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崇高叙事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42年发表后先后经历了四次重大修订，即：从1942年的讲话语言到1943年的文字文本的第一次修订。从1943年政治文本到1953年学术文本的第二次修订，从1953年的学术文本到1965、1966年的学术文本、革命文本的第三次修订，以及从1965、1966年学术文本、革命文本回归到1991年的学术文本的第四次修订。这四次修订既是《讲话》文本去政治化与去工具化的过程，也是其实现经典化与神圣化的过程，其中的主要动力源自时代社会的现实要求与文本自身衍变的历史需要。《讲话》文本因而显现出丰盈的历史诠释学意义。理解并认识这种意义，是今天我们正确看待《讲话》巨大贡献与历史局限的前提。
　　关键词：《讲话》；政治文本；革命文本；学术文本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正式发表。从《讲话》发表的背景与目的来看，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崇高叙事。因为一方面，国共内战使红色政权面临覆灭危险，外寇入侵使民族存亡陷入危机，而延安整风运动成效尚不明显，文艺战线内部思想分化严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此消彼长，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还未完全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当时的红色政权迫切需要通过政治威权话语与文艺批评话语的叙事，来建构一个革命政权存在所必需先赋拥有的政治自我与文化自我，也即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大众对本阶级、本民族的政治认同感，以及人民大众因长期浸润于特定的话语系统而产生的因应归属感。Www.11665.cOM鉴于此，从政治上、思想上建构一项既与红色政权性质相一致，又能服务于当时军事斗争与文艺斗争需要的文艺制度与价值共同体，藉以规范、指导、引领边区的文艺创作，发挥革命思想本身具有的情感凝聚与精神感召作用，就成为边区政府的当务之急。
　　本文拟以《讲话》文本诞生的必要性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讲话》诞生后先后经历的四次修订过程与修订内容，展现《讲话》文本在流传演布过程中去政治化、去工具化的主导方式，揭示《讲话》实现经典化与神圣化的历史必要性，最后将在一种历史诠释学的视野内，阐发这种修订对于建构威权意识形态话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第一次修订：由1942年的讲话
　　语言到1943年的文字文本
　　《讲话》的第一次修订，经历了一个由讲话稿到记录稿，由记录稿到整理稿，再由整理稿到发表稿的过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根据《讲话》提纲与记录员速记，整理而成《讲话》整理稿。根据胡乔木的回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事前备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讲话时有速记员做记录。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但这个整理稿并未立即发表，而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将近一年半之后，也即1943年5月19日，才由《解放日报》副刊全文刊发，刊发时加有毛泽东本人拟写的编者“按语”：“十月十九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这段话意在说明两层意思：一是要说明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革命的旗手，仍然在思想上、行动上可以感召、引领边区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二是要表明在鲁迅逝世七周年发表《讲话》，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因为此时高擎“鲁总司令”领导的“文化的军队”大旗，就既是为鲁迅等人领导的新文化革命续脉，也是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之义，从而使边区政府倡导的革命文化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
　　从文本自身的规范性与科学性角度讲，《讲话》之所以迟迟不发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认为对待“文艺问题要慎重些”。因为作为红色政权的边区政府，虽然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但对于如何管理与领导文艺与文化问题，尚没有一个成熟的做法。毛泽东本人就坦承自己“对文艺是小学生、门外汉”，需要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需要把这种学习的成果加以理性的融通思考，因而需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形成比较成熟的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制度。事实也是，座谈会后，毛泽东又利用两次公开演讲的机会对《讲话》作了进一步阐述与深化。一次是1942年5月28日在延安整风高级学习组会议上，毛泽东

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就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使他们的文艺创作实现“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的目的。另一次是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对学员们的讲话。讲话认为，学员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但是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通过这次讲话，毛泽东形成了“小鲁艺”与“大鲁艺”辩证关系的观点。可以看出，正是通过《讲话》和连续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看法，使得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了深化和发展。这为修订《讲话》整理稿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基于如上原因，我们认为，第一，从《讲话》记录稿到整理稿，经历了一次初步修订。第二，整理稿在送交《解放日报》发排清样之前，应该经过多次修改。第三，即使在《讲话》清样出齐后，毛泽东仍对清样作了不少修改。据时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直接参与《讲话》编辑工作的黎辛同志事后回忆：“《讲话》发表以前，毛泽东看清样的时候又作过相当大的修改。他在清样上删去约600字，加写又约600字。默涵和我仔细阅读，认为改得好极了。”
　　《讲话》发表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出版《讲话》热潮。1943年10月，也即整理稿发表当月，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①。到1947年9月，东北书店印行单行本；1949年6月，华北新华书店随军分店、中原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讲话》在收入1949年之前出版的多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选集》)——如1944年晋察冀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选集》，1945年苏中出版社出版的《选集》，1946年大连大众出版社出版的选集，1947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出版的增订本及续编本《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选集》，1948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再版的《选集》，1946至1949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选集》——中，均未见对《讲话》进行修改的痕迹。个中原因在于，对党的领导人的著作修订是一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在1945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基本阻断了除毛泽东本人之外对《讲话》文本进行重大修改的可能。在1948年，中共中央甚至明文规定出版领导人著作 要求：“中央负责同志已正式公布的著作，各地在编辑或翻译时，亦须事先将该著作目录报告批准，并请作者重新加以校阅或修改。”这样，建国前出版的《讲话》，无论是单行本，还是《选集》收录本，均为1943年《解放日报》发表版的翻印，并未作出进一步的修改。这样，《讲话》在几经周折后，就由最初的口头语言，发展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字语言。从文本诠释学的角度看，这一发展意义重大。
　　首先，文字语言可以增加文本的规范性与权威性。讲话的“语言之所以能被书写，其根据就在于讲话本身加入了讲话中所传达的纯粹的意义理想性，而在文字中被讲出的这种意义却是纯粹自为的、完全脱离了一切表达和传告的情感因素”。讲话的意义理想性在于其外在的他律性，即讲话本身必须联系到讲话的场所、讲话的时间、讲话的风格、讲话的速度、讲话的语调，乃至讲话时辅助性手势等等予以理解；而将讲话固化为文字性的语言，则可以使其脱离上述心理学意义上的主观色彩，成为超越时空限定、且可反复辨认和不断重述的东西。
　　其次，文字语言吁求读者的积极参与实践。“文字的固定化使陈述的意义同陈述的人完全相分离，所以它就使得进行理解的读者重新成为它的真理要求的辩护人。读者也就在它的一切有效性中得知向他诉说和他所理解的东西。读者所理解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陌生的意见——它总已经是可能的真理。”“因此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东西就在一切人眼前提升到一种意义域之中，而每一个能阅读它的人都同时参与到这个意义域之中”，去释读、玩味、沉思、行动，进行文本意义的再创造乃至付诸意义的实践。
　　第三，讲话语言衍生为文字性书写语言可以产生出互文性语用：当要求一种意义的威权性与自主性时，就需营造一种话语的想象共同体，在此共同体当中，理解者小心翼翼地思忖自己是否忠实地领会了话语的真意而不致僭越话语的边界；而当需要一种意义的开放

与发展性时，就须将话语语言转化为文字语言，使读者本身而非语言文本本身成为真理的守护者与意义的阐释者。二者的共同意义在于其作为一种政治文本而服务于当时政治、军事与文艺斗争。我们从《讲话》在1944年7月收入由邓拓主编、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选集》第五卷时的一段“编辑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编辑的话”在将毛泽东思想定位为“马列主义中国化”，从而确定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之后，进一步从对外、对内两个方面阐述了编辑《选集》的意义：从对外方面讲，“目前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以及一切革命阶级革命人民正在向着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殖民地化中国的各种奴化思想作斗争，正在向着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从对内方面讲，“党内正在进行有重大意义的思想革命——整顿三风，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战线的实际情况”。鉴于此，“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战胜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与党外一切反动思想，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这是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完全统一起来，使党成为完全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一个异常重大的关键。”将这段编写《选集》的“编辑的话”用来形容《讲话》从口头语言到文字语言的第一次修订所具有的思想与实践意义，也是合适的：即“贯彻毛泽东思想于边区全党，帮助全体同志加强整风学习”，实现对对边区文艺创作的思想整肃与精神清理，以使边区的文艺创作成为“文化军队”而更好地服务于其军事斗争。
　　二、第二次修订：从1943年的政治文本到1953年的学术文本
　　1942年5月《讲话》的发表与1943年10月19日《讲话》的正式刊发，使边区文艺创作有了新的指导方针，边区文艺创作的乱象得到相应的整肃，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1943年10月20日，即《讲话》刊发翌日，《解放日报》就刊发了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讲话》的通知，“通知”将《讲话》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定位为“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1943年11月7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该“决定”进一步将《讲话》明确为“党对于现阶段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确立为各级党的工作部门“文艺观文化观的教育材料”与“一般人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这样，《讲话》就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的崇高定位成为边区政府的经典文献，成为指导边区文艺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引和感召下，边区的文艺创作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涌现出如艾青的《吴满有》、丁玲的《田保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贺敬之与丁毅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铜墙铁壁》等一大批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杰作。
　　然而，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国内外形势的相对缓和，也使《讲话》中不少针对当时社会历史形势而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显得不合时宜。根据胡乔木回忆：“由于受当时猛烈进行的‘抢救运动’的影响，讲话稿发表时，加进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辞。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
　　《讲话》文本在内容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来修正。1949年岁末，毛泽东应邀访问苏联，受与斯大林谈话的启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重新编选《选集》，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成功本土化实践，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纵深开展提供鲜活案例，并为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权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依据，从1950年5月起，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苏联委派的马列经典著作资深编辑专家尤金为编选指导，按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革命思想领袖著作编选的一般经

验与做法，《选集》的编选工作全面启动。1951年2至4月，毛泽东还专门利用在河北石家庄“休息”时间审阅修订了《选集》一至三卷初选文稿的内容。正是借《选集》初选文稿修订的机会，《讲话》才得以再次全面修订。修订的范围包括正文、注释、语句、语法凡670余处；除涉及一些文字上的加工和引文的重新考订外，还有一些原则性的改动。如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如何对待文学遗产的问题、文学创作的方法问题等。这些原则性问题的改动表明毛泽东对文艺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全 新思考。以关于文学遗产的借鉴与继承问题为例，就由原来的“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改为收入《选集》时的：“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但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作。”修订后的语句在“借鉴”前加了“继承”二字，这既表明执政党对待传统文艺应该持有正确的态度，又表明其在文艺立场问题上以中国传统文艺的承继者和发展者自居，从而为政权的文艺合法性作了论证。
　　第二次修订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为《讲话》加了13条“注释”。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添加“注释”不只是一个文本规范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要使《讲话》超出简单政治文本的囿限而衍生出一个学术文本，从而表明其思想渊源有自，进而与历史经典文本、历史流传物关联起来。这种关联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使《讲话》能够成为中国经典历史流传物的正统阐释，另一方面又通过多方面的修订使自己本身拥有了历史流传物的权威地位。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讲话》文本内涵的绵延、功用的发挥、意义的重建，都需要打破文本本体的静态悬在性，使文本的存在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持存过程，进入一种解释学所辩称的效果历史意识的辩证结构之中。而通过注释语言的增补修订使《讲话》文本由政治文本衍生为学术文本的诠释学根据在于：“流传物的本质以语言性作为标志”，以语言形态存在的历史流传物是思想、精神和观念的直接现实，它与历史中存在的事件常常是直接同一的。而流传物所使用的语言构成了我们理解历史流传物所铺展的人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维度，构成了我们认识的边界与实践的范围。我们只有在对语言的释读中，才能反观历史，思考现实，警醒自身，追寻意义。因此，对语言的释读、修订乃至完善，也就成为流传物在进入历史性持存时实现自身的主要方式。
　　这样，《讲话》经建国后的第二次修订，就由原来的政治文本衍生为一个学术文本。它与基于特殊历史时期、解决特定文艺政治问题而作的政治文本不同，后者是作者与意识形态威权部门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思想的发展而对前者作出的润饰、修订、增补与完善，其主要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而为社会不同群体构筑了一个精神共同体。
　　三、第三次修订：从1953年的学术文本到1965、1966年的学术文本与革命文本
　　《讲话》的第三次修订是与《选集》1962年修订一同进行的连带工作。因为在《选集》从1950年到1960年长达10年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编者和读者都陆续发现了一些错讹和问题，比如正文中史实的正误问题、语言表达的规范问题、文字编校中的错漏问题、题解和注释中的史料问题、表述的时效性问题，等等。为了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经毛泽东同意，从1962年8月至1965年6月，在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主持参与下，由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共同修订了《选集》。其中《讲话》修订的部分主要为注释内容。“注释”内容的修订：一是增加了一条注释，使原文的注释由13条增至14条。在这条增加的注释中，详细列举了正文中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来源、政治地位与区域范围，从而为曾经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边区正名，使其获得历史与政治的身份合法性。二是修订了正文中关于“大后方”的注释，去掉了1953年版中将“大后方”直接界定为“国民党统治区”的表述，将“大后方”重新界定为“国民党统治的、没有被日本侵略军占有的中国西南、西北部”，同时删掉了1953年版中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界定为“小后方”的表述。表述的变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党资格获得后对于历史问题的重新叙述与审理。
　　如果说1965年完成的这次修订尚没有改变《讲话》学

术文本的身份的话，那么，1966年进行的“修订”则使《讲话》完全由学术文本转变为一个工具性的革命文本。1966年，为配合“文革”运动，《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在头篇位置重新发表了《讲话》，该《讲话》与前此版本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删除了注释，代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的“编者按语”。“按语”在开宗明义地指出重新发表的目的——“为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生日，为着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后，用全称判断加程度副词的语式(“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最彻底”“最正确”)，裁定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终极地位，并以此批评了以周扬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路线，认定重新学习《讲话》“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意义”：它是鉴别香花和毒草、革命和反革命的“指南针”，是镜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是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中去的“进军号”。这样，通过将“注释”易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就祛除《讲话》原本作为学术文本的思想魅力而使其成为一种纯粹的革命文本与政治工具。对于红卫兵及其所掌握的文艺机器来讲，忠诚地接受领袖权威，认真地阐释主流话语，并将其直接应用到实践中去，就是在捍卫“真理”，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因而它超出了文本意义判断的范围。意识形态机器与学术文本之间的这种“呼应关系”之所以能在“文革”期间大范围流行，也反映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学术文本一旦辅以意识形态威权力量之后，会对其所处的尚未完全启蒙的时代及其历史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人们会在一种非理性的疯狂中扭曲了学术思想与历史事实本身。
　　四、第四次修订：从1965、1966年的学术文本与革命文本回归到1991年的学术文本
　　《讲话》作为一种政治文本与革命文本曾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发挥过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然而，简单地使《讲话》服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轻慢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与思想穿透力，就很难使《讲话》成为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的经典文本。因为一方面，一种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必须斩断其直接的实用性功能指向，而凸显出其丰富的思想性内涵；必须超越其狭隘的阶级、民族立场，而体现出人类世界的一般生存经验与共同人性尊严。另一方面，时代社会的巨大变迁使得《讲话》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的特征日渐加强，文字流传物本身具有超越狭隘的现实功用的指向而使《讲话》体现出其应有的神圣性：“文字流传物并不是某个过去世界的残留物，它们总是超越这个世界而进入到它们所陈述的意义领域。正是语词的理想性使一切语言性的东西超越了其他以往残存物所具有的那种有限的和暂时的规定性。因此，流传物的承载者决不是那种作为以往时代证据的手书，而是记忆的持续。正是通过记忆的持续，流传物才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使它所传介的内容直接地表达出来。我们取

得文字流传物的地方，我们所认识的就不仅仅是些个别的事物，而是以其普遍的世界关系展现给我们的以往的人性本身。”
　　进入新时期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西方自由化思潮，西方多元化哲学思潮在大陆风起云涌，“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在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当中深受欢迎。曾经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毛泽东思想，在经历了“文革”的惨痛教训后，成为历史批判反思的对象。虽然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正确的评价，然而改革开放后复杂的时代社会状况和“文革”的错误阴影，使得人们在短时间内很难再认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遂成为被尘封的对象，毛泽东思想成为守旧落后的代名词。为在思想文化上全面巩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肃清“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不良政治影响，还原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同时抵制西方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思潮对中国大陆的全面侵蚀，就需要一种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均极强的权威文本，毛泽东思想无疑最易用来承担这一新的使命。然而，“文革”前和“文革”后上世纪80年代初的《选集》，在正文、题解、注解方面均存有不少讹误；“文革”时期的文本，存在大量对原

作断章取义、甚至刻意歪曲的错误，因而需要对它们作出修订完善。
　　当然，民众在1990年代后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体认也为《讲话》修订提供了主体性契机。在1990年代后，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迫使人们开始理性的反思：中国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作为国家和社会建设的精神指南?反思的结果，是社会上重新出现了一种“寻找毛泽东热”现象，毛泽东著作重新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被“激活”，从文本诠释学的角度看，是因为以文字形态存在的历史流传物具有超越特定时代现实的能动性。“语言在文字中是与其实现过程相脱离的。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一切东西对于一切时代都是同时代的。在文字流传物中具有一种独特的过去和现代并存的形式，因为现代的意识对于一切文字流传物都有一种自由对待的可能性。”正是现代的意识，才使理解与诠释可以克服文本的陌生性和偶然性而不断返回到当下的现身情境，阻断文本语言与历史事实的对应指称，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由此并不局限于其生产的年代，而是通过后来精神性的理解、阐释、修订，使理解者、阐释者、修订者向来所属的世界得以扩展、充实、丰盈，使其具体体现为一个文本的“同化”和“解释”过程：“流传物的历史生命力就在于它一直依赖于新的同化和解释。”作为语言流传物的毛泽东思想的“同化和解释”也就是语言在进入具体的效果历史意识当中时，找到新的时代现实、文学文艺、文物制度乃至观念心理。
　　正是基于意识形态需要、文本自身衍变与民众心理认同三方面的动力，1990年5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生平著作研究组与注释组启动重新修订《选集》一至四卷工作，到1991年7月1日作为建党70周年献礼出版发行。其中的《讲话》在收入《选集》第三卷时，又对“注释”作了学术性的修订。修订的指导思想，是要客观评价原“注释”中提到的人物事件，矫正某些提法论断，丰富释文内容。比如《讲话》注释第3条关于梁实秋的评价，原注文为：“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这条注文不尽符合史实。梁实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虽因不同意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主张而与其交恶，但其站在普遍人性的立场上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却有其合理性。鉴于此，修订时矫正了过去的提法，以介绍其生平经历为主，结合正文中提到“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注明鲁迅曾对梁实秋批评的事实及其相关批评文章，以便读者能够较为公允地认识这一桩文坛公案。此外，还通过更正注释内容、完善注释形式的方式来提升《讲话》文本的学术气息。如将1965年修订版的《讲话》之第2、第10条注释中关于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的名称，根据1987年版《列宁全集》的规范翻译，更正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将1965年版第9条注释内容中关于“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欠准确表述——“《阳春白雪》属于较高级的音乐，《下里巴人》属于较低级的音乐”，修订为较为科学的表述——“‘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又如对《讲话》正文中关于列宁与鲁迅思想的引述，还按照现代学术论文的规范，标明了注释的具体来源、出处、版本、页码。正是通过对“注释”的丰富、矫正与修订，去除了那些原本具有强烈情感色彩和价值立场的政治词汇，易之以较为客观公允的陈述，从而大大增强了《讲话》的学术规范性与科学性，实现了《讲话》的历史文献化与经典化，阻断了根据历史需要随意修改历史流传物的可能。
　　结语
　　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讲话》在近半个世纪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容经过了四次刻意的修订，逐渐形成为一种经典与神圣文本。从最初的一种革命理论，到1943年发表时强化为一种革命理论与思想武器，再到1953年修订时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理论与精神指南，再到“文革”期间成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最后到1991年修订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规训、知识学宏大叙事与想象共同体，既反映了政治上层建筑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消长变化，也反映了现当代中国文艺思想与文艺创作的艰难曲折。《讲话》的意义，也从早期出于革命斗争需要，强调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与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及相关利益主体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演变为

日出于文化教化需要，强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观念上层建筑对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批评主体的教化指导关系。而一种具有神圣威权力量的革命话语身份建构，需要通过共同的叙事符号(如“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新民主主义”)、共同的身份诉求(如“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共同的奋斗目标(如“打倒敌人”“民族解放”)、共同的伦理信仰(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一些辅助性文化社会资源(如“文艺普及”“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来完成；反过来，这种通过后天建构而来的共享价值资源，又需时时通过威权力量的强制灌输、释读，以及接受者主动的陶冶、历练来得到维护。这就是《讲话》需要反复修订的文化社会学原因。
　　由此也见出，《讲话》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意义与真理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获得的，正是不同的历史境遇(如时代社会的变革、威权部门的解释修订)，使其呈现为不同的历史镜像，展现为诸如革命斗争文本、政治教化文本、文艺经典文本等不同的效果历史统一体。那些同一时间内秉有相同信仰的群体对《讲话》始终如一的尊领、宣传与释读，那些不同时间内持有不同观念的群体对《讲话》自发性的笃信、学习与思考，使《讲话》从一种文艺口号上升到一项文艺制度，从一个学术文本到一种神圣象征，从一种个体记忆到一种群体记忆，使《讲话》的修订过程本身显得意味深长，成为中国现当代文艺制度与文艺精神发展的生动写照。
　　当然，《讲话》文本的修订不是一个由“凡”到“圣”的单向经典化的过程，而是一个经典文本内部话语结构的反复调整过程。当时代社会生活的变迁证明某些当初通过政治威权而赋予其强制规范力的话语显得过时或存有讹误时，就需要通过补正诠疑的方法以保证其原创性与科学性；当原有的文本话语结构难以容纳全新的文艺社会思想与文艺创作实践时，就需要重新调整旧有文本话语结构的平衡关系，淡化那些针对特殊时代境遇而发的规范性话语的意义，强化那些长期被遮蔽而又能适应新的时代现实需求的弱势话语。文本的修订因而表现为一个去经典化与重新经典化的双向诠释过程。那个最初作为口头语言而存在的《讲话》文本，经过反复的修订、阐释、建构，辅以意识形态公权力的加冕与精英知识分子立法性阐释后，实现了从私人话语向公共话语、从一般叙事向权威叙事的转变，成为正统的、经典的、权威的与神圣的文本。一旦成为正统的、经典的、权威的、神圣的文本，就包含了不容置疑的真理与意义，再也不在修订的范围之内。虽然共和国建立后围绕文艺目的、文艺性质、文艺对象、文艺功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阶级等问题出现了各种话语的反复交锋乃至话语权力争夺现象，但《讲话》由于其神圣地位而基本上不构成学术讨论的对象，甚至超出话语争夺的范围之外。
　　今天，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的《讲话》文本已在人们的文艺生活中逐渐消退。然而，《讲话》所承载的文艺精神与所规定的文艺形式，却仍然回荡在各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中，规约并范导着新时期的各种文艺创作与文艺思想。而《讲话》发表70年来对中国现当代文艺与文化思潮所产生的持续、巨大影响，也启发我们超越单纯的文本叙事逻辑而去寻找其背后深层的文化与社会根据，去探究作为历史流传物的《讲话》，其文本传承与修订更易的内在逻辑和实践依据。理解这一点，正是今天我们正确看待《讲话》历史贡献与现实局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