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又须按照天的意志来执政，那么民似乎具有立法权，王则行使行政权，而对王的选举、监督和罢免权则属于天”（李存山：《中国的民本与民主》，《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尽管李先生的研究结论并不承认先秦儒家学说里有民权思想，但他还是认为，在统治者必须敬天保民、服从于人民意志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民把监督、节制君王的权利委托给‘天 ’了”，并认为“儒家的政治设计一直未脱夏、商、周三代的原型”（李存山：《儒家的民本与人权》，《孔子研究》2001年第6期）。

　　[16] 《史记·太史公自序》

　　[17] 《论语·先进》

　　[18] 《论语·宪问》

　　[19] 《孟子·梁惠王上》

　　[20] 《孟子·万章》

　　[21] 《孟子·梁惠王下》

　　[22] 《孟子·尽心下》

　　[23] 参见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第59页。

　　[24] 《孟子·梁惠王下》

　　[25] 参见《孟子·万章下》

　　[26] 关于墨子的权利思想线索，参见拙著《人权概念起源》，第31页，第272-273页。整理：WWW.11665.COM 。

　　[27] 《春秋繁露注》，第177页。

　　[28] 《中说·问易》

　　[29] 《中说·事君》

　　[30] 《稽康集》

　　[31] 《阮步兵集·大人先生传》

　　[32] 《无能子·圣过》。

　　[33] 《伯牙琴·君道》

　　[34] 《伯牙琴·吏道》

　　[35] 《陆九渊集·象山语录》卷上

　　[36] 《陆九渊集·荆州日录》

　　[37] 《明夷待访录·原君》

　　[38] 《明夷待访录·原君》

　　[39] 《潜书·室语》

　　[40] 《明夷待访录·学校》

　　[41] 《明夷待访录·学校》

　　[42] 关于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的关系，以及相应的道统、政统与法统的关系，参见拙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43] 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三七页。萧公权也认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

、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贵民，不过以民享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九一页）。

　　[44] 有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有着自己特殊类型的民治思想和民治法则，如，洛弗尔（B.Laufer）在《中美的接触点》（Sino-American Point of Contact）一文里认为民治精神为中美两国民族的共同的特征。他说，“远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孟子，已倡导 ‘民贵君轻’的大义，自秦废封建，取缔贵族，中国即为民治的社会”。转引自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第5页。

　　[45]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五页。

　　[46] 陈顾远：《中国政制史上的民本思想》，载于《中国政治思想依据制度史论集》。关于与欧亚其他国家的比较，胡秋原先生指出，“中国专制主义，无宗教为后盾，且因儒学加以驯化，在保持统一之下，成为有限的专制主义，中国皇帝不比欧亚皇帝好，但中国从无罗马 ‘皇帝意志为法律渊源说’、英国 ‘王权神圣说’，而中国皇帝也永远无人如法国路易十四敢说：‘朕即国家’，因此，中国虽然是专制国家，较欧亚其他专制国家温和得多”（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做过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Henry A.Wallace）甚至认为，“中国哲学和国民心习之趋向民治，对于西洋政治哲学有重大的影响，美国建国时期，贤哲之士，倡导革命，奠定宪政，其信仰与作风，虽云直接得之于欧洲，实为间接取之于中国”。“中国文化为启发西洋民主政治的一个源泉，亦可为创造西洋民主政治的一个动力”（1943年双十节广播词）。转引自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

　　[47] 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没有出现人权概念的原因，一是治国主张来看，追求礼法政治而非约法政治，礼的功用不在解决利益冲突和权利规设问题[转贴于:论文大全网 https://www.11665.com/legalscience/fashixue/201109/110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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