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的本质规定性紧密相连，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或表现。这种生活方式是在传统文化的幸福思想、幸福理念的指导下，能够使人们较好地遵循幸福原则去追求和获得幸福，从而内在地具有幸福功能。无论是传统的劳动与交往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还是闲暇生活方式，抑或是精神生活方式，都合乎并体现出幸福的和谐性、共享性、简单性、适度性、精神性等本质特征。因此，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本质上就是一种幸福生活方式。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从中萃取一种有益于现代人身心健康发展的生活理念和精神元素，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传统生活方式。
　　关键词：幸福；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和谐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1-0018-06
　　生活方式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似乎是个“禁忌”，很少或几乎无人撰文论及。直至改革开放，这种“禁锢”悄然打开，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随之兴起，并逐渐成为“热点”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传统生活方式，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传统生活方式是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对应的一种生活方式。传统生活方式具有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等特征，并就此认为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主张变革这种生活方式。如，郑州大学刘应杰认为，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封闭的生活方式”；[1]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玉波分析指出，传统生活方式是传统人的生活方式，具有宗法性、封闭性、落后性，认为“从总体上看，传统生活方式是已经走到了尽头的、过时了的生活方式”，主张“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生活方式”；[2]解建红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生存型的……封闭、单调的。wWW.11665.Com”[3]凡此等等。
　　不难看出，以上学者对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更多的是从消极层面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其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联系，造成了对传统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的片面理解。使得这种生活方式的可借鉴之处就此黯然失色，更重要的是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孤立地谈论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其实，大可不必全盘否定之。诚然，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受到当时诸多条件的限制与影响，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被动的形态而非主动选择的结果。然而，并不排除“有一些依然是人们真心愿意与视为归属的”。[4]（p1）正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让生活于其中的古人，尤其是古代的农民和文人感受到无尽的幸福与快乐。这是因为，传统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的本质规定性紧密相连，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或表现。这种生活方式是在传统文化的幸福思想、幸福理念指导下的，它合乎并体现出幸福的“道德性、适度性、精神性、共享性、节俭性、和谐性等本质特征”。[5]因此，传统生活方式本质上就是一种幸福生活方式。
　　一、劳动与交往生活方式的和谐性和共享性
　　共享性、和谐性作为幸福的两个特征，充分表明真正的幸福不是彼此孤立的无数个体幸福的简单相加，幸福需要彼此间的互相关爱、一起分享，“相互关心使得彼此幸福”。[6]（p46）这种共享性、和谐性在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之中，尤其体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共享，以及邻里之间的和谐、共享。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直至20世纪初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经济和社会形态决定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以土地为主要的生存依托，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规律性生活。诚然，这种农业劳动方式充满了艰辛，但劳动过程却不乏乐趣。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歌《归园田居（其三）》、南宋词人辛弃疾的《清平乐·茅檐低小》、南宋诗人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均是农村田园劳动生活的最美赞歌，不仅描绘了农村田园风光的自然美及乡村生活的和谐与安宁，同时也勾勒出一幅幅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劳动生活的欢快场景。村中男女老少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好一派欢乐祥和的劳作图画，呈现出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单位，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指导着自己的各项活动。互相帮助发展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一种道德义务和家庭责任荣誉感促使他们要互相提携。”[7]（p185）这种家庭成员在劳动中的快乐合作方式，充分体现出幸福的共享性与和谐性。
　　同时，由于中国传

农村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个家庭的耕地面积较少且相对集中，加之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为了抵御各种灾害，保护生命、财产的安全，人与人之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相互依赖性，由此形成了聚村而居的村落特点。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民的情况一样：“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8]（p693）受这种居住环境的影响，加之中国人固有的乡土情怀及安土重迁的观念，人们往往世代居住在同一地方，“兄弟析烟，亦不迁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十家或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同治《松江府志》卷3《风俗》）如刘家湾、马家坡、王家沟、林杨村等等。这种以“熟人社会”和乡村中国为背景的交往关系，进一步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由此形成一种血缘共同体及家族共同体，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守望相助、亲密无间，共享有限的可能资源，一村人同饮一井水，同耕一方田，劳动力互帮、耕牛等农具互借，和睦相处亲如一家。这种长期相对稳固的居住方式与和谐的邻里关系积淀了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观念，以至于“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生者不远别，嫁娶选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白居易：《朱陈村》）这正是家族共同体及血缘共同体的体现。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曾经说过：“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不会有任何威胁。”[9]（p2）
　　除此之外，这种和谐关系也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由于古代农业社会主要“靠天吃饭”，农业生产主要依靠自然界的力量来决定收成好坏，由此决定了人们更多地寄希望于自然界，尤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奉为最高准则和理想目标。英国学者l.比尼恩就曾盛赞古人对大自然采取的“宁静”的接受态度，认为古代中国人已经找到自己的生命与大自然的生命之间的一种和谐。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只有达到自然界的和谐，才可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如果自然界不和谐，就会灾害频繁，民不聊生。同时，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加之人们知足常乐的心态与精神，人类不会向大自然无尽地索取，人类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是顺应自然界的规律，春耕夏播，秋收冬藏。 　　二、消费生活方式的简约性和适度性
　　简单性、适度性是幸福的重要特征，体现的是主体自身对于生活的态度，以及如何看待幸福，会不会在平淡、简单中感受幸福。先哲“知足常乐”、“过犹不及”的生活哲理较好地诠释了幸福的这两个本质特征。“‘知足’是快乐的重要主观条件。从‘知足’中获得快乐是中国古老的生存智慧”。[10]
　　传统农民的消费生活方式比较符合幸福的这两个本质特征。如前所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生活方式及和谐的交往关系，铸就了中国古代农民对故土执着的眷恋之情，对此费孝通先生曾精辟论及：“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11]同时，这种劳作、生活方式也积淀出人们勤劳节俭的品质与安土乐天的精神面貌。《礼记》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我们的先辈所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上过着安宁、和谐、稳定的生活。他们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同时，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劳动人民手中的物质资料并非异常丰富，除了维持基本生存之外所剩无几，这使得他们摒弃了对物质财富极度占有的欲望，并由此而造就了安贫、知足、乐观的心态。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一裘暖过冬，一饭饱终日。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狂言示诸侄》）“五品不为贱，五十不为夭。若无知足心，贪求何日了”（《西掖早秋直夜书意》）、“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对酒五首》其二）民谚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滴水成河，粒米成箩”；“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可以说，这些诗词谚语表达出古人知足常乐的心态，俗语“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中国古人对于幸福生活的理解和诠释，在古人看来，只

要衣食无忧、能享受天伦之乐便是莫大的幸福。可见，古人的需求简单而适度，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安逸舒适、平淡而不失温馨的生活。这是一种简单而适度的幸福，充分体现出幸福的简单性和适度性。正因如此，先辈们才会感到：“依水傍山，瓦房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的良的卡身上穿，长也称心，短也如意。……晚归妻子儿女话灯前，古也交谈，今也交谈。”[12]（p118～119）古代农人的生活虽谈不上富足，但他们很懂得知足，其实这就是一种简单而适度的幸福生活方式。另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增广贤文》也体现出古人知足常乐的幸福观，文云：“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等我回头看，还有挑脚汉。”湖南湘西的农民则称：“住在川湖界，豆腐当小菜，烤着木炭火，除了神仙就是我。”我们的祖先懂得知足，所以常乐，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一种参悟了人生真谛的幸福生活方式。在这种简单而知足的生活方式下，人们“除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外，任何别的消费都视为不必要，或甚至视为浪费”。[13]（p196）他们所向往的生活目标，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或者做到“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事妻子”，追求安居乐业、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
　　三、闲暇生活方式的简约性与和谐性
　　对于休闲与幸福之间关系的探索可溯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幸福生活应具备三大要素：智慧、美德与休闲，且在所有这些要素中，休闲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就特别强调，休闲对于人的幸福生存具有本质性、本原性的意义，他指出：“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个人的幸福在于闲暇。”[14]（p278）美国心理学家戴尔纳强调，休闲对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获得社会支持非常重要，而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快乐的源泉。我国著名休闲学专家马惠娣概括：“休闲是以欣然的心态，做心爱的事。”[15]的确，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人的幸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和解脱，利于排解人生旅途中遇到的各种烦恼和忧愁。
　　然而，谈及休闲，人们更多将休闲主体指向权势贵族或某一特定阶层，将休闲客体指向吃喝玩乐等感官刺激。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休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某一阶层独享的专利，而且它的内容和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林语堂说过：“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和成功者独享的权利，而是一种宽怀心理的产物……这种心情是由一种达观的意识产生。享受悠闲的生活是不需要金钱的，有钱的人也不一定能真正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只有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正懂得此中的乐趣。他必须是有丰富的心灵，爱好简朴的生活，对于生财之道不放在心头。”传统的中国先辈们不正具有这样的特征？虽然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较为低下，经济比较落后，人们的物质生活谈不上富足，同时鉴于古代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动方式，农民们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从事各种娱乐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认为，大约一万年前，当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人类只有10%的时间用于休闲，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劳动。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他们没有自己的休闲方式与娱乐。他们也懂得，适时休闲娱乐。传统农民的休闲与娱乐可以说是“忙里偷闲”，可以将其概括为正式与非正式两种。非正式的休闲与娱乐不受时间、地点、内容的限制，形式较为简单、随意。这种休闲方式一般是在劳作之余或农闲时节，在这段短暂的相对休闲的时间里，村中男女老少各行其是、自娱自乐，妇人们多是三五成群聚集在农家小院一边聊天，一边做着熟悉的针线活儿；男人们或在村庄附近的小路旁，两人一组的下着随手捏制的“皮条”（一种泥土制作的锥形物体，娱乐功能相当于棋类），或是在田间地头喜谈庄稼的长势，来年的收成，或是享受着“一壶茶、一包烟”的悠闲时光；老人们娓娓道着古老的传说，享受着“儿孙围膝绕”的天伦之乐；孩子们的娱乐活动五花八门，“过家家”、“捉迷藏”……稍微雅致点的休闲，如在夏夜一群人围坐着，摇着蒲扇听村中较为有学识的“先生”说“快板书”，集体观看露天的电影、戏曲等，真是不亦乐乎。这种休闲方式与娱乐内容较为简单、随意，无时

、地点等的限制，是一种非正式的放松身心的活动，给传统乡村社会较为单调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较为正式的休闲时光与娱乐活动莫过于传统的节日庆典。由于农业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必须高度依赖自然条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受到农作物生长规律的影响，农民作息时间十分有规律性。因此，中国民间大众的休闲具有明显的自然特性和季节性，由此决定了休闲多是在农闲时期。这些休闲活动有举国同庆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有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如广西壮乡的“歌墟节”，彝、白等民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等等；有富有地方特色的节庆日，如北方的“武会”、“庙会”，南方的“龙舟赛”等。每到特定的节庆之日，不同年岁、不同阶层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加入到喜庆活动中来，大家载歌载舞、龙狮锣鼓相伴，尽情享受闲暇生活的快乐。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对迎神赛会这样评价：“农人耕稼，岁几无休时，递得余闲，则有报赛，举酒自劳，洁神酬拜，精神体质两愉悦也。”社会学家乔启明亦言：“我国农民，多无正当娱乐，迎神赛会，可说稍含娱乐性质。”这种节庆型的闲暇活动方式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群众性的闲暇娱乐活动方式，饱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之休闲文化的凝聚，体现出幸福所具有的简约性、精神性。 　　传统农民自娱自乐的休闲形式，无论是非正式抑或是正式的，无不体现出幸福所具有的简约性与和谐性。
　　四、精神生活方式的内在性与超然性
　　自古以来吟诗作画，拨弦弄琴，对弈良宵，品茶论道，游山玩水，无一不是文人津津乐道之事。这是一种高雅的精神生活，一种“积极休闲”方式，意在追求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放松和心灵愉悦体验，体现了中国人的“闲情逸致”。可谓“雅中取乐”、“闲中得趣”，比较符合幸福的精神性、超然性特征，或者说内在地具有精神性和超然性，符合增进和保持幸福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先说抚琴之乐。古琴是我国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位列“琴棋书画”之首，被视为“八音之首”，“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是古代文人修身养性的必修之乐器。古人有“君子之座，必左琴而右书”、“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心无物欲乾坤静，坐有琴书便是仙”的说法。古琴音韵独特，空灵苍远，古朴幽深，极具沧桑感，集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于一身，重弦外之音，讲求中正平和、宁静致远、天人合一，“以己之心会物之神，以达于天地之道”。琴乐圣洁飘逸，可以载道，可以象德，可以明志，可以修身，可以静心，可以启智，可以养生，也可移人性情。汉《白虎通》中记载：“琴者，禁也，禁止淫邪，以正人心。”明代《神奇秘谱》的序里说：“然琴之为物，圣人制之，以正心术，导政事，和六气，调玉烛，实天地之灵气、太古之神物，乃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因此，琴被认为是圣人之乐，圣人之器。先哲孔子、蔡文姬、嵇康、欧阳修、苏轼等都以弹琴著称。抚琴可以让人在高雅的艺术享受中，忘却世间的烦恼与忧愁，进入物我两忘的超然至乐境界。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可以弹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张祜在《听岳州徐员外弹琴》中写道：“玉律潜符一古琴，哲人心见圣人心。”古琴以其祥和的乐境、至美的乐音启迪人的心灵，在清静中达到人神相和，感悟“德”的内涵和大音希声的“道”的境界。一代圣人孔子在生活的低谷时期，依然弹琴而歌，自得其乐。《论语》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白居易《好听琴》诗亦云：“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消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发慰白头翁。”晋人嵇康更是将这种境界描绘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抚琴让人陶醉于其中，心平气和，神闲气静，一副悠然自得之态，达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生境界。正所谓“琴乐之所求、所获不在琴中，而在琴外。琴中所求者诸如圆、亮、浑、润、坚者，乃求弦外之意的手段，而弦外之意乃是这些手段背后的心灵感受……一种由弹琴所激发的内心的满足”。[4]（p8～9）从而感受到源自心灵深处的幸福。
　　再有弈棋之乐。对于弈棋之乐，古人曾以：“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来形容围棋之迷人，也因此获得了“烂柯”、“坐稳”、“忘忧”等雅号，其中的乐趣不言自明。

宋徽宗曾有诗云：“忘忧清乐在棋枰。”黄庭坚亦作诗云：“坐隐不知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黄庭坚：《弈棋二首呈任公渐》）在他看来，围棋比起山水之乐更具魅力，也胜过与凡夫俗子聊天，这种乐趣足以让人达到忘我的境界。另外，自称“六一居士”的欧阳修，其“六一”之一便是“有棋一局”，对于围棋之迷欧阳修称“吾之乐可胜道哉……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宋·欧阳修《六一居士传》），甚至达到“棋罢不知人换世”的境界。显然，弈棋作为一种高雅的休闲活动，可谓静中有动，动静结合：动，令人思考，沉于棋中之乐，忘却尘世的喧嚣与嘈杂；静，又让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因此，弈棋可谓是利于身心的积极休闲活动，足以让人进入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
　　其次是品茶之乐。相比于琴、棋，品茶则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一般选择窗明几净、素朴清幽之地，风日晴和或蒙蒙细雨之时，人数以少为佳，其中之乐“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陈继儒撰《岩栖幽事》云：“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各施茶。”张源撰《茶录》云：“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客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品茶讲究“静”，包括外在环境之静与内在人心之静，在特定的气氛环境中，享受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之美；远离尘世的喧哗，人世的纷争，尽享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清风明月，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鲁迅《喝茶》一文大赞饮茶之乐，文说“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称其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我国现代茶业的奠基人吴觉农先生曾高度评价说：“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陈香白先生也认为，品茶是一种“美的享受过程”。白居易《食后》诗更是刻画出了这种意境，其诗云：“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并自称“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明人文震亨亦云：“香茗之用，其利最薄，物外高意，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饮茶时“坐语道德”带来的是超然物外的高雅意趣，不仅可以“清心悦神”，而且也是人的精神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无怪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壶茶在手，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此话一语道破了茶之妙效，以及中国人追求的简单而不失高雅的生活乐趣。
　　除此之外，游赏自然山水历来也为文人情有独钟。古圣贤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宁静、自由、逍遥与洒脱，远离尘世的喧嚣，让身心回归平静祥和的大自然，找到幸福的源泉。罗素曾说：“幸福的生活，大半有赖于恬静，因为唯有在恬静的空气中，真正的快乐才能常住。”[16]（p60）亚当·斯密也说：“幸福存在于平静和享受之中。没有平静就不会有享受；哪里有理想的平静，哪里就肯定会有能带来乐趣的东西。”[6]（p180）大自然中有触手可及的平静，身临其中尽情享受无处不在而往往无暇顾及的乐趣。仅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便足以让人对其中之乐浮想联翩：“……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山水之乐可以解忧散怀、豁畅心神，让人流连忘返，诚如党圣元所说，自然山水是个体身心幸福的滋养物与源泉，因为“文人士大夫们寄情山水，悠游行乐，既是自然的赤子，又是自然山水作为‘精神家园’的营造者。当他们放志山水，纵意游肆，与自然界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亲和交流之时，既是在进行一种心灵的汲取与补偿，更是在从事一种精神的输出与赋予”。[4]（p213）人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互为主体，互为补充，在这样的境界下，他们“忘劬劳，外荣辱，清静闲处，养志存神，尽享闲情逸致……忘忧娱心……自得其乐”。[4]（p219）故此，党圣元认为，“自然山水即是道、即是理……游山水就是读老、庄，而自然山水作为一种‘语言’似乎比庄、老书中的文字更能说明庄、老之道，更具表现力，更能‘尽意’，同时又与自身的生活更为接近。”[4]（p223）在此，党圣元将自然山水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揭示出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意味着自然山水不仅

带给游赏者感官上的享受与身心的愉悦，同时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内在修养与精神境界，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总之，抚琴、弈棋、品茶、游赏山水，凸显了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生活方式之“闲”、“雅”，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带来的是身心的愉悦，精神的充实，远远超越了感性的物质欲求，不断追求理想的境界，在现实生活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获得幸福感。折射出文人的生命形态、精神诉求，体现出一种超越和洒脱。
　　综上不难看出，我国传统生活方式所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身心的和谐，追求的是一种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传统文化深固地蕴藏于传统生活方式之中，并不断发挥塑模社会生活方式的功能。人们有意无意地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在其理念与思想的指引下，过着知足、安逸、宁静而又不失乐趣的生活。无论是劳动与交往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还是闲暇生活方式，抑或是精神生活方式，都合乎幸福的本质特征。这种生活方式能够使人们较好地遵循幸福原则去追求和获得幸福，从而内在地具有幸福功能。因此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其实，对于当前人类来说，我们不是不能够、不可以拥有这样生活，只要我们把心态摆正，把欲望适度降低，改变评价幸福的标准，我们同样可以重新品味如此的幸福生活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传统生活方式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不是企图照搬照抄古人的生活方式，更不是要开历史的倒车回到古代社会，“传统无时无刻不处在被人们创造与转换的过程之中，它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既能够以其强大的力量影响与制约现在，更指向充满多种可能性的开放的‘未来’。”“传统并不仅仅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在特定意义上，它更是充满生命力的人的现实的生存方式。”[17]（p215）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从中萃取一种有益于现代人身心健康发展的生活理念和精神元素，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传统生活方式。罗素指出：“中国人民发明了如能被全世界人民采用就会使整个世界幸福的人类生活方式，并为此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实践。”又指出：“如果整个世界都像中国，整个世界就会幸福。”
　　[参考文献][1]刘应杰.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特点[j].社会学研究，1988，（2）.
　　[2]王玉波.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纵观[j].社会学研究，1988，（6）.
　　[3]解建红，李娜.改革开放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革[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11）.
　　[4]黄卓越，党圣元.中国人的闲情逸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陈湘舸，杜敏.幸福文化及其价值定位[j].甘肃社会科学，2008，（6）.
　　[6][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0]王景全.论幸福的休闲维度[j].中州学刊，2008，（4）.
　　[1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13]袁亚愚.乡村社会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5]马惠娣.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休闲——历史、文化、哲学的视角[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
　　[16][英]贝特兰·罗素.幸福之路[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7]杨威.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透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黎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