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技术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社会的人文价值信仰和追求却经受着考验，并引发出各种各样的人文价值冲突。本文揭示了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存在，分析了这种冲突形成的文化观念根源和社会存在基础，提出了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现代技术 人文价值冲突 实践整合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研究，就是要研究由现代技术所引发或者与现代技术相关联的所有个人、社会的人文理想、人文价值追求过程中的矛盾、冲突。研究关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的人文理想、人文价值追求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观念困惑及现实困难，探讨、研究人及社会的人文价值追求与其他价值追求之间以及各种人文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协调、整合的各种可能及其对策。
一、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存在。
在西方历史上，13、14世纪的手工业曾是创造性劳动的一个顶峰。([1]，p．83)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后果时曾指出，在大机器的生产方式下，工人成了机器的一个附件，单调乏味和机械重复的操作严重地扭曲了人性。马克思指出：“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如何结合的问题，有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2]，p．417)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以往劳动的技巧性、创造性被剥夺，同时也与劳动过程的完整性、目的性相分离，劳动异化了，人性被排除。WWw.11665.coMe．f．schumacher给出了“好劳动”(good work)的四点特征，即：满足基本的身体需要，通过技能与实践达致个人的卓越，完善个人的社会化以及实现人的终极价值和精神需要。([3]，p．160)显然，资本主义大生产是有悖于人性的，距“好劳动”的标准相去甚远。路德相信机器是导致工人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因而在19世纪最初15年号召英国工人对机器进行大规模的破坏。
以frankenstein(毁灭创造者自己之物)、“深蓝”为象征的人工生命、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对于人的潜在的不可预见的威胁，在人的心理层面投下阴影，形成一种心理压迫作用、技术恐惧。这在西方大量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如《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上兴起探索用非有机物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的研究热潮，这种拟议中的生命形式被称为“人工生命”。冯•诺伊曼的研究表明：一旦我们把自我繁衍看作是生命独特的特征，机器也能做到这一点。([4]，p. 2)克里斯•兰顿(chris langton)说：“人工生命不仅是对科学技术的一个挑战，也是对我们最根本的社会、道德、哲学和宗教信仰的挑战。”([5]，p．398)如果说人工生命的研究还只是对于人的间接的潜在威胁的话，那么，生命技术则是对于人身的直接手术和改造了。过去我们骂人“狼心狗肺”，没想到会在现代技术中成为现实。异种移植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其一是，人体成为商品，器官出租、转让，穷人成为富人的器官材料，扩大了贫富差距。其二是，一个植有“猪心”的人，在婚姻、就业、保险方面都可能受到歧视，加深了社会的分歧。
在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社会层面上牵涉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问题是现代技术社会对于人的压迫、统治，以埃吕尔、温纳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曾对此做过较为广泛的揭示。另一方面问题应该说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中存在的政治霸权、经济剥削以及文化侵略，特别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价值冲突。正如r．s．科恩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还应认识到科学技术在我们的世纪里对社会和人类影响的历史特征，这些不同的技术属于谁，是何种专门的先进技术，是哪一部分人的技术，哪个阶层、哪个种族、哪个宗族、哪一代人、什么性别、什么文化背景…”([6]，p．50)“如今，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不利因素，很可能和伴随新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影响深远的新势力结合在一起。”([7]，p．162)在技术转移中，“科学价值体系被强制性地输送给非西方世界，使不平等、不公正内在的存在于以科技为支撑的种种现代化战略之中”。([8]，p．220)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在自然环境层面上牵涉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第二个问题是环境及其生态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三个问题既有各自的不同重点内容，又是相互联系、贯通、发展而来。“从直接的和本质的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首先和主要涉及的是，特别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9]，p．149)这就是代际伦理问题，即前代人与后代人在整体上的生存道德。可持续发展，强调的不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是人作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是对于人的人文关怀问题。
二、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成因
胡塞尔认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0]，p．5)由于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的一体化，胡塞尔所说的科学危机可以适用于技术危机，当今现代技术危机根源于生活世界的危机，根源于生活意义的丧失。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在他的哲学中，实现了从存在本身的思想(在“前苏格拉底派”中)到存在者的存在的思想转变。“如果在形而上学开始时存在本身没有转变成作为存在状况的存在，那么，存在就决不会走向对象。”([11]，p．104)对象化是为一定的目的而把事物功能化和与事物算计交往的前提条件，而后又确保了人的有意识的贯彻和统治。以这种方式，自然作为对象、资源和材料听任耗尽和替代。在新时代以前的历史中，技术参与现实构造是与展现的其他方式(宗教等)相联系的，而在新时代，技术成为普遍的、对人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加以规定的力量。现代技术与以往不同，它是限定和强求，是对自然事物的挑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被遗忘是现代技术危机的深层原因。
韦伯曾区分了两种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意味着可算计性、效率和非人性，即合理性还原为它的形式的、工具的方面；实质的合理性即行动不只是以理性的计算为基础，它还包含人的伦理、政治及其他方面的需要。“法兰克福学派把韦伯的‘形式的合理性’改造为工具(技术)理性，而将他的‘实质的合理性’改造为批判的理性或客观的理性”，断言两种理性的失衡或说技术理性的过分膨胀造成了现代技术危机。([12]，pp]．122—123)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杰出的思想家查•帕•斯诺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理论：即在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当中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倡导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而科学文化倡导的是科学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念，这就形成了两种文化间的冲突。([13]，p．35)由于科技文化的日益扩张，逐渐失去了相对萎缩的人文精神导引，背离了人的根本目的，引发了人与世界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人的自身危机，后者表现为环境危机。对于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根源，人们常常强调的是两种理性间、两种文化间的分裂，强调的是横向上的文化观念分裂。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价值系统价值层级递进的纵向割断。对于东方寺庙中的僧人或者西方修道院的修道士来说，日常的生活、工作从来不是为了效率，全在于一种精神的追求。即使是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眼里，生产的扩大、效率的追求也是和上帝的证明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到了现代大工业生产阶段，效率自身才成为理由、根据，不但成为工作，也成为生活的目的。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技术的概念是发展而来，人与技术的关系或者技术的人文价值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技术(technology)可寻根到古希腊的"technē”。technē在古希腊不仅是know—how的学问，也可翻译成“art”，有技艺、技巧、审美的含义。([14]，p．3)即使是作为know—how的学问，在古希腊也只是用作对已有实践活动有效程序、方法的求证、理解，伴有一种哲学的沉思冥想(在古希腊，科学、技术、艺术、哲学是一家)，而不是像现代技术执意于不断地挖掘自身内在的应用潜力，无限地扩张自己的实际应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技术不再具有古希腊的哲学意味，而成为人用以改造自然的工具、手段、能力。([15]，vol．4，no．2)“现代科学的出现并没有使人们停止基本属于技术性的尝试。人们继续取得不必汲取理论知识就能获得的技术成功。”“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科学才对工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16]，p．30)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17]，p．576)技术与技艺(technique)疏离，而与科学联姻(这体现在applied science的说法，当然，这是不尽合理的)。现代科学与技术互动，形成了一个正反馈机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加速。这在控制论看来是不利控制的。([15]，vol．4，no．2)
弗罗姆认为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两条坏的指导原则上。([18]，p．112)一个原则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另一条原则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但这两条原则很难说是完全的技术原则，它一定有其社会基础支撑才能实现。albert a．anderson借用古希腊神话来阐发他的观点，指出：“普罗米修斯受难是因为他只偷了人类生存所需的一部分(技术)，但缺少了最重要的部分——公民的智慧。缺少了公民智慧的人类对于自身、其他生命以及地球本身都是个威胁。当今的生态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技术的掌握，若缺少了公民智慧，只能招致灾难。”([19]，vol．1，no．1 and 2)马克思主义从不抽象地谈论理性，而是把技术异化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一切资本主义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2]，pp．463—464)
丹尼尔•贝尔强调当代社会的分离和多原则支配性质，提出了三大领域对立说。在技术——经济领域，为了获取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这种围绕专业和科层组织建立的轴心结构本身是了个官僚合作体制。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工具”，受到“角色要求”，消失在功能中。政治领域是调节冲突的部门，其轴心是平等原则。但这必然要与上述的官僚体制形成冲突。“文化领域的特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不难理解，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20]，pp．26—27)
e．拉兹洛指出，“公众的行为和公共机构的政策没有与变化中的社会思想同步。当代社会舞台上充满了以陈旧观念为基础的十分过时的行为模式。进步思想和主流行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种情况出现在经济领域、生态领域，表现为公共机构和政府以简单化的方式处理复杂的、互相依存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21]，p．327)在民主政体中，议员的任期为4年或5年，在此期间，必须做出有实际收益的成果，否则在下次选举中就有落选的危险。需要10年以上才有收益的项目得不到优先考虑，或者根本不被考虑。结果，每一个选举周期一开始就有一大堆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就越发难以迅速做出决定，越发难以掩盖。“政治家的才能正在日渐增多地用在处理危机上。”([21]，p．328)
三、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及其方法
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整合可以从各个方面讨论，牵涉的问题很多，但是，各种整合的认识和方法最终都要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去落实、贯彻，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对于此，我们也不可能做非常全面、具体的详尽探讨，在此只是提出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1．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暴露出我们现行实践活动的某些原则性缺陷。针对此，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人本导向原则 即在我们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中，始终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一切都要从人、人类的根本、长远的真正需要出发。从符合真理观到人择真理观，可以使我们看到科学理论中的人文、人性因素，洞悉真理本质，正确对待、使用真理。在宇宙天文学中，人择原理表明，被观测的宇宙是与作为观测者的人类的存在这一事实紧密相关的。([22]，p．91)以往的经济学从不把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考虑在成本之内，更不可能把人的异化、人性扭曲纳人经济学范畴，这表明经济学在人本原则要求下的先天不足。经济学不仅要在经济理论上自洽，更重要的是确立在人本导向原则之下。“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佛教生活方式令人惊奇之处是它的绝对合理性——财力惊人地小却获得特别满意的效果。”([23]，p．34)“佛教经济学是想通过最佳消费方式使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现代经济学家是想通过最佳生产方式来尽量扩大消费。” ([23]，p．35)佛教经济学未必是最佳的经济学选择，但它给我们以启发。对于科学——技术——生产链条上的科学与生产的人本规约，就从理论源头到生产需求两方面对技术起到了人本规约的作用，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对技术的设计、使用有非常强烈的人本规约意识，时刻警醒技术可能带来的各种非人道化影响、后果。如今的房子、汽车、彩电、电脑、空调、移动电话等等各种家用技术产品都以人性化设计作为时尚、卖点，当然这还是出于厂家、商家的营销策略，但毕竟考虑到了消费者的人性化需求。
2)主体差别原则 人文价值不但具有客观性，更具有发展性、相对性。对于我国贫困山区衣食不保的人们来说，生态的平衡、南极的臭氧对于他们过于遥远，温饱就是他们最大的人文价值。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代际间的平等、可持续发展只是他们的研究课题，而对于非洲的难民来说，饥饿、干渴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存状况。对于不同生存状况、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人文价值意义、人文价值内容。这正是，没有抽象的人文价值，也没有抽象的人权。海德格尔形而上的“存在”，胡塞尔的生活“意义”，对于我国贫困山区人民的生活困境又有什么意义?让—个破坏了山地植被的放羊山娃“沉思”海德格尔的“诗”、“存在”，是有难度、不现实的。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并非是无主体的，无论发生在技术、社会、自然哪一层次上的冲突，都可追寻到价值主体间的冲突。如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经济(技术)发达地区与经济(技术)落后地区之间的冲突、政府与公众、学者之间的冲突、精英与公众之间的冲突、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冲突、工程类与人文类技术哲学家之间的冲突、代际之间的冲突等等。每—社会共同体都有它不同的目标与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伦理规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价值的差异、发生价值的冲突。([24]，pp．6-7)科学共同体追求真理，达到知识增长的最大化。“人文学者对价值与事实的双重介入要求他们批评性地意识到他们契入问题的诠释性视角，并且能够自我意识到其中所蕴涵着的伦理与宗教的信念。”((25)，p．59)企业受利益与效率的驱动，追求利润和收益的最大化。不同的利益主体面对克隆研究、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就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评价。陈昌曙先生对官员与学者做了区分：学者大致上是在由物质变精神，而官员大致活动于精神变物质；学者要勇于创新，存同求异，官员要维护统—，求同存异。([26]，p．61)不同价值主体的不同社会角色，不同利益取向，是引发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的实践整合就不能强求一律，必须区别情况，分别对待。

3)立足现实原则 面对着现代技术的各种各样人文价值冲突，现实主义教给我们实践智慧，但实践智慧并不能总是奏效，也缺少终极关怀的体贴；理想主义给人类指出希望的所在，而且绝对抽象的公正、真理和善也确实是我们人类不可缺少的终极关怀，但总是在现实面前被击穿。生理需要、生存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只有人的现实的最基本需要的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才会被唤醒，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追求。这正是：人必先求温饱，而后求美。人文价值是多层次的，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也是在多层次上展开的，我们的实践整合只有从人们现实具体的最急迫的人文价值需要出发、展开、推进，才会富有成效和说服力。从现实出发，就不能无视广大群众的切身感受、愿望、要求，就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能只由专家、学者代言或者独断。必须打破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化身或代言人这一传统信条，正视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局限。知识分子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理性批判精神；但是知识分子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反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
4)系统方法原则 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文价值冲突之间不是孤立、零散、互不相关的，而是构成了相互制约、竞争、协同的系统关系。如果我们对于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整合是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分头行动，如在哲学的、理性的、价值的、智慧的、伦理的、法制的、良知的、社会的、自律的、外部的、内心的、观念的、文化的规范和调控系统之间不能有效配合而是各自行事，那么，我们对于某一矛盾、冲突的解决可能会带来更多、更为严峻的矛盾、冲突出现，我们的整合就只能是顾此失彼、“拆了东墙补西墙”，引发更为不可收拾的矛盾、冲突局面。我们注意到人文价值的个体性、差异性，以及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多维性、层次性，就会提出整合标准、整合方法的层次化、多元化，就要把各种整合方法协同化、系统化，就要在实践中去贯彻、落实、完成，这就是实践整合的系统方法原则。技术、技术实践都只能看作是整个社会实践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样，技术就不再是一个统治性的，而是可以被引导、规范的。人可以与技术之间形成价值关系，同时还可以反思技术价值系统；人不但身处技术价值系统，同时还处于其它许多系统之中，如生态价值系统、文化价值系统等等。人可以流连于技术价值系统，还可以随时超越技术价值系统，在更高的系统层次上审视、调控技术价值系统。在技术价值系统调控中，我们不能回避现代技术的网络化特征，又必须防范技术的网络化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技术价值系统的调控中，把系统的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达到一种新的优化控制。
2．实践整合的基本方法
1)个案激发 所谓个案激发，就是要通过那些社会影响较大、群众感受较为深刻的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典型事例，利用各种宣传媒体的力量，激发、教育群众对于现代技术正反两方面作用的认识，提高广大群众整合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自觉。人民群众可能还没有直接决策权，但是他们却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实践力量。对于技术项目的引进、新建工业项目的立项群众没有决策权，但是技术产品的选择、使用却是最广大消费者的权利，绿色消费及环保自觉可以成为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习惯。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以我们国家、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给全国人民上了十分沉重的一课：长江上游地区的滥砍滥伐、自然生态破坏是长江洪水的重要原因。当今日益频繁的沙尘暴天气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干旱、水荒给人们深刻的感受，也给人们深刻的教育。整合两种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以及整合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难于理解，但是，自然的肆虐、实践的困惑总是要激发出群众的生活和实践智慧。
2)公众参与 所谓公众参与，就是指公众不仅有对于现代技术人文价值正反两方面的认识和自觉，并且要积极主动地影响、参与到国家有关技术政策的制定、决策，使技术的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公众的参与建立在公众对于现代技术正反两方面的全面认识，而公众的认识水平随着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及个案的激发、教育将逐渐提高。官员、企业家以及专家、人文学者的看法也许与公众的认识、看法有差别，但是，公众的利益以及观点、看法我们必须认真听取，因为他们代表了最广大的社会实践主体，实践应当是最有说服力和发言权的。公众参与需要一定的社会制度保证，否则就成为空话。西方社会的绿党政治制度未必适用于中国，我们可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如今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决策都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如铁路听证会讨论铁路票价是否合理)，这表明我国公众在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的参与越来越广泛。我们同样寄希望于公众参与在整合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技术生态化 生态技术注重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特别关注技术的生态效益与人文价值，但是，它对于环境和资源问题的解决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首先，就目前看来，有些技术问题依靠生态技术难以解决，基于生物学原理的生态技术还有待极大地提高。其次，它过分依赖技术自身的“自我消化”能力，要靠自身完成低能耗、低排放难度很大，单纯依靠太阳能及其“零排放”的生产技术设计几乎不可能。第三，单个的生态技术设计增加了设计难度，也加大了生产成本。实际上，技术整体本身的存在也有一个“生态化”问题，这种生态问题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从技术系统本身的角度来看，由于技术发展本身的规律性，其存在与发展也有一个优化、组合问题，必须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机制，使技术的组合形成竞争、共生、再生、自生关系，既促进技术发展又符合技术系统的生态机制；二是从技术环境的角度看，技术生态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抑制、适应、改造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同的技术生态系统会产生不同的环境效益。技术生态系统必须与自然环境系统有机地、生态地结合成为一个更大的“自然——技术生态系统”。“在这里我们将在广泛意义上的技术间的匹配组合和发展机制及其这种匹配与组合与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的生态机制称为技术生态。也可以将技术生态这一概念界定为技术与技术以及技术与环境的共生存在关系。”([27]，p．57)技术生态使得技术系统内部各自独立、没有关联的专门技术组装成一个自洽的有机生态体系，某一技术过程的废弃成为另一技术过程的原料，整个系统达到自转化、自消化、自净化能力；当然，技术生态系统也不是与自然环境隔绝的、封闭的，而是与自然环境之间达到有机的生态融合。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指出，“技术装备必须融入到支持它功能发挥的自然、技术、社会环境中去”。([28]，p．308)
4)系统调控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某些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必然性，但在很多方面则是不合理的，具有危害性，是由我们人类实践创造活动的局限性、失范性造成的。([29]，p．295)这就需要我们树立新的实践观念，完善实践活动的调控系统，保证实践活动的有序发展。这些实践活动调控系统主要有：哲学世界观的调控系统——正确地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及其使命特别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念；人类价值观的调控系统——树立人类长远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意识；人类需求观的调控系统——建立人的全面需求、全面发展的行为目的论，特别是生态消费观念；实践活动的法律调控系统——通过立法包括国际间的环境保护法形式来规范和调控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批判调控系统——对实践活动保持清醒的、反省的、自我批判的态度，合理汲取技术悲观主义的有益思想；实践活动的伦理调控系统——激发和确立实践主体的良知伦理，实行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实践活动的舆论调控系统——通过社会舆论特别是公众参与来规范和调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矫正调控系统——通过确立各种纠错、矫正系统包括群众抗议来调控实践活动等等。当然，实践活动是无比丰富的，随实践的发展还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些只有在不断地历史实践中得到解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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