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从权利主体来看，在经济方面，受小农经济所限，没有出现客籍民、城镇市民和资产阶级这三类新人；在政治方面，讲究个人的伦理身份而非“公民”那样的独立的社会政治身份；在文化方面，缺乏像西方那样的与他人分立对抗的、绝对的个体人概念，同时，界定和彰显个体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境界和方法也不同（参见《人权概念起源》修订版，第187－193页）。

　　[48] 关于“天生民而立之君”的解释，参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5－196页，第198页，第200页。

　　[49] 关于“rights”的汉译，参见《人权概念起源》，第31页，第262页。严格说来，“权利”并非“right”的恰当译法。严复把rights译为 “权利”，后又译为“民直”而与“民义”（obligation）相对应。在弥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严复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的复杂内涵。来源：www.11665.COM 。
《东浙杂志》1904年第4期所刊“民权篇问答”称：“权在西书者为right五字，此五字者，或译为毅力，或译为愿力，或译为心德，日本人概译为权。”

　　[50] 汉语“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于光绪四年四月（1878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继有黄遵宪、薛福成分别于1879年、1890年开始使用。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 页。

　　[51]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London： Duckworth， 1981）。

　　[52] 王韬：《弢园文录·重民中》。

　　[53]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

　　[54] 陈炽：《报馆》，《庸书》外篇卷上。

　　[55]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

　　[56] 梁启超：《古议院考》，《时务报》第10期。

　　[57]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戊戌变法》，第550页。

　　[58] 谭嗣同：《仁学》。

　　[59] 参见《法意》，第十一卷第十九章，“复案”。

　　[60] 梁启超：《爱国论三·民权论》。

　　[61]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五编，第48页；六编，第10页。

　　[62] 王人博认为，民权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和流行，并不是把民权作为一种制度性架构以解决国家权力的来源、归属和分配问题来看待的，而是首先把它设想为一种能解决中国国家和社会衰败、滞弱的器具（王人博：《民权词义考论》）。

　　[63]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丁韪良的《万国公法》和风靡一时的报纸《万国公报》，均多次在“民为主”的意义上借用古汉语“民主”（民之主）一词（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3－414页；《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8页，第147－149页）。由此，汉语“民主”一词有了新的涵义。清末民初，“democracy”一词除音译“德谟克拉西”外，较流行的译法是“平民主义”、“庶民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 （参见顾昕：《德先生是谁？》，《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9－330页）。后来确定的“民主”一词，意味着 “democracy”在汉语里找到了比“rights”的汉译好得多的表达。正是这样，戊戌变法前，改良派大多数倡“民权”而反“民主”，因为他们的理想是“民有权而君作主”，让君权与民权相结合，于是，民权成了统治的工具。这样的理解与日本人早先把“democracy”译作“民权”并且在“君民共主”的意义上理解民权、民主也有关系。沟口雄三认为，日本明治时期的民权不包含对天皇（国体）的反乱权，中国清末时期的民权则含有对皇帝（王朝体制）的反乱权。参见沟口雄三：《中国民权思想的特色》，孙歌译校，《公法》第1卷，第3页）。

　　[64] 严复：《辟韩》，《严候官文集》第93页。

　　[65] 例如，“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郑观应：《盛世危言·原君》附）。

　　[66]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五编，第52页。

　　[67] 同上。

　　[68] 古汉语早有“自由”一词[转贴于:论文大全网 https://www.11665.com/legalscience/fashixue/201109/110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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