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本质确实是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这种本质不是技术本身固有的，而是在科学、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基础上形成的。必须改变影响环境技术创新的这些因素，建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
关键词：技术、座架、自主决定论、社会建构论、环境技术创新。

abstract: heidegger’ ge-stell nature about technology is the reason which destroys environment. the nature is not inherent in technology. it is based in science,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value, etc. we must change these factors, set up new technology, which is beneficial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ey word: technology, ge-stell, self-determinism, social constructism, environ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技术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技术何以造成环境问题？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具体考察技术知识体系，发现它破坏环境的方面，然后推进技术进步以有利于环境保护。Www.11665.CoM这是环境技术研究的内容。另一是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进行，以探求技术的深层次内涵与环境破坏及其保护之间的关联。前者的研究已经广泛而深入地展开了，成果很多；而后者的研究并不多见。由此造成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如何从技术哲学的层面探讨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之间的关联，就成为科技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和加以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困难的问题。本文结合海德格尔尔关于技术对自然的破坏的论述，具体论述了技术的中性论、自主决定论、社会建构论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给出建构环境技术创新走出技术破坏环境误区的恰当途径。
一、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本质与环境破坏
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呢？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中性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技术中性论认为，技术只是人们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体系，与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因素等无关。技术的本质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技术手段和技术效率的高低与技术应用的善恶没有必然的联系。“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1]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有道理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我们相信技术中性论是正确的，那么，环境问题就是人们为了发展经济，忽视了环境保护而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不需要改善技术，而只要端正人们应用技术的态度，不将技术应用到破坏环境之中去就行了。很显然，这是极端错误的。这也表明技术中性论的不恰当性。现实情况是，技术本身不是中性的，负荷价值，有好坏之分。为着善的目的去使用某项技术并不一定取得善的结果，也可能得到恶的或善恶皆有的结果。如在工业生产中，技术应用的目的是生产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但是，它却消耗了过多的资源，产生了过多的废弃物，造成了资源和环境问题。很显然，这种问题的产生不是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来源于技术本身对自然的作用方式。
海德格尔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传统技术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规定是正确的，但不是真实的，没有揭示出技术的本质。这点正如“国画是由线条和墨块构成的”没有揭示出国画的本质。通过对技术的历史学和词源学的考察，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世上万物的一种解蔽方式，只不过古代技术的解蔽方式不同于现代技术的解蔽方式。前者与艺术、科学等密切联系，而且相统一。它带出“物性”，是自然状态的解蔽，反映了自

[收稿日期]2003-3-1
[作者简介]肖显静（1964-），男，江苏南京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哲学与环境、生态政治与哲学、科学传播的研究。
然理性，是天地神人的四重统一体。例如，古代的风车转动就是自然力的体现。有风则动，无风则静。一切顺其自然，保持了自然和人的本真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而后者对自然的解蔽是通过座架（ge-stell）进行的。座架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此种解蔽方式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2]它是技术的本质，使得自然在这种技术的作用下处于非自然状态，失去了古代技术所包含的“诗一样的东西”，造成了环境破坏。
那么，什么是座架呢？海德格尔认为，所谓“座架”就是“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所谓“摆置”（stellen）就是一种对在场者的限定，即把某物确定在某物上、固定在某物上、定位在某物上，从某一方向去看待丰富多彩的事物。如限定空气以生产氮，限定土地以生产矿石，限定矿石以生产铀，限定铀以生产原子能。这样就使天地万物在技术世界中只显现为技术生产的原材料，把某物限定为某种效用上，把存在者的存在还原为它的功能，失去了自然的整体性和丰富性，自然完全成了一个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功能性的存在，成了一个满足人类物质欲望的工具。当然，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技术在对自然进行摆置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人类对它的限定目的，促逼着（herausfordern）自然，向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从技术生产需求本身去看待事物，将自然状态纳入人的技术生产系统，迫使自然符合技术框架。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因为处处被预置（bestellen）而立即到场，并且为了本身能被进一步预置而到场。例如，要在某一江河之上建造发电厂，就要对这一江河进行改造，将之纳入发电和输电的整个技术系统之中，这就是技术对江河的预置。海德格尔将此形象地比喻为：由于拦河大坝被电力工业系统预置，莱茵河流被水压差的提供者预置，所以，与其说拦河大坝建在莱茵河上，还不如说莱茵河被建在水站上。也正因为这一预置，技术总是挑战自然，从人类的需要去看待自然，把自然界限定在某种技术上。自然的自然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没有了，自然的单向功能性增强了，进入到一种非自然状态，蕴藏着毁掉天然自然的危险，成为“持存物”（bestand）。所谓持存物就是“在持存意义上立身的东西，不再作为对象而与我们相对而立”。[3]也就是说，它们已经失去了对象的相对独立性，随时服从于人类所创造的技术对它的摆置、促逼与预置。
从上述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座架确实不是技术中的因素，而是技术作用于自然的方式——对自然解蔽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解蔽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物的展现和世界的构造，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对自然的影响。通过座架，技术促逼着自然，对自然强行索取；通过摆置，对在场者加以限定，使自然齐一化、效用化、对象化，对自然进行了谋算和估价；通过订造，即生产，使自然失去对象的独立性，成为持存物。总之，通过座架的作用，自然成为人的对立物，失去了本性，处于非自然的状态，也就是处于被破坏的状态。这是技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与环境破坏之间关联的这种分析是恰当的，很有启发意义。
既然如此，要走出技术的环境破坏误区，就要分析技术“座架”本质产生的原因，走出技术破坏环境的误区。
二、技术本质的社会建构
海德格尔没有具体分析技术“座架”本质产生的原因。相反，他强调了技术的“座架”本质对于社会的影响。他认为，“限定和强求到处贯彻，到处决定了人与事物存在的关系，并以这种方式显示其普遍的本质，以为献身于纯粹的艺术享受、政治或宗教体验就可以逃避技术展现，这乃是幻想和错觉。”[4] 这就是说，在技术的作用下，文化的东西，如科学、艺术、宗教、政治等等已经不再是决定性地形成历史的力量，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因技术的展现而去蔽，显示其本质。如海德格尔就认为，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物的图景就是数学化的图景，数学化是对物之特性的筹划，筹划的特征是预置。这里的预置指的是“通过数学化，物被置于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之中的由力的定律所支配着的物质微粒，它是可计算的、可预测的，因而是被充分‘预置’的”。[5]
这点与技术支配的预置特征相同。科学通过谋算、计划使现实的东西被限定到一个因果关系的网中，海德格尔称该网为“针织品”。不仅如此，科学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实验室、图书馆等绝不是技术展现的外在结果，而是技术对象化的不同环节。所以，海德格尔说，现代科学是由技术支配的，技术作为座架支配着现代科学。
如此一来，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在把自然展现为持存物的同时，也使人自身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人变成了持存物而失去了它的本真存在。技术的座架本质成了世上万物的展现方式，成为一个完全脱离人类控制的超然的、作用于我们的社会并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从这点看，海德格尔是一个自主性的技术决定论者。技术的自主决定论认为，技术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它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它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而变更，相反，技术的发展决定着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
实际上，技术并非是自主的，它并非是科学、艺术、政治等的支配力量。技术的所谓座架本质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在科学、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技术是负荷科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的。技术不仅体现了技术批判而且也体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那些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利益。“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自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身上”。[6]
这是关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如对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认为科学的本质是技术，并且技术的座架支配着科学的展开。虽然科学对自然的祛魅与技术对自然的解蔽都导致自然丰富意义的丧失，但是，两者对自然作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多地是从人类认识自然的意义上而言，后者则主要是从人类改造自然的意义上而言的。虽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大科学的兴起，科学的操作性增强了，科学家要进行实验，要利用技术仪器设备去进行实验，发现事实和检验理论，这增强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技术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本质是技术，它最多意味着科学的技术性增强了，科学变成了技术科学。当然，随着科学的社会应用的加强，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科学与技术在很多时候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向前迈进。但是，在这种作用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的角色定位并没有改变。纯科学更多地关心的是知道什么，理解世界的某些方面，去追求真理性的认识。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并不包含生产设备、交通工具、家用电器、军事武器等的制造。而技术才以某种有利于人类的方式去改变世界。科学并不简单地是技术。科学已经成为技术的必要基础，是技术的先导。在这种情况下，何来科学的本质的技术展现。
而且，从技术的发展看，现代化技术的科学化趋势越来越强。技术进步主要地不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技艺的系统知识的应用，技术的传播也主要地不是依靠学徒制而获得。它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理论揭示的自然的规律性，为揭示技术的可能性奠定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等都不是来自经验探索，也不是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而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从这点看，技术反映了，最起码是部分反映了科学认识世界的特征，部分地反映了科学的本质。
科学向技术、生产的转化过程大致可以分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 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 技术发明（技术 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 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7]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并非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单纯手段或工具本身，而是人把自己已经掌握了的自然规律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来的一系列过程及结果；而从结果看，它本身就是人的目的性预期与其相应手段或工具（核心是自然规律）的实现了的统一体。”[8]
因此，技术是负荷科学、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的。技术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还具有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主要体现在科学是它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等条件制约着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方向。这两者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的优劣和技术应用的善恶。这也说明了技术中性论和技术自主决定论的失当。根据这一思路，应该从技术价值负荷的角度，对技术为何造成环境问题进行分析。
三、技术的价值负荷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上面的论述表明，技术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在人们伦理价值的引导下，在人们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完成的。正是这一点成为技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需要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技术产生和应用的科学基础和社会环境，也就是从技术认识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两个角度来考察。
技术认识论方面主要问题是技术评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知识、人工物的属性、技术理性、技术客体等问题。六十年代以来，国外技术哲学在经历了对技术的本体追问和价值反思之后，开始了对技术起源、设计、发明、创新、技术作用的机制和技术知识的检验等认识问题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谈论技术的本质和结构，分析技术的认识内容，考察技术的价值问题，真正选择合适的技术，才能避免技术危机，实现技术与人关系的良性发展。从技术认识论来看，“技术知识是关于依据对自然物质客体的一定程度的认识，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有效地改造、变革自然物质客体，使之成为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形式的知识。”[9]由此可看出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知识原理是技术应用的基础，科学知识对于技术知识的正确性是有影响的。而这一点又影响到技术应用的善恶。如科学对自然的祛魅和科学对自然的还原、简化、数学化的概念规定——预置等，必然造成技术改造自然过程中导致自然的非自然化的状态，从而破坏自然。
从技术的社会性上看，“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及其统治利益打算用人和物来的事情总被设计在其中。”[10]而且，从技术应用的目的看，技术虽然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体系，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但是，技术的目的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那些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技术成为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开发应用自始至终都是为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虽然从经济利益出发的科技进步能够比早先的欠先进的科技消耗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出的产品，产生更少的副产物，从而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少的压力，但是，科技应用的非环境保护目的确实阻碍了环境保护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从经济利益出发的技术进步看，它确实造成了经济合理性及其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合理性。
首先，从技术的产生看，它是机械论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产生过程的必然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类经济通常就是分立的活动，只需应用分门别类的技术即可。如此，技术不仅以分化和专门化的方式发展，而且过分简化，具有可分割的性质，不能反映人与大自然的复杂关系。
其次，从技术应用的目的看，它是经济主义的，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从自然界谋求最大的收获量。这必然导致人们为了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大肆掠夺自然界，造成资源危机和环境破坏。
再次，从技术应用的过程看，它的组织原则是线性的和非循环的。为了更快地取得经济利益，传统物质生产以单个过程的最优化为目标，更多的是考虑自然规律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以及所存在的整个自然界。例如，内燃机使人类发展工业的主要动力，其所造成的光化学烟雾的危害很长一段时期不为人们所知。
最后，从技术的进步看，资源开发利用和自然环境保护技术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技术进步，许多源于开发实际，集中于开采利用技术以及如何降低开采或收获成本，如何增加资源利用以获得更多收益。技术进步往往忽略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环境资源的保护成了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副产物，而不是将环保的追求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一致起来。这就造成了先进技术已经使人类实现在月球上软着陆，但却不能控制汽车和工厂造成的污染；人类已经计划建造规模巨大的太空城，但却无力管理地球上的大城市。
总之，在科学、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的作用下，技术的应用方式只是拘泥于自然规律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割裂了技术活动与自然生命的统一，干扰了自然过程的多种节律，破坏了生物圈整体的有机联系，从而给自然界造成了破坏。技术应用的科学基础的不完备性以及由此获得的自然的局部性的规律，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经济导向的利润合理性和生态不合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等是造成技术应用破坏自然的最根本原因。要走出技术的危机，就要在考察分析、批判、校正技术开发利用的社会背景下，给出技术应用的正确背景以保证技术的正确应用。
四、走出技术破坏环境误区的恰当方式
如果我们认为技术的自主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从科学、社会的角度，分析技术的“座架”本质形成的原因以及技术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也没有必要从科学社会的角度探讨有利于环保技术的建构，而只要从技术本身来分析就行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海德格尔在对待怎样走出技术危机这一问题上，就没有看到技术的科学、政治、经济和伦理意涵，也就是没有看到这些因素对技术的“促逼”，即没有看到技术“座架”本质形成的自然科学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没有从产生技术“座架”本质的那些原因的反思、分析、改变中去改变技术本身以走出技术的危机，而是把技术的本质扩张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走向了技术自主技术论。也正因为这样，他就只是针对技术的“座架”本质所内涵的“技术思维”——“计算性思维”进行批判。海德格尔认为正是这种“计算性思维”排斥了其他思维，使人总体的无思想；使人仅仅从技术上看待物，并把人束缚在技术之中受它控制。要走出这一误区，海德格尔认为，应该用那种“比理性化过程之势不可挡的狂乱和控制论的摄人心魄的魔力要清醒”[11]的“深思之思”取代“计算性思维”。这种深思之思就是走向“思”与“诗”。所谓思就是在深思中觉悟技术的本质，意识到技术的危险，看到技术的座架本质对自然和人类的解蔽给自然和人类带来的危害。在此基础上，人在深思中觉醒，成为存在者的看护者。所谓看护，也就是“向着物的泰然处之”，放弃对事物的功能化、降格、缩减，让事物自身显示其所是。而要做到这一点，人及一切存在者就要“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走向诗意的存在，诗意的安居，让事物和世界在场于自身性和自立中，保持本真的存在状态。
海德格尔的这种技术拯救方案是行不通的。他所倡导的“思”，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计算性思维”的片面性，而应该更多地“沉思之思”，认识技术造成环境破坏的本质并拯救之。这是必要的。但是，这还不行。主要原因一是单靠这一点并不能冲破“技术思维”。二是即使“沉思之思”能够冲破“计算性思维”，但是，由于这种思维的转变不是快速的，而是缓慢的，因此人类必须漫长地等待这种转变。这点海德格尔自己也同意。问题是人类承担得起这种漫长的等待吗？这就是说，“深思”、“等待”、“泰然处之”、“向神密处敞开”不能现实地解决技术危机。
实际上，近现代技术是在政治、经济和伦理价值背景的调节下，在一定的科学理论基础上，为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技术的本质中嵌入着它的产生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科学和经济内涵。要改变技术的本质，就要改变技术产生的科学形态以及单纯为经济服务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找既能够保持自然的自然化状态，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技术。
对于科学，应该考察分析批判它所依据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原则相对于环境保护的缺陷，在此基础上，重构科学认识自然的恰当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基础。本体论上由自然的祛魅走向自然的返魅、由自然的分离还原走向自然的有机整体；认识论上由坚持绝对的科学真理观走向相对的科学真理观；由对天然自然的研究走向研究由人类社会、人工自然、天然自然三者组成的大自然系统；方法论上不仅要研究自然的规律性方面，还要研究自然的非规律性方面——结果的展现；不仅要采取还原性原则，通过认识低层次的来认识高层次的，通过研究要素来研究整体，还要采取整体性原则，通过高层次的研究来认识低层次的，通过系统的研究来认识要素；不仅要研究某些事物的外在表现，还要研究事物的经验性的方面，如动物的情感、智能等；不仅要研究因果决定论，还要针对具有目的性的存在，研究它的果因决定论；不仅要研究具有线性、整形等特征的对象，还要研究具有非线性、分形、混沌等特征的对象。由此使得科学的发展呈现生态化、人文化的特征，与传统科学不相一致。只有以这样的科学作为技术的知识基础，才能减少技术的应用对自然的破坏。 （此当另文阐述）
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应该加以改变，以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环境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是不同的。传统技术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进行重新组合，以建立效率更高、效能更好的新的生产体系，获得更大利益的过程。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其生产方式是一种“原料——产品——废物”的模式，其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是线性的和非循环的，因而排放出大量的废弃物。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但那不是普遍的事情。当保护环境与增长经济矛盾时，传统技术创新更多地还是倾向于去增长经济。这一点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本质使然，也是目前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环境技术创新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变追求经济效益的单一目标体系为追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多目标体系。它清楚地知道，只讲经济效益的技术创新，往往是一种短视行为，会造成环境问题，威胁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最终也会导致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而只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的技术创新，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导致社会的衰败。只有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起来的环境技术创新，才能使整个社会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由此产生的技术，在应用目标上，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在生产过程中，与生态整体性的原则相符合；在应用过程中，体现非线性和循环性。因此，它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等后现代性的特征。可以说，生态化的技术体现了后现代技术的本质。
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他开发采用能给他带来更大剩余价值的技术。否则该项技术即使有利于环保而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也不会开发应用。既然如此，最好的技术应是既能带来更高的剩余价值，也能带来更好的环保效果的技术。它应用于生产既可实现社会生产的经济合理性，也可实现社会生产的生态合理性，达到两全其美。不过，在现实社会中，环境技术创新并不是依据市场经济逻辑开发的，往往在经济上并没有优势，不会被商品生产者所采纳。如此，这种技术的开发强度就不大，新开发的技术也没有多少人利用，只能束之高阁，起不到应有的保护环境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考察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技术创新的特征，进行制度创新，改变影响环境技术创新的各种要素，如伦理价值的内涵、政治经济的结构、法律法规的条款，限制进而禁止破坏环境的技术创新，激励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创新。这是技术的社会建构本质的必然要求。（此当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1]emmanul g mesthene.technological change: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70.60.
[2][3][11]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5页，第935页, 第1260页。
[4]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5]吴国盛：“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9期，第3页。
[6][德]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毛怡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2页。
[7]陈昌曙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m]，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第204页。
[8]郭小晖：“试论一种可能的技术本质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11期，第2 页。
[9]王松年：“试析技术二重性根源”，第九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论文选（山西大学）[c]，2002年。
[10]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