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就业弹性持续下降。国内外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根据基本观点的差异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存在一致性，另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存在非一致性。本文对这些理论成果进行分类介绍和评析，在此基础上，得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的结论，并分析了非一致性的表现和成因体系。
　　关键词：经济增长 就业 一致性 非一致性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
　　（一）有效就业论
　　龚玉泉、袁志刚从有效劳动需求，即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值等于其工资成本的劳动力使用量出发，认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有效就业的增加。由于其研究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撑，后来部分学者在其基础上对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进行了实证分析。陈安平、李勋来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从有效就业的视角研究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有效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有效就业的增加也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常云昆、李俊锋、蒲艳萍从有效就业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得出了中国存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互动机制的结论。
　　这种观点基于中国存在大量隐性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基本事实，侧重于就业质量而非单纯的数量指标，分析有效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谓视角新颖、独树一帜。但有效就业很难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目前学术界对有效就业的界定和有效就业量的测算方法也存在严重分歧，此外即便经济增长促进了有效就业的增长、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当今社会成员就业难、流动难、工资低、强度大仍然是所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所以有效就业论难以使人信服。WwW.11665.com
　　（二）实际就业弹性论
　　冯煜认为，由于隐性失业的存在，一般统计分析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并不是真正的劳动力弹性系数，鉴于此，他从名义就业量中扣除了社会总体的隐蔽失业量，得出结论：1978-1990年中国实际就业弹性较高而且稳定，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末略有回升。邓志旺、蔡晓帆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下降的是名义就业弹性，把隐性失业考虑进去以后的实际就业弹性没有急剧下降，中国近20年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所谓的“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矛盾并不存在。刘军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就业弹性在表现经济增长的真实就业吸纳能力上是无效的，而近几年的就业弹性系数被人为地缩小了。简新华、余江建立了一个存在冗员的就业弹性模型来研究冗员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并利用相关数据，重新估计了中国1980-2004年剔除冗员影响后的就业弹性；结果显示，1995年后中国gdp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并没有下降。
　　这种观点针对就业弹性没有考虑隐蔽性失业和不完全就业的现象，基于中国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的基本事实，区分了名义就业弹性和实际就业弹性，这是可取的，但基于实际就业弹性的估算结果来判断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这是欠妥当的，因为隐性失业本身是很难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
　　（三）统计失真论
　　葛蔓、刘桢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真，而所谓“低就业”或“无就业增长”则是由于统计口径、手段与方法不适应时代特征而导致的假象或误判。她们认为，由于中国现行统计本身的问题导致就业人数远低于实际，中国是“高增长、高就业”并存。这种观点也面临种种质疑。众所周知，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遗漏掉城镇未统计失业人口、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失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失业人口这三部分，所以它明显低于真实失业率，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为此，许多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根据不同的方法对真实失业率进行了估算。比如周天勇通过比较适度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与实际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来估测城镇真实失业率；龚刚敏将估测的失业率限定在城镇，同时只考虑失业和下岗且未再就业的人员，不考虑隐性失业，设定模型估算真实失业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依据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推算真实失业率。尽管他们的推算方法、采取的数据各有不同，但最终估算出来的真实失业率都比较高，从估算数据中并没有看到“高增长、高就业”并存的迹象。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

性
　　（一）技术进步排挤论
　　李红松认为，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明显，就业弹性出现下滑趋势。苗文龙、万杰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发展路径（技术选择）偏差（普遍选择与国情相背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致使本国的劳动力没有充分利用，降低了投资效率，抑制了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提高，造成持续、高速的增长与失业并存的局面。
　　同时这种观点受到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从逻辑上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既能增加就业，又能加剧失业。短期内，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人的替代；长期内，技术进步→产品价格下降/生产利润上升→需求扩大/新企业进入→就业需求增加。第二，从经验上看，纵观世界技术革命史（水力机械化-蒸汽机械化-电气化-机械化-计算机化）可以发现：每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经济的跳跃式增长，制度、组织的极大变革，同时也带来就业方式、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短暂失业过后的就业“复苏”。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质疑，杨淑华认为，技术进步并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技术进步不一定带来失业率的增加，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具有吸纳和排斥的双重效应，关键看能否选择充分利用本国资源，以及充分吸收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路径。
　　（二）经济结构调整论
　　蔡认为，中国失业中的自然失业的比重很大，而自然失业又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相关，所以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和缓解失业现象，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应该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加强职业培训体系建设、推动高就业产业发展。刘伟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经济双重转轨的特殊体制和发展背景。就发展转型而言，向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客观上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伴随技术进步，工业化进程的重工、重化工化阶段的来临，产业及产业结构会在更大程度上由劳动密集型占优势比重逐渐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占优势比重转变，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自然会降低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弹性。

同时这种观点也至少受到三个方面的质疑。第一，从理论上看，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钱纳里的发展模型都表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且变动的方向大体一致。经济步入工业化中后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结构也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逐渐转为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为主，此时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成为吸纳劳动力大军的主要产业。第二，从经验上看，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表明，伴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传统行业绝对或相对减少的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阵地。第三，从中国现实来看，当前中国的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正在逐步向第三产业方向调整，第三产业也因此获得突破性发展。统计数据显示，从1979-2011年间，中国第三产业平均增速为10.9%，比同期gdp的增速高约1个百分点。同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也在明显提升。1973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是17.3%，而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41.6%。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大力发展使其对就业的带动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正是由于这些质疑的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净影响究竟如何是难以判断的。
　　（三）要素价格扭曲论
　　一般而言要素价格扭曲论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方面，比如盛仕斌、周天勇认为，中国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并将大多数贷款投向国有部门，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更为便宜，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势明显，就业弹性下降。也有的学者将要素细分，具体分析不同的要素配置扭曲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哪些不同的效应。比如黄婧认为，中国长期存在要素配置扭曲，具体表现为资本要素配置扭曲、土地要素配置扭曲、劳动要素配置扭曲和能源要素配置扭曲。这些要素配置扭曲对劳动力就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一是资本要素向国有企业集中导致国有部门的就业竞争日益激烈；二是土地要素向非农产业集中导致失地农民问题更加严峻；三是劳动要素向低薪酬领域集中导致民工荒问题时隐时现；四是能源要素向重化工业集中导致能源替代劳动的强度增大。
　　同时这种观点受到来自逻辑和经验两个方面的质疑。比如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实际的

率水平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两个效应即替代效应（资本替代劳动力）和规模效应（资本价格的下降推动投资和产出，进而带来就业增长），这两种效应孰大孰小，很难分清。从经验上看，实际的利率水平并不是影响就业弹性的重要因素，因为银行的贷款绝大部分是流向了国有企业，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和预算软约束，贷款利率的高低对于企业的经营起不到应有的约束作用。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论
　　黄婧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双重二元分割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国的失业问题，认为两类产业部门与两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传导受阻，且两级劳动力市场与两类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受限是导致失业的根本原因。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二元分割和背离输出了四个结果：一是一级市场上的竞争激烈；二是低学历劳动者向上发展型就业流动困难；三是廉价劳动力驱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四是高学历劳动者向下开拓型就业流动受阻。这种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当前大学生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激烈的就业竞争现象以及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农民工被迫大量返乡的事实，但无法解释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同时并存的现实困境，无法解释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失业潮”与“民工荒”交替出现的奇特现象。
　　（五）人口红利消失论
　　针对劳动力市场分割论的理论缺陷，一些学者从人口学即劳动力的数量、健康、教育、性别、劳动参与率等方面差异来解释“失业潮”与“民工荒”交替出现的奇特现象。张翼认为伴随“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维持，两个非常重要的就业群体—农民工与大学生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就业问题。农民工的“招工难”源于劳动力人口供给数量的逐年递减。而大学生的“就业难”，则直接产生于扩招所引发的结构性竞争压力。蔡认为中国的快速人口转变形成了“未富先老”特征，第一次人口红利过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困难，而过去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而这个人口因素一旦变得越来越不具有优势，则会对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和储蓄率等方面造成负面的影响，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稳态向较低的水平上回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增加就业压力。
　　同时这种观点也遭到质疑。首先，人口“红利”是否真的存在。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人口负担，而非人口“红利”。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控制人口，用20年时间达到了低生育水平。但由于人口惯性，20世纪30年代人口才会达到高峰。与这一过程伴随的就业问题一直是重大社会问题。其次，即便存在人口红利，那么在数量上是否真的消失也存在争议。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指出，目前中国教育的发展加速了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但这时的刘易斯拐点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因为它只是用中高端劳动力的失业替代了低端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失业。它只是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形式发生转移，即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口红利，从低端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人口红利向中端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口红利的转移。洪勇指出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最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象与人口“红利”联系起来，因果关系至今也没有得到过有效论证。此外，人口红利除了指人口数量，还指人口的质量即人的文化素质，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中国人口的综合素质得以大幅度提升，而这又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就业的增长和就业结构的提升。
　　此外，不少学者还从经济转型时期制度性因素、消费需求不足、国际因素如实际汇率和贸易协定与国内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等各种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性的机理。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全局性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均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

结论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从实际就业弹性和名义就业弹性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非一致性。但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逐渐显现出非一致性，并且随着重化工业的到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原因如下：第一，经济增长率平稳上升。1978-2007年，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为9.87%

%，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第二，就业增长率不断下降。1978-2007年，中国就业增长率从1.90%下降到0.77%。就平均就业增长率而言，1978-1990年，中国的平均就业增长率为2.87%；1991-2000年，其数值降为1.07%，到2000年后，其数值进一步下降到0.94%。第三，就业弹性整体下降。1978-2007年，中国的就业弹性从0.16下降到0.06。1978-1989年，平均就业弹性为0.33，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330万人就业；1991-2000年，平均就业弹性下降到0.11，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带动110万人就业；2001-2007年，就业弹性进一步下降到0.09，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带动90万人就业。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不同表现形态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的非一致性。第二，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非一致性。第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非一致性。第四，经济周期波动与就业数量伸缩之间的非一致性。就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当前中国出现高增长、低就业并存。就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有学者研究表明，1990-2006年间中国没有明显地呈现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同等通货膨胀程度下，失业率上升，波动较大。就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偏离，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就经济周期波动与就业数量伸缩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经济危机下，中国出现经济衰退速度与就业减少速度的非一致性和经济复苏速度与就业增长速度的非一致性。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复杂成因体系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是多种复杂的因素在当前这一特殊阶段同时聚集的结果。本文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直接成因，要素配置扭曲和技术进步偏误是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两个间接成因，三大成因相互配合，构成了中国新型赶超战略和快速工业化道路中的“三驾马车”。具体而言，当前各地方政府热衷于重工业，重工业、大项目的优先发展固然能够带动产值的较快增长，但由于它们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所以对劳动力就业带来的好处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劳动力形成排挤效应。另外，为了支持重工业、大项目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必然会动用手中依然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扭曲要素价格和技术创新政策，优先发展产值大、税收多、资本密集的简单加工工业和重化工工业，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这将会对中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发挥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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