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在他的《技术与文明》、《机器的神话》等著作中，通过一种视野广阔的技术观，从日常生活和人类文明出发，研究了技术的发展史以及技术与文明、政治、经济、战争的关系，从而澄清了对技术的认识。芒福德将技术分为两类，一种是民主的技术，一种是巨技术即集权主义的技术。他认为，技术在西方文明中达到现在的无法抵抗的规模，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它起源于一个破碎的、单面的文化，因此通过发展更强有力的文化和将技术民主化，可以消除技术的负面影响。芒福德对于技术的认识和阐述，对于建立和深化我们的技术哲学体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布罗代尔等人曾提出“中世纪技术革命”的观点，认为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时期，曾经有过一场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正是这场技术革命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基础。几乎是在年鉴历史学派在法国诞生和发展的同时，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在他的《技术与文明》、《机器的神话》等著作通过技术史的考察，重新认识工业革命的历史地位，展示了在工业革命之前、甚至在古希腊时期人类就有着多种多样的技术发明和创造。芒福德以技术史的研究为基础，从而提炼出了自己的技术观。


一．

在人类技术的发展史上，铁的发现和应用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人类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铁，是天空中落下来的陨石。冶铁技术的发明，标志着技术史上新阶段的来临。芒福德在《机器的神话（ⅰ）：技术与人类发展》中认为，自从铁器出现后，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wwW.11665.COM铁器减轻了劳动的负担，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这首先体现在农业中。铁锄头可以使农民耕种各种土壤，而铁斧可以使人们轻易地砍伐树木。这不仅提高了生产率，同时也提高了劳动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对于铁的重要作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曾说，“铁一旦成为生产中最重要的原料，这意味着人类进化史上发生了最重大的事件。”[1]
但是，由于技术条件和采矿业的落后，铁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对此，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前的欧洲（欧洲以外的地区自然更是如此），铁的生产和使用在物质文明中尚未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2]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的技术史强调工业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从铁器的发明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技术上的发明与进步很少，大量的发明和创造是在工业革命期间及其以后完成的。但是芒福德对此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当历史学家将这一段长时期的整个发明与自十八世纪在西欧所发生的一切相比较时，他们不由得四处寻找对他们来说所谓的奇怪的技术落后的解释，这使得他们问：是什么阻止了发明？在这样做时，他们封闭了一条研究的路线，而我正要通过问‘发明实际上被阻止了吗？’来有意开启这条研究路线。”[3]
芒福德从两方面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的。首先，他反驳了那些认为技术在长时间中被阻止了的人所持的理由。一般技术史家的观点认为，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500年，铁器的使用逐渐普及。铁器的技术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技术活动却进入了萧条时期。对于这一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将原因归咎于奴隶制。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由于奴隶制可以提供大量的人力，从而也就去除了发明和使用节约劳动的机器的动力。芒福德对这种解释持怀疑态度，为此他举了个例子。他认为，正是轧棉机这一节约劳动的机器的广泛使用，才提高了南美产棉地区对奴隶的需求。另一种解释认为，上述问题是由于上层阶级脱离手工劳动所造成的。因为古代人认为，自由的头脑只应从事理论研究。例如，阿基米德虽然发明了各种机巧的设施，但是他认为自己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数学理论的研究。芒福德认为这种解释也站不住脚，因为贵族对劳动的轻视并不是绝对的，而且这也不能阻止自由的工人和小作坊主发明他们所感兴趣的机器。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工程师和工匠用来发明和创造的足够空间。
其次，芒福德认为，之所以会有上述错误的判断，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认为“古代世界的最伟大的技术成就的范围在静力学，而不在动力学；在文明，而不在机械制造；在建筑，而不在机器。”[4]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以现在所认同的动力机器和自动化机械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标准，来衡量早期文明的技术发明，从而导致认为过去的历史中技术发明被阻止的观点，同时也就将一些古代的发明归结为工业革命的成就。第二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的逻辑推演，那就是由上述原因所导致的“现代观察者倾向于低估古代世界的生产力。”[5]芒福德认为，在古代，除了在农业领域以外，许多部门必然有大量的剩余生产力，这样才能应付经常发生的代价昂贵的战争和大规模的城市破坏，而许多剩余生产力都是机械发明的结果。因此，在古代，必然有大量的机械发明，而不是像一些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大量的机械发明是在十八世纪以后才出现的。


二.

但是，芒福德也承认，历史上有些技术发明确实曾被延迟，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而这一点经常被技术史所忽视。由于古代的手工劳动者文化水平不高以及行业秘密的限制等原因，工艺知识都是口头相传。一旦战争爆发，损害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建筑，更重要的是使大量的工艺传统、行业秘密、新的发明丢失。因此，芒福德认为，“忽视了战争作为一般技术延迟的原因而将这归咎于战争的副产品——奴隶制和统治阶级轻视实用技术——是本末倒置的做法。”[6]
造成技术延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代人的主要兴趣转向了其他的领域，例如宗教仪式、巫术、文学、造型和绘画艺术，如芒福德所说的，“一旦基础的工艺和简单的机器被建立，技术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就来自于提高技艺、形式的完善和细节的调整。为了增加产量或加快生产过程而牺牲有审美感的发明和功能的‘贴切’，这对于前机械化文明的整个系统还说是陌生的。”[7]
对于技术与艺术的关系，芒福德认为，“发明的最大领域在艺术中。”[8]当人类从动物中脱离出来，他们的努力主要倾注在表达和交流的艺术中，因此这才是发明的主要领域，而制造和工程的领域仅是次要的。芒福德否认“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的传统观点，认为对意义的追求才是人区别与其他动物并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所在。从早期的巫术、图腾崇拜、宗教仪式等原始文化，到金字塔、神庙、教堂等大型建筑，都体现了人类对意义的追求。在《技术与文明》、《机器的神话》等著作中，芒福德一直在论证这一点。他认为“这些著作最独创的贡献就是将技术作为人类最高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同时勇敢地否认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和持续的发展仅依赖工具使用和工具制造的倾向上。更进一步，在否定当代的教条中，不认为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是人类存在的单一目标；因为我将生活本身作为主要的现象，将创造性而不是‘对自然的征服’作为人的生物进化和文明成就的最终标准。”[9]
芒福德认为，有审美感的发明不仅建立了意义的世界，而且还是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因。例如，水磨和蒸汽在用于矿井抽水之前，是用来带动管风琴；小提琴这一看似简单乐器，包括了70多个部件，工艺复杂，结构精巧，它的发明和完善必然促进了多种技术和工艺的发展。所以，芒福德认为，“不仅有审美感的发明，而且为了获得或完善纯粹审美的或符号的结果的机械发明，占据了前自动化生产的大部分领域。”[10]
但是，随着自动机械和机器的引入，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技术与艺术相分离，技术被降低为单纯的对时间、空间、能量的征服。在这种条件下，生产量虽然空前增加，但技术却失去了美感，人的创造性失去了，降低为依附于机器的生产部件。在芒福德看来，“否认发明是主观形式的创作性的表达，就是否认有机体本身和人类个性特征的统一”[11]，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根据今天的标准，到我们今天为止的所有过去的文化确实没有发明才能了。”[12]


三.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芒福德认为，在十八世纪之前，技术发明并没有停止，而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对技术史的研究，才得出错误的结论。虽然自从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就进入一个技术的社会，但是长久以来，技术并没有进入人类的思想领域，正如b.吉尔所说的，“技术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忽视了这一点。”[13] 现在出版的大部分以“科学技术史”为主题的著作，内容基本上是在讲科学的历史，对技术的历史很少涉及。即使提到技术，也只是将技术作为是对科学的补充和说明，从没有将技术独立出来。人们对越熟悉的东西，就越缺乏了解。对技术的这种熟视无睹的态度，必然导致不能及时找到消除技术弊端的有效途径，而芒福德认为，理解技术“不仅仅是调整我们文明的第一步；它也是理解社会和我们自身的方法。” [14] 另一方面，如果仅仅以现代机械和自动化机器作为标准来衡量技术成就，必然会将许多技术发明排斥在技术的范围之外，将许多古代技术的发明归结为现代的发明，从而误导技术史的研究方向。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除了观念上的错误外，另外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由于古代的许多技术没有记载在文献中，或者没有作为遗迹保存下来；其二，由于是人们虽然生活在技术和机器的时代，但是很少人能对技术、机器的起源有明晰的概念，对技术的发展没有远见，这主要还是由于技术还远远未进入人类思考的视野。
从芒福德对技术的认识和考察技术史的方法上，我们看到了他的观点与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相似之处。在历史观上，法国年鉴历史学派持有一种“全面的（或整体的）历史观”，即扩大历史的研究对象，摒弃了狭隘的政治史、人物史，代之以包括地理、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科学、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的历史。对于技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布弗尔在1935年就曾说过，“技术：未编进历史的众多词汇之一。”[15]布罗代尔也非常重视技术和技术史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努力廓清人们对技术和技术史的误解。他认为，“几千年来，农业始终是人类的主要‘产业’，但人们却往往把技术史当作工业革命的史前史来研究，机械、冶金和能源总是排在前列，从不看到农业技术的因循守旧和变化不快（变化缓慢毕竟也是变化）带来的重要后果。”[16]他认为，对技术的认识不应局限在对工业革命的认识上，技术的范围应该非常广阔：“清理林地是一门技术，开垦长期荒芜的土地又是另一门技术••••••扩大耕地面积，也就是说，砍树（不论是否刨掉树根）、烧荒、围林，或者排水、筑堤、灌溉，都需要技术。”[17]
对于技术应该包括哪些范围，芒福德与布罗代尔持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由于现时代对于机器的迷恋，也就不能将蔬菜和水果的培育方法、酿酒技术和通过用盐腌、熏烤等方法保存食物的方法与机械的发明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些技术都是古代世界的人们的发明，而且有些方法我们至今还保留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此相应，由于我们只关注技术的工业应用，也就忘记了古代人在其他领域中的技术发明。例如，古罗马已经制造出非常专业化的外科手术设备，然而这并未引起后人的过多关注。希罗多德的书中曾有使用麻醉剂来做子宫切除手术的记载，但这种方法是作为职业秘密来保存，所以并没有流传下来。
在芒福德看来，“也许在认识重要的技术成就中最大的失败在于家居艺术的领域中：发展缓慢但却不断进步的、服务于家居便利和增加舒适的器具和设备。”[18]在这里，芒福德主要是指从纺织品、餐具到椅子、床这些范围内的发明。这些发明都不是机器，只能算作工具和器具。但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它们的重要性，如芒福德所说的，在崇尚机械和自动化的时代，“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稳定的容器，生活将四分五裂。”[19]另外，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公共浴室、健身房、剧院、公园等设施都是真正的发明，只是因为它们都在机械范围以外，我们虽然生活在其中，但却从未意识到它们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明，从而“这些发明和它们应用的实际生产力被低估了，因为现在的西方人束缚于工具和机器上。”[20]


四.

从芒福德对于各种技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技术观是一种视野非常广阔的历史观。他从人类的生活出发，将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了进来。那么，对于芒福德来说，哪些技术是最重要的呢？
芒福德认为，“尽管在蒸气机普遍使用之前的几个世纪，水磨和风磨在中世纪的革新使十八世纪的巨大进步成为可能，但是任何一方面都依赖的主要发明却在十六世纪之前的欧洲全部完成了；这些发明深入地变更了文明世界的空间－时间构架——并且改变了外在环境和人的内在特征。”[21]芒福德在这里所说的主要发明主要是指印刷机、玻璃和钟表。
印刷机的完善是一系列发明的结果：从古代中国的印刷术经波斯和土耳其，最终由德国的古登堡等人的铸造活字印刷技术所完成。印刷机是“通过铸造成型，利用标准化、互换、可替代的部件，将大量生产应用于动力过程的第一个例子。印刷机在其自己的历史中代表了从工人的机械化到工作过程本身的机械化的转变。”[22]印刷机的重要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其后机器的发明的影响上，它的更重要的社会影响体现在通过书本的廉价和快速的生产，打破了古代社会对知识的垄断，这使得穷人和非专业的人士也可以了解和学习一些非常专门的数学、物理知识，在社会上普及了科学知识，使知识民主化，最终使更多有才能的人加入了科学研究的行列，加速了科学发现和机械发明的步伐。

随着光学知识的增加，人们利用玻璃制造了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眼镜矫正了近视眼，延长和丰富了人类的智力年限，而在十七世纪，物理科学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改变了世界的范围，人们可以看得更远和更细微，这就为人类开拓了一个比哥伦布和麦哲伦所发现的新大陆更广阔的世界。玻璃不仅改变了外在的世界，同时也改变了内在世界，改变了自我的概念，对人性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例如，从16世纪开始，通过在用玻璃的背面涂上一层水银而制成的清晰的镜子开始变的普遍。人们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自我形象，建立了自我的新形象。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意识、内省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诗人和画家的创作主题就是对孤独灵魂和抽象个性的探寻。由科学观察到的外在世界和由画家、诗人揭示的内在世界都是借助玻璃来完成的，玻璃实际上是个窥视洞，由此人们看到了一个新世界。芒福德认为，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会奇怪，17世纪在日常生活、政治、伦理、科学、宗教等方面最深刻的哲学家是斯宾诺沙：他不仅是荷兰人，而且是磨镜工。[23]
如果说放大镜和显微镜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那么钟表则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从十四世纪机械钟表出现以后，钟表就不再仅仅是计时的设备，它开始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调节和控制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起居。马克思曾将钟表作为以后所有机器的原型，他认为，“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24]但是芒福德认为，钟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工厂的范围。马克思把钟表看成是一种劳动量的外在标准，而芒福德则将钟表看成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内在标准。芒福德认为，钟表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主导地位，其影响是深远的。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1345年左右，一小时划分为60秒、一秒划分为60分开始变的普遍。这种划分变成了人们行动和思想的参考点。记录时间变成了计算时间和分配时间。从14世纪开始，时间的运动变成了指针的空间运动，时间也就具有了封闭空间的特征。它可以被划分，可以被充满，可以被延长，可以被缩短。时间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械的、可计量的世界，成了一种抽象时间，成了“第二自然”，完全与生命的自身规律和人类的行为相分离。“抽象时间变成为了生存的新媒体。有机功能本身被它所调节：一个人吃饭不是因为饿了，而是到时间了；一个人睡觉不是因为累了，而是因为到时间了”[25]，而在此之前，“牧羊人是从母羊的分娩来计量时间；农夫是从播种或期待收获来计量时间。”[26]人们的时间观念彻底被时钟改变了！新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类使用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芒福德才说，“是钟表，而不是蒸汽机，是近代工业的主导机器。”[27]
芒福德认为，十二到十六世纪之间，放大镜、印刷机和机械钟等这些关键技术的发明，为以后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的技术进展虽然在种类和动力上不同于这些早期的工业文明，但却是依靠这些技术发展起来的。在这些主要技术的基础上，新机器的整个秩序被建立了。


五.

芒福德曾将技术分为两类，一种是民主的和分散的技术，另一种是极权的和集中的技术。民主的技术是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从小农庄、小作坊中产生的技术。这种技术往往都是因地制宜，以便于社区的共同发展。在这种条件下，社区成员之间面对面地交流，平等地劳作，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工作。极权主义的技术是指“巨机器”产生的“巨技术”。所谓的“巨机器”的说法，来源于芒福德对于机器种类的划分。他认为，“即使当机器作为彻底完整的整体来起作用时，因为机器的组成部分在空间上是必然分离的，出于特定的目的，我称这种机器为‘无形的机器’；当用来执行高度有组织的组合计划时，我称这种机器为‘劳动的机器’；当用于集体的高压统治和破坏的行动时——这一名称在今天依然适用——称为‘军事的机器’。但是，包括了政治的和经济的、军事的、官僚主义的和皇家的这些所有的组成成分时，我指的是‘巨机器’（megamachine）：用更通俗的话说，是大型机器。起源于这种巨机器的技术设备就成了‘巨技术’，以区别于更简朴的和多样性的技术，后者有时借助于动力机器，直到今天仍继续在作坊和农场完成绝大部分的日常工作。” [28]当民主技术的社区逐渐扩大，人口逐步增加，强迫劳动出现时，极权主义的技术也就出现了。在这种技术的统治下，劳动与生活相分离，工作不再是一种生活的需要，而是成了一种被迫的劳动，是一种苦工和诅咒，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劳动的分工则加强了这种诅咒。人逐渐被机械化，成了机械化系统的一部分。芒福德之所以对技术、机器做出如此的划分，是因为他认为，“理解机器的起源和它的血统家世，就是要重新看待我们现在的过渡机械化的文化与现代人的命运和结局。”[29]
从芒福德对技术的划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技术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如他本人所说的，“不管技术是怎样完全依赖于科学的客观过程，技术不能像宇宙一样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机器本身没有任何要求，不做任何承诺。是人类的精神在要求和承诺。”[30]因此，技术并不像卢梭所诅咒的那样，是一种恶魔。技术所产生的罪恶，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罪恶。我们对技术不能一味地进行批判，因为要批判的正是人本身。只有通过调整人本身、调整人的社会和文化才能消除技术产生的罪恶。历史上每一发展阶段的技术虽然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但是也相应的产生了一些问题。工业时代的技术产生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因此，芒福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曾预言，未来的生物技术将取代工业技术，给人类带来新的福祉。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前后，当我们迎来了以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为开端的生物技术的世纪时，我们却惊奇地发现，克隆技术从一出现就对人类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而转基因技术所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破坏也许比工业技术的负面影响有更大的灾难性。技术造成的问题如果仅仅以更新的技术来解决，只会造成恶的循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将技术产生的问题完全在技术领域中寻求答案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31]我们不能从工程师、企业家那里寻求答案，因为他们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只强调机器的效率，认为一切艺术等机械以外的因素都是效率的障碍；我们也不能从卢梭那样的浪漫主义者那里寻求答案，因为他们在没有完全理解技术的情况下，就抛弃了技术，逃避到自我想象的领域中去了。
芒福德认为，自近代以来，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但人类的文化却发展缓慢。技术之所以造成诸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文化来整合技术。人类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是人类的审美情趣、艺术创作才能却枯萎了，缺少了对更高精神的追求。“机器在西方文明中达到如此无法抵抗的规模，部分原因是它起源于一个破碎的、单面的文化，然而它可以帮助扩大文化自身的领域，并由此建立一种更大的综合：这样的话，它将给自身的毒药提供解毒剂。因此，让我们将机器更紧密的作为一种文化的成分来考察，在最近的世纪里，研究我们已经开始了的、吸收它的方法。”[32] 芒福德所设想的新文化中，环境、工业和农业、人口这三个领域，将达到动态的平衡。对此，芒福德曾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将人类的历史比作一部乐章，技术在其中扮演乐器的角色。在早期，除了人的声音，还只有一些非常简单的乐器。随着历史的发展，乐器中的新成员逐渐加入。十七世纪，小提琴和木制管乐器加入；十八世纪，铜管乐器加入。乐曲的音响效果虽然增强了，但人的声音却失落了。十九世纪，人的声音虽一度再兴起，但与整个乐队显得不协调。这样所演奏的乐曲是显然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降低铜管乐器和定音鼓的强度，让人的声音做主导。为此，我们甚至要重写乐谱、改换乐队的指挥和组合。这样做虽然任务艰巨，困难重重，但却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不管科学和技术离它们的内在可能性有多远，它们至少给了人类一个教训：没有什么是不能的。”[33] 芒福德怀着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深切关怀，对于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芒福德对技术的研究是通过历史考察的方法，在研究各种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技术与原始文化、宗教、艺术、科学等领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牵制的关系中来认识技术和理解技术，并由此提出他对技术的独特见解。芒福德所作的工作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将“大钞票”兑换成“小钞票”甚至是“更小的钞票”的工作。这类工作比较琐碎，也许费力不讨好，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但是，唯有这样的工作才是更高级理论的基础，而且只有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观点和理论。技术哲学的产生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我们所急需要做的是吸收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做好自己的兑换“小钞票”的工作。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芒福德的结论，但我们一定要重视芒福德分析技术的方法，芒福德的著作在今天对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技术哲学有着很大的启发性。
对于芒福德的“思想主线”，我们可以归结为“一点两阶”：以人和人的生存作为中心点，以社会和文化作为整合技术的支柱。不管芒福德是在研究技术时，还是在研究城市的发展时，他始终将人作为所有问题的中心，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以芒福德在美国被成为“公众知识分子”，而弗洛姆则认为芒福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对于技术问题的解决，芒福德认为除了要用文化来整合技术外，他还试图将技术民主化，使技术成为人人共享的技术。当技术真正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时，技术也就不会在人的手中产生罪恶。芒福德构想了一个小社区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达到这一目的。他的这一想法过于理想化，是时代的局限造成的，但这毕竟指出了一条方向。
芒福德试图用文化还“整合”技术的思想，不仅使我们想起了海德格尔用“艺术克服技术”的思想。芒福德和海德格尔这两位二十世纪的哲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分别在美国和欧洲大陆思考着技术问题，而且得出了近乎相似的结论，他们都想用更加丰富的人性来克服技术的缺陷和局限。但芒福德和海德格尔的理路还是有差别的。首先，芒福德是积极的乐观主义者，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认为更高级的技术会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而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文化还“整合”技术，将技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海德格尔则认为是个宿命论者，认为技术是无法逃脱的天命。其次，芒福德的技术观是以研究技术史为基础的，他的代表作《技术与文明》的前半部分可以看作一部相当深刻的技术史的著作，这无疑对他的技术观提供了有利的支持。而海德格尔对技术史则可以说没有多少研究，因此他在后期《技术的追问》中所提出的思想并不像在我国一样受到重视，而且常常被当代的哲学家像伊德（don ihde）和罗蒂（richard rorty）等人指责为浪漫主义和怀乡病，他们认为海德格尔对技术哲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工具的现象学的分析，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而且在实践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教授也为计算机系的学生讲授海德格尔的这方面思想。芒福德和海德格尔的差别既是一种学理上的差别，同时也反应了美国思想和欧洲大陆思想的差距。
至于芒福德认为要使技术脱离政治的控制，这又体现了芒福德思想中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代哲学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观点似乎更可取一些。芬伯格认为，如果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退回到手工劳动，这只能在局部地区部分地实现，因为要是完全退回到手工技术，则是对启蒙运动和现代性所实现的成就、特别是对人的解放的否定。他在《技术批判理论》中写道：“所有现代工业社会在今天都处于十字路口上，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技术发展道路。它们或者加强对自然和人类的剥削，或者转向支持解放的应用的技术综合趋势的新道路。这种选择本质上是政治性的。”［34］因此，对技术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政治的作用。芬伯格认为，要真正解决技术产生的问题，就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作为外在性的因素来考虑，而是要将它们融会到技术的设计中，使这些考虑成为技术的内在因素。比较芬伯格和芒福德、海德格尔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技术哲学家和经典的技术哲学家（如芒福德、海德格尔等）的差异：当代的技术哲学家试图在技术的设计和发展过程中就来影响技术和消除技术有可能产生的弊端，而不仅仅是像经典的技术哲学家那样只是在技术问题产生后来做一些“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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