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2011年北京市婚姻家庭会进行的调查数据，分析北京城区已婚人群的婚姻质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夫妻对婚姻的评价是满意的。积极的夫妻互动是影响夫妻婚姻满意评价的重要因素，物质性因素对人们评价婚姻满意状况无显著关系。夫妻间积极性的互动关系包括：夫妻间积极的意见沟通、相互陪伴、有满意的性生活和知心。其中夫妻间的相知和默契是最重要的影响人们评价婚姻质量的因素。个人自评的身体状况和是否雇用保姆亦对人们评价婚姻满意状况有显著性影响。
　　关键词：婚姻质量；婚姻满意；积极的夫妻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1-0012-06
　　一、 婚姻质量和相关研究
　　成功婚姻一直是婚姻和家庭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多通过婚姻的稳定性和婚姻的幸福感来测量和分析。婚姻的稳定性是配偶的结婚时间及其看待其婚姻关系能够持续多久的程度；婚姻的幸福感是情感关系中配偶的主观感受，多是有关婚姻满意度或婚姻质量的研究。社会学对婚姻满意度或婚姻质量研究积累了大量重要的研究成果。
　　婚姻质量多通过婚姻满意度来分析，它是指已婚夫妇对其婚姻关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觉和评估。西方社会学者对影响婚姻质量的定量研究可分为综合模型和控制模型两种。综合模型是通过对各自变量影响强度的相互比较，确定与婚姻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变量。控制模型通过控制某些变量，如家庭生命周期、婚龄、子女数、女性就业、社会角色、家务分工、夫妇同质性等因素，看哪些因素对婚姻质量产生影响。Www.11665.cOm例如，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婚姻满意度是随着孩子的出生和孩子成长离家呈倒u形曲线；控制教育、结婚年龄及个体因素后，婚龄与满意度呈负相关。[1][2]
　　有关影响婚姻质量的理论解释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夫妻互动理论，这一理论继承了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认为婚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情境定义非常重要。[3]只有配偶将对方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互动定义为积极的，并认定自己是被爱的，才会有令人满意的婚姻。这是配偶间界定的关系，不能通过简单的指标加以衡量；二是本质主义的理论，认为令人满意的婚姻是性生活的质量，具有想象力和愉悦的性生活，彼此即使意识到双方存在差异，但依然有安全感和“我们”的意识；三是交换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双方交换的频率使彼此都满意。交换是复杂多样的，有经济的、政治的、性关系的等等，但核心的概念是对交换频率的满意；四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夫妻相爱并能够一起为子女和彼此提供身体和情感的照顾，由此物质和经济生活的状况将会对婚姻质量有影响。
　　从诸多西方研究婚姻满意度的文章里可以发现，宗教、经济状况、夫妻调适、性生活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4][5]而研究对象主要是跨族群的群体、特殊行业的群体等，对中国的研究也多从整体上进行分析。此外，有台湾学者通过对家庭关系、居住格局、资源分配的研究发现，在依旧重视家庭整体利益和孝道的台湾地区，代际关系对已婚子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从夫居模式的影响更明显。[6]国外的相关研究也有从理论层面来探讨婚姻质量，如从生命周期视角，运用心理学上动态目标的理论寻找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因素，研究发现生活方式、价值观、沟通类型、贡献分配都会影响婚姻质量；这其中不同年龄群的夫妇对于婚姻满意所达到的子目标如个人发展、伴侣发展等的重视程度也有差异。[7]
　　我国社会学界同样重视婚姻质量或婚姻满意度的研究。从定量研究看，有学者从物质生活满意度、躯体愉悦满意度、夫妻调适满意度、人格及行为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婚姻状况进行分析。[8]一项利用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6）的数据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指出，权力基础（教育差、年收入差）、权利过程（互诉烦恼等）、权利结果（家务差、家庭事务决定权）对婚姻满意度有影响。配偶向被访者诉说烦恼和对钱的不同意见频率都对婚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权利基础中教育差对婚姻满意度虽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影响程度较小；夫妻年收入差以及权利结果对婚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9]
　　鉴于本文是对北京市婚姻质量的研究，重点集中对北京市婚姻质量研究的回顾。1983年，卢淑华运用北京市婚姻调查资料，对婚姻质量进行研究，指出，无论是感觉“美满”的婚姻，

或是“一般状况”的婚姻， 平时人们最烦恼的都是三件大事：“收入少、住房挤和教育子女”； 物质条件的艰苦没有影响人们美满婚姻的建立，并推论金钱与物质都不是人们衡量婚姻美满的标准，确立了以夫妻感情好是美满婚姻的主要标志。[10]1988—1989年，潘绥铭通过对北京市婚姻家庭调查的977份问卷资料的分析发现，第一，客观条件，如年龄、学历、健康、收入和住房对夫妻满意度几乎无作用；第二，婚姻基础，如择偶的方式等对婚姻的满意度作用不大；第三，子女的作用比夫妻协调还大；第四，性关系和谐的作用特别大。[11] 卢淑华在对北京、西安等地抽样调查资料的研究中发现，婚姻满意度是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而影响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有家务劳动、经济活动支配权、配偶的理解和夫妻有事商量。[12]尽管还有其它因素未被囊括，但其方程解释力达70%，是拟合较好的模型。刘娟则从夫妻感情交流、家务分工和家庭决策权三个方面来研究北京市的夫妻关系。研究发现北京市城区大部分家庭中的婚姻、夫妻关系处于满意状态；夫妻关系更趋向于平等并且夫妻间的沟通对家庭很重要；但是在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感情沟通以及在家务分工、家庭决策权方面，妻子的满意度都低于丈夫的满意度。[13]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对北京市婚姻质量或婚姻满意的研究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共同的发现是物质因素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不大，而夫妻的情感沟通或性生活的状况会影响婚姻质量。那么，随着人们生活诸多方面的市场化，特别是住房的商品化，人们的婚姻质量和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会发生改变吗？我们的研究假设是：（1）夫妻间的积极互动是影响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而性生活亦是夫妻互动的重要内容，即夫妻积极的互动包括性生活和谐、情感的沟通和共同的日常生活，具有积极互动的夫妻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加大，婚姻质量会较高。（2）在考察夫妻积极互动的变量后，控制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变量来验证假设（1）看哪些因素还影响或不影响夫妻的婚姻质量。 　　二、 调查资料
　　（一）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主题是北京市居民婚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使用的资料是2011年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对北京市城区进行的“北京市区婚姻家庭问卷调查”的数据特征等变量来验证假设本次调查由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组织进行，得到北京市妇联和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资金支持。佟新主持课题，参加人有：周旅军、马冬玲、陈慧萍、姜艳、戴地等。。问卷主要从个人状况、婚姻与夫妻关系、子女养育、养老状况和家务劳动五大方面进行设计。问卷调查对象为北京市城区家庭户内18～70周岁有过婚姻经历的家庭成员。抽样方法是使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方法分阶段（区、街道、居委会）选取样本单元，最终户则是采取系统抽样方式获得。由于抽样所依据的统计资料为2008年人口信息，因此执行方案按城八区的行政格局制定（调查时，北京市已经做了行政改革，将崇文归于东城区），总样本量定为2500份，选中的城区为海淀区、朝阳区、东城区和西城区，样本分布于24个居委会。按关键变量进行初步清理后，调查数据中有效问卷共计2268份，即有效回答率为91%。
　　为研究婚姻质量的状况，我们除去了未婚、离婚和丧偶者及缺失值（比例极低），已婚人数共计1908人。其中女性比例约为67%，男性约为33%。被访者的基本人口特征为：最小年龄为22岁，最大年龄为70岁。以10岁年龄差为一组，男女分年龄组存在差异。男性20～29岁占037%，30～39岁为477%，40～49岁为666%；50～59岁7706%，59岁以上1027%。女性20～29岁占121%，30～39岁为770%，40～49岁为1153%；50～59岁2406%，59岁以上2238%。从被访者就业情况来看，目前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或劳动的男性比例为717%，女性工作的占555%。入户调查带来调查对象性别比例和年龄比有些失调，这意味着在推论上一定要慎重。
　　（二）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对婚姻现状评价中的主观自评变量，即“您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感到满意吗？”我们将婚姻生活主观自评变量“非常满意（125%）、满意（469%）、还行（362%）、不满意（20%）、非常不满意（03%）”合并成二分类次序变量，头两类合并为“满意”（1），后三类合并为“不满意”（0）。鉴于“还行”是一种勉强和凑合的状态，我们将其归于“不太满意”之列。由此夫妻婚姻满意

的比例为6072%（1133人），不满意的比例为3928%（733人）。分性别的婚姻满意状况无显著性差异。通过筛选所有纳入分析框架的自变量，将有缺失值的删掉，最终纳入分析的变量共计1097个，占有效样本的57%。
　　通过对问卷的变量进行再赋值等工作，得出新的自变量（括号内为参照组）。我们定义的积极的夫妻互动包括：（1）分歧次数，从不、偶尔、频繁分歧（频繁）；（2）一起外出活动频繁（较少）；（3）性生活满意（否）；（4）对方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否）。
　　控制变量包括：（1）个人：性别（女）、收入、年龄、是否受过大学教育以上的水平（否）、自评经济状况（困难）、身体健康状况（不好）、从不或很少内心孤独状况（总是）。（2）家庭：住房所有权（家人所有）、最后一个孩子年龄（20岁以下）、家庭常住人口、有无用过保姆（否）。
　　三、夫妻积极互动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一） 夫妻积极互动有高质量的婚姻
　　每个社会个体都在扮演着某种角色，而扮演者通过呈现的那些符号行为来表明自己。所谓夫妻间的互动或者沟通，即双方之间信息和感觉的交换过程，即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信息的内容，也包括互动过程。所选变量有反映夫妻间正向沟通，也有负向沟通的情况，以及个体对于情感和生理上的满意状况。即夫妻间分歧的频繁状况是从不、偶尔dquar（频繁）、性生活满意状况dslife（否）、配偶是否了解内心感受dfeel（否），其中括号内为参照组。
　　从模型一，我们发现夫妻积极的互动能够带来更高的婚姻质量（详见表2模型1）。
　　1配偶能够理解内心感受有利于夫妻间的情感交流，相比于那些认为配偶无法了解自己感受的，能得到配偶理解的人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高出096倍。
　　2夫妻经常一起外出活动增加了机会沟通和交流。经常一起外出活动的夫妇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要高于夫妇一起外出活动较少的113倍。
　　3夫妻意见分歧的状况对婚姻质量有影响。的确，分歧较少的夫妇对婚姻更满意，夫妻间从没有意见分歧的夫妇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要比经常有分歧的高出109倍，而偶尔有意见分歧的夫妇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要比分歧频繁的夫妇高出607倍。这可能意味着偶尔有意见分歧的夫妻是有较好沟通的夫妻。科塞的“安全阀”机制强调冲突的功用；分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夫妇双方增加沟通，有助于情感关系健康发展。[14]
　　4 性生活满意的夫妻其婚姻满意的可能性高出性生活不满意的夫妻192倍。
　　上述四个方面的夫妻互动都对婚姻质量有影响，积极的互动会带来更好的婚姻质量。四类互动方式中，依次的影响顺序为：夫妻偶尔有分歧、性生活的满意状况、经常一起外出和配偶能够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
　　（二）个人特性对婚姻质量亦有一定影响
　　控制个人特征，如是否受过大学教育以上水平dedu（否）、收入自评状况dincom（不好）、身体状况dbody（不好）、是否经常有孤独感dlone（从不、偶尔，参照组为总是）后，统计发现：
　　1 在控制个体特征后，夫妻积极互动带来的对婚姻满意的作用略微减小，但积极的夫妻互动作为核心变量依旧显著，只是回归系数略为减小。
　　2 在控制个体特征后，“配偶是否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的回归系数略有增加。
　　3性别、是否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是否感觉孤独对人们的婚姻满意状况没有显著影响。 　　4自评身体健康的个体对婚姻满意状况有显著影响。自评身体健康的人比自评不健康的人对婚姻满意的高出131倍。即人们自我感知的健康状况会作用于婚姻质量。
　　5 收入状况对夫妻的婚姻满意状况有一定影响。由于收入与收入自评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最终选择了使用主观指标，即自认为收入处于富裕、一般、困难的状态。自评收入状况富裕的人相比于困难的人来说，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更大，高出112倍。自评状况一般的相比于困难的人来说，无显著影响。
　　（三）家庭因素对夫妻婚姻满意状况影响不大
　　将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加入模型，这些变量包括：住房所有权dhome（参照组是家人所有，另两组为租用或单位等所有）、最后一个孩子年龄kdage（20岁以下）、家庭常住人口a6、是否使用保姆dnurse（否）放入模型。研究发现：（1）衡量夫妻积极互动的核心自变量依旧非常显著，各回归系数都略微减小，即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有小幅下降。（

2）控制家庭层面的变量后，配偶理解自己内心感受的人相比于那些配偶不理解自己内心感受的人，和夫妻性生活满意的人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稍有增加。（3）家庭住房的所有权、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婚姻满意状况没有显著影响。（4）家庭是否使用保姆对婚姻满意状况的影响有显著性。用保姆的夫妻比不用的夫妻更容易对婚姻满意，其婚姻满意的可能性增加了127倍。可能是保姆分担了家务劳动，减轻了夫妻双方的劳动负担，增加了人们的婚姻满意状况。
　　（四）详见模型四
　　控制个人和家庭因素，做出第四个模型（见表2）发现：（1）控制个人和家庭因素后，夫妻互动的核心自变量依然很显著，其中夫妻意见分歧、一起外出活动和性生活满意的回归系数略微减小，但是“配偶理解自己的内心”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略有增加。（2） 是否受过大学教育水平、家庭常住人口数、住房所有权、自评的家庭收入状况等对夫妻感受婚姻满意的状况皆无显著性影响。（3）性别因素变得有一些显著，男性比女性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高出043倍；年龄对婚姻满意的回归系数在控制后呈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年龄越大，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4）身体自评健康的回归系数略有增加，身体健康的个体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更大。（5）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是否为20岁以上的影响有显著性。这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相一致，最后一个孩子的成长和离家会影响婚姻满意度，即倒u型曲线。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相比于孩子没离开家的要增加118倍。（6）家庭中是否使用保姆对婚姻满意的影响显著性略有影响，但显著性降低，即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因素后，保姆分担家务对婚姻满意的影响可能性有所减小。
　　四、结论和理论讨论
　　通过利用北京市城区婚姻家庭调查数据，对婚姻满意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分析发现：（1）北京市已婚人口且有配偶的人群中，有61%的人对婚姻满意，占了近三分之二，有36%的人认为自己的婚姻是“还行”的一般状态，只有3%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总体婚姻质量较高。（2）通过对因变量婚姻是否满意的二分logit分析，基本证实了研究假设，夫妻间积极互动是影响婚姻满意状况的核心因素，这些积极互动因素包括：夫妇经常一起外出活动的、偶尔有意见分歧、配偶能够理解自己的内心和性生活满意的。（3）控制个人和家庭诸因素后，这一组夫妻积极互动的变量与夫妻对婚姻满意的状况有显著性关系；而且，配偶理解内心感受的回归系数一直在增加。这说明，在影响婚姻质量的夫妻互动关系中夫妻间能够成为“知心人”是重中之重的因素。（4）人们自评的身体健康与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有显著关系，即使控制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身体健康状况依然有显著性。这对未来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可以进一步假设人们自我感知的身体健康状况与人们对生活状况的评价间有强相关，身心之间相互作用。（5）在控制个人和家庭诸因素后，“家里雇了保姆”对婚姻满意有显著关系。（6）控制个人因素后，个人收入自评富裕的人与婚姻满意之间略有显著关系。（7）控制个人和家庭诸因素后，性别与婚姻满意状况间显示出弱显著关系，男性比女性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略大。（8）控制家庭因素后，“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会对夫妻的婚姻满意状况产生影响。（9）值得关注的是：人们是否接受高等教育、 个人的孤独感、住房所有权、家庭常住人口对人们婚姻满意的评价没有显著关系；控制家庭因素后，收入等物质性因素亦无显著关系。而控制个体和家庭因素后，个人的年龄对婚姻满意状况的负向作用显著，也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婚姻满意的可能性更小。
　　毫无疑问，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随着人们观念的现代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人们评价婚姻质量的因素不再是物质性因素，而是情感性因素和性关系的因素，特别是积极的互动关系成为人们评价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这些积极性的互动关系包括：积极的意见沟通（夫妻间偶尔有意见分歧时的交流）、相互陪伴（经常一起外出活动）、有满意的性生活和知心（理解对方的内心感受），其中夫妻间的相知和默契是影响人们评价婚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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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黎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