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国家的社会环境里，在探索革命道路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研究和阐述了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概括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农民问题，对于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历史发展
　　作者简介　吴珏(1964-)，女，广东商学院思想理论课教学部教授。(广东广州 510320)
　　
　　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命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由于他们所处的生活时代和具体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因而对农民问题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农民对革命和建设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也有所不同。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问题的初步研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生活和斗争的时代，对农民问题就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1　阐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在详细地分析了农业劳动的地位和作用后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由农业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农业劳动者——农民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2　分析了小农的属性和特点，指出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首先是分散性。“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联系松散，“好像一袋马铃薯”。WWw.11665.Com其次是被动性。由于彼此间只存在一种地域关系，他们的利益的共同性并没有使他们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而是拘守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再次是保守性。“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他们对革命普遍表现出消极、冷漠的态度并容易产生反动取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而农民则是一个有先天缺陷的二重性阶级，是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等级”，是不革命的，是保守的。
　　3　分析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阐述了建立工农联盟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指出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并没有否认农民有革命性的一面。关于农民的革命性，马克思以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农民为例，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农民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当有觉悟的广大农民对拿破仑的幻想破灭之后，就会逐渐产生革命的愿望和要求，就要起来斗争。所以，“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定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
　　马克思还认真分析了农民和工人的经济地位、政治倾向性。他认为农民和工人都处于被剥削地位，只是被剥削的形式不同，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提高农民的地位，改变其经济状况，因此，农民必然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和领导者。”
　　所以，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与农民结成朋友，得到农民的支持。
　　4　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通过合作制的形式进行。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不能脱离农民尤其是小农，而是要慎重对待他们，要采取措施改善农民的状况。首先是要使农民从土地私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对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不同土地制度和不同农村阶级关系的国家，应当采取不同的实现土地公有的办法。在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还没有达到把旧式小农消灭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能直接建立公有制，而是“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即采取合作经济的形式，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过渡的方式上，“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必须

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而不是强制的)道路，自愿联合起来，绝对不能采取任何暴力或其他得罪农民的措施。恩格斯告诫说：“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都是不可能的。”在过渡的道路上，合作社将由低级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
　　
　　二、列宁对农民问题的系统阐述
　　
　　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思想，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深入地阐述了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　进一步分析了农民的属性和特点，阐述了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列宁认为农民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阶级。他分析指出：“小农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必然把他们变为小资产者，他们永远在雇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动摇着……”。“这种动摇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的实质而必然产生的。一方面，小生产者受压迫，受剥削……另一方面，他是小业主。农民身上存在着业主的本能。这种业主的私有者的本能促使农民脱离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对立。”“农民也和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地位……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动摇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
　　基于对农民阶级二重性的认识，列宁断言，对农民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克服农民阶级二重性的缺陷防止农民跟着资产阶级走是必要的。专政的措施就是剥夺农民，使农民失去一定的经济条件，从而失去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而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阵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采取余粮收集制使农民辛勤劳动收获的粮食被强行征收，就是列宁认为的使农民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克服农民产生资本主义的有效措施。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列宁认识到其危害后，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2　深入研究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思想未能得到充分阐述。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思想。首先，他认为建立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取得民主革命决定性胜利的基本条件。他说：“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做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 领，就会使这个革命成为彻底的自私自利的东西。其次，列宁分析了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可能性。他认为，农民有着直觉的革命性，他们急切地想立刻打倒地主政权，创立新制度。农民在专制制度中除了遭受压迫和暴力外，得不到其他任何东西；而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则是背叛和出卖。因此，他们在争取土地和摆脱农奴制剥削的斗争中，同俄国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联合是其唯一的选择，此外，没有其他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正义要求。
　　在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理论。他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政权，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保证。因为，无产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取得民主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必将导致夺取政权，成立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临时政府，也一定会引起地主、资产阶级的拼命反抗。如果没有工农民主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也不可能对社会实行必要的改造。
　　3　深入研究了农业合作化问题，系统阐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列宁明确指出，苏维埃制度下的合作制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合作社是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列宁还阐述了建立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条件：无产阶级国家应该给合作社以财政上的支持，这是任何新的时候制度产生所必须的条件。同时，要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改造小农的整个心理和习惯，使之健全起来，适应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三、毛泽东使马列主义农民理论

国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使马列主义农民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
　　1　分析了中国国情，指出农民阶级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同盟军更是主力军。毛泽东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出发，探讨了农民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从生产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业是社会经济的中心，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军队的来源”。第二，从人口数量看，“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当有三万万二千万以上，在人口看，我们就不能否认农民问题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重要”。第三，从革命力量来看，毛泽东分析说：“倘若国民革命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则仅占人口二百万。现在组织起来的只有几十万，工人的大炮不过如此，而农民的大炮则甚多，能够将帝国主义军阀打倒。”第四，从中国革命的对象来看，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主要是凶残而又强悍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要战胜这些强大的敌对势力，没有农民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中的贫农是一个革命性极强的阶级，“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2　强调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必须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要实现对农民阶级的领导，要最充分地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必须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解放的桎梏，是造成农民贫困、农业生产力落后和农村衰败的根源，也是整个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因此，解决农民的最根本利益必须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问题的中心就是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到胜利。在中国，谁赢得了农民，谁就可以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所以，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把土地革命作为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将土地革命贯穿民主革命的始终。
　　3　正确认识农民身上存在的弱点，教育和引导农民。毛泽东在强调农民革命性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其身上的弱点。农民参加革命是有条件的，是根源于对土地的本质要求、根源于对自然经济的依依不舍。而其私有制，必然导致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天然认同；其封建性对革命事业也有着严重的影响和危害。只有对农民阶级加以无产阶级思想引导，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对农民加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他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应该长期地耐心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实际上早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就注重对农民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引导：发展农民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创办农民夜校，向农民灌输新知识、新思想；后来又把做群众工作规定为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之一，人民军队所到之处，向农民群众宣传教育；又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从而自觉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四、邓小平对农民问题的深入探索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问题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　强调农民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农民农村问题的优先地位和全局作用。他反复提醒我们，时刻都不应忘记我国的国体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联盟要加强。一是因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

的人口住在农村，农民作为劳动者，是中国进行建设的最基本力量，离开了农民，就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发展。他明确指出：“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它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二是因为“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业是安定天下的产业，农业稳，天下定，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关系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总之，“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
　　2　激发农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必须尊重农民。邓小平认为，没有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因此邓小平非常注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一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给农民自主权。因为农民是生产的主人，是生产的承担者，任何人或组织都不能替代农民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他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就使它合法起来。”正是基于对农民意愿的尊重，20世纪80年代初，当农村兴起大包干时，邓小平予以积极支持；当农民群众首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邓小平再次予以肯定并及时地总结、上升为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二是要保障农民的利益。邓小平在领导制定一些有关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时，都考虑确保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考虑是否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提高。他说，必须给予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推行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目的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3　全面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依靠科技支持农民获利。邓小平十分注重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一定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作物产量，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生活得到更大的改善。他预言将来农业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在提高科技意识的同时，他还强调要切实加强农民的科学文化教育，用科学文化武装农民、改造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