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收入增长、环境政策、环境有益技术与排污强度之间存在环环传导的因果关系,但实证研究中若以人均收入变量的系数来度量技术效应会高估真实技术效应,低估不利环境总效应,使结论出现偏差。环境政策对收入变化作出响应有1年滞后期,有4年适应期;环境有益技术对环境政策变化作出响应也有1年滞后期,但受影响时间较长;环境有益技术进步可迅速降低排污强度,但抑制作用持续年限较短。
　　关键词:收入增长;排污强度;技术效应;逻辑链条
　　
　　一、引言
　　
　　近20年来,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相关理论研究中,通常将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成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1]在构建环境效应分解数学模型时,将总产出的变化称为规模效应,污染品所占比重的变化称为结构效应,排污强度(单位产出排污量)的变化称为技术效应。[2][3][4]在相关实证研究中,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大小通常通过计量分析模型中总产出或人均产出、资本劳动比率和人均收入等解释变量的系数来度量[5][6][7][8][9]。其中,总产出或人均产出的变化直接反映经济活动规模的变化,因而它的系数可以反映规模效应;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直接体现一国要素禀赋的变化,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一国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将直接引起其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因而它的系数可以反映结构效应。然而,人均收入的变化并不能直接导致环境有益技术发生改变,人均收入变化如何引起排污强度改变,其传导机理、传导力度、传导时滞以及传导的持续性方面在理论上并不清晰,因此利用人均收入变量的系数来度量技术效应或有偏差。wWW.11665.COm现有的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居民将增加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进而要求政府加强对企业排污行为的约束。企业在政府的环境政策管制之下,将改进环境有益技术,从而降低排污强度,形成技术效应,最终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也就是说,在收入增长与技术效应之间存在收入增长→环境政策强化→环境有益技术进步→排污强度降低→技术效应形成的链式逻辑关系。那么,这条逻辑链条是否存在?各个环节向前传导的力度有多大?传导的时滞和持续时间有多长?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将利用中国1985-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这种逻辑链条存在的理论预期得到数据支持,但实证研究中若以人均收入变量的系数来度量技术效应会高估真实的技术效应,从而低估不利的环境总效应,得出有偏差的结论。另外,从中国数据显示的情况来看,环境政策对收入变化作出响应有1年的滞后期,有4年的调整适应期;环境有益技术对环境政策变化作出响应也有1年的滞后期,但受环境政策变化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环境有益技术
　　的改进可以迅速降低排污强度,但这种作用持续年限较短且到后期作用相反。

　　二、居民收入、环境政策、环境有益技术和排污强度的演变趋势分析
　　
　　从总体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也随之逐步提高。但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不断加重,工业“三废”排放大幅增加,严重损害了生态和生活环境。为了遏止环境质量下降,保护人们生命健康安全,中国政府也不断加强环境监管,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提高环境标准,加大环境治理力度。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取代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就充分说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环境监管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环境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企业在政策压力下也不断改进环境有益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增加配备污染治理设施,追加污染治理投资,从而降低排污强度,减少污染排放。居民收入、环境政策、环境有益技术和排污强度的这些演变趋势可以进一步从具体数字得到说明。

 　　首先从居民收入来看,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劳动报酬由1985年的1 148元增长到2006年的5 804.6元,增长了4.1倍,年均增长8.2%。其次从环境政策来看,中国政府对直接向环境排放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等污染物的单位征收排污费,排污费实际征收额由1985年的9.2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40.1亿元,增长了4.4倍,年均增长7.7%。再从环境有益技术来看,节能技术属于重要的环境有益技术,工业能耗强度的演变过程可以较好地反映节能技术的进步过程,因而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反映环境有益技术的演进过程,中国工业能耗强度由1985年的5.3万t标准煤/亿元逐步降至2006年的1.9万t标准煤/亿元,下降了64%,年均下降4.1%。最后是排污强度,工业“三废”排污强度的变化过程大致相似,工业废气排污强度的演变过程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工业“三废”排污强度的演进过程,其由1985年的7.6亿标m3/亿元降至2007年的3.4亿标m3/亿元,下降了53%,年均下降2.1%。图1反映了上述指标1985-2006年的演变趋势,前两类指标呈上升趋势,后两类指标呈下降趋势。
　　
　　三、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
　　根据上述逻辑链条关系,构建以下三个回归方程:
　　其中,income为实际人均收入,policy为环境政策,tech为环境有益技术,pollinten为排污强度,所有变量均取(二)变量选取和计算
　　笔者选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作为人均收入的代理变量,排污费征收额作为环境政策的代理变量,工业能耗强度作为环境有益技术的代理变量,工业废气排污强度作为排污强度的代理变量。数据选取1985-2006年数据。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2008年)除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100),便得到实际人均收入变量(income)的数据。由于难以获取分类征收的排污费数据,所以选取排污费征收总额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和《中国环境年鉴》(1996年、2001年、2007年))除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100),便得到环境政策变量(policy)的数据。工业能耗强度的计算是利用历年工业能源消费总量除以相应年份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工业总产值得到。其中,工业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2008年),工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8年),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85年=100)对工业总产值作调整。工业废气排污强度的计算是利用各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除以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工业总产值得到,其中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数据与排污费数据来源相同。
　　(三)平稳性检验
　　由于所选变量均属于时间序列变量,所以需要先进行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方法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利用eview5.0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根据时间序列变量各自不同的特征,相应选取含(无)漂移项、含(无)趋势项,最大滞后阶数设定为6,按照sic准则选择滞后阶数,采用mackinnon临界值作为判别标准。如果adf检验的t统计值小于某一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拒绝存在单位根的虚拟假设,表明被检序列在该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lnincome、lnpolicy、lntech、lnpollinten等四个变量均为单整序列i(1)。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现有理论认为,人均收入变化引起环境政策改变,环境政策变化引起环境有益技术改变,环境有益技术变化引起排污强度改变,这种逻辑关系是否成立可以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证实。表2是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在人均收入与环境政策、环境政策与环境有益技术、环境有益技术与排污强度等三组变量之间均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人均收入是环境政策的granger原因,环境政策是环境有益技术的granger原因,环境有益技术是排污强度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都不成立。可见,上述逻辑链条关系得到数据支持。

　　(五)协整回归
　　由于所有变量均属于单整序列,所以可以考虑在lnpolicy与lnincome、lntech与lnpolicy以及lnpollinten与lntech等三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尝试进行ols回归。同时,对回归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采用eg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回归的残差序列均属于平稳序列,因此可将这些回归视为协整回归。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利用eg协整检验方法与adf单位根检验方法相同,但是其t统计量不再服从df分布,而是服从engle-granger分布,临界值应参照eg协整检验临界值表,而非df分布临界值表。表3是协整回归及协整检验结果。
　　表3显示,从收入增长与环境政策的关系来看,实际人均收入每增长1%,排污费征收额将增加0.73%;以1985-2006年实际人均收入年均增长8.2%估算,排污费征收额年均将增长6%。从环境政策与环境有益技术的关系来看,排污费每增加1%,工业能耗强度将下降0.68%;依照链式逻辑推算,实际人均收入每增长1%,将通过排污费征收环节的传导带动工业能耗强度下降0.5%;从平均传导效果来看,以排污费年均增长6%计算,排污费增加将导致工业能耗强度年均下降4.1%。从环境有益技术与排污强度的关系来看,工业能耗强度每下降1%,工业废气排污强度将下降0.8%;依照链式逻辑推算,实际人均收入每增长1%,将通过排污费征收和工业能耗强度下降两个环节的传导带动工业废气排污强度下降0.4%;从平均传导效果来看,以工业能耗强度年均下降4.1%推算,工业废气排污强度年均将下降3.3%。总之,从边际传导力度来看,实际人均收入每增长1%将带动排污费征收额增加0.73%,工业能耗强度下降0.5%,工业废气排污强度下降0.4%;从平均传导效果来看,以1985-2006年实际人均收入年均增长8.2%估算,其将带动排污费年均增长6%,工业能耗强度年均下降4.1%,工业废气排污强度年均下降3.3%。

　　协整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在收入增长与技术效应之间确实存在收入增长→环境政策加强→环境有益技术改进→排污强度降低的链式逻辑关系。不过,由于实际人均收入增长劲度在经过环境政策和环境有益技术两个环节的放小作用之后,1%的增长只能使排污强度下降0.4%,所以实证研究中若以实际人均收入变量的系数来度量技术效应将会高估实际的技术效应,从而低估不利的环境总效应,得出的结论存在偏差。
　　(六)脉冲响应分析
　　虽然协整分析可以揭示lnincome与lnpolicy、lnpolicy与lntech以及lntech与lnpollinten等三组变量之间在长期内的一种均衡关系,但并不能揭示它们之间前后传导的时滞长短以及持续时间的长短。要揭示它们之间动态的传导关系可以利用var模型进行分析,将各组变量均视为内生变量,构建3个无约束的var(2)模型。由于本文着重关注居民收入如何影响环境政策、环境政策如何影响环境有益技术以及环境有益技术如何影响排污强度的变化等三个传导环节,所以仅选取lnpolicy对lnincome、lntech对lnpolicy以及lnpollinten对lntech等三幅脉冲响应函数时序图进行分析(见图2)。从lnpolicy对lnincome的脉冲响应函数时序图来看,环境政策对居民收入变化到第2期才开始作出正向响应,第2期到第6期响应增强,第6期达到最高值,之后响应趋稳,这表明环境政策对居民收入变化作出响应有1年的滞后期,随后有4年的适应调整期,此后才趋于稳定。从lntech对lnpolicy的脉冲响应函数时序图来看,环境有益技术对环境政策变化作出响应也有1年滞后期,到第2期才开始作出负向响应,负向响应持续增强,在前10期内没有衰减迹象,这表明环境政策的实施对促进环境有益技术进步将长期发挥作用。再从lnpollinten对lntech的脉冲响应函数时序图来看,排污强度对环境有益技术的进步会立即作出负向响应,不存在时滞,而且在第2期负向响应幅度迅速达到最大,第3期到第4期衰减,第4期衰减为0,此后又作出正向响应,第4期到第7期正向响应逐步走高,第7期后响应趋稳,表明环境有益技术进步可以迅速产生降低排污强度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持续期较短,前3年可以发挥作用,但3年后就不再具有抑制排污强度的作用,相反排污强度会小幅反弹,这表明环境有益技术必需连续不断地进步,才能持续地降低排污强度。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从静态分析来看,对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排污费、工业能耗强度、工业废气排污强度等指标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和协整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居民收入、环境政策、环境有益技术以及排污强度之间确实存在逻辑链条关系。居民收入增加,会促使环境政策加强;环境政策强化,可促进环境有益技术进步;环境有益技术进步,可降低排污强度,形成技术效应。不过,由于中间两个环节起放小作用,所以实证研究中若以居民收入变量的系数来度量技术效应会高估实际的技术效应,从而低估不利的环境总效应,使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评估出现偏差。
　　从动态分析来看,脉冲响应函数时序图分析显示,环境政策对居民收入变化作出响应有1年的滞后期,有4年的适应过渡期;环境政策变化对环境有益技术的影响也有1年滞后期,但此后将产生持久且持续加强的负向影响;环境有益技术进步可立即降低排污强度,但这种抑制作用持续时限较短,而且到后期起负面作用。
　　静态和动态分析的政策启示有:(1)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可以适时加强环境政策,适当缩短环境政策跟随居民收入变化的适应调整期。(2)由于环境有益技术抑制排污强度的作用持续期限较短且到后期起负面作用,所以环境有益技术的进步不可以一劳永逸,必需持续不断地推进。这一方面要求政府不断提升环境监管水准,推动企业努力改进环境有益技术,另一方面又要激励企业积极自主地创新环境有益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持续降低排污强度,减少污染排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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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dasgupta, s., mody, a., roly, s.and wheeler, d.,1995,“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analysis”, working paper no. 1448, policy researchdepartment, world bank.
　　[8]cole, m. a. and elliott, r. j. r., 2002, “determining the trade-environment composition effect: the role of capital, lobo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6(2003), pp. 363-383.

　　abstract: there exists the chain-shaped logic relationship among income growth, environmental policy, environment-friendly technique and pollution intensit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pushing one by one is reasonable. however, if the coefficient of income per capita in empirical research was used to measure technique effects, the real technique effects would be overestimated , and then harmful overall environmental effects would be underevaluated as well as with a final biased conclusion.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response to income change with one-year lagged period, four-year adapting period; environment-friendly technique also response to policy change with one-year lagged period, but being affected for a long time;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friendly technique may decrease pollution intensity rapidly, but its positive function only last a short time.

　　key words: income growth; pollution intensity; technique effects; logic ch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