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的终极目标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而是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因此政府所追求的公共政策最终价值也应该服务于人民福祉的增加。对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进行科学的评价，是衡量旅游产业发展、民生幸福与地方政府治理是否良性互动的重要指标，对于旅游目的地进一步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地方政府治理；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89-03
基金项目：国家旅游局规划项目“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的测评与提升研究”（12tacg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高园（1977-），女，武汉人，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与地方政府治理。经济大视野经济大视野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反映了人在某种状态下关于快乐和满足的体验。人类很早就开始尝试测量幸福，希望通过具体客观的数值来衡量主观幸福感。对幸福的测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经过一番独特的计算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想知道王者在快乐的真实性上比独裁者高多少倍，在做完乘法之后，他将发现，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1]近代，最早提出用幸福指数概念测量幸福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萨谬尔森，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而最早将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这一概念量化成为指标体系并用gnh代替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是不丹。WWw.11665.CoM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创造性地将幸福指数引入宏观领域，认为国家政策应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首要目标，国民幸福总值是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政府善治四大支柱组成的。此后，这个国土总面积不足4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不到200万的国家，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不丹模式”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不足3000美元的不丹，人民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幸福。
不丹作为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的一个神秘王国，尽管土地贫瘠、生活穷困，但境内拥有公认不受污染的天然环境，有“香格里拉王国”之称，因而对外国尤其是西方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然而，不丹政府为了保护环境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在2007年以前一直执行严格限制游客入境人数的政策。目前虽已取消了人数限制，但政府还是通过规定高昂的旅游最低消费和外国游客入境备案制度等措施，变相控制着入境游客的数量，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为本国居民营造了一个幸福的生活空间。
在我国，对于同样以旅游产业作为重要经济支柱的旅游目的地而言，不丹的经验是值得借鉴和深思的。如何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协调好当地经济发展与民生幸福的关系，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这也是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的价值所在。
一、旅游产业发展是保证民生幸福的重要条件
影响幸福的因素众多，宏观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微观层面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职业、婚姻家庭状况、人际关系、心态、性格特征、适应性等等。但是，幸福毕竟是人们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基础上所产生的积极的心理体验，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它同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2]而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恰恰是体现民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必须承认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影响居民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旅游产业发展主要从四个方面保证了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民生幸福。
1.提高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旅游业本身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吸纳较多的就业人口。此外，旅游活动涉及“行、游、住、吃、购、娱”六大要素，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带动诸如餐饮、交通、酒店住宿、休闲娱乐、房地产、商品制造等周边产业的快速跃进，从而为旅游目的地居民提供众多就业机会。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南非参加20国旅游部长会议时表示，随着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旅游大国，旅游业已经成为中国吸纳就业量最大的行业之一。截至目前，我国旅游直接就业达1100万人，间接就业达6500万人，相当于全国就业总数的96％。特别在解决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妇女、农民工、下岗职工、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者等特定人群就业方面，旅游业发挥了重要作用。[3]
旅游业
展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也明显增加了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收入。以海南省为例，建设国际旅游岛前的200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51元，而自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2011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369元，比上年增长179%。[4]居民收入是制约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关键因素，收入高意味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自控力和选择力较多，因而也就会有更多的幸福体验。
2.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公共服务。旅游目的地政府为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往往都会积极规划和协调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公路、铁路、机场、港口、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当地居民的生活和交通带来了极大方便，环境优美的市政建设、风景点和街心公园等，又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加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从而推进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进程和改善民生。旅游公共服务是政府公共部门生产的、提供全体社会成员平等消费和享有的无差别公共服务，涵盖生态建设与保护、公共安全保障、服务标准规范、市场有序管理等各方面。游客在享受旅游公共服务的同时，旅游目的地居民理所当然也成为了真正的受益者。全面提升的市容环境、城市品质和人居质量加上公平、便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成为保障民生幸福的又一剂强心针。
3.优化社会文明，和谐人际关系。旅游业取得较快发展不仅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提升，还能表现出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也是旅游目的地向外界展现精神风貌和独特文化的窗口。旅游产品属于文化产品，它满足的是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因而，旅游业的发展必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游客文明行为的培养，旅游从业人员文明素质的提高，当地居民文明生活的推行，都为旅游目的地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正是人们获得幸福感的重要源泉。名片，强化归属感。国外旅游研究表明，形象是吸引游览者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形象”使游览者产生一种追求感，进而驱动旅游者前往。[5]伴随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目的地的特色形象得以塑造，多样的旅游资源，迥异的风土人情，无疑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张张名片。例如，成都“休闲之都”的生活方式，海南“椰风海韵”的魅力景观，西藏“最后一片净土”的神秘风情，无不让当地居民引以为豪，成为其强化地区归属感的醒目标签。马斯洛在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到人类所具有的五种基本需要，其中就包含归属与爱的需要，而“基本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产生有益的、良好的、健康的、自我实现的效应”。[6]可见，旅游业发展在打造地区名片的同时，能强化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归属感，从而提升他们的幸福度。
二、民生幸福是加速旅游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民生幸福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更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只有人民切身感受到幸福，即生活需要和精神需求得到满足，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信心，拥有乐观向上的积极生活态度时，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大同”，老百姓也才能安居乐业，从而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腾飞空间，进一步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
1.旅游从业人员热情待客，服务意识增强。旅游业是以提供旅游服务为主的产业，属于服务型经济，服务质量是关键。旅游者都希望获得态度友善、热情、礼貌而有效率的高质量服务，因此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行为直接影响到旅游者的旅游满意度。当旅游从业人员体验到工作本身带来的幸福感时，就会全方位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技能水平，从而发自内心地为游客提供周到服务。旅游目的地只有拥有了专业化的优质服务，才能在旅游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2.当地居民积极推广，人人争当旅游形象大使。旅游服务的提供者不仅仅局限于旅游从业人员，当地居民从外表到性格的行为特征构成了旅游地的居民形象，通过公众旅游服务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居民形象成为影响旅游者评价旅游地总体形象的重要因素。[7]因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一个微笑、一个行为，甚至一句话都可能影响旅游地的整体形象。只有本地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切实享受到旅游业发展给自身带来的实
惠时，才会树立“人人争当旅游形象大使”的主人翁意识，全民参与到旅游形象的积极推广和宣传中，从而创造出更大的旅游经济效益，促进当地旅游业和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
3.社会各界自觉维护旅游市场秩序。旅游业发展为旅游目的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居民幸福感，当然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和维护旅游地的整体知名度和美誉度。当前，国内许多旅游目的地都依然存在拉客、揽客、宰客、虚假讲解、价格欺诈、强迫消费、景区环境卫生不佳、游览秩序不畅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地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然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不能仅依靠政府出台相关法规制度和管理条例，最终还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包括旅游开发商、旅行社、购物点、旅游饭店等在内的所有东道主都应该自觉主动地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发挥社会合力共同打造最佳的旅游环境，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
三、地方政府治理是协调旅游产业发展与民生幸福的杠杆
旅游产业发展与民生幸福是一对共生体，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作用。旅游业发展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提高旅游目的地居民福祉的同时也可能削弱其幸福感。而地方政府治理就是协调二者关系的一个杠杆，此消彼长不是目的，要努力实现的是二者的共赢，即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从而达到相互促进的理想状态。
1.减少旅游负面影响，保护本地居民利益。旅游业发展在促进旅游目的地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和民生幸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经济代价。如可能引发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引起产业结构失衡，导致经济的单一化；旅游的季节性波动会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等。二是社会文化代价。如文化商品化；原生文化和纯朴民风受影响；流动人口引发犯罪率增加；旅游者带来的不良示范效应等。三是环境代价。如环境污染，包括水质、空气、噪音、视觉污染和垃圾弃置；交通拥堵和土地掠夺；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包括植被受伤害及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等。
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负面效应会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如何在快速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将旅游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进而从根本上保护本地居民的利益，成为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2.合理开发旅游资源，重视当地可持续发展。旅游业是以旅游资源为依托而衍生形成的综合性产业，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协调好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资源保护的关系。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如果急功近利、无序开发，将无法实现旅游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如何使旅游活动能够在数量和规模发展的同时，可持续性地向前发展，即在确保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下，协调好开发商、目的地居民、旅游者以及生态环境四者之间的关系，使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都能够最大限度地获益，是地方政府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使旅游产业能够沿着可持续的轨道发展，地方政府应当通过制定包括市场准入政策、经济政策、环保政策、社会文化政策以及市场规范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政策，对旅游开发过程进行干预，这样才能引导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三者良性互动的试金石
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是对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满足状况的一种定量评价。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一方面有助于决策者制定更加合理的旅游产业政策，从而规划当地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有助于地方政府及时了解民众的生活幸福感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继而对发展方向和产业政策进行必要的检验与调整。可以说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是衡量旅游产业发展、民生幸福与地方政府治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试金石。
1.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是居民幸福感的直观反映。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是通过将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收入水平、就业状况、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治安、物价水平、文化休闲条件、居住环境、卫生状况、旅游参与度、自然资源保护、本土文化传承等指标有机整合，并设定合理的权重系数和标准值，经测算得出的一组客观数值。因而对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进行测评，能最直观地反映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地居民幸福指数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间接体现。不少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系。坎贝尔的研究表明，高收入者的
主观幸福感高于低收入者。[8]可见，居民收入会直接影响其对幸福的感受，而旅游业能显著改善当地居民的收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利用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变化和走势能间接考察该地旅游产业的发展状况，从而侧面体现了旅游产业发展取得的经济收益及社会成效。
3.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是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关键指标。中共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坚持民生优先的原则，更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目的就是要让全国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我国最早研究测算幸福指数的当属北京，此后深圳、重庆、武汉等地也先后研究、试行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并将“居民幸福”纳入到“十二五”规划之中。由此可见，居民幸福指数已经逐渐成为评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关键指标之一，其重要地位是国内生产总值、居民人均收入等其他单项经济指标所无法替代的。特别对旅游目的地而言，其居民幸福指数的测评结果能充分反映当地政府协调旅游产业发展、民生幸福与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能力。
五、结论
对于幸福的理解，古今中外的圣贤们都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的《尚书》将人间的大享受总结为“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验标准；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环境心态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中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尽管幸福感是社会个体对客观存在状态的一种主观心理体验，但经过量化的居民幸福指数仍可作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因为虽然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感受会有一定差异，但在对生活质量的基本要求上又体现出一些共同点，即对健康、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生活质量各个方面的良好存在条件的追求，对自我发展的追求。[9]
总之，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而是要不断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所以政府要追求的公共政策最终价值也应该是服务于人民福祉的增加。正如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政府责任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10]从单纯的gdp崇拜到以人为本的gnh关怀充分体现了以崇尚民生幸福为内涵的科学发展观理念，其具体体现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将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中，可以有效弥补gdp等经济增长指标的不足。只有把旅游产业带来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评估置于更加科学合理的参照系中，才能保证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会偏离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对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进行科学评价，对于旅游目的地进一步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是衡量当地旅游业是否健康发展及整个社会是否良性运转的一项重要的综合性指标。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外文出版社,1998:173.
[2]邢占军.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39.
[3]邵琪伟.中国旅游就业已占总就业人数的9.6%[eb/ol].http://www.cnta.gov.cn/html/2010-2/2010-2-26-10-6-22283.html.
[4]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2011年海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hi.stats.gov.cn/tabid/185/infoid/11637/default.aspx.
[5]袁霄梅,李光.浅析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j].山西建筑,2005，(2).
[6]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华夏出版社,1987:108.
[7]楼筱环.强化公众旅游服务意识加快发展地方旅游经济[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8]campbell a.etal.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6:144.
[9]褚雷,邢占军.幸福指数与社会发展[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1).
[10]温家宝.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10-03-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