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整个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构建了一个核心价值体系，这里将其称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和一些学者概括的“延安精神”概念是等值的。江泽民概括“延安精神”的基本涵义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也正好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这个核心价值体系团结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并影响和带动了全中国人民，形成了一个全社会普遍信奉共产党价值观的时代。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构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的经验十分值得学习借鉴。
延安时期构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建设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为构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领导基础。在中共早期，直到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党的领导人基本上由苏联和共产国际所决定。从遵义会议开始，在党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危急关头，形成了一种开放竞争的最高领导人推选机制。当时的开放竞争，直白地说就是，谁能够把党从生死线上救出来，谁就可以担任最高领导人。在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前，党内也曾有两个比较有竞争力的领导人参与竞争，一个是张国焘，一个是王明。张国焘虽然曾领导实力雄厚的红四方面军，但由于其没有能力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不能服众而失败。王明虽然有苏联和共产国际一定程度的支持，也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一度曾显示了很强的竞争力，但因其政治路线错误也最终落败。WWw.11665.COm党所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错误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右倾路线错误，否定了王明另外提出抗战时期政治路线的企图，巩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政治路线的权威；通过反对教条主义，剥夺了王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头衔，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通过反对宗派主义，解决了王明以及张国焘等人的人事问题，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通过反对经验主义，解决了另一些不利于党的团结统一的问题，使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于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主导了全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使得这项工作顺利推进，并且取得了极大成功。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由谁主导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说过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总是顽强地要求人们按照他们的面貌改造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曾说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如果像张国焘、王明那样的人主导了党的建设，不仅党的面貌会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否还能够存在都是不堪设想的。
第二，提出并有效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为构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政治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之所以能够成为构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的领导基础，关键在于毛泽东所主导的政治路线符合实际，并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这条政治路线迅速带来了共产党的转败为胜和发展壮大。
如所周知，“左”倾冒险主义反对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在军事上要形成百万钢铁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党内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这样一条政治路线，使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几乎全盘丧失，逼使红军走上了长征之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面对抗日战争爆发的新形势，通过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党的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事实上，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及其有效执行，就不能带来党的事业的发展，也就很难形成党的领导机关应有的领导能力和凝聚力，共产党人核
心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建成。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在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吸引全中国各地的爱国青年乃至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奔赴延安，吸引世界许多国家官方和民间的支持和援助，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创造了伟大革命业绩（根据地不断扩大、军队不断增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根据地的有效治理等等）是关键和根本。政治上的巨大成功，是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第三，破除了教条主义，同时，党的领导人进行大量的理论创作，为构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毛泽东发动与王明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历程看，毛泽东思想也是王明“逼”出来的。作为当时党的一位领导人，王明对党自身建设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样一个对手的刺激和压力，迫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方面有所超越，从而树立起自己的理论权威。为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写作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发表了许多理论性的演说，不仅驳倒了王明等人的错误理论观点，使其无可逃遁地戴上了教条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而彻底丧失招架之力，更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并从此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撰写的理论著作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非常高，他一生中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著作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在这一时期也有许多理论作品问世。毛泽东及刘少奇等人的著作，是表述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文献，是构建和传播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大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学习和贯彻这些文献精神，才成为中国人民所拥戴的领导核心，才构建了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 用鲜活的民族语言来表达和宣传党的理论政策，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传播奠定了语言形式的基础。延安整风整顿的是学风、党风、文风。整顿学风是要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整顿党风主要是克服宗派主义，而整顿文风是为了反对党八股。但是，这个党八股有那么重要吗，非要费那么大气力去解决它？是的，它太重要了，因为它是党的领袖联系党员、联系群众的障碍。只有畅通党和人民群众的沟通和交流、畅通党的领导人与党员的沟通和交流，让党员和群众了解和理解党的理论政策，党才能团结凝聚起来，党才能和人民团结凝聚起来。尤其是在王明这种冒牌理论家倚仗着党八股、洋八股蒙骗党员和群众、正在把党引向绝路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当头棒喝，彻底打垮这种害人害己的党八股、洋八股，才能把党引导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了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534 在毛泽东看来，党的理论政策要具备“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共产党人就必须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思想感情上和人民群众融合起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现身说法，讲了自己从看不起农民工人觉得他们肮脏到认为他们最干净的思想感情变化过程。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文风问题绝不仅仅是语言风格、表达能力的问题，本身也是价值观的问题。在毛泽东的推动和指导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创造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而且找到了最能够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表达形式。毛泽东及其战友的理论文章不仅通俗易懂，为公众所喜闻乐见，尤其可贵的是，这些文章在表达上个性十分鲜明，有的文章形式上并不规范精致，但风格独特，境界高远，许多作品至今仍然是现代汉语文献中的经典之作。这是构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五，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式，为构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制度规范和监督约束机制的保障。延安整风的基本方法或者说最有代表性的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什么毛泽东如此看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呢？因为
这一方法对于塑造人们的价值观是极为有效的。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要求党组织成员按照上级组织制定的党员标准进行对照检查，不符合标准的人要作自我批评，同时也要对他人不符合标准的言行进行批评，通过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共同提高认识，达到团结一致、共同为党组织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的目的。
这一方法的特点在于，首先：它是党对组织的自我调节作用的一种充分开发利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员必须参加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也必须对党员个人言行作出规范和约束。而在组织内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通过深入讨论，清理成员思想，让成员接受组织教育，使成员形成统一意志，效果极为显著。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率先进行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根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绝大多数与会者在发言中认真、尖锐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与会者对王明的路线错误形成了共识，使王明从此一蹶不振。从1942年2月开始全党普遍开展整风，所有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其他组织，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全党在普遍受到一次深刻思想教育的基础上空前地团结起来。同时，党组织成员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和组织成员之间进行深刻的相互批评，可以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党的理论政策，使他们在深刻地检讨自己言行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党的理论政策。其次，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一种“民主”的方法。党组织成员不管级别高低，都要接受组织的审查和教育；而且不管是和风细雨，还是唇枪舌剑，基本上也只是思想教育，这种“触及灵魂”的监督和制约既很深入，也十分有效。
第六，党的领导人不谋私利、带头艰苦奋斗，为构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作风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谋私利、带头艰苦奋斗，对于构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当时共产党人所在的延安以及其他敌后根据地，都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当地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共产党人必须和当地民众同甘共苦，才能和人民群众融合起来。其次，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腐败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共产党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政治斗争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所有去过延安的人，包括很多外国人，都对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艰苦奋斗作风印象深刻，而对国民党人腐败作风深恶痛绝。再次，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作风与当时艰苦抗日的战争环境十分协调，体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不仅可以砥砺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战斗精神，也可以激发广大人民的斗争精神，还可以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艰苦奋斗是任何胸怀大志、干成大事的个人和组织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状态和成长过程，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它都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核心价值。毫无疑问，共产党领导人带头不谋私利、艰苦奋斗，不仅是延安时期构建共产党人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单向前，孟西安.江泽民在陕西考察工作强调：结合新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开创新世纪改革发展生动局面［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 - 04 - 03（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