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了古代技术的师徒相传、中世纪行会的技术教育、近代欧洲科学学会的技术追求以及现代工业实验室的研究体制，归纳出技术组织形式演变的职业化、专业化、体制化特征，指出现代技术研发的体制化是现代技术迅速发展的重要社会保证。
关键词：技术研究；组织形式；体制化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master-apprentice pass on skill in ancient times, guild’s technical education in middle ages, technical pursuit of europe’s society of science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research system of industrial laboratory in contemporary age. it also concludes th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 occup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systemization, put forwards it’s the systemiz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that is the important social pledge for the quickly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key words: technology research, form of organization, systemization

技术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与人类一样久远。WWw.11665.coM古代技术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自我积累过程，只是到了近代，技术的发明才获得了社会支持。“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1]现代技术与科学联姻，与现代大工业生产紧密结合，每日里的新发明层出不穷。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发展，技术的组织形式不断地进化、演变；也可以说，技术传习、研究的组织形式不断进化、完善促进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一 古代技术的师徒相传

古代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促进了手工业的技术进步，造就了古代的工匠。古代工匠可以区分为三部分：一是官制工匠，多由知识分子承担，如宫廷御医；二为技术工人出身而后被收编为官制工匠的底层；三为民间的职业社群，有明确的师徒传承。古代的工匠，也就是古代的技术人员与工程师，他们承担着古代技术发明、研制和应用的重要职责，成为古代技术发展的基本力量。古代的许多技术发明，特别是根植于生活、生产的实用技术，大都起源于工匠们的长期经验积累，如制陶、制酒、榨油、帆船、烧砖、冶炼等等都是出自工匠之手。中国古代的丝绸、造纸、指南针、瓷器等技术，古代罗马的土木建筑、水道、隧道、桥梁等技术，中世纪欧洲的水磨、风车、机械钟等技术以及对中国、阿拉伯技术的改良创造，处处体现着工匠们的聪明才智。不可否认，古代也有一些学者在记述、整理、总结工匠技术创造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中国古代的贾思勰、沈括、宋应星、李时珍等。他们不是工匠，也缺少直接的个人技术发明，但他们在把工匠和农夫的技术经验转化为成文的知识形态，对于技术的传承、传播起了重要作用。[2]
工匠时代，工匠们一般没有文化，更是缺少现在的科学理论，他们的技术来自于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古代浇注青铜器的火候（温度）至为关键，决定着铸造的成功与否。我们现在可知，青铜（如铜、锡、锌各占88%、10%、2%）的浇注需要在高温1200度左右，可用光学高温计来测量。但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的仪器，只能靠有经验的工匠凭肉眼观察融化合金的颜色来判断，这一合适温度就是“炉火纯青”。这种技术知识无法准确表达，属于难言知识，正可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古代技术知识的这种难言性，也注定了古代技术传承的父子、师徒制，强调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心领神会。《礼记•学记》中讲：“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大意是说，冶炼世家的子弟，见父兄冶铁使之柔和成器，便学着将兽皮片片相合而成袍裘；制弓世家的子弟，见父兄弯角成弓，便能学着编柳而成簸箕。 《荀子》也说：“工匠之子，莫不继事。”
除家庭式的“父兄之教”和“子弟之学”外，古代宫廷、官府手工业作坊中的学徒制也是重要的技术传授和训练方式。古代统治者为满足军事征战或自己的享乐私欲，常常要征召天下百工，由官府直接差遣、使唤。这些工匠在宫廷、官府手工业作坊里制作各种用品，在建筑工地上修筑各种工程。新招来的工匠和学徒都要进行训练，由官府指派技术高超的艺人传授技术，提高技能。到唐代，这种技术训练方式趋于完善，出现了“技工学校”。唐朝的官府手工业场集中学徒工，让知名匠师传授技术。视工种不同，培训时间不等，每季由官府考试一次，年终大考一次。[3] 学徒制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工匠，但是师傅传授给徒弟的多是一般技术，而技术诀窍（即技术的关键部分、核心内容）轻易不外传。技术诀窍保密，只授给自家或家族的人，有“不传外姓人”、“传男不传女”之说，其结果是常常造成某些技艺的失传。
古代技术的对外交流，常常是负载于技术成果、技术实物的对外交流、贸易而传播，如中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技术经由丝绸之路而传入阿拉伯及西方国家。由于古代社会的技术生产主要是用来满足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而不是面向世界市场的经济、技术贸易，所以技术的流传就很局限、很缓慢。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4]一方面是短时间内很少人能够接触到最新的技术产品，另一方面即使是见到了新的技术产品，也难以全面地理解、继承和复制某项技术，在此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就更加困难。

二 中世纪行会的技术教育

行会(guild)是西欧中世纪手工业者和商人团体，它对中世纪职业技术教育起了重要作用。13世纪时，巴黎大约有100个行会，到14世纪中叶，行会数增至350个左右。通常所说的行会，主要是指手工业行会，行会的全权成员是作坊主即匠师。行会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学徒制进行的。按照行会制度，想从事某种行业的人必须加入某一行会，先充当学徒。学徒期限2-10年不等，通常为7年。学徒期满后，才能出师。由学徒到出师的过程也就是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过程，一般是由行会主持，制定师徒合同，规定职业技术要求。一般合同规定，师傅应训练学徒掌握某种职业技术要求；徒弟应遵从师傅的指教，保守本行业的机密，恪守行会的道德规范等等。学徒期满，由师傅发给证书，可以自由寻找工作。优异者也可成为师傅，有权开设作坊，经营某些手工业和培养学徒。“在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原始的，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都应当会做……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正因为如此，所以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和熟练技巧还有一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达到某种有限的艺术感。”[5]
匠师是小生产者，有自己的作坊和生产工具，有帮工和学徒各二三人。这样形成了匠师——帮工——学徒的封建行会等级制度。行会的指导原则是排除竞争，对内是用一切办法来为所有会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对外则是为本行业取得垄断地位。行会对于技术严格控制，不允许使用超出惯例以外的任何工具和方法进行劳动，严格控制每个会员的产品数量与质量。行会为了保持自身的垄断地位规定，凡在本城开业的本行业匠师必须入会，把行业技术控制在行会手里。在西欧行会后期，出现了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使取得匠师身份越来越困难。如规定对帮工评定“杰作”的制度，帮工要升为匠师，就必须先做出一件手艺很高的产品，以表明他具备了足够的技能。这一规定减少了帮工升为匠师的机会，减少了竞争，也保证了本行业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保证了商品的质量。行会制度的建立，在初期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与进步作用，保护了城市手工业的存在与发展。但行会手工业是小生产，在严格的章程限制下只能墨守成规，生产的技术分工难以发展，逐渐成为技术进步的阻力和生产发展的障碍，因而逐步解体。从15世纪起，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取代行会手工业。
行会也曾资助或兴办学校。起初，有的行会提供资金，加强和扩大已有的城市学校，使行会成员的子弟得以享受较好的普通教育。随着生产的扩大，有的行会也自行筹款、聘用教师，建立职业学校或艺徒学校。在英国，著名的职业学校有伦敦的出版业行会学校。在德国，行会曾建立艺徒补习学校。如慕尼黑的工匠联合会开办了为数众多的技术学校；柏林的商人联合会开办了补习学校，对学徒进行商业教育；裁缝联合会开办了一所学校，延聘大裁缝业中的裁剪师、设计师担任教学工作。（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行会教育”条）自此，不同类型学校中的技术训练代替了作坊中的学徒制度。随着国家权力的发展，行会逐渐被国家政权控制，由于工业的专门化和机械化，学徒制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行会的教育便逐渐被普通中小学教育和专门教育取代了。

三 近代欧洲科学学会的技术追求

无论十七世纪的科学家如何全神贯注于个人的工作，他在当时那种巨大的经济增长面前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在十七世纪，至少有采掘业、纺织品生产和金属贸易等行业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在十七世纪早期，个体革新者尚未参与合作事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孤军奋战，即便在那时，不同的社会及经济力量也促使他们集中研究数量有限的问题。尽管问题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验性及科学性知识水平的限制——显然，那些必须以精确知识体系（如物理化学和电磁学）为前提的发明从一开始就不在此考虑之内——但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这种史境下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这的确是一个“工程的时代”，发明被朝气蓬勃的经济发展引入了特定的轨道，正是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最紧迫的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这是一个自我维持的过程，因为发明家们为解决某一特定问题所进行的共同努力导致的技术发展幅度越大，人们对这种技术研究活动的价值也就越发看重，给予更大的期待；这反过来又刺激他们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这些实用技术研究领域。
1662年，伦敦热心自然哲学的学者们自发组织的哲学院（或称“无形学院”）被英王查理二世特许定名为“皇家学会”。这一时期科学家们的研究几乎都是出于“兴趣”、“爱好”，针对的是课题本身的“诱人”之处，还没有考虑到课题的科学理论价值与技术经济价值差别。“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时，查理二世除了给予许可证并表示祝福外，其他的什么也不给。”[7]然而，当时社会、经济的重点课题吸引了科学家们的注意力，他们认为这些课题有认真研究的价值，乐于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出于他们本身对科学的忠诚，业余爱好者协会显示了功利主义的倾向，这是近代科学的另一重要价值。”[8]无论是以皇家学会的名义正式聚会，还是在咖啡馆和私人寓所内非正式地碰头，这个科学家群体都无休止地探讨与王国利益直接相关的技术问题。同时，皇家学会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引导着科学家们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具有经济意义的课题上来。胡克是皇家学会的第一位“实验监管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科学家，他也许还是那个时代最多产的发明家。胡克的日记表明，“学会、国王和有兴趣的贵族向他施加各种压力，要他致力于研究‘有用的东西’。”[9]胡克曾受命考虑利用水的落差产生空气流的引擎，以便为黄铜作坊鼓风吹火；他还曾被要求考察制砖、玻璃、制皂和制盐、制糖等行业的工艺流程，如果可能，还需要提出改进的建议。此外，如波义耳、惠更斯、帕斯卡和哈雷等都是既搞理论研究，又从事技术发明，而这在他们看来都是非常自然的，他们坚信自己的不懈努力有可能导致实用的技术发明成果。他们的兴趣所在是矿产、冶金中的实际存在问题，是一种技术发明的兴趣，而不是致力于扩大生产、增加产量的机械改良。

在这一火热的时代，不仅有英国的皇家学会，还有意大利的齐门托学院、德国的自然神秘学院、法国的法兰西科学院等。法国科学院于1666年由路易十四创立，“法国科学院成立时，约有20名院士，全由国王发给薪俸。院士都是专业的科学家，作为一个集体共同研究那些皇家大臣交给他们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法国科学院变成了政府的一个新的文职机构，在卢佛尔宫由国王供给舒适优裕的条件。”[10]在这一体制下，科学家的研究被限定在对国王和政府有用的项目上。每个学会都有正式的外国通讯员负责报告他的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动态，阅读这些通讯员的来信、报告是学会会议的常规议程。[11]例如，在十七世纪末，任何重要的科学实验、文章、发明在欧洲大陆上刚一出现就以这种方式报告到皇家学会。当科学家们旅行时，他们发现他们在其他国家为人所知并为人所研究，他们常常被邀请去做科学、技术报告。这些学会在当时成为国内同时也是国际间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交流的渠道。

四 现代工业实验室技术研究体制

德国是最早在企业里建立自己的工业实验室，并大批引进受过科学训练的科学人员进行全日制研究工作，以发明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流程。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染料工业兴起，德国化学工业雇佣了曾在大学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研究并控制了合成染料技术，走在了英美国家的前面。这一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在德国化学工业中原本就有一批化学家兼企业家，有许多企业家曾经受过化学专业的系统训练，后来从事技术管理与经营。企业里工业实验室这种新型的“产、学、研”结合体制一开始就显现出巨大活力，很快普及开来。到20世纪初，德国企业中的科学家人数已占有优势，成为德国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最重要力量。对此，怀特海高度评价，认为19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找到了发明的方法。怀特海说：“我们如果认为科学概念的本质就是人们所需要的发明，因而只要拿起来就可以用，那便大错而特错了。在科学概念与发明中间隔着一个绞尽脑汁的构思设计阶段。新方法中有一个因素便是设法把科学概念与最后成果之间的鸿沟填起来。……但直到19世纪人们才完全有意识地认识到知识在其一切部门中专业化的力量，找到了培养专家的方法，认识了知识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发现了抽象知识和技术进步相连系的方法，并且也看到了技术进步的无限前程。这一切事情，直到19世纪（主要是德国人）才彻底地做到了。”[12]
直到20世纪初，美国工业企业才大规模组建起自己的独立研究部门，并雇佣大学科学家。“首批这样做的企业是那些本身就是从实验室中生产出来的企业，如电子工业。”[13]虽然工业研究在美国企业逐渐普遍展开，但大量工业研究成果却是由相当有限的少数大公司支持完成的，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杜邦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道化学公司、美国橡胶公司等。只有那些经济实力非常雄厚的大公司才能供养得起大型研究组织，如贝尔实验室这样拥有几千名研究人员的大型实验室。只有大型的工业实验室才有可能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发展研究。在这些大型实验室，可以同时进行许多工业项目研究，在这些研究项目之间也保持着密切联系，注意发现一切可能的发明机缘。技术研究不同于单纯的科学理论研究，它没有确定的必然逻辑存在，发明常常是反复的试验过程，采用的是“试错法”。虽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能成功，但实验室中的一些成功研究也足以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回报。这好像是一场技术发明的赌博，只有那些大公司才“赌”得起，并逐渐确立起他们技术开发的自信心。
大型工业实验室的组织管理，可以理解为一种“科层制”模式管理，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政府的“官僚组织”。在工业实验室，主任是大规模研究组织中特别重要的人物，他必须是一位有一定成就和阅历的科学家，同时也还要有很强的社会组织、协调能力。对于应用性研究工作来说，研究领导者需要公平地有针对性地指派给研究工作人员专门任务；对于比较基础性的研究工作，需要给那些擅长于此的科学家以及助手更多的自我研究定向的自由。工业实验室雇佣的科学家主要集中于化学、石油、电力研究，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常常能够带来一定的技术应用和经济效益，虽然这可能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说，工业实验室科学家们的研究自由是被限定在一定行业、领域、研究方向内的科学研究自由。以美国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为例，1956年有数学家50人、物理学家475人、化学家90人、金属学家20人、工程师2300人，其他技术人员2400人、附属人员4000人。[14]从贝尔实验室的人员构成情况看，它强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应用的结合，但是其主要力量还是集中在技术的开发应用，以技术应用与市场的经济效益为最终归旨。

从古代技术的父子、师徒相传到现代技术的工业实验室研究，技术组织形式演变体现出一定规律性特征。首先是职业化演变趋势。从古代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纪，技术研究还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谋生方式，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业余爱好，达芬奇、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技术研究的业余爱好者。只是到了十九世纪的前半叶，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需要，技术研究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企业开始雇佣专门的技术研究人员，技术研究才真正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其次是专业化演变趋势。古代技术作为一种生活技能当然是一种综合性的，缝纫不能只会做领子而不会做袖子。中世纪行会之间的分工非常原始，行会内部的分工几乎没有，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就必须掌握本行业内的全部手艺、技术。现代重大技术发明常常是以科学理论的突破为契机，技术发明越来越复杂、困难，技术专家的研究不得不限定在某一狭小的特定领域做深入研究。当然，现代工业实验室的研究又是多领域的专业合作，惟有此才有可能应对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工程、航天飞机研制的综合技术要求。再次就是体制化演变趋势。古代的技术传习、研究只是一种零散的个人冲动，缺少强大的社会支持动力，所以技术进展缓慢。现代技术研究不仅在组织形式上，而且在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法律制度以及发明奖励机制上都得到了社会肯定和强化，确定了自己在整个社会体制中的稳固基础和核心地位。当今的科学研究常常要服从、服务于技术开发项目的需要，这可以说是技术研究及其组织运作机制强势地位的有力说明。但是现代技术研发的组织运作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技术的发明也不再能够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手艺、技巧被机器的自动化所取代，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流失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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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1，58.
[6][9][美]罗伯特•金•默顿.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93，195.
[7][10]何亚平，张刚. 文化的基频——科技文化史论稿[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25，125.
[8][11][13]巴伯. 科学与社会秩序[m]. 北京：三联书店，1991. 64，63，187.
[12][英]怀特海. 科学与近代世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94-95.
[14]刘珺珺. 科学社会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