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下半年笔者即开始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此后也一直跟踪研究。这一研究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企业理论，提出国有企业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研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研究其规律性。这种梳理一方面展示一个长期致力于国企改革发展的学者的探索历程，另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国企改革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进程。
【关键词】国有企业；理论；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65—12
文革后期，我从经济研究所借调到国家建委工作，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国家计委组织的调查组到大庆油田进行调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总结大庆经验。1978年下半年，我开始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此后也一直跟踪研究。我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研究，把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研究企业理论，提出国有企业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从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宁江机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家经委等六个部门又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八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试点得到了许多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拥护。wWW.11665.cOm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普遍开展，给理论界提出了许多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例如，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国营企业是最成熟最彻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这种生产关系需要改革；经济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企业改革在经济改革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国有企业改革除了扩权让利外，还应包括哪些内容；怎样才能处理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关系等等。在当时，研究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解放思想，也需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和国外的实践经验。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吴敬琏、汪海波合写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文章，其中有不少涉及到企业问题。后来，我们又合作写了多篇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我们研究了企业理论，从现代企业的特征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和论证了国有企业必须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说明了改革实践提出的其他一些理论问题。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地位是由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我们在合写的第一篇主张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文中指出：企业再生产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在现代生产中，企业地位十分重要。第一，现代工农业分成许多专业程度很高的部门，一般化的领导已经不能适应高度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必须使各个企业能够根据本单位生产的特点，自觉运用科学技术，组织生产；第二，现代工厂内部也有十分复杂的分工，这就要求企业精密地组织各个环节和各个工种之间的协作，并随时调整，以消除不协调的因素；第三，现代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日新月异，如果企业不作创造性的努力，就只能循着相沿成习的旧规行事，势必落后于时代。这种情况表明，不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就不可能迅速发展。而我国国有企业没有机动权利和独立性，事无巨细都要向上级机关请示。因此，实行国有企业改革，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1］
我们在提交1979年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研讨会”的论文《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中指出，我国改革前的国有企业制度是以斯大林指导下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理论根据的。该书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特点是这样规定的：第一，国营企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最成熟、最彻底的；第二，国营企业的产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是按照国家机关规定的手续和价格实现的；第三，在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中，归工人消费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国家预先规定单位产品或单位工时的劳动报酬的固定标准；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直接领导属于国家的企业，通过自己的代表，即由有关的国家机关任免的企业经理管理这些企业。这里既否
定了企业应该有自己的利益，也否定了企业应该有自己的权力，还否定了企业应该发扬民主，不让职工群众参与企业管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一直统治着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我们指出：为了推进改革，必须解放思想，认真清理和批判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论观点，扫清改革的思想障碍。
在由我执笔、与吴敬琏合写的文章［2］强调，一定要重视和加强企业理论问题的研究。论文指出：企业是生产的基本单位，企业是否发挥积极性，对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迅速发展关系极大。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既要研究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也要研究解决许多理论问题。过去我们对企业的理论问题重视得很不够，没有让企业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其原因，一是由于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理解得过于狭隘，认为企业问题就是企业管理问题，企业管理不属于生产关系，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解得非常片面，机械地理解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认为企业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三是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没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没有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呼吁要提高企业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加强对企业问题的研究，掌握企业发展的规律，保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
怎样才能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呢？我们认为，一要承认企业的独立性，适当扩大企业权力，包括扩大企业安排经济活动、财务管理、确定工资和奖金以及外贸等方面的权力。二要给企业必要的利益，实行企业自负盈亏。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不能自负盈亏，一提自负盈亏就说是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没有分清各种自负盈亏的本质区别。三要发扬民主，保证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所有企业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我们还认为，只有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才能使社会主义企业时时刻刻发挥主动性，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及其成员的需要，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指出：“这里首先有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的问题。事实证明，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并不都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解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往往并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例如，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流通的产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实质上已经不是商品，因而强调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就不利于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还提出，要在商品交换基础上建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企业的自动调节”，并提出了价值规律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企业自动调节的机制设想。（《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 改革和企业改革怎样进行，当时有许多不同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废除国家所有制，主要发挥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我们赞成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存在，但不赞成这些人的主张。我在《建立合适的经济形式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的生产力状况仍存在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很不发达，二是很不平衡。客观状况决定了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存在。”［3］我们认为：研究所有制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当前的实际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国营经济又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调整所有制，进行经济改革，首先都要高度重视发挥国有经济作用；即使就发挥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来说，也要以发挥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作用为前提。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的目的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研究的重点也应该如此。［4］
在改革初期，对于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也有争议。有不赞成的，也有主张尽快扩大的，还有认为国有企业很快就能实行自负盈亏的。我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文中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必须考虑到各种主客观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些条件包括国民经济结构的状况，国家经济领导机关的管理能力，企业的经验管理水平，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同程度。扩大企业自主权要努力避免盲目性和带来消极后果。我还指出，国营企业自负盈亏是作为一种改革的长远目标提出来的，并不是说目前就能实行。“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因为外部原因是难以实行自负盈亏的
。”［5］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国营企业盈亏责任制或盈亏包干的办法比国营企业自负盈亏的办法更好。我在《计划经济与商品生产》一文中分析了盈亏责任制和自负盈亏的联系和区别，提出盈亏责任制或盈亏包干是改革过程中可以实行的一种办法，但企业改革的目标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6］57 - 59以后的实践表明，只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之后，国有企业才有可能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二、研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在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从此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86年开始，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直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止。这期间经济界对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评价分歧很大，并引发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讨论。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从开始实行就有很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的看法，有的同志把它看作权宜之计，有的同志把它看成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不赞成这些意见。在《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论文中，我指出，为了正确认识企业承包制，需要同传统体制下的企业制度、同实行承包制以前的企业制度以及同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企业制度进行比较。同以前的企业制度比较，承包制有其优点。例如，可以把国家规定的企业自主权落实下来，可以增强企业的动力机制，可以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可以增强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但是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仍在相当程度上隶属于政府机构，企业经营管理权仍受到很大限制，也不能完全实现自负盈亏，不能做到主要由市场来引导。我对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矛盾进行了分析。我认为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主要矛盾是政企开始分开但又没有完全分开。实行承包后，通过承包合同，政企确实开始分开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分开。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任务，归结起来就是促进政企进一步分开，最终使它们完全分开。我还认为，对承包经营责任制作用的认识同对它主要矛盾的认识有关，有的同志认为承包制可以促进政企分开，有的同志则认为承包制加强了政企合一，即加强了政府机关对于企业的干预。尽管与传统体制相比，承包制使政企开始分开了，但利用承包制加强政企合一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出现的。由于承包经营责任制存在着上述主要矛盾，所以人们既可以利用承包制来促使政企进一步分开，也可以利用承包制来延缓甚至阻挠政企进一步分开。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着，要力争实现前一种可能，阻止和克服后一种可能。政企分开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趋势，而真正实现这种趋势则还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政策措施。我的认识是，企业承包制既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要在一定时期内努力完善企业承包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7］
当时也有主张实行股份制的观点。1987年10月，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在北京召开了“企业机制改革国际研讨会”，世界银行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与组织，改革的问题与方案》中建议中国实行股份公司制。报告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些特征，使得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不会导致失控。在企业破产的情况下，所有者只需要承担相当于其最初投资金额的损失。他通过正规的控制体系，还可以监督管理人员的行为。这样，这种所有者（股东）向管理人员“放手”的办法便应运而生。最重要的控制机制包括：股东年度大会、所有者任命有见识的董事会来经常指导和监督管理人员；使管理人员的收入和企业的长期行为挂钩；任命外部审计师；股东可以随时出售其所持股票。虽然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却一直极其顺利地运行着或者至少优于其他组织大型工商活动的模式。这种巨大成功的一个原因是股份公司的灵活性：它可以适应私有、国有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所有制。它允许企业迅速发展以及根据技术发展和市
场情况，通过兼并、收购和退出来调整其业务。
报告指出：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如其相应的私有企业，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种适当调节政府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之间关系的控制体系。这往往导致目标的分散和相互矛盾，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过多的政治干预以及管理自主权和责任的局限性。管理人员常常更像政府官员而不像企业家。在这种环境下，就业、投资和价格决策往往不考虑资金效果。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与采用政府部门管理方式相比，效果更好。 ，在各种组织结构和所有制中，董事会已经成为对管理层实行战略指导和行为控制的主要手段。而在中国的企业中，董事会的这种协调和战略作用几乎完全不存在。报告建议中国国有企业应该考虑建立董事会的问题。董事会可以成为控制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的有效工具，但它不是万能药方。董事会常常或是由于没有充分的权力而无法有效地控制企业管理层；或者由于某种政治机构绕过董事会直接干预企业而使其丧失作用。
报告还指出，近几年来，在国有企业采取股份公司这种法律形式方面，中国进行了一些试点。然而，在许多试点中，股份公司的一些最有效的要素被遗漏了，如忽视促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控制体系。许多试点并没有建立董事会，或者没有设立供所有者议事（如任免董事会、批准会计报表和企业行为等）的正式场所（如年度大会）。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理顺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关系。关于股份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中国一直存在争议，许多地方官员和行业管理人员，不敢接受股份制和以股份制模式进行企业改造。许多人仍然错误地将股份制与财产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不愿考虑使用股份制来解决国有财产的问题。而股份制并不是任何一个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它只是为协调和平衡所有者与经营者两者相互矛盾的利益而提供了一种机构组织方式，它适用于任何一种经济体系。
这份研究报告曾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专门撰文［8］，介绍了报告的以上主要内容。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有着尖锐的争论。例如，有人说：“国家不管理国有经济，不继续介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不行的。”有人说：“国有企业只能实行盈亏责任制，不能实行自负盈亏。”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经济职能，政府必须管理企业，因此不能实行政企分开。”我撰写两篇论文［9］,［10］，对这些意见进行了剖析，指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应该具有各个社会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共同的特征。包括：（1）企业自主经营；（2）企业自负盈亏；（3）企业有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和能力；（4）政企职责分开。我指出：“在商品经济体制下，除了一些特殊企业，国有企业一般是可能实行自负盈亏的。这里一个重要条件是某一个企业的财产应和其他企业以及国家的其他财产严格分开”，也就是企业作为法人要有自己的财产权。
当时国有企业开始成为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但距离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还很远。为了克服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困难，我在《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一文中提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认识哪些困难、尤其要认识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分开、形成市场体系、实行价格改革等方面的困难。第二，要把改革看成一个系统，经济改革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有些改革独立性较强，可以进行得早一些或迟一些，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以适当提前。第三，要把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改革是为了发展，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不能脱离发展搞改革。第四，要坚持改革深化论和改革阶段论的结合。［11］
联系国有企业改革目标问题，我在《企业改革和两权分离》一文［12］中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演变的过程和发展趋势，提出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五种理论模式的观点。我认为，根据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制度的演变和企业改革的经验，可以把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概括为五种理论模式：第一种，实行供给制的企业模式；第二种，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模式；第三种，有简单再生产自主权的企业模式；第四种，有经营权的企业模式；第五种，有法人所有权（法人财产权）的企业模式。
第一种企业模式是马克思经典作家设想过的企业模式，他们曾经把整个社会设想为一个大工厂。这样企业就类似一个车间，用产
品分配来代替产品交换，对企业实行供给制的管理办法。这种模式在俄国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过，在我国革命根据地也实行过。第二种企业模式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完整的表述，即企业不仅归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经营，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它是苏联和我国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实行的模式。第三种企业模式是孙冶方六十年代提出的模式。他把资金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为划分企业和国家职权的界限，主张企业有资金价值量简单再生产的自主权。第四种模式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肯定的模式，其理论根据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国家掌握所有权，企业掌握经营权。第五种模式主张企业不仅有经营权，而且有法人所有权，国家则保留最终所有权。
以上五种企业理论模式，反映了社会主义企业发展成为真正企业的过程。所谓真正的企业，是指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企业。如果企业不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它只能起生产单位（例如班组、车间）的作用，而不能起企业的作用。第一种模式的企业显然不是企业，第二种和第三种模式的企业也不是真正的企业。在第二种模式的情况下，虽然也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由于实行统收统支、统销统购，企业是上级机关的附属物，因此并非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三种模式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因此也不是按照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要求来设计企业模式的。只有第四种模式和第五种模式，才要求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而成为真正的企业。
下面表1是五种模式在独立性、经营自主权、盈亏责任制、所有权等方面的特征和区别，由此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由产品生产者演变为经营者的递进过程。 表1.
当时，我把五种国有企业模式称为理论模式，是为了从理论上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事实上，1978年改革前我们已经处于第二种模式。从改革开始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是从第二种模式转变为第三种模式。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改革是从第三种模式转变为第四种模式。我提出这个理论时，它们都已经不是理论模式而是现实模式了。不过当时第五种模式还只是理论模式。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国国有企业就开始由第四种模式向第五种模式转变了。我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的目标应该是第五种模式。［13］ 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两权分离理论，是这以后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它要求不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同时要求把经营权交给企业。但当国有企业由第四种模式向第五种模式转变时，这一理论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就不明确了。一是如何处理政府管理权和国家所有权的关系，二是如何划清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关系，三是如何处理企业内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因此我在《企业改革和两权分离》中提出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充实和发展这一理论：一是实行政府管理权和国家所有权分离，二是实行国家最终所有权和企业法人所有权分离，三是在企业内部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了实现这些分离，处理好它们的关系，需要找到一种恰当的组织形式。［12］经过研究，我认为股份公司可以作为这种组织形式。1988年底，我在文章中指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股份制。［14］
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
1983年，我在《谈谈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一文［15］中指出：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提出了很多理论问题，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需要理论指导。例如，为什么要改革，如何改革，如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如何推进改革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都要求理论给予指导。改革的实践也在检验着理论，使我们舍弃一些过时的理论观点，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这些新的理论观点同样要由实践来检验。学术界研讨的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讨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我还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形成发展的历史说明，理论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依据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是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些理论观点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一些观点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对于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理论也是基本上接受了的。斯大林领导下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模式曾被当成唯一正确的模式。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照
斯大林的做法，还被批评为修正主义，这就是长时期实行这种体制的思想基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进行过几次改革，但大都是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权限的划分上兜圈子，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和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理论上未能突破旧框框的束缚，因而没有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近四年来，我们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计划与市场等问题上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广泛的理论讨论，突破了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那么什么是改革的理论依据呢？我认为改革经济体制是一项具有很大创造性、探索性的工作。由于客观情况复杂和主观认识受限，改革中难免会犯错误，走弯路。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我国实际，进行理论探讨，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后来，我在《再谈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16］中又指出：用什么理论作为指导，不仅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方法，而且决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然也要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还指出：经济体制虽然实质上是生产关系问题，但并不仅仅是生产关系问题。它除了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还包括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改革经济体制应该以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以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解决现实中提出来的问题。对于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改革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并结合改革中的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这是实践检验理论和促进理论发展的过程，也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这样做，才能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作用。
我在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产权制度、经营制度、政企分开等问题时，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改革中有人主张私有化，认为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行私有化就能解决企业改革的困难。我在《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中说：我反对私有化，但是不反对在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私人经济。在中国现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应该允许私人经济存在。我认为，只要管理跟得上，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发展一些私人经济并不可怕，不仅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但是，中国不应走私有化的道路。有些国有小型企业，如果不适合国有，可以卖给集体或个人，这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这不能证明应该私有化。我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还有可能成为官僚资本化。”鉴于在世界范围内公有化私有化的争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激烈，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研究和总结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17］
国有企业改革经常受到来自“左”的思想的干扰。1997年上半年，一篇广为散发的文章提出要批判“唯生产力论”。该文说已经出现了脱离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的严重倾向，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文章认为从资产比重占优势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来理解和把握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唯生产力论”的表现。文章还说：“以为只要公有经济资产比重占优势和起主导作用，就是主体的观念已相当普遍地被接受，几乎成为不用论证的几何公理了。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它说明唯生产力论作为唯生产关系的反动而出场，显得似乎很有道理。”我写了《国有企业改革和生产力标准》批判这篇文章的错误观点。我指出：我们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曾捏造了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借批“唯生产力论”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极左行为制造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批判了所谓的反对“唯生产力论”，称之为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想不到现在又有人提出要反对“唯生产力论”。所谓“出现了脱离了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的严重倾向”完全是捏造的，是把改革的路线方针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此文打起了重批“唯生产力论”，说明仍有人反对把发展生产力看作衡量路线方针的根本标准，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的历史上，批判唯生产力论起的就是这种作用。这篇文章实质上
是反对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作的《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等方面”。江泽民的报告中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社会主义总资产中要保持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资产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这篇文章正是把这些观点称为“唯生产力论”而肆意反对。该文还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观点。例如，认为“即使一部分中小企业也不能出卖”，认为在任何条件下私有经济的发展速度都不能快于公有经济，社会主义不能实行政企分开，不赞成各种所有制之间平等竞争，主张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等等。我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分析评论，提出为什么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理由，认为“这是吸取历史上的沉痛教训”，“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才能保证企业改革和整个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建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8］ 业产权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一个重要问题。有的同志不赞成产权改革，有的同志认为要靠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解决产权问题。我不同意这些观点。我认为经济改革一开始就遇到产权问题，以后不断解决问题，又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要求解决。国有企业要实行自负盈亏，就要求企业有自己的财产，如何使国有企业有自己的财产而又坚持国有制性质，就是国有企业遇到的产权问题。有些人认为只有资产阶级学家才有产权理论，马克思主义没有产权理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在《企业改革和产权理论》［19］中说：马克思主义是有自己的产权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等产权的概念以及它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和历史演变进行过系统分析研究，尤其是曾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内涵和发展、变化等问题进行过系统的分析研究。他们的突出贡献在于把这些产权问题同所有制问题联系起来研究，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联系起来研究，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联系起来研究，从而克服了这些问题研究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的理论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产权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不管是自有资本还是别人资本——引者注）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20］435这个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的理论已成为我们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的分析，关于股份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关系的分析，对于解决国有企业财产制度问题也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我还指出：对于资产阶级产权理论要有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资产阶级产权理论是为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本质上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敌视的。但是，资产阶级产权理论又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产权问题的经验，包含着有科学内容的原理原则。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发展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运行上有共同点。因此，资产阶级产权理论对我们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权责利关系和有关问题，也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不能一概抹煞和排斥。
关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改革中一直要求加快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党的十四大提出，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我写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营企业机制转化》［21］、《关于建设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几个问题》［22］、《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要高要求》［23］等论文，探讨企业如何加快转换经营机制。我指出：过去改革中，我们比较重视改革经营方式，而对改革企业制度重视不够。经营方式和企业制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一般是指企业归谁经营（归所有者经营还是归其他人经营）以及如何经营。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则包括产权制度、政企关系、经营目标、企业权限、盈亏责任、劳动制度、分配制度、领导制度、破产制度、法律形式等内容。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与传统的国营企业相比，这部
分国有企业在制度上应该具有以下的特征：（1）企业作为法人，对于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有法人所有权。财产的最终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财产所有者不再由政府机构来代表，而由经济组织来代表；（2）企业完全独立，彻底割断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3）企业以利润为生产和经营的主要目标；（4）企业完全自主经营，不仅有简单再生产的自主权，而且有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5）企业完全自负盈亏；（6）企业有自主用工权，实行自由雇佣劳动制度；（7）企业自主分配，利润分配能够保证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8）按照国际惯例，实行董事会领导的经理厂长负责制，使企业领导体制有利于正确决策；（9）企业实行破产制度；（10）企业采取股份制或其他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形式。我还指出：从我国企业改革的历史来看，改革经营方式可以与改革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即伴随着改革整个企业制度、改革企业经营方式，也可以不和改革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即在维持原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企业经营方式。前一种做法是正确的，后一种做法则有片面性，甚至不正确。过去我们主要采取的是后一种做法，使得传统企业制度没有得到全面的根本的改革，也使得经营方式的改革未取得应有的成效，难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既要继续改革经营方式，又要着力改革企业制度，把改革经营方式和改革企业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
关于国有企业政企分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了实行政企分开的方针，以后又一再提出促进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但是，实行政企分开困难很大，进展缓慢。1996年6月我在北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政企分开是深化企业改革的关键”的发言。我说：有些同志举出种种理由说明国有经济不能和不应实行政企分开，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一般数量很少的格局，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格局。因此，我们不仅要在非国有经济中实行政企分开，而且在国有经济中也要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实行政企分开。而政企不分则会带来很多严重后果：（1）难以建成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2）市场体系难以健康有序地发展；（3）宏观调控难以正常进行和顺利实现目标；（4）政企不分，权钱结合，为腐败提供了有利的土壤；（5）对社会治安产生不利影响；（6）对文化教育工作产生不利影响；（7）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难以根治；（8）不利于政府实现管理现代化和提高工作效率；（9）难以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0）影响社会稳定。同时，我指出实行政企分开面临的困难很多：一是政企分开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且涉及法制建设等问题。二是政企分开涉及多方面的理论问题。不仅涉及经济学理论，而且涉及政治学理论、行政学理论、法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等。不少问题或则研究不够，或则没有研究。三是政企分开涉及深刻的利益矛盾。政企不分使一些人受益，形成了特定的利益结构，政企分开要改变这种利益结构，就会影响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引起深刻的利益矛盾。四是政企分开要改变传统体制下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改变习惯也是很难的。五是为了顺利实现政企分开，需要找到一条好的途径和一套好的办法。例如，在精简政府机构中对人员要妥善安置，在转变政府职能中对既得利益要适当照顾。这些都是艰难复杂的工作。因此，政企分开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对此我提出了如下建议：（1）要对政企分开有紧迫感，痛下决心，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2）加大力度，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3）下工夫在企业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方面取得进展。（4）积极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政府，不能兼有企业的职能。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企业，不能兼有政府的职能。中央部委一般不应成为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单位，避免出现既是“婆婆”又是“老板”的单位。认真落实法人财产权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5）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为政企分开创造有利条件。（6）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规范市场。（7）加强有关立法工作，政府法制建设尤为重要。（8）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把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9）转变思想观念，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依靠政府办企业的观念，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企业办企业的指导思想。（10）开展多学科的研究工作，为实现政企分开、正确处理政企关系、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有企业改革的历史，研究其规律性
1998年，我回顾2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时，遇到了如何划分历史阶段的问题。当时有人划分为六个阶段，即：（1）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阶段（1979 - 1980年）；（2）试行经济责任制阶段（1981 - 1982年）；（3）试行利改税阶段（1983 - 1985年）；（4）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及税利分流阶段（1986 - 1990年）；（5）以转化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的深化企业改革阶段（1991 - 1993年）；（6）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深化企业改革阶段（1994年至今）。也有人划分为五个阶段或四个阶段。我认为，划分历史阶段既要反映实际情况，又要反映各个阶段的改革思路，即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包括改革目标、理论依据、主要措施，便于人们认识改革进行的历史轨迹，掌握改革的规律性。以上这些划分并不能反映各个阶段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有变化的。各个阶段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决定的。概括起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实行两权分离。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相应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可以划分为扩大企业自主权（1978 - 1984年）、实行两权分离（1985 - 1993年）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1994年至今）等三个阶段。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国就曾经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当时改革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通过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缺口。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真正的企业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这一阶段的改革仍是以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以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进入实行两权分离阶段后，改革的思路是国家有所有权，企业有经营权，两权分离主要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一阶段试图以两权分离促进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和国有企业向市场主体的转变。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强调转化企业经营机制贯彻的也是两权分离的思路。两权分离主要是通过经营承包责任制实现的，但实行承包制的企业既不能做到完全自主经营，更说不上能够自负盈亏，也就难以做到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两权分离理论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为了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转变。因而进入了第三阶段，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阶段。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来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是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的。这两项措施的实质是进行产权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
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决定》把产权关系明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指出：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由于承认国有企业不仅有经营权，而且有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开始进行深层次的产权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又经历了一次飞跃。我曾提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的五种递进模式（见前述）。以上三个阶段的划分也反映了我国国有企业由第二种模式向第五种模式转变的历史轨迹。
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掌握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规律性，这就既要研究国内情况，也要研究国外情况，既要研究现在的情况，也要研究历史的情况。1999年12月，我在《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八届十次常委会上的演讲）中提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有如下一些规律性现象：
1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从世界主要国家情况看，尽管各国制度不同，国情有别，但国有经济一般都承担着以下职能：（1）发展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2）发展基础工业；（3）发展某些支柱产业；（4）发展某些高新技术；（5）承担特殊的社会职能，如军工生产、维持就业、开发落后地区。
世界各国发展国有经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这就是，在有些时期内，有些经济活动由于投资大，回收慢，依靠民间的个人和集体是搞不了的，这就必须由国家来搞；有些经济活动私人不愿意搞，有些私人也能搞，但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不能让他们搞，往往也要由国家搞；还有一些是国家和集体、个人都能搞，但国家搞更有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好，国家应该也可以搞。
2各个产业部门和国有经济的相容性是不同的。国有经济在有的产业部门优势大，在有的产业部门优势小。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也有规律性。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在邮政行业中，英、法、美、西德、意大利、日本的国有企业都占100%；在钢铁业中，英、法、意大利的国有企业都占到75%；在汽车业中，英、法的国有企业占50%。 比重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它是受多种条件主要是受经济发展的要求制约的。概括起来，制约国有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1）发展国有经济的必要性；（2）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3）国家的财政状况；（4）私人经济发展的状况；（5）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即成本和收益的比较；（6）社会制度；（7）意识形态。
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比重过大往往会导致国家负担加重，财政出现困难。因为，在国有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甚至不少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要靠政府补贴过日子。国有企业增多，政府的财政负担就会加重，从而导致财政状况恶化。这是有些国家搞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则会影响非国有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应有的发展，还会导致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不佳。
4各国发展国有企业都有其社会目标。许多国有企业就其自身的经济效益是不好的，需要财政补贴。但从国际经验看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主要条件是企业的定位要恰当，要有经营自主权，有明确的财务责任，参加市场竞争。
5随着社会经济等情况的变化，如社会对国有企业需要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国有企业必然会发生调整改革的问题，国有企业的调整改革又是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等相联系的。
6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作用有极大的甚至根本的区别。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完成国家计划的基本经济单位。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国有企业要和非国有企业一样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必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否则搞不成计划经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虽然也起着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的作用，用以解决市场失灵、分配不公、劳动者失业等问题，但是国家可以权衡利弊，决定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管理、来调节国民经济，决定国有经济的比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可以起主导作用，不必要也不应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7国有企业采取的经
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大都采用国家参股形式，国家独资企业不多。国有经济的趋势是通过股份制与其他经济成分成立混合所有制企业。
8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关系，以及改进经营管理，加快技术进步，努力提高竞争力，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以上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一般规律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宏观层次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在微观层次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1998年我回顾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认为经过20年改革实践取得的主要经验教训是：
1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真正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2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和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就不能建成市场经济，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改革要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
3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行分类指导。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4把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结合起来。要在改革过程中始终重视企业管理，努力改进和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把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
5推进企业技术进步，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向技术改造，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的技术创新机制，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
6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
7实行政企分开，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利和责任，转变政府职能，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改革和调整政府机构。
8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措施改革。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城镇住房公积金，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发展资本市场，培育和发展多元投资主体。
9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10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没有工人群众的支持，企业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企业也是办不好的。［24］
2008年，我在《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回顾与思考》［25］中，认为又经过了10年的检验，以上的总结是可以成立的。同时我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很多工作要做，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尽合理，垄断企业改革任务艰巨，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改革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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