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2)03-0076-06
“中国形象”是考察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重要维度，建构中国形象是中国文学确立自身现代民族“主体性”工程的重要体现，并逐渐成为一种现代性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性的危机滋生了中国知识分子寻找民族身份，建构全新的国家形象成为其文学想象的内在诉求。“启蒙”与“救亡”主题的双重变奏都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追寻民族新生的话语努力，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中将历史、社会和现实融于一域，倾听时代的呼唤，为本土民族文化的表达和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战爆发唤起了民族意识觉醒，如何将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文明轨道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作家以巨大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去重塑中国形象，建构新的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探寻对抗外敌的民族精神，才能萌生民族再生的凝聚力。
一、抗战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逻辑基点
抗战爆发之前，中国民族国家的身份是天然存在的，不需要国人予以确证。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相对恒定，国民的身份意识只限于国内文化语境中自我主体的范畴，没有世界体系中国家间的差别和比较，在家族、社区或宗教等关系网络中过着相对自足的生活。由于没有“他者”的闯入，文化间的比照意识较为薄弱，历朝历代国家的更迭难以产生民族沦丧的危机，没有外来文化的侵蚀，也就不会有现代性的焦虑。这种情境之中产生的文学作品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想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抗战的爆发，使国人的原初镜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视野从本民族的同一性向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性转变，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成为国人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wwW.11665.coM身份和认同是联系在一起的，有身份意味着有认同，反之，没有身份也就意味着没有认同。主体对国家身份的追问同时负载着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样一来，民族国家和个人的主体性之间建立起自然的纽带，紧密地关联在一起。面对敌人的侵略，国人在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之外，还产生了对于历史、民族、国家、个人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中华民族怎么了？如何拯救中华民族？救亡的意义何在？等等。这种现代意义的反思扩充了国人的视域，提升了他们建立自我民族身份的境界，也延展了文学创作的现实性和未来性。就文学创作而言，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找寻民族精神来铸亮当下抗战的民族国家心理，过滤当下现实中存在着的诸多弊病，在两种文化镜像中重构本民族的角色定位。
事实上，这种关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想象自近代已经产生了，其驱动这种文学实践的内在根源依然是现代性的焦虑，对于“后发现代性”的中国来说，必须寻找到落后的根源，改变现存的问题，跟随世界潮流，以此推动本国自主性工程的演进。而抗战时期国人要面对的侵略者不是文化层面上的入侵，同时更意味着国土沦丧，文化废弃，中国人面临着沦为亡国奴的民族危机，在此前提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将被异族践踏，国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和信仰将被粗鲁地改写，习惯了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将在片刻之间化为虚无。然而，这种民族危机也催生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为国人集体反抗提供了条件，为传统道德集体主义的民族复兴夯实了心理基础。由此，个人的独立性为民族尊严的群体性所替代，自愿加入到这场寻找民族国家身份，建构民族国家尊严的使命之中。这为抗战文学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和想象提供了精神支援，并以此提升其表现和言说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境界。吴翔宇：中国想象与抗战文学的价值建构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王一川认为：“一部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正是新的中国形象的创造史。”\[1\]这即是说，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它浸润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主体言说和话语建构的现代性意识，这也是其区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民族和国家受到日寇的入侵，出现了现代性危机，40年代中国文学开启了对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步伐和道路，对文化转型的思考也随即拓展。文化转型是相对于文化定型而言的，文化转型不是随时随地应然地发生，它需要诸多培育的土壤，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以及不同阶级集团、思想流派，相互碰撞、渗透，表征了一种文化范式的瓦解，也隐喻了新质的文化范式的生成。抗战初期的文学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历史关节点，在文化失范的转型期，作为作为民族精神之一的群
意识和生命强力，能为文学家提供创造的知识背景和想象空间。抗日战争给中国文学带来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是诗歌的蓬勃发达，另一方面则是报告文学的异常发达”①。这两类文体的兴盛主要是战争特殊语境的考虑，当然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戏剧、散文等也有一些闪光呈现。总之，这些作品有时代转型的表呈和隐喻，具体而论，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的：
第一，灰色沉痛的背景的预设，暗示着一个秩序混乱、中心颠覆的“多语”格局和隐隐新生的胎痛，是转型的诱因和先兆。作家们用灰色调的文学意象，如“寒冷的夜”（穆旦《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血肉交织的瓦砾场”（穆木天《月夜渡湘江》）、“黑夜”（方殷《战地散歌》）、“严寒的冬夜”（方敬《光》）、“暴风雨”（东平《暴风雨的一天》）、“千层万层的雾”（郭沫若《罪恶的金字塔》）、“茫茫夜”（曹葆华《一个礼赞》）等来隐喻战时中国的处境和危机。法国学者勒庞认为，“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2\]。正是在这种民族危机深重的国度才会激起国人沉积多年的民族意识和抗战意志。努力改变这种现状，重新建构和想象一个民族国家、思考文化转型，成为40年代中国文学中核心的思维命题和意义依托。
第二，英雄人格与侏儒人格对立为文化转型厘定了主体选择。抗战时期，中国文艺界曾就“英雄”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陈铨撰文认为，“一方面他可以代表群众的意志，发明，创造，克服一切困难，适应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事先认定时代的要求，启发群众的意志，努力，奋斗，展开历史的新局面……英雄是群众意志的代表，也是唤醒群众意志的先知”②。批评陈铨文章的人认为陈铨盲目推崇英雄是为法西斯的战争扩张辩护。不久，贺麟就发表了带总结性的论文《论英雄崇拜》，他指出，“其实，英雄崇拜根本上是文化方面、道德方面、和人格修养方面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站在政治立场上去提倡英雄崇拜固不对，站在政治立场上去反对英雄崇拜亦是无的放矢……英雄概括来说，就是伟大人格，确切点说，英雄就是永恒价值的代表者或实现者”③。“战国策派”所提倡的“英雄崇拜”，明显受到了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和尼采的“超人学说”的影响，他们的观念遭致批评当然出于战争本身的反思，但也不必完全抹杀，毕竟在特殊情境下时代呼唤英雄也是历史的常态。其文学创作观与抗日救亡的时代精神是合拍的，它可以起到增强民族自信，注入国家活力，激励抗战建国的积极作用。 淘洗和过滤人格，既可产生肩负时代使命的英雄人物，也会产生消极抵抗、退缩不前的侏儒人物。随着抗日形势的向前演进，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性，社会的黑暗面，人身上的一些弊病引起了作家的关注和思考，尽管这时出现过对“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论争，但文学界还是得到了共识，即打破那些“护短”和“隐恶”的反现实主义思潮，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抗战改变了人，也产生了各种性格、多样立场、揣怀各种心态的“新的个人”，既有“新的人民领导者，新的军人，新的人民”，又有“新的‘抗战官’，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新的‘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新的荒淫无耻，卑劣自私”④。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大量揭露民族痼疾及国民党当局黑暗统治的作品问世。《华威先生》可谓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张天翼幽默的笔触“像是无意中剥开了那些美丽的壳子，叫你看见那丑恶的真正的内部”①。塑造了华威先生这样一个混迹于抗日文化阵营的虚伪、庸俗、浅薄、无赖、卑劣、媚上欺下的国民党官僚形象。从而深
刻揭露了民族矛盾掩盖下的阶级矛盾，鞭挞了国民党竭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防范人民、敌视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并满腔热情地写出了革命群众的抗日要求和热情。华威先生以抗日之名行反人民之实，他的工作就是白天开会、讲话，晚上喝酒，而且百般阻挠人民的抗日生活，并费尽心思，到处钻营，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他的那种狭隘自私的性格、无孔不入的亢奋劲头、装腔作势的领导派头，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典型的人物形象。黄药眠的《陈国瑞先生的一群》通过反面人物形象的真实刻划，揭发了抗战痼疾。黄药眠在“作者附记”中道明了本文的题旨：“在国难严重的今日，尽管有许多英勇的将士在前线流血，有许多热
心的青年在后方奔走，但在某些角落里总还有一小部分的人躲在那里依旧过着腐烂的生活。这是事实。”小说主要塑造了陈国瑞这样一个靠“签名吃饭”的国民党委员的形象，他整天无所事事，最大的爱好就是去打听一些时政消息，然后再将这些消息“兜售”给身边的人，以此证明自身的价值。在生活上关心自己的体重，闲来无事就打麻将和交际花打情骂俏。而他的同事和朋友在抗战的背景下各怀鬼胎，放浪形骸，于抗战大业并无任何作用。这些充满劣根性的人永远不可能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存在既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窳败，也表征了他们必然被这个时代淘汰。这样的小说还很多，如周文的《救亡者》、黑丁的《痈》、陶雄的《伥》、台静农的《电报》、周正仪的《归来后》、扬波的《最后一课》、沙汀《防空——在勘察加的一角》等，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汉奸的丑恶嘴脸，官僚主义做派，后方官员发国难财、囤积居奇、中饱私囊等黑幕。在诗歌方面，王平陵在《觉醒吧！出卖祖国的奴役！》中对汉奸的丑恶行径发出义愤填膺的诘问和诅咒，当周作人公开叛变的消息传出后，艾青在《忏悔吧，周作人！》中表达了他“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时充满愤怒和惋惜的复杂心情，对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背叛祖国、屈膝事敌的民族罪人发出了义愤填膺的诘问。同样在报告文学领域也出现了如野渠的《伤兵未到以前的一个后方医院》，揭露了“后方家庭医院”打着抗战的旗号，大发国难财的内幕；唐其罗的《沙喉咙的故事》控诉了国民党当权者假借征兵抗战的名义，向农民肆意敲榨勒索的丑恶现象；萧乾的《林炎发入狱》暴露了国统区保长私卖公田、滥派爱国捐税的罪行，李乔的《饥寒褴褛的一群》展示了国统区兵役制度的黑暗。与其说这些人的丑恶行径是战争特殊语境所造成的，不如说是其劣根性和阶级属性之使然，他们在民族危难时期要么成为后方的“蛀虫”，要么成为前线的退缩者、投降者。必然在这血与火的淘洗中被历史唾弃。
二、抗战文学想象中国的形象学体系
王一川用西方现代卡里斯马的概念来解释中国20世纪小说中的英雄典型，这为我们解读抗战初期文学的建构中国形象提供了启示，他认为：“卡里斯马是文化内部那种能够产生或者毁灭价值体系、赋予混乱以秩序的特殊力量，使得这种文化在一个中心点上凝聚为有序的整体。”\[3\]这些群体的英雄是中心秩序、话语霸权的赋予者，在与失衡、混沌的世界和失范、杂乱的话语较量中自己的主体精神被大力的书写出来。抗战爆发不久，鹿地亘就断言：“新的人民的领导者的典型开始产生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军人性格产生了，肩负着这个时代的阿脱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在开始出现”②。这里所说的“阿脱拉斯型的人民”是抗战的新的典型，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时代新的质素，是中国巨人身上有活力的细胞。例如茅盾就认为姚雪垠笔下的“差半车麦秸”正是“肩负着这时代的‘阿脱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③。抗战初期的作品中既出现了有一定劣根性的抗敌英雄，也出现了“红花的女英雄”（碧野《在获鹿》）、背着历史负荷的“富农英雄”（集体创作的三幕剧《突击》）等。这些人物的出现是抗战初期的文学作品中个人英雄形象，但不是最主导的典型，这一时期的典型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重“群体”的集体主义情怀。如果说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者弘扬人的强力，去对抗强大的传统势力，以此来建构真正意识上的现代的“个人”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作家则弘扬民族的强力，去抵御强大的外敌入侵，藉此来确证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的“群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抗战刊物的发刊词中来印证，这既是作家创刊的初衷，也是全民族的共识。《七月》的发刊词中写道：“如果这个战争底最后胜利不能不从抖去阻碍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而得到，那么，这个战争就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对于意识战线所提出的任务也是不少的。”④在《抗战戏剧》的创刊词中有这样的话：“如何来争取一个抗战的胜利呢？这一个抗战是关系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所以也只有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的与侵略者作殊死战，才有胜利的保障。”《抗战文艺》的发刊词这样写道：“满中国吹起进军的号声，满中国沸腾战斗的血流，以血肉为长城，拼头颅作爆弹，在我们钢铁的国防线上，要并列着坚强的文艺的堡垒。”可以说，文艺对蕴含于“群体”、“大
众”身上的“力”的肯定和弘扬是初期抗战文学的突出的表现。相应地，大多数的文艺作品熔铸着全民族奋起抗争的排山倒海之力和雄伟壮美的阳刚之气，给岌岌可危的国度和伤痕累累的国民带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抗战文艺中属于非常活跃的一支力量，由于现实生活的变化所给于的新的主题和素材，由于诗人新的思想和新的感觉的浸润，使它的内容和形式上具有时代特色的历史和审美意义。在抗战诗歌中，高扬民族强力的诗篇俯拾即是。古老土地的怒吼，吹号者的鼓舞，化为亿万民众惊天动地的斗争与反抗：“无数千万的战士/在闪光的惊觉中跃出了战壕，广大的，激剧的奔跑/威胁着敌人地向前移动……”艾青这首《吹号者》喊出了国人的愤怒，书写了全民族共同的心声。臧克家的《血的春天》发出了在抗战中去迎接春天的呐喊，“在战斗中，/抖颤着一个血的春天！/抗战！抗战！/将敌人的脚跟，/从我们的国土上斩断，/那时候，我们携手踏回故园……”全诗歌颂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全民族的“合力”抗战中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田间的《给战斗者》中肯定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复仇，“七月，/我们/起来了，/呼啸的河流呵，叛变的土地呵，暴烈的火焰呵，/和应该激动在这凄惨的殖民地上的/复活的/歌呵！/因为/我们/是生长在中国。”该诗塑造了“我们”这样一个群体抒情主人公形象，他们充斥着怒火，心怀“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更温暖更明亮”的爱国情怀，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奋起反抗。聂绀弩的诗歌《不死的枪》号召所有的人去反抗“中国的门里头闯进的强盗”，这种群体既包括各种小生命，如乌鸦、老鼠、常春藤、飞沙、毒蛇，也包括一些残疾人，“起来，所有中国的废人：/聋子，要你去刺探敌情！/瞎子，赶快学会瞄准！/哑巴底讲演要使人人都爱听，/跛子是神性的追击兵！”这些诗歌多以复数的人称（“我们”、“他们”、“你们”），置身于抗战的热血潮流，肯定他们身上的强力意志，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和战斗激情。正如艾青概括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特征时所言：“诗人们努力着把自己的作品成为发自人民呼声，为此迫使诗人们去了解人民的痛苦，发掘蕴藏在广大群众间的无限的力量；而且是自然地对人民产生了亲切的感情，更从那被他们如此艰苦地支撑着的斗争中，提高他们的生命的价值，从他们的不可悔的反抗中，辉映他们的意志的尊严。”\[4\]
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以最严肃的态度，迅速报告了敌人的暴行及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祸殃，传达出了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信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有论者说过：“报告文学不应该像一面镜子或是一本记事册，机械地反映或记录出事实底琐末；作家必须具备那代表在成长中的大众的敏锐的感觉和深厚的感情，给被描写的事象着上鲜明的色彩……”①以群的意思是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时，主体应直接、明朗地表达出对客体的主观评价与感情取向，而发掘民族精神，关注时代现实是这种主观评判和感情取向的根据。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就对时代和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入且细腻的书写，不管是战场上的战士（如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等），还是战争中伤兵（如骆宾基的《救护车里的血》、慧珠的《在伤兵医院中》等），无论是抛家别雏、被迫逃亡的知识青年（如刘白羽的《逃出北平》、李希达的《逃亡》等），还是奔赴前线，担负起宣传的知识分子（如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田涛的《黄河北岸》等），他们是以“群体”的存在而被赋予意义的，尽管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但他们在这片充满着热血洗礼的土地上，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攒着集体的力量，传达出了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信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
其次，崇尚生命“强力”的革命意志。“强力”是人类原初生存经验的积淀，为了使生命繁衍生存，人类的经验是用自身的“伟力”去对抗外在的作用力。人类用自己坚强的意志，生生不息的生存强力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文明史、人类史。抗战初期的文学首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伤痕累累的文化背景，这是战争留给国人共同的时代烙印与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中产生了很多的时代英雄，他们身上充斥着生命强力，是这个混乱时代中的支柱。曾经寄情童真、精研佛理的纯情散文家丰子恺，在芦沟桥的炮火后也写下了歌词：“我们四百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润之
心。我们四百兆人，互相亲，团结胜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崩……”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的怒吼，是亿万民众生命强力和抗战意识的表征：“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莽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做成我们民族的屏障！”《黄河大合唱》这气吞山河的歌词，谱写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曲，将中华民族的傲然正气和强力意志表露无疑。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书写了林青史带领的第四连与强大的敌寇英雄作战的经历，在这些将士的身上有一种生命强力意志，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他们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像一下子要把整个天地的容颜加以改变似的，用了最大的决心和兴趣去处理这个微小得近乎开玩笑的任务。”在“肉体”暴力的表演、实施过程中，个体的生命强力被宣泄、放大和尽情演绎，生命的狂放姿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在这篇小说中，暴力拼杀场面大量存在，看似带有原始生命本能的肉搏已不是纯粹的一种力量较量，它放大和彰显了我军英雄人物生命里郁积的强力。生命强力是人类原初经验和记忆的一种积淀，在战场上，这种酒神意志能“淡化”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得到一种“殴打”的暴力美感：“血变成了酒，而残酷的激战跟可怕的死亡变成了欢宴，牺牲者的篝火变成了厨房炉灶。”\[5\]“强力快感”是在战争语境中获得的一种酒神体验。在“肉体”暴力的表演、实施过程中，个体的生命强力被宣泄、放大和尽情演绎，生命的狂放姿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
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为文学的史诗品格的出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战争使民族以一个整体出现，战争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行为，不再是历史的某个片段，而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过程；“历史”不仅仅是成为记忆的过去的事，它也能成为叙述的“主体”，被推到了前台，不单纯是“人在历史中成长”，同样也是“历史与人成长的同构”。战争为文学提供了史诗所必须的各种元素，如伟大的时代、英雄人物、广阔丰富的战争情境等。当时一大批有影响的文艺家，如茅盾、周扬、胡风、艾思奇、邵子南、穆木天、端木蕻良、田间等，都呼吁作家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壮丽史诗。“当作家跳跃在时代激流里的时候，他的想象作用就退居在较次要的地位，能够在事实的旋律里找到他的史诗的形态的。”①“伟大的民族革命时代，必须有伟大的民族革命的史诗。”②胡风和穆木天肯定了时代的激流对作家的塑造作用，为作家创作史诗性的作品提供了氛围和背景。抗战之初，因为考虑到在战斗中作家没有马上实现大的构成艺术的余裕，同时大众的接受水平有限，使得一些轻型的文学样式成了必然的选择。其结果是“没有包含着大的思想力批判力的雄大史诗的出现”③。随着抗战形势转入持久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史诗性作品的问世同样对抗战是有利的，“今日我们的文艺要创造出多量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史诗，从蒙昧的状态进到自觉的状态，从被虐待内屠杀的状态进到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状态。我们的文艺不但要反映而且要推动这些状态的发展。我们的文艺不会像显克微支的灰色的怀乡病的格调一样，而是鲜明的战斗的角声。”④ 救亡分属思想文化和政治实践两大领域的主题，就社会结构层面来说，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日军的侵华战争使得“救亡”成为现实生活的首要工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国人及各行各业都必须面对的，文学也不例外。此处所说的“启蒙”是指从“五四”开始并沿续下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反对封建，批判蒙昧，以人本主义思想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获得现代人的权利的主题。从表面上看，启蒙和救亡似乎对立，但实际上两者却是相互渗透，彼此促进的。但在将国家和民族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亡中拯救出来，给予中国和中国人民独立、自由尊严的救亡主题面前，启蒙话语被迫退出中心位置。最早觉察到救亡将会给启蒙带来冲击的是鲁迅。1936年他在《半夏小集》中这样写道：“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6\]其中，“沦为民族的奴隶之苦”指的是救亡的主题，而“做自己人的奴隶”则特指启蒙，鲁迅的言下之意是救亡正在日益占领启蒙的领地，他在这里是要提醒大家，在救亡的大潮中不能掩盖和遗忘了启蒙意识。然而，他的这种
虑很快就成为现实。所谓启蒙，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使摆脱其自我原先未成年状态。未成年状态意味着无他人指导不能运用自己的悟性”\[7\]。即启蒙意味着对社会和人的某些弊病和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以此建构出一个符合现代性要求的主体思维和生存状态。在“抗战高于一切”的时期，很多人认为暴露黑暗会破坏抗战的大好局面，会损伤国人的民族精神。难怪胡风会说：“抗战爆发以后，大家都被卷进了其大无边的兴奋里面，特别是热情而纯洁的青年人，觉得自由和光明已经得到了，一切黑暗和污秽都成了过去的回忆。那时候，似乎鲁迅的斗争道路也己经过去了，因而鲁迅这个名字也似乎和沉醉在炮火声里的他们隔得非常遥远。”⑤尽管这时也出现过周文的《救亡者》、黑丁的《痈》、陶雄的《伥》、台静农的《电报》、周正仪的《归来后》、扬波的《最后一课》、沙汀《防空——在勘察加的一角》等揭露国统区痼疾与黑暗的作品，但在“抗战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下，这些作品揭示的问题非但未能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和理解，反而遭到很多读者的误解和不满，当然更有国民党当局的批判和查封。我们可以以老舍的创作经历进一步来思考这一问题。老舍在抗战时期创作了多部抗战戏剧，由于他的尖锐批判性，从一开始就受到别人的批评，“老舍的剧本《残雾》上演的时候，听说观众之中颇有几位先生大摇其头，以为其中所暴露的会摇动人们的抗战信心，甚至认为破坏抗战。这是当时在场的一位朋友亲闻亲见的。”①老舍事后坦言，“……许多关于《残雾》的批评，十之六七是大骂特骂”。在创作《张自忠》时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形，“一谈困难与问题就牵扯到许多事，而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人人都能成圣成贤，不准说任何人任何事微微有点缺欠。”\[8\]“一谈困难与问题就牵扯到许多人许多事，而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②作家的无奈恰恰说明政治对于文艺的塑造和规约，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救亡主题对于启蒙主体的限制。
可以说，中国新文学中的启蒙思想自“五四”以来，经过抗战这一特殊时期，曾有过一些挫折，但其深藏的文化建构和人文精神却没有止步于抗战时期，而是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始终。这其中，七月派作家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抗战爆发后，七月派始终坚持“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的五四新文学理路，并一如鲁迅那样以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为文学基本主题，时时“把启蒙的效果放在心上”③。胡风和其他七月派的理论家一直在思考，“怎样从极其纷繁复杂的光波里，射出一道鲜明强烈，确立不移的新文学的光来呢？那是今后《七月》所应该努力的方向。”在他们看来，鲁迅等人开创的改造国民性的中国新文学精神不应在抗战的语境中遭受扼杀，战争更需要民族精神的改造，“在神圣的民族战争的今天，鲁迅的信念是明白地证实了：他所攻击的黑暗和愚昧是怎样地浪费了民族力量，怎样地阻碍着抗战怒潮的更广大的发展。”\[9\]事实上，关于救亡与启蒙关系的话题，如果只在历史中截取抗战初期这一时段来认识中国的启蒙、了解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还是非常不公正的，有断章取义之嫌，因此得出“救亡压倒启蒙”的看法也是言之过早和一厢情愿，而对其深层结构的了解显然是相当片面的。如果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脉络中了解中国的启蒙，如整个抗战文学的框架中来考察，可以得到较全面的理解。其实，救亡与启蒙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从思想的层面上看，救亡同样是启蒙的合理范畴，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两者存在的抵牾也是不可避免的，从现实考虑会有一个实践的先后秩序，但两者完全可以建立融合、互促的关系，以此来推动抗战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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