夫，俄苏的费德林、艾德林、切尔卡斯基，美国的梅仪慈、西里尔·贝契、加·约·布乔治，法国的苏珊纳·贝尔纳、林曼叔等。国外延安文艺的研究实践证明，在中西方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对话中，延安文艺不仅可能成为某种“共识”，而且还可呈现互补互动的良好态势。
　　国外学界尽管对延安文艺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的审视和宏观性的把握，但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所做的微观透视与丰赡阐释却给我们诸多的警示与启迪。丁玲、赵树理、艾青、周立波等作家在延安时期的创作是国外学者最为重视的，仅以丁玲而论，已有大约200多家杂志杜和出版社刊载和出版了丁玲文学的研究论文和专著300多篇(部)。有人指出，“半个世纪来，国外解放区文学研究成绩，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日本共发表(出版)研究论文、论著约374篇(部)，苏联共发表(出版)约154篇(部)，美国共发表(出版)约87篇(部)，欧洲共发表(出版)约65篇(部)，四块总计约680篇(部)”。
　　延安文艺是中国革命战争语境中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既是一种“战争文学”，同时还是一种“革命文学”，这样的文学必然带有强大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因此，对于国外学者(前苏联的学者不同，因为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大多都能够同情与认可延安文艺作品)来说，如何克服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导致的困扰成了他们能否正确研究延安文艺的前提。也许正如那些深入研究延安文艺的学者所说，由于延安文艺的意识形态指向，使其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异质性的文化存在，他们从延安文艺看到了另一个“自我”，看到了他们迫切需要的“镜像”，这同时也为西方学者反思自我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源，而美国学者、日本学者的研究动机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
　　通观国外学者的延安文艺研究，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其表现出了如下几个趋势与特点：从事延安文艺研究的专家学者多为较了解中国国情的汉学家，他们大多在中国有过较长时间的停留，有些研究者甚至获得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其研究大多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为研究的鼎盛期，60年代之后逐渐衰落，八九十年代又表现出复兴的态势；研究者能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对话中，从“文学性”、“审美性”、“政治性”等多重视角解读延安文艺作品，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思路；赵树理、丁玲等作家的个案研究非常深入。但国外延安文艺研究的不足也表现得很明显：普遍缺乏文学史视野，没有深层次地探究延安文艺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更没有描述出延安文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不能联系文艺思潮的演变进行研究，常常将延安文艺做静止的、局部的观察，所以，这种研究说到底是片面的，需要辩证地

看待；没有人试图说明延安文艺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也没有人联系世界“左翼”文艺思潮做客观的描述，故仍然缺乏“世界性眼光”；没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导向，即使从“文学性”、“审美性”、“政治性”等多重视角解读延安文艺作品，也始终不能从整体上进入和把握延安文艺的“核体”。 要求与学术背景
　　通过延安文艺研究史的简要回顾，我们不难体察到延安文艺本身的巨大价值还未得到全面的展现与阐释，从学术的意义上来讲，延安文艺的再研究已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件当务之急的事情。不仅如此，延安文艺的再研究也是对时代要求的一种真切的回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便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而所谓“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需要加强对那些能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总结中国经验、重塑中国形象有引领作用的基础性工作的研究。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更需要站在新世纪的高度，深刻反思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经验，正视和研究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在现代文化的世界潮流中所承担的文化的自觉、自救、自信与自强的建构过程，科学地面对和发掘“中国经验”的得与失，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文化动力和精神资源。基于此种认识，我们认为，延安文艺的再研究确乎是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其着眼的学术背景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从延安文艺的历史地位看，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延安文艺的形成及其演进构成了其中最重大的文化事件和文艺事件，延安文艺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又深刻影响和规范了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基本走向。“五四”文学革命虽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但这种文学革命本身却是一种“被迫”的行为，是中华文明崩溃之后中国文学“被迫走向世界”的某种自救行为，有人曾精辟地指出，“现代中国文学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类似中国文学从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的发展，而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这种外力，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及其背后的强势文化；现代中国文学的全部复杂性，它的特点、局限与种种后遗症，都先在地由此决定”。“五四”文学革命的实质是中国文学的“全盘西化”，是文学领域中文化思想主权对“西方”的拱手相让，这也使“五四”文学革命陷入了悲剧性的矛盾之中：文学革命的目标是要启蒙民智，但这种文学却不是从本土文学中产生的，因此很难对民众发生实质性的影响；“五四”先驱者知道，他们从作为“现代化”的教父和侵略者双重角色的“西方”那里学来的东西，无不带有耻辱性标识的“半殖民地文化”的烙印，而这深刻地折磨着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实际对这种“西方化”的文学并不满意，也领悟到“五四”文学革命的过渡性与暂时性。缘于此，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创造社、太阳社等早期的作家会迅速地走向“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是他们深深体认到了“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社会实际的“断裂”，他们希冀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以产生一种更具中国本土性质的文学，其最初的文学大众化运动不啻是回归本土的努力。延安文艺正是在对中国文学经验——“五四”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文学经验充分吸收与反思的基础上，建构起的最具中国本土文化气象和中国风格的文学形态。延安文艺在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创建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其巨大的革命和文化热情，结合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自觉、自信、自强地创构的一种相对成熟、丰富的现代中国文艺形态，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所有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与延安文艺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联。同时，延安文艺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隐，相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现实境遇中，得以不断地发展，并内化为当代文化(文学)所特有的文艺传统和精神品格，渗透于中国文化(文艺)建设的各个领域。因此我们说，对延安文艺的历史地位、影响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和研究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从延安文艺所形成的中外影响看，延安文艺不仅对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具有突出的世界性影响，它是中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世界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特别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发生了广泛的“左翼”文艺运动，但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文艺运动均遭遇挫败，

有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进入延安之后，却有了新的发展——延安文艺，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能够提出新的命题，比如“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以及“如何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普遍兴起，但后现代主义文学却始终难于解决好大众化的问题、以读者为中心的转向问题等，延安文艺实际上为认识当代西方文学提供了某种现实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代文学要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文学所认可，同样应该从延安文艺汲取成功的经验。延安文艺是在现实与民众的结合中走向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如果我们将延安时期开创的“人民文艺”与其他时期、其他派别的文艺稍加比照，就可以发现，“人民文艺”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任何一种文艺样态，它是最切近中国经验而又最适应中国民众的审美趣味的，完全是一种新的创造。延安文艺是历史上真正地把文艺还给了人民的文艺，它是中国现代精英智慧与民间智慧的有机融合体。当代中国文艺要有大的、持续的发展，也必须是在继承古典文艺、外国文艺菁华的基础上，在与现实与民众的结合中走一条“中国化”的道路，而在这方面，延安文艺的成功经验无疑最值得汲取。
　　从学科建设和学术史的历史和现状看，多年来由于受意识形态和当代文艺思潮(主要指新时期以来)的双重制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和重视程度恰恰显得最为薄弱，延安文艺的历史成就及巨大影响始终没有得到科学、公正、系统的研究和评估，多年来我们很难见到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这种失衡现象的产生，不仅反映出本学科自身的局限，也反映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的欠缺。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化(文学)的极大冲击与同化，中国文学在文学观念、文学思维、文学创新等方面遭遇空前的挑战，中国文学在“繁荣”的同时，几乎被“西方话语”遮蔽或颠覆，中国当代文学不仅很难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且相当一部分作家在疲惫而绝望地追随着西方现代派(包括后现代)文学，这种趋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那种充分体现让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包括文论)在被当代的研究者大肆解构之后，已逐渐归于沉寂。因此，重新发掘和认识“中国文学经验”是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而要有效解决这个课题，则不能不从延安文艺人手，因为无论如何，延安文艺都是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最典范的体现者，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各种重大现象和问题都可以与延安文艺联系起来进行阐释。所以，就学科发展和学术史的建构来说，延安文艺再研究的提出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延安是直接催生社会主义中国诞生的革命圣地，它无疑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进程有着不容漠视的血肉般的联系。作为延安时期诞生的文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延安文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极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转换为国家的文学(即一种整体性的塑造“国家形象”的文学)，并规范着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构体和走向。因此我们说，即使要深入探究1949～1976年间中国文学(甚至包括新时期以来的许多文学现象)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质，就必得追寻延安文艺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质的构成，否则，人们就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完整状貌的形成缺乏深入的理解，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当代文学进程的内在规律。正因为这样，探究延安文艺的形成及其特质的构成也就自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探源性工作。而在这个“探源”性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如何“中国化”的研究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而所谓“中国化”，就意味着它不仅不是一种被动地接受、被动地驱使、被动地模仿，而是一种在实践中经由中国式的反复验证得以不断认识和转化，是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的一种相当成功的历史经验的集大成。历史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正确性，当然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延安文艺实践中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合理性。由此看来，延安文艺再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从“价值重估”的角度看延安文艺再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作为

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链条中的一个至关点，延安文艺上承“左翼”文艺，下启50～70年代的文艺，与“五四”新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又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所有重大文学现象及文艺问题都与延安文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又可以多向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这二者之间是无法割裂的互依互存互动的关系。因为延安文艺形成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体系，所以，延安文艺多年来始终难于成为一个相对客观的研究对象。在文艺体制一体化的50～70年代，延安文艺被神话，笼罩着太浓厚的权力色彩和意识形态迷雾，研究者不敢越雷池一步，故延安文艺的研究其实并未真正在学术层面充分地展开。新时期以来，由于“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以及文艺思潮的频繁变动，过去那种对延安文艺的二元对立研究走向了别一种二元对立，即形成了对于延安文艺内在精神的整体性的怀疑、祛魅甚至颠覆的态势。绝大多数涉足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实际仍徘徊于延安文艺的外围，其着力解构与批驳的也不过是曾经笼罩在“延安文艺”之上的权力色彩和意识形态迷雾，远没有进入延安文艺的核体。因此，对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重估的意义就显得极为重要。而所谓的“价值重估”，就是要科学地、更加学理性地将延安文艺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以探讨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发掘其形成的理论资源并解析其体系架构。在此基础上，将延安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切人视角，以观察和辨析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内在联系，反思、重估和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功经验与深刻教训，广泛深入地探讨延安文艺所生发的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独特性。通过对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每一时段及整体性价值意义的重估，包括对延安时期重要作家作品的重估及其经典意义的发掘，深化、升华和提炼于当代文化建设有意义的精神资源。不难发现，延安文艺的再研究明显具有突破性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探寻当代文化建设资源的视角看延安文艺再研究的意义和价值。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文学经验的烛照，从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建构的先声，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初创期“十七年文学”的导向与示范，再到1978年后社会主义文化转型中“新时期文学”的思想领潮，都不难发现，文学经验始终是文化建设极其重要的信息资源、理论资源和精神资源。而当代中国文化实际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元并存的状态，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建构一种在面向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并能发挥出现代潜能，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的新型的文化(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我们看到，这种时代要求使延安文艺重新焕发出了光芒，例如，延安文艺中民族精神(中国形象)塑造的历史经验，为当代文化关于精神家园重建的问题提供了样本；延安文艺中现代性实践的历史经验，为当代文化建设中如何化解与释放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相交织的矛盾与困惑提供了参照；延安文艺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为当代文化建设如何形成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生态提供了范式；延安文艺的本土经验、民族经验、大众经验、美学经验都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由此看来，强化延安文艺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高度的当代意识和当代文化建设的高标始终贯穿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课题，其意义和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视角看延安文艺再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中国主动接受和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改造和运用，以解决中国文艺发展的具体问题，这个过程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毛泽东文艺思想主要形成于延安文艺时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型范例，事实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半个多世纪以来都没有人能够超越。毛泽东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充分运用于中国实践，并使其在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语境下得以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首先解决了文艺是“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此外，《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发的人民主体文艺观、革命功利主义文艺观、文学艺术源泉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论、文艺舞台上人民群众主角论，都包含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文论方面的独特创造，充分体现了其话语体系的实践性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当今中国主导的文艺理论形态，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面对当下日益丰富复杂的文艺现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有许多重要的领域和课题需要研究。在这样的意义上，重返延安文艺的历史现场，以探寻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视角看延安文艺再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全面系统地分析延安文艺传播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延安文艺传播的历史面影、性质和特点，不仅可以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对于深入认识这一世界范围内极少有的文化文学现象的生成及独特的传播语境和传播形态，都有着十分显在的价值意义。延安文艺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经由报刊与大众文艺活动共同传播的独特的文学传播现象，它在战争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学传播的目的，即最直接的目标、最直接的受众、最显著的效果；延安文艺的传播实践、效应及影响，又为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道路提供了难以跨越的历史范型。延安文艺传播的政治文化生态与媒介生态，使其传播成为战时宣传最有力的武器，这一特性不仅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大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延安文艺的生产和生存，也决定了延安文艺传播诸要素及模式：文学的不平衡和接受的多元状态下的多层次受众群体；传播者的多重身份定位和角色转换融合；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融合互动的集体创作模式。延安文艺传播的主要载体——期刊与报纸，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媒介的呈示性、表现性和建构性，使其同质化功能和与文学功能合流，媒介传播与文学传播协同，建构起了延安文艺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正是这样一种传播语境和途径，形成了延安文艺与国统区、沦陷区形貌迥异的文学版图。延安文艺中的朗诵诗运动和街头诗运动使诗歌在传播中回归和升华；新秧歌剧运动使戏剧从原始歌舞形态成为现实生活的承载体；广场演出的大众狂欢传播效应实现了传播形态从剧场走向广场的大众化重构。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文学及传播现象的奇观。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及影响不仅为战争环境中的世界文学提供了相当独特的经验，也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而这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更值得珍视。
　　从文献史料的整理及学术史角度看延安文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延安文艺再研究的突出特征，就是格外强调把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置于充实丰富的文献史料的基础之上。由于长期以来“延安文艺’’研究领域不被人所重视，研究者其实对延安文艺的文献史料和实物样本既缺乏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与分类，更缺乏深入的学理性的探究与阐述，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文献史料的搜求和整理方面应体现出的基础性、完备性、合理性及前沿性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二是在版本与校勘、辨伪与注释、目录与辑佚，以及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来源、体例编排等方面的研究很不完善；三是延安文艺文献史料及其研究成果的系统编辑与学术史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作为延安文艺研究的基础性建设工程，延安文艺史料学应当对探索和增强延安文艺研究的科学性与学术性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从而避免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与机械论，以及方法论方面的潜在困境。我们认为，延安文艺史料学的建立，应该对延安文艺的文献史料进行集成整理，做出科学的分类与编辑；对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学术史的清理、研究和综合评估。这些工作必将在新世纪延安文艺的文献研究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久远的学术影响。
　　四、基本思路与研究空间的拓展
　　我们认为，延安文艺的再研究必然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即“延安文艺研究”和“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复杂关系研究”。倘若将这两方面的研究截然分开，极容易将研究的重心滑向延安文艺而使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复杂关系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也极容易走以往研究的老路。鉴于此，我们主张延安文艺的再研究应形成新的研究思路，应该体现为三大板块，即“形成与本体研究”、“传播与影响研究”和“文献与史学研究”。这样设计思路的优势在于，既不忽视延安文艺的“本体性”研

究，又将研究的重点可能置于考察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上面去。
　　“形成与本体研究”。理应从发生学、文艺学及价值论等多种视野中，深入细致地考察延安文艺的形成、样态和价值等，深刻揭示延安文艺的历史与美学特征。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层面：考察战争环境中的延安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艺，文艺所能承担的使命是什么，有哪些文艺样式可供选择，对于此类问题的正本清源，是我们展开“形成”研究的前提；考察延安文艺在形成过程中所借鉴的文学经验，如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转换、对苏区文艺、对“左翼”文艺理论及创作经验的借鉴，对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经验的介绍与吸收，对民间文化(文学)资源及创作经验的吸收、改造等，在大文学史的视野中全方位进行考察；辨析延安文艺在形成过程中所借鉴的文学经验，除“左翼”作家的创作之外，还借鉴了哪些作家的创作经验，哪些民间文学的创作经验等，在大文学史的视野中全方位进行考察；考察延安文艺的创作队伍和理论队伍的构成状况，并研究其在延安文艺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延安文艺生态的多样性、延安时期重要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在重返历史现场的前提下，考察“政治”与“文化”如何深层次地规范了文艺活动，其内在的规律是什么，为什么“政治”与“文化”最终成为建构延安文艺思想的主要参照系等；研究“乡土中国”在延安文艺形成中的价值意义，与“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战略相一致，延安文艺实质上是乡土文艺，是通过乡土文艺以占据全国性文艺运动的主导权；探查延安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可能途径与现实手段，并分析其在民族化、大众化的追求中如何实现“文学的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对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宏观的理论反思与价值重估，结合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相关联的诸多重大现象和问题，多侧面提炼、升华、整合对当代文化(文学)富有积极意义的精神资源。
　　“传播与影响研究”。这一板块的研究应该从传播学、文学比较或比较文学的视角，深入探讨延安文艺在国内外的传播和影响，尤其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对于延安文艺精神和文学传统的承继与扬弃。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层面：考察延安文艺是通过哪些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艺传播的目的，如何达到最直接的目标、教育和鼓舞最直接的受众、取得最显著的效果的；考察延安文艺传播的主要载体——期刊与报纸，如何实现其媒介的呈示性、表现性和建构性，使其同质化功能和与文学功能合流，媒介传播与文学传播协同，共同建构起延安文艺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考察朗诵诗运动、街头诗运动、新秧歌剧运动，如何通过广场演出的大众狂欢传播效应以实现其传播形态从剧场走向广场的大众化重构；考察延安文艺的传播实践、效应及影响，又如何为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道路提供了难以跨越的历史范型及省思资源；考察延安文艺的世界性传播，在当时及20世纪后半叶对世界文艺思潮演进形成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文学所发生的较大的影响；考察延安文艺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与意义等；从40年代国统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所受延安文艺的影响人手，探讨延安文艺体制对50～70年代文学的直接影响；探讨新时期文学对延安文艺传统的继承与持续深化；考察新世纪文学对延安文艺精神的高扬及其历史的必然性；除了“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这些被广泛接受的极具涵盖力的术语外，还应在这个版块的研究中，总结与归纳出影响了当代文学进程的具有涵盖力的理论资源与话语资源。 献与史学研究”。这一板块的研究，自然应该从文献学和学术史的视角展开相关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旨在建立系统的延安文艺史料学，创构延安文艺学术史，将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整理与学术史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层面：延安文艺史料学的建立——对延安文艺文献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及鉴别的研究，包括文献资料及版本文本的描述和阐述、重要作品版本的考证和重要期刊及内容特点价值的阐释；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探源和考证——发掘因多种因素散佚的文献资料，并考证因历史及意识形态形成的版本文本变化及其时代意味，进一步研究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化环境和文学生态的多重关系；在前人的文献整理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要充分展开对延安文艺文献史料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

史料史、学术史进行研究与描述，并编辑和撰写相应的著述，如《延安文艺作品总目提要》(包括诗歌、小说、戏曲、电影与美术、文艺理论与民间文艺等)，编辑《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目录索引》，撰写《延安文艺学术史(1935～2011)》或《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研究》等。
　　这样的研究思路的预设，意在形成“延安文艺研究”及“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复杂关系研究”的具有高水平学术价值的成果。鉴于这个整体性的目标，三大板块的预设虽有主次之分，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却没有轻重之别，它们之间无疑应该相互印证、彼此呼应，研究成果总体上还应体现出浑然一体的整体效应。在“形成与本体研究”板块，要将形成延安文艺的各个要素阐释得清楚明了，使之有章可循且易于理解，在紧紧把握战争背景以及“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前提下，结合现代性、审美性与文学性等视角，全方位地对其进行分析与描述；在“传播与影响研究”板块，应从传播生态、传播媒介、传播制度、传播模式、传播者、受众以及文本内容等文学报刊研究的多角度切人，对延安文学做系统化的、纵深化的动态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不仅始终要有宽广的文学史视野和理论视野，而且需要有世界文学的视野，也就是说，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系统地总结中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在“文献与史学研究”板块，要体现出基础性、完备性、合理性和前沿性的特点，使其成为能够为学术界的延安文艺研究提供最完整、最系统、最便利的文献资料。整体看来，三大板块的研究之间无疑是有机联系、互相衔接又各具侧重及特色：“形成与本体研究”和“传播与影响研究”一定要以完备的文献资料为基础，这将有助于解决研究中的疑难和分歧；而“文献与史学研究”的目的最终又要服务于其他两大板块的研究，力求在最完备、最系统的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展示延安文艺再研究的新的成果。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设计及其有效实施，必将使延安文艺研究跨上新的台阶，并最终为延安文艺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存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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