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的论文_西医学论文

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

　①清末中国的西医群体尚未完全养成，故本文中的中国医界更多指“中医界”，但也并非仅指“中医”，有时仍通称包括中、西医在内的整个医界。
　　②可见《欧洲中古学人风气》，《知新报》第68、69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一、十一日（1898年），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940、954页。
　　③相关研究有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慕景强《西医往事——民国西医教育的本土化之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等。
　　〔作者简介〕鲁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江苏苏州　215123。
　　或因中西交通的增多以及西医事业在中国的开展，清末对西方医学的介绍相当多见。当时影响较大的《申报》、《格致新报》、《大公报》上都常有此类报道。康广仁等所编《知新报》也曾多期刊载西方医学知识。②通过这些报道，西方医者的考选、医会、医报等形制渐被时人了解，并被视为西方医学进步之由，西人“重医”、医学谨严也渐成一共同的认知。wWW.11665.CoM
　　时人认为，西方医学有一整套严密的机制，重视培养、选拔医生，借助于医会、医报等学术公器，医学日益进步。不少人因此心存向往。那时，中国原有医学的地位已因西医的参照日益坠落，但多数人只是将这归于制度或体系的不完善，并不怀疑医学本身。因此，当看到西人因制度完备而致医学美善时，遂主张仿而行之，中国医界的趋西之路由此开启。
　　这一历程近年已颇为学者关注。③西医东渐后的中国医界及社会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其间的中西互动与纠缠相当复杂，不仅中国医界受到冲击与影响，即西方医学也有被影响的一面。中国医界最初仅是欲袭西人重医之道以振兴己国之医，未想却由形式上的模仿渐及知识体系的学习，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一系列的变化究竟是如何的，既往的研究并不充分，即中国医界最初对西制的仿行，也仍需进一步的探索。
　　一、考医制的推行
　　在对西方医学体制的各种观察与表述中，医者的考选最被关注。1871年，同文馆的医学教习英人德贞曾介绍过这一制度，其言外国选医极其慎重，“必在医院习四年，又必二十一岁以上者方准为之，不许私充。凡内科、外科、幼科、查验科、化学、草学、身体学、辩证学等皆通达者，有管理宗学院及医院，秉公拔取，领有文凭，钤有院印，本人姓名年貌所学所能俱载于上，交该士为执，故国内医人皆注名于册”，是以外国医士“非经选取不许出治，不得随己意未经官考即出行道”，并指出“若西国之法遴选，虽难，或可免庸手之误。”⁽¹⁾德贞还进一步阐释了此制之由来，“缘庸医误弊人命有害于国，故秉政者立医学以统辖之，所以重民命也。非若百工技艺，人可随意为之，因其虽偶有差谬，于国亦无大伤，故无须国家治理之也。”⁽²⁾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民命”的因素。
　　那时，中国医界本常思及医者庸劣，报上也时有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故德贞所言西方之慎重医学及医学的考选制度颇致人深刻印象。此后，也多有时人关注及此。1876年，有人在翻译西国医书时，就注意到“西国医生贵重之至，必经考试，如式方准行世”。⁽³⁾因为“非经医院考取不能出手”，“律己严”，所以“误人少也”。 1879年，《申报》上还刊载了日本考医的消息，文中谈到欧洲“各地皆设大医院，欲学医者先入院肄业数年，且时至病院视名医之医病，学业成就始给予牌照，准其行医。且又时考试之，其呆蠢者则即将牌照吊销，法至善也！”而反观自身，似不足媲美，在作者眼中，中国“各医生略知汤引便悬壶行术，延者不察，每多致误，等性命于鸿毛”，实为大弊。⁽⁴⁾言下对中国医者的出身相当不满。
　　有时人即指出这种状况与中国素不重医相关。陈元朋在《宋代的儒医》一文中指出，宋代开始，医成为士大夫之业，儒医出现，从而医的地位得以提高，因此“医”并不是一直被视为“小道”的。（见陈元朋《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 p. 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第6卷第1期，1995年3月，179－202页。）但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大的时间段中，总体来说，医业是不被重视的。“盖惟上之人重视乎医，故下之人亦不敢视为小道”，中国“则素与星相杂技同列，贵介子弟从不屑以医业成家，所称名医、时医者大抵皆粗识之无，略知字体，从师一二载，便思出其技以售钱，尽有声誉大噪于时而药单上尚劣不成字者”。⁽⁵⁾《皇朝经世文统编》所收清人一文也有大致的认同，认为中国对医学不重视，从而造成为医不慎的局面，“中国向视医学为小道，待之不重，责之亦不甚严，苟且从事，为例所不禁，即有错误，罪止枷杖，且准收赎。故若辈坦然为之，无所顾忌，惟在延请者自慎之耳”。⁽⁶⁾
　　19世纪中晚期，中西医学二元竞争之势渐成，时人在比较中西医法时，颇有“中国之医，恒不及泰西之精”的感受。因为“医生一端，乃民间疾病所需，为当关心者”。在西方国家，“医生皆由国家考取，非考取而官给以凭照者，则不能行道于通都大邑之间。”中国之医却不然，“无论世医、儒医及精理方脉之医，皆非由官考论文联盟http://取而后行道也。”虽然其中“未尝无一二精通之士”，但“不足恃者”也不少。世医中“祖宗之遗子孙或不能世守”，且“人之性情有纯驳”，学问必“有上下，不能一致也”；而无师承之儒医、幼而拜师习方脉之医，是否遍读诸书，深通医理，或由业师严格训练，也不一定。这些医者，如果行医之初皆“不考取于官而遽行医，其有挟术半生，不蹈庸医杀人之罪哉？”此段及下段所引见《考医说》，《申报》第3727号，1883年8月28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23册，351页。又见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九十九格物部五?医学，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9年，4032页。

　　在医者的出身来源上，彼时中国之医行道问世确较西方医者更为自由。就传统医者而言，常是家传师授到一定程度（大约由师傅首肯）即可行医，这个过程也不见得草率，故医未必不良。前条材料中也提到仍有“无师承之儒医”等，实际还更复杂，如江湖郎中、走方游医一类。若与前条材料对照看，则其中虽不乏庸劣之辈，却未必都视人命为草菅。不同观念的形成实因不同的时代与立场，这里面的情况应具体考察，不可一概而论。拟另文探讨。然而到了清末，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这一传统的传承方式就遭到了质疑。因为对中国传统医者并无固定的衡量标准，医者大多“挟术以游、招牌一悬”，即“衣食在是”，而“其术之精否未由知之”，惟以“人之性命试己之方术”，其害实有不可胜言者。⁽⁷⁾因此，在涉及医风的讨论中，不少人即将中国医风不佳的原因归于无西方那样的考选制度，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中西医的主要差别。如1881年，《申报》一文指出，“西医与中医本亦不甚大异，惟西医系由考取之后给以凭据而后可以行道，华医则招牌即其凭据，初不由考试而得，此则最足为异。”作者观察到上海昔年也“曾有考试医生之举”，不过“考之者，仍不得其法，且举之后，绝无继者”，因此并没有像西方考医制一样，对甄别医生起到作用。《中西医术不同说》，《申报》第3032号，1881年10月9日，影印本第19册，401页。1883年，还有人惋惜此次考医“久而不行，前之考列前茅者，固尚有人行道于上海，而年代久远，人已渐亡，挂招之士愈出愈多”。面对当年夏秋之间“卒病卒毙者”，其以为“固由于时疫之流行，亦误于医生之无术”，主张重行考试之法，“乘今日医生众多，医术庞杂之时严加甄别，榜示通衙，使求医者不至靡所适从，而病人不苦于冤毙，是绝大政令也。”（见前引之《考医说》。）
　　于是，为“免庸手之误”，也是为了应对西来的竞争，时人多主张仿行西人考医之法，对中国医生也“认真考验，严定去取，有虚名而无实艺者黜之，声价过高厚索酬者屏之；但取其脉理精深，拟议妥当，学有渊源，案无庞杂者，然后给以行医之执照而准其行道”，以此甄别良庸，提高医学。⁽⁸⁾
　　那时，郑观应就表明应“为天下苍生计”，表奏朝廷“将各省之医生设法考验。如有深明医理者，给以凭文，准其行世。倘有假冒，则治以庸医杀人之罪。”⁽⁹⁾其后他还多次议及此，甚至有过具体的规划，如建议“殷户集资合建医院，考选名医，充院中之师。所招学生，须由院中掌教，考其文理通顺者，方准入院学习。不论贫富，俱当尽心传授，专工其事，精益求精。俟学习三年考取上等者，禀请地方官给以文凭，准其行道。如有医治奇症而见效者，报明医院，年终汇集刊刻成书，以启后学”，如此慎重医道，自可与“良相同功”。⁽¹⁰⁾郑观应在上海等口岸多年经商，接触西方事物本就较多，主张学西当属自然，其关于考医的思想大概也能代表部分趋西人士。
　　一向崇古的国人这时也回溯历史，从古代寻找考医制之源。有人指出“中国之医，古未尝不考也。迁流至于今，皆由中国世变相循，习而不察，而古圣人制作之遗意转流传于外域耳”，似在暗示西人的考医制原发端于中国上古。此观念或也受晚清颇为盛行的“西学源自中国说”的影响。论者指出，“《周礼?天官》疾医诸职，内外科皆备，司其职者下大夫、上士、中士，量能授官，安有不考其术艺者？”只是，此后历代“有京师之太医而民间无官设之医也。官不设医，则行医者不考于官而医道愈纷，医术愈坏”。
　　自称读了许多西国医书的徐延祚（龄臣氏）也指出，中国古时曾“设有医官，考核綦严”，只是“今则尽人皆可为医，朝读书，夕悬壶，以人命为草菅”。而西国“习医术最难，为时亦最久，非十年不足以尽其所长，故非富家子弟不能习医。习医既难求速成，而所有一切医局、器具，其费亦不赀，如审气筒、听肺木、测热管之类不可胜数，可谓竭心思耳目之力矣。”不仅如此，且“医士必加考试，既经医官录取，然后可出而售其术，诚慎之也，初不敢以人之性命试己之学业也。”两相对照，他不由叹中国医道失传“久矣”。徐延祚龄臣氏来稿：《论中西医学之异》，《申报》第5132号，1887年7月31日，影印本第31册，189页。此篇又见于金匮阙铸补斋辑《皇朝新政文编》卷二十四?医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661－662页；及《大公报》第209号，1903年1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第2册，25页。刊载于《大公报》时方有署名，余则不具。
　　稍晚倚剑生也说考医是古制，指出“中国自神农、黄帝、岐伯、伊尹创制医学以来，代有考求，至周而备。其时考医之制綦严，为道也尊，为学也专。”只是其后此制却不慎失传，以致医学因无考核而愈益不善。不过，倚剑生并不仰赖古人的荣光，他指出，中国之医确有其他不如西方医学之处，并不只是“考医”一制。中国医学“下无专门之学，同会之朋，上无科第之求，学堂之选”，而西医之学“师诲之而师试之，师不一人，试不一题，循途渐进，皆有阶级”，迨“历试俱优，言有心得，方许成名”。“其慎过于科场，其难甚于考差。及格中选，公家奖以虚衔，给以职照，听其四出售艺。”即使受凭之后，也可“留院再学，更番迭试，冀可造极。”⁽¹¹⁾相比之下，中国医者的培养在程式上确实比西方简单，晋升之举也远不如西医多，故在通行的层面或真不如西医发达。但医术是否一定就劣，却也很难说。实际上，上述诸人从古代寻找考医制之源，寻找历史上的依据，也多有些应对西医冲击的意味。 
　　对于泰西“考验之例，最为善政”的说法，一些有识之士并不盲目认同，特别是这一制度是否合于中国还是一个问题。有人回忆起昔年上海的考医即“日久渐怠，而江湖之士又复妄自矜许以欺骗财物”，“虽以考试取录而并无所区别”，故并不很欣赏因西制而重新提及的考医制度。且对于考官，“官而自知医理，则尚能别其优劣；如但采取虚名，不究其实艺，则转恐夤缘贿赂之风依然不免，反足为衙署中人生财之道而已。”《论天津增设医院并及扬州考试医生事》，《申报》第3055号，1881年11月1日，影印本第19册，493页。十多年后，有人表达了相同看法，表示“考医者必以医，如以不知医之人为之主考，则亦安用此一考哉？”（《论挑选太医》，《申报》第6971号，1892年9月17日，影印本第42册，105页。）论者从反面思之，提出考医制的负面影响，指出考医制或成为敛财手段，从而流于形式，终无济于医事，亦非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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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叫王海峤的就有类似的忧虑。他很不认可友人所持西医精于华医即在于考医制度的观点。他说通过考试获得执照方可行医，确实是对医事、民命的慎重，但如果考试制度本身有问题，则未必能达到甄别医生的效果。他问道，西医“所以考之者，果何如耶？如其若文场之考试，但以一纸空谈作敲门之砖，而盲试官复随意评定之，此则多此一考，究复何用？若考医者必用老于医、精于医者主其事，见其果可以行，而后给于凭据以听其行，则是我中国何尝无此考也？”此段及下段参见《论中西医学之所以不同》，《申报》第4886号，1886年11月20日，影印本第29册，877页。
　　在他看来，若不细究形式，中国传统医学的授徒制也可看作某种形式的考医制度，由此培养出的医者甚至更佳。他以自己为例说：“仆从朱滋仁先生屈指十数年，先则授之以业，继则试之以方，久则临之以症，使之阅历深，见识广，运用熟而后给以招牌，令仆悬壶于市。夫试之以方，临之以症，其为考试也，较西医之考试何如哉？招牌例由业师给发，则即与西医之所谓凭据者无异，特不由官手耳。”王海峤也注意到如果中国医生“亦仿照西人由官考试，不但官无此暇晷，且恐误于盲试官者，正复不少”，这样反而不能选拔出良医。因此他主张在中国“不若由业师考验，果可行道而后给以牌之为愈也。”对于王海峤结合中国实际情形所提的建议，其友“首肯良久”。
　　王海峤之思考亦可谓见地之言，其建议或也有可行性。只是在当时的中国，虽然不乏与王一样授受与阅历皆足的负责医生，但其提出的方法，必然要求为“师”者有较高的医术与素质有人就曾指出师授的不足，“若幼而学医，师所授读者，汤头歌诀、脉经大旨而已，本非通人，即遍读诸书不能讲解也。”另有情形则是“师负盛名，求方者踵至，无服握管，其徒隅坐，师讲脉案数句、药味八九品，以为简练揣摩。如是数年自信知医，辞师而去，悬招卖术，居然又一名医矣”。作者表示自己就曾见过某些师授之医“方中脉案、字句断续不成文理”的情况。见前引之《考医说》。，对于参差不齐的医界来说，似有些曲高和寡，并且王氏也没有提到如何甄别那些无师自学的医者。
　　由于中西医的差异，有人更指出，对于中国传统医学来说，考医之举犹难，即使“考列前茅者”，可能“其术仍未可恃”。因为“医之所以谓良者，惟视其所开之脉案与所用之药耳！”然而医者各有区别，“有善于立案而不善于用药者，有工于用药而不工于立案者。阅书多者其脉案必清顺畅达，而其所用之药或与病不相合。盖此事虽曰技艺小道，而细微之际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若“临症多者其用药必灵巧，而其脉案或辞不达间，其意盖曰‘医者意也’。我以意度之可以知其病之所在矣，而病或有出意料之外者，或不非先意以承之，则病又危矣。”也就是说，医者之临症用药与写脉案的高下可能并不一致，若以脉案为标准择优恐甚危险，盖“人有一定之意见而病无一定之变化，苟泥于古是以一定之意见治万变之病，则病危矣”。而考医之道“谅不过视其立意用药之间以定其高下，而二者之不同，若是将何以齐之？”并且“考试之际谅不过问以一症或数症已耳，而人固有善于用温补之药而不善于用攻劫之药者，亦有善于用清凉之药而不善于用竦解之药者”，方寸之间“岂能尽其技乎”？此“亦不可不预料者”。本段及下段见《书本报考医信息后》，《申报》第5148号，1887年8月17日，影印本第31册，291页。
　　如此来看，若要通过考试之道选拔讲究“医者意也”的中国医生，似乎并不容易，至少上述所谓意会的细微之处就甚难把握。当然，仍有人指出西人“考试之法极为详尽”，不妨“寻其旧法参互而用之”。此固为一策，然上之论述已言及中西医或不可同论，西法是否足为参考，仍很难说。
　　那时，中国自身的考医制正在酝酿之中。1881年，扬州禀请考医，以实际行动开风气之先。事起该地一绅士为母请医治病，却终至身亡，于是愤而殴医雪恨。由此扬州诸多绅士“以该处医士颇多，技术平庸而自高位置，草菅人命毫不介意，故联名公禀程雨亭太守，请为传考以别优劣，优者准其道，劣者不许滥竽。太守亦早知该处医家之弊，闻阅禀后即已批准，择日出示传考。”据说，闻知此事后，还有两医贿人求情免考，不过未获允准。⁽¹²⁾这一次考医，在具体操作时即仿行西法，医理明通者给“以执照，始准行医，其有理解未清、拟方夹杂者，则不给执照。”且为使民间周知，“复剀切晓谕，民间凡延请医生，必须曾经考取者。其未经考试不蒙录取，则勿以自误。如是则医生无可朦混，而人之受其欺者少矣。”《论天津增设医院并及扬州考试医生事》，《申报》第3055号，1881年11月1日，影印本第19册，493页。此制20年后仍有人忆及，说当时“仿西法给以执照，不能者概付阙如，犹恐民间未必周知，复出示剀切晓谕，令延医者必择有照之人，其试而不取及未经应试者不得为人治病。法良意美，所全实多”。（见《考试医生议》，《申报》第10216号，1901年9月26日，影印本第69册，151页。）
　　这之后，一些人开始深入思考，并提及考医制可能存在的问题，能否行之有效等等。不过，虽有质疑，大多人还是相信缜密的考医制度确可甄别医生，在西法渐行的年代，培养医生必加以考试成了一种趋势，且不论中西。当时，西医学堂基本皆有考医之举。上海同仁医院所开设的西医学堂“每年考试两次，以验学业之进境”。⁽¹³⁾仁济医院黄春辅的西医学生，也要“请官宪秉公考试，果其学成可用，则由官给予凭据”。⁽¹⁴⁾北洋西医学堂更有严格的考试与奖惩之规。⁽¹⁵⁾
　　中国医界类于扬州考医的行为却仍不多见。1892年太医院通过考试挑选聂鸿慈等14人时，时人即曾感叹宫中医“议论明通、理势透辟”，“皆和缓卢扁之流亚矣”，其秘诀就在于“必由考试而后取之”，外间“无此一考”则“医之品杂”，反映出当时对中国医生的考试确实较少。论者并指出这使在华西人“往往不信华医”，甚至“以其非考试出身，多鄙夷之”。⁽¹⁶⁾
　　这样的情形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发生着改变。1896年12月，江宁府柯逢时太守“以金陵果育善堂所设施医局，每有庸医滥厕其间，图领薪水，胡乱用药，害人无穷，因特饬医学家，不论男妇、内外、十三科各诣府署课程局”报名考试，“分类命题，不准翻阅诸书，并限于即日交卷”。柯太守此举甚得人心，不过仍有人指出此考仅为“欲入施医局之医”，“不入局之医，太守无由定其优劣，亦不能不许其开方论文联盟http://”，且“只在金陵一隅”，对“天下之所谓庸医者”，不能“悉数尽试”，故“操刃于三指者亦终不绝，而保全之术终觉不能扩充”，因而深盼中国能于“医学一门特设考试之法，则既不坠昔贤之善政，又可媲美乎各国之良模”。有人则更激进，以为“欲人之不为医所害，惟有创兴考试之法”，在其心中，考试是“较真实有凭而足以为救弊补偏”的“善术”。⁽¹⁷⁾

　　这一“善术”稍后为更多人认同。1898年，同仁医院选拔医生也借助了考试的形式。据称，考试当天，“诸董事乃当堂拈题面试。首题脉经论。次题营卫生会论。三题问元胡药性，主治何病行何经。限下午四点钟缴卷，不许继烛。”考试结束后，考生“所缴各卷，该院董亲自弥封盖印，藏之篋中，十分慎重。”⁽¹⁸⁾类于此的考医行为尚有一些，这些考试虽不完全同于西方的医生资格考试，但考医的甄别意味基本已在其中。1905年，李平书创办的上海中西医院及女子中西医院，在毕业时的考试，“合格者给予凭照，准其行医”，类同西方的医生资格考试。《上海李平书大令拟创设中西医院章程》，《申报》第10906号，1903年8月30日，影印本第74册，862页。《申报广告?女子中西医学院简章》，《申报》第11417号，1905年1月26日，影印本第79册，153页。
　　确实，甄别是时人对西方考医制关注的一个因素。在不少人眼中，当时中国医生“滥极矣，人之苦医荼毒久矣”！“将何以弥其缺陷”正是时人常常思考的问题。在看到“西人患病丧于庸医之手者鲜有所闻”，原因正在“考试”给照之后，有人于是建议在国家“仿行新法、参酌中西”的情况下，对于“中法之医，纵不能骤设医院广为造就”，亦宜“由各省道府定期考试，校其艺术，第其等差，优者给照以荣之，劣者否。其立方荒谬及不能成字者，勒令改业，不准在乡曲谬试其端”，从而“整顿医林即以造福士庶”。⁽¹⁹⁾时人对“整顿医林”充满着正面期待，很多人都希望中国医界由此而兴。
　　政府的率先行为体现着“整顿”、“振兴”之意。太医院于1905年开始整顿，要求“凡满汉举贡、生监，有精通中西医学之人，可到本院报名，听候定期考试”。⁽²⁰⁾此后并将定期考试议为定章，“所有八九品吏目医士恩粮以及肄业各生，每届六年由院会同礼部考试一次，分别等第，以定去留”。⁽²¹⁾1907年，民政部以京师医学“极欠讲求，往往药饵误投，戕害民命”，“拟将各医生逐加考试，如有程度不合者，即令归入官医院，补习医学，俟有进境，再令挂牌行医，庶不致仍前误人”。⁽²²⁾
　　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于1908年在南京对医生进行考试。据称，此次考试报名者“有六百数十人之多”，“投考者甚为踊跃”。⁽²³⁾考试于六月初开始，六月十五日成绩揭晓。“所有本籍、客籍各卷，均经陈子砺学使评定甲乙”，而入选者“须俟送入中西医院，俟研究所研究期满，然后分别等次，给发文凭”。⁽²⁴⁾此次考试章程详细，范围较广，试后按等级给以文凭，无文凭者不准行医。端帅此举颇获称赞，被称为中国“正式考试医生之创举”，但仍有人思虑较多，不无忧心，“特恐京兆一去，被摈者旋即复业耳。”⁽²⁵⁾不过，考试一制却延续了下来，丁福保即于次年四月投考，并考得最优等文凭，旋奉端制军盛宫保檄赴日本考察医学。此后丁一直致力于中国医学的改良。
　　在甄别良庸的风气之下，各地也渐有考试之举。1908年山东督宪鉴于“中国医学近来失传，习医家不谙医理即挂牌行医，为糊口之计草菅人命”，特意“谕饬医院总办，令其妥议章程，俟后凡医院、学堂、各军营官医与街市行道坐堂门诊内外两科之医生，皆须入医院报名认真考试，取其深通医理，学有根源者给予文凭，方准与人治病”。⁽²⁶⁾四川因“成都省会医生甚多，流品甚杂，实于生命大有影响”，于1909年行考医之事，“巡警道高少农观察出示招考，视其程度之高下，分别等第，各给证书，准其行医”。②1910年天津卫生局以“本埠各医士悬壶问世者，程度不一，滥施方剂，所关非细”，“通饬内外两科各医士迅即开具籍贯、年貌送局注册，以便预期会考，分别去取”。⁽²⁷⁾黑龙江则于1911年实行考试，“周中丞以江省医学向未修明，药品亦欠考验，贻误人命，实非浅鲜，昨特札饬警务公所附设医学研究会，派员考验，合格者始行发给营业执照，并派员随时稽案外来游医，免致有误人性命之事。所有各属通饬一律照办。”⁽²⁸⁾这些有别于传统的考试，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原有医生，虽然测试的内容多为中国医学，但考试给凭这一方式的运用，仍表明晚清医界拥有了更多原本不属于自身的内容。
　　二、医会、医报等医学机构的出现
　　考医制度之外，医会、医报等也是时人主张在中国借鉴仿行的。时人注意到西方对医学的重视不仅在于“研究鲜明，考核精当，而且必使事事临症、绘图贴说。设遇疑难之病，必聚集同业悉心辨论，剖晰其理，然后载之于笔以为后学津梁。”⁽²⁹⁾倚剑生指出这即是医学发达之由，在西方，医者若“遇有症治难明者，可亟达医会详询一切”，也可“刊列医报以质高明”，“务期利弊了然，斯尽厥职”，并且各国医会互相“引为同气，遇事得以互相关照，交换智识”，因此，医学日渐提高。⁽³⁰⁾深信西医的吴汝伦也认为组织医学会是兴医之一途。⁽³¹⁾
　　时人大多看重医会、医报的交流研究作用。例如医会“无论何项病症，均可令会中人考究其病之源流与夫医治之应用何法”。③不似中国医家大多自秘其术，很少公开交流。医报的作用也是如此，“西人例开医家报馆”，“凡某医于某日在某处医某症，其症若何，以某药治之而效，或某症用某法治之而痊，或稍痊而尚有未尽合法处，或治之合法而病又变化，另用何法以救之，凡若此者皆列之于报纸。”这与中国医生的医案略有相同，只是“华医不以遍告于众，见之者惟病人、亲属、药店等类”，“偶有验方，视为枕秘，不肯出以示人”，“西医则遍告于众，咸可闻之”，并且此类医报“其数不可以指屈，医生之家莫不览之。故此医以何法疗某症，彼医闻而知之，设遇是症，即可照前医治之；彼医以某法医某人，此医亦见而知之，设异日遇此病即可援其方以疗之。若是则不但能自得师，而且互相观感，交相观摩，日日阅报即日日学有进益”。④有人提到日本医学精进即有仿行此制的因素，故其以为医报一法实“良妙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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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这些观察与对比的深入，华人的倡行需求愈益迫切，在清季民初终于有所推行。仁和太守王仁甫和吴县秀才沈习之1898年在上海将筹办医学会的想法付诸实践，稍后并欲以此为基设立医学馆。该会“广购书籍及西医各种器具，以备入会之人，随时可以取阅试演”。可以看到，创办者已注意到西方医学之长，并颇有仿西以改良中国医学的意图。他们也认为“中西医理各有所长，不可偏重，亦不可偏废”，因此会中聘有“精通医理”的中医师，“以备会友问病、视病之用”，并且“每月印医学报一本，以广见闻”。会中还“广延教习，招选学生，设门诊、备药料等”。⁽³²⁾不过，该会虽有医会之形制，也出医报，但与西方研究性质的医学会还不太一样，“俟将来设医学馆后再当一一扩充”一语，更多体现了倡办者为医学馆立基的意图。
　　主张兼采中西医之长的李平书也提倡设立医会，并认为医会必应具备研究、交流的功效。1903年，他在筹设医会、拟章程时特别指出，医会之设，“意在普及现在行医之人，使增长识见”，故计划“每一星期开会二次，延请名医宣讲，如有心得及疑难之症俱可考问”，为鼓励医者到会交流，李还规定，对“会中逢期必到、勤学好问，于医道日有进境者”给予“褒奖匾额，以增声价而小鼓励”。而医学报之设，“意在发明医学，使人人皆知卫生治疾之道”。⁽³³⁾该年9月，李即与朱紫衡、陈莲舫共同组织了医学会。1905年，李平书因母丧停顿会务，后由顾实秋重立医会。第二年，顾开办医学研究所后，此医会结束。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7643/node67661/node67749/node67881/userobject1ai65357.html，2012年5月20日访问.
　　这渐成医界中人共同的思虑。1904年2月，周雪樵在上海创办《医学报》，同年7月创设医学研究会。第二年，他又创建了全国性的医学团体中国医学会。1907年，中国医学会改组，统一各医会。1910年4月，由于蔡小香与王问樵之间的矛盾，该会分裂。中国医学会由王问樵改名中国医学公会后，于7月解散。丁福保则禀请民政部设立中西医学研究会，获准，并发行《中西医学报》。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7643/node67661/node67749/node67881/userobject1ai65358.html，2012年5月20日访问；《医学界之风潮消息》，《申报》第13465号，1910年8月3日，影印本第107册，556页；丁福保《上民政部禀》，《中西医学报》第一册，1910年(宣统二年4月15日)，2-5页。1906年7月30日，李平书联合蔡小香、顾宾秋、黄春甫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医务总会。⁽³⁴⁾
　　天津中医丁国瑞也注意到立会办报以研究医学的重要。他指出，中国虽然也有官方的医学机构，如太医院，但“不过为内廷值差而已，非为中国医学设一研究所”。⁽³⁵⁾故“欲振兴中国之医学，须先借重于习医之人，此为先集势力然后集学问之办法”。他希望朝廷有所倡导，因为“朝廷重视此学，必然闻风兴起，五六年后则医学中必有许多有权势有声望之上流人物维持于其间，则学问必因人而见重于世。既见重于世，则讲求者必日见其多，由此愈研愈精，则中国之医学自必蒸蒸日上矣。”⁽³⁶⁾他也主张办医学报，各地医者“凡有心得之精义及治疗奇效之方法”，皆随时登报，“以广流传”。⁽³⁷⁾其并闻“某志士于医术颇有心得，拟请太医院仿照《商务报》之例招集商股，刊发医学半官报，逐日出版，以作改良医学之针砭”。《请出医报》，《大公报》第1283号，1906年2月2日，影印本第5册，第46页。按，稍后医报的创办确多体现研究改进医学的意旨。如中国医药学会所办《医药学报》，即宣称“鼓吹新学，改良旧习”，其目的“在研究医药之事，非徒以盲从塞责，必论文联盟http://恃有最新之学说”，故“凡关于医药学一般之理论及医药界时事之批评均属之”，并登列外国“各种书报中之最新发明及各专门大家之临时讲演”，与国内“理论上之攻究已成为专说者，及应用上之实验足以供参考。”《编辑略例》，中国医药学会：《医药学报》第1期（光绪33年正月），1、6页。《医学世界》也称其“以灌输新学，改良旧习为宗旨，并使人民增长普通医药之智识，而于有志改良者亦得收取长弃短之效”。因此“除医学、药学外并选录关于医学之各种科学，以促医学之进化而助人民普通智识之发达”。《本报新订简章》，《医学世界》第6册，1908年10月20日，1页。
　　实际上，那时太医院正论文联盟http://拟于“署内设立学堂或研究所”，以研究医学。⁽³⁸⁾1907年，于医学甚有心得的陈兰舫首先在太医院设立了“研究会一区，联络本院人员入会研究，以期医理阐明而重民命”。⁽³⁹⁾恽毓鼎此际也在京城创设医学研究会。恽毓鼎的日记显示，他自1907年始，即常至医学会活动；1908年开始筹办中西医学堂，办有四学期时于1910年9月奏请学部立案，惜未准，不过其仍继续医学会、医学堂活动，直至1912年因“款绌而废”。见史晓风整理、恽毓鼎著《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318-613页。同年，保定府创办医会，并发行医报。⁽⁴⁰⁾1908年，民政部设立官医局研究医学。⁽⁴¹⁾吉林也于是年设医学研究会。⁽⁴²⁾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风气渐开，各地医学团体纷纷成立，直到民国仍在持续。邓铁涛注意到，至1908年，除边远省区外，各省省会及大城市都有医学社团活动，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医学社团。见其《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2页。
　　三、余论：医学之外的关怀

　　19世纪末，在西方医学的对比下，要求国家重视医学，仿行西法以“振兴医道”渐成国人共同的心声。由于外患的刺激，时人对医学的提倡常别有怀抱，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少人注意到西方医学在国家的重视下日臻发达，因而民强国富，于是也主张兴医学以强种强国。澳门的维新派人士刘桢麟即言：“积体而成人，积人而成国，积国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⁴³⁾
　　梁启超那时也认为“保民，必自医学始”。其借师之言说，“凡世界野蛮之极轨，惟有兵事无有他事；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他学。兵者纯乎君事者也，医者纯乎民事者也。”他以英国为例，指出其变政的成功正在于“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大力倡议国家兴医。在梁启超看来，“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而在当时之中国，“举四万万人之心灵，而委诸学究之手；举四万万人之躯壳，而委诸庸医之手，是率其国为盲瞽之行，为尸居之气，若之何其不愚且弱也”。故梁氏集合同人，倡议“开医会以通海内海外之见闻，刊医报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医学堂选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设医院循博施之义以济贫乏”。可以看到，梁启超基本是希望通过效仿西法以振兴医学，达到医学的完善之境。其直接目的虽在医学之将来，但最终着眼点，却是国家的强盛壮大，冀医而“保种”，终至“保国”。梁启超：《医学善会序》（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饮冰室文集二》（原载《时务报》），中华书局，1936年，69-72页。按：关于英人的变政，梁在文中具体言道，“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而讲割扎。自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以来，举国若鹜，普之将蹶法也，日之将图我也，为其国之大小，民之众寡不敌也。于是倡为强种之说。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遒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饴。国之勃然，盖有由也。”
　　在19世纪末的中国，这一类想法并不罕见，特别是在维新士人中可谓相当平常。一般趋新者大概也有类似的认知。稍晚几年，曾出洋留学的傅汝勤傅汝勤曾由清政府派遣出洋学习医学，并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被赐予医科医士出身。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影印，193页。也指出强国必先强种，故主张大兴医学。他观察到：“德日维新，首重医学，体操则练及妇人，卫生则列为通课。其编军国民也，必经医师之察验，选强壮而汰其孱弱；其既编为军也，又时时诊察，疫则防之，病则除之；其行军也，于军医之外又有看护兵卫生队，必使保其健康而后已。”所以“其国民躯干壮健，志气尤烈，勇往无前，赴国事若私难。国之强盛，岂不在此？”⁽⁴⁴⁾反问之下，傅汝勤实表达了振兴医道、大兴医学的理想，而其最终指向则仍在于国。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若有重医意识，医学自然发达，国民获得保障，自然健康强壮，由健康之个体所集合成的国家也就会强盛。
　　实际上，梁启超、傅汝勤等人将医学提高到“强国之始”的地位也是与近代中国“身体的兴起”这一现象相关的。近代中国人曾被冠以“东亚病夫”的称呼，其后的士人即欲以种种努力与行动推翻这一说法，这或也与“身体”意识的兴起有关。此点多年前承王东杰老师提示，谨致谢忱！清季，由于迭来的外患，保种保国的呼声成为一股潮流，受此潮流影响，一些士人对国民“身体”的强壮相当重视，在他们的心目中，个体国民身体的强壮是国家强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医学实关系到国力的强弱，故皆力倡振兴医学，希望借医学的发达来强种以致强国。在众人由医良而成就的强国梦下仍有一共同心声，即国强方可免辱，与外敌抗衡，以致立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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