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正文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副文本”分析对译作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翻译家鲁迅不仅留给国人大量的译文文本，而且还留有丰富的关于翻译的书信，以及围绕这些译作所写的序跋。文章试图以鲁迅翻译的译作中的序、跋、附记、目录、插图等副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副文本作为鲁迅译文文本补充和扩展的平台、鲁迅在译文中显身的平台以及鲁迅与读者交流的平台，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其对中国文学翻译所做的杰出贡献。
　　[关键词]鲁迅文学译作；副文本；序言；跋语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3－0064－06
　　
　　“副文本”(paratext)这一概念是1979年由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首次提出的。而弗兰克·埃尔拉夫对此做了如下解释：“副文本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标题、副标题、序、跋、题词、插图、图画、封面。”“副文本”只是相对于正文本而存在的辅助性的次要文本。但它不仅直接促成了译文文本在国内的接受，而且也起到了完善文本意义底蕴，拓展文本意义空间的解释性效应。副文本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序跋等副文本直接与正文本构成一种“互文性”。本文将以《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中收集的鲁迅翻译副文本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副文本对鲁迅翻译研究的重要性，以其引起译界对鲁迅译文副文本研究的重视。
　　
　　一、副文本——鲁迅译文文本的
　　补充和扩展的平台
　　
　　“副文本”与“正文”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文本，副文本材料一般都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对读者阅读和接受文本具有引导作用。WWW.11665.cOM在1982年出版的《隐迹稿本》中热奈特提到，“副文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最单纯的、对外围知识最不感兴趣的读者难以像他想象的或宣称的那样总是轻而易举地占有上述材料。”根据genette的界定，副文本材料可以分为“伴随文本”和“非伴随文本”两类。“伴随文本”主要是指那些在文本和读者之间起到协调作用的语言或非语言文本材料，如标题、作者名字(包括笔名)、文本类属标记、封面设计、丛书标题、书脊、前言、序、跋、铭文、题词、注释、献词、插图、后记、内容提要、评论、附录、广告等，这些材料一般随同文本正文一起面世：“非伴随文本”则包括那些独立于文本之外，但与文本密切相关的评论、采访、日记、通信等材料。译者的翻译策略采取的是“归化”还是“异化”，读者不仅需要从泽文中读解，更需要通过译者序言来了解译者。译者序跋里还包含着译者对原作者的态度，以及对原作的认识程度等等。以鲁迅为例，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十卷》收录的《译文序跋集》中的一百二十三篇序跋和附记，超过25万字，《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十四卷》收录的书信以及《鲁迅全集·第十五卷——十六卷》收录的日记已成为研究其翻译思想必不可少的佐证，这些书集就是将鲁迅为自己翻译和别人合译的各书所写的序、跋、辩言、略例、杂识、附记、引言、题记、小引，连同单篇译文在报刊发表时所写“译者附记”和书信以及日记副文本材料合编成的，这是研究鲁迅翻译思想的重要史料。副文本材料不仅是研究鲁迅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是其译介策略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些副文本材料的有效支撑，该文集的学术价值有可能大为逊色。这些文字是“鲁迅在非论战状态下写就的文字…有助于理解鲁迅对于翻译的复杂态度和二三十年代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层面。在这些为译本所写的序跋中，鲁迅充分地表现了他作为一个贴合原文的译者的基本文化立场”。《鲁迅译文集·第十卷》中的“译者附记”等同样能读出鲁迅对读者的设计以及对原作的态度，同时为读者对译文做出客观的评价提供了充足的证据。《鲁迅全集·第十卷》收录的《译文序跋集》里包含的序跋如下图：明代徐师曾在他的《文体明辨序说》中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序是进入作品的门径，是副文本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作品的最大的关系场。因此如去掉序，读者将很难回到历史现场，正如孙昌坤所说，译作的序言跋语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它们是客观地评价译者和译作、重构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规范的重要资料源泉。如鲁迅在《<幸福>译者附记》中提到了阿尔志跋绥夫的经历，并提到

著作是“厌世的”，其作风“只是时代的肖像”，其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医生>译者附记》中鲁迅认为这篇文章是“为弱民族主张正义的文章”，因此与他用“文学救国，拯救国民民智”的思想不谋而同。序跋对作品涵义的准确把握和深度揭示，挖掘出作品中遗留的阐释空白，为译作的经典化提供了理论的评论支撑。鲁迅非常善于利用副文本来实现其翻译目的，他总是力图通过序跋、评论、按语等副文本向其读者灌输进步思想，并经常在译文副文本中将中国和西方文法加以比较。如《<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提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一个青年的梦>后记》中提到，鲁迅译这剧本时“由于《新青年》上的介绍”，但因其进步性而“忽被禁止出版了”。可想而知，鲁迅对弱小民族的文学和短篇小说的译介毫无疑问为当时沉寂的国内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春风。
　　广告同样也是一种副文本，广告可为译作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它更是关于新文学作品的微型的书评、精到的阐释。如《鲁迅全集·第七集》里收录了《<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1926)，其“希图在这庞杂中略见一致”，《<奔流>凡例五则》(1928)，《<艺苑朝华>广告》(1929)，还有《鲁迅全集·第八集》里收录了《<域外小说集>第一册》(1909)，当时上海《时代》第一版登载了其的广告：“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竟先选择，斐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鲁迅称此为首次将“文学新宗”引入中国的文学界。《<苦闷的象征>广告》(1925)中提到该“文艺论”“并无删节”，因此没有“误译的地方”，该文集还有《<莽原>出版预告》(1925)和《<毁灭>和<铁流>的出版预告》(1931)，鲁迅在其译作出版广告中对作品内涵进行了阐发，作品优劣做了点评以及对作品在文学史的定位做了简单的分析。文章的标题是作品最简明扼要的意符，它对文章内容有所告知或有所提示。一个书面文本就是一套符号，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在它们的构成中暗含了某种语言。一个印刷的文本绝不会仅仅存在于纸面上。它是纸上之物和特定语言符码之间的一种交易——那种符码在根源上使得那些符号传递意义成为可能。鲁迅撰写了一些有关翻译理论的文章，如《摩罗诗力说》(1908)、《不懂的音译》(1922)、《咬文嚼字(一至三)》(1925)、《鲁迅译著书目》(1929)、《“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几条“顺”的翻译》 《风马牛》《再来一条“顺”的翻译》《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为翻译辩护》《关于翻译》(1933)、《论重译》《再论重译》(1934)、《非有复译不可》《“题未定”草(一至三)》(1935)。这些文章都有标题、注释，《鲁迅全集》及《鲁迅译文集》里有总标题，还有文内标题，如部分、章节、卷数名，有的用标号代替。标题是译者意图的呈现，这些副文本材料让读者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并能清楚地挖掘到鲁迅的翻译策略：译者翻译时需注意两点，必须让译文容易理解；必须保存原作的风姿。罗马尼亚比较文学家迪马认为译序和译者的前言“包含着译者对原作的评价，对作者的介绍”“连同译作一起都是促进文学联系的一个因素，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材料来源_ll㈣。”因此，副文本是读者进一步了解鲁迅翻译的目的、策略与当时社会背景的一种平台。
　　二、副文本——鲁迅在译文中
　　“显身”的平台
　　
　　余光中先生认为，“一本译书只要够分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而王宏志提到，在文本外干预读者反应的办法，最明显莫过于译序中的种种说明。张佩瑶认为各类副文本材料与系统的翻译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旧。马士奎提出，译者署名也是折射译者地位和译作出版时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意识形态背景的重要方面㈣。通过考察发现鲁迅进行文学翻译和创作时就曾用过一百八十多个笔名，鲁迅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在此情况下译者处于隐身、匿名状态。但笔名是文本的一部分，它不只是空洞无物的能指，而是作者所处时代、自身经验和身份的多棱镜。热奈特认为，作者名字不止于法律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的拥有者，而且也是文本分析的一部分。鲁迅用笔名翻译文学作品与当时社会思潮、个人经历和作品判断标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如要深入了解译文，就需先了解译

者，因为译者是译作的生产者，其名字背负着相互联系的艺术和人生。笔名把鲁迅的思想和他的译作以及其它序跋、注释，联系到一起形成一个大语境，相互阐释，相互印证。叶圣陶就曾说：“序文的责务，最重要的当然是在替作者加一种说明，使作品潜在的容易被忽视的精神，很显著地展现于读者心中，这种情况下，译者无形中就现身于译文和副文本中。
　　萨莫瓦约说：“文学的基本行为类似一种重复的‘再言’的形式，只不过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重提他人的言语。”因此，“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帮助国人“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并把国外的不同于国内的语言形式和文学式样引入国内成为了“盗火者”先驱鲁迅的不可推卸的任务。好书配好序，这是鲁迅一贯的思想。鲁迅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说，“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遗憾”。在《译者序》和《译者序二》中，鲁迅觉得《一个青年的梦》的“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而且认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于是鲁迅开始动笔翻译了。《<苦闷的象征>引言》中提到厨川百村的文章主旨“极分明”，“很有独创力”，还有诸多“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而鲁迅翻译时“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并且“陶璇卿君又特地为作一幅图画，使这书被了凄艳的新装”。程德培说，阐释是一种权力。副文本使阐释具有一个广阔的回旋时空，将使阐释更具丰富性。译者介入翻译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译者在译文中或文后的注释。同时鲁迅将注释的运用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其注释也非常丰富翔实，涉及到地理、历史、地名、人物、宗教、科学、法律、神话、习俗、艺术、作品、评论、词源、典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事物。nord也曾经指出，“如果一种文献型翻译按字面意思翻译后，另在脚注或术语表中曾接必要的解释，以说明源语文化或源语的一些特性，我们称之为语文学翻译或教学翻译。”译文中或泽文后某些注释主要对外文、风俗、典故、典籍及一些特殊语义等的注释，其目的是想使文本通俗化，扫除理解上的时代隔阂及地域隔阂，以免产生误读。同时使用题记、序言跋语将为文本增加更多的声音，创造多元真理。如“那阁：那及什陀之暱称”，“红边帽”的注释为“帝俄时代贵族所戴的帽子”，生姜“二沙”的注释为“俄国的重量名，一沙约合中国一钱一分余”，还有注释是关于启蒙文化、安格尔和德国的史学家等等详见《鲁迅译文集·第五卷》的127至130页；《<桃色的云>记剧中人物的译名》中提到，“对于植物的名字，只好采取了不一样的用法。那大旨是：一、用见于书上的中国名的。……二、用未见于书上的中国名的。……三、中国虽有名称而仍用日本名的。……四、中国无名而袭用日本名的。……五、译西洋名称的意的。……六、译西洋名称的音的。”如果说译文的译者是隐身在作者背后为其传递声音，那么译者在序言、小引、注释等中则是相对较多地现身，为读者在阅读过程前作铺垫，阅读中加以指引。
　　译者常常正面现身在导言和绪论中，经常对原作和原作者进行系统的或间接地介绍与评价。其实，译者“于再现原作和原作者时，其实也再现了自己”。译者对原文本文化误读的形式通过副文本体现出来，通过对副文本的分析同样也可彰显译者的身份。……副文本通过关注隐含在译文中的译者身份、原创性与匿名的意义，为译文的产生和接受提供有价值的简介。副文本使我们能够对出版商和译者的翻译意图与翻译观有深刻的了解。副文本的影响及作用往往是潜藏的，隐微的。作为译者诠释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隐形地制约着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可能导致不自觉的“误读”，因为译者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读人”了异文化的文本之中。译者在译文中留下的蛛丝马迹，是因为其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的，于是这种情形下的译者不可能完全隐身，他们只能选择在注释、序言跋语、绪论、插图等副文本空间现身说法，评长论短，对其译文进行知识性管理。译作序跋是译者对翻译活动的一种反思与自察，翻译研究对译者序言的解读无疑就是对译者自我观察的表现。这种观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特定时空中特定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所遵循的规范以及这种翻译规范与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之间的联系，从而助益对翻译规律的探求。鲁迅的序

，为译者提供了详实的背景资料，可以让读者了解鲁迅的用心良苦以及时代环境的影响。在《<父亲在亚美利加>译者附记》中，鲁迅介绍了芬兰文学家亚勒吉阿，其小说“于性格及心理描写都很妙”，鲁迅选择这篇文章来翻译，是因为作家身上“有一种优美的讥讽的诙谐，用了深沉的微笑盖在物事上，而在这光中，自然能理会出悲惨来”。鲁迅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中写道，“作者是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通过副文本“一定会有一种观念被表示出来。结果读者的心智，会从已经表现出来的可以明确感知的概念里，转移到艺 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的、不可明确感知的概念之中。”因此副文本是鲁迅在译文中隐性“显身”的一个平台。
　　
　　三、副文本——鲁迅与读者交流和
　　对话的平台
　　
　　“文本的标题……无论在原文中还是在译文中，标题都被视为副文本，因为标题一般是封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类似的原因，作者和译者的署名也被视为副文本材料。”译作序言可以说就是译者同读者对话的开始，它们是译者翻译思想的重要载体，也将成为客观评价译作的重要根据。副文本是译者引导读者以其期望的方式理解和接受译本的重要手段。副文本不仅是一个完整版本的译作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副文本的有效运用也是译者翻译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读者接受心理来看，阅读序跋会让读者产生对译作产生“期待视野”，它会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这种先验或“前理解”会“对引导读者阅读与接受译文、对读者产生情感影响具有很好的作用”。副文本对于译作而言同样可以起到“诱”或“媒”的作用，很多读者对译作的最初印象正是来自译作的序言跋语等副文本。在很多情况下，将“译文”与“非译文”区分开来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译作正文，而是对文本进行包装和推介的副文本。鲁迅认为序跋对读者起导读作用，他认为对读者来说，“在一本书之前，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鲁迅在《杂识》对安特来夫和迦尔洵做了简单的介绍，“今译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主题很明确，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作者的思想，而且它向读者传达了译者的思想，序言、关于作者的说明、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引言、小引、小序、前记基本上还是面向读者说话的，是读者进入译文之前必须阅读的内容，也就是热奈特所提及的进入“正文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门槛”。译者可以借助副文本这个平台阐述自己的翻译思想、翻译主张和翻译策略，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来对原作加以评点，引导读者以某种期望的方式去理解和接受译文。同时，由于译者和译文读者对翻译的理解与期待不同，副文本为译者提供了一个“教育”、引导读者，加深读者对翻译理解的重要机会。一般的译文读者由于对翻译的了解仅限于外部知识，因而对翻译缺乏真正的理解，就如同一台缺乏正确程序的电脑，而译者有时就需要为读者安装必要的程序，副文本往往就可以起到这种程序的作用。序跋不仅仅是引导读者鉴赏和理解译作，防止读者产生文学化的“误读”。鲁迅在致杜衡的信中说：“去掉译序，是很不好的，读者失去好指针，吃亏不少”。而对于读者不太谙熟的译文，鲁迅坚持：“在这些书籍之前，想来一定有详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域外小说集序》中，鲁迅认为“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介绍了阿尔志跋绥夫的生平，并认为他是一位“主观的作家”，“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之一，“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鲁迅的这些翻译序跋，对译文加以“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此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通过对这些序言跋语的解读，翻译研究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意义上的收获，而不仅仅只是文学欣赏。它既可以帮助读者跨越语言文化的鸿沟，体会原作者的思路，同样也可以

对原作者进行褒贬点评，阐明自己的立场。因此如果去掉译序，读者将会失去好的指南针，走很多弯路。因为副文本是从作品边界向正文过渡的一道道“门槛”、“门轴”或“阀限”，是作者在正文之前有意埋伏的一套阅读路线阐释规则，为读者提供预先审视和理会的机会。
　　副文本的“功能性”作为最基本特征，其美学意图不是要让文本周围显得美观，而是要保证文本命运和作者的宗旨一致。换言之，作者设计副文本是想获得理想读者，让他们根据提示最大限度地接近文本意义和艺术意图。插图往往选取的是正文本中的主要人物、重点场面、典型意境作对应性的图解。封面画是作品的窗户，插图则是书中一幅幅美丽的风景。插图能更形象地阐发文字的意义、补足文字的意义[句。在西方，图像和语言长期被看作是“人类最为基本的两种叙述传播形式”。在鲁迅眼中，书籍中插画、封面这类图像因素具有文章所不能代替的作用，正如鲁迅所说：“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好的插图不仅可以补文字之不足，还能为文字“贡幽阐邃”。对有插图的新文学作品，我们能够以两种方式同时阅读：文字阅读和图像阅读，可以“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插图使文字作品更加充满一种“感性的灿烂”，使新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变得更加生动、更加有趣。插图具有时代性，不同时期的新文学作品可能有不同风格的插图。鲁迅一生都对以插图、封面为主的图像艺术具有很高的热情，并且投入了大量的精力。1909年为《域外小说集》设计的封面开拓了清末中国书籍封面的美术设计史。他在此后译作和著作中都有封面和插图的要求，在其晚年，他甚至为推荐原书的精美插图而翻译小说。如1934-1935年，鲁迅翻译了八篇配有苏联木刻家马修丁插图的契科夫小说。“与其说为了文章，倒不如说是因为插图……这种轻松的小品，恐怕中国是早有译本的，但我却为了别一个目的：原本的插图，大概当然是作品的装饰，而我的翻译，则不过当作插图的说明。”《<死魂灵百图>小引》中，鲁迅觉得当时俄国的中流社会的情形“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像清楚的”，“当中文译本的《死魂灵》开始发表时”，鲁迅收到了曹靖华寄给他的“梭可罗夫画的十二幅”并“附印在阿庚的百图之后”、起到“互相补助”的作用，并且“移译序文和每图的题句的，也是孟十还君的劳作。”
　　副文本是一种有别于正文的他者，是另一种声音，它为读者提供了译者的审美视角。因此热奈特副文本理论的深远启示在于：不经过门槛径直走进室内是不可能的；不经过副文本，直接进入文本正文研究同样也是莽撞的。所以副文本为读者解读译文提供了先行的铺垫，提供了一个译者与鲁迅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四、结语
　　
　　金宏宇提到，副文本是经典文本的一种特定场域。正文本无时不处于这种“场”的环绕和笼罩之中。作为翻译作品的附属品，译作序跋的价值不容忽视，多元系统理论的领头人物之一图里把译作的序言跋语“看作重构翻译规范的重要超文本资源。”鲁迅为我们留下丰厚的副文本研究资源，成为我们走入历史去了解其当时的翻译思想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些珍贵文本，我们可以了解到鲁迅的文学思想和翻译策略等等。副文本研究对于如何创造性地、有效地的利用副文本来促进鲁迅译文的接受、增强其社会效果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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