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理念视角的崛起成为西方政治学学科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丰富和发展了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理念视角沿着比较政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脉络对其进行了反思与创新，并已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重要理论流派。本文旨在全面介绍理念视角的崛起与发展，特别是在比较政治领域中那些还不为人所熟悉的演变。本文通过三个维度展开叙述。首先是学科的维度，通过对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两个领域的特点进行比较，讨论理念视角发展的不同路径。其次是来源的维度，通过揭示利益、制度与理念以及历史制度主义与理念视角的关系，直接介绍理念视角在比较政治领域中的演变特点。再次是认知的维度，通过对社会科学的经验性研究与解析性研究的讨论，介绍理念视角崛起与发展的科学与人文两个学术传统的背景。最后，在总结本文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基于理念视角的学科融合问题。
关键词：理念 利益 制度 历史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17-24
一、比较政治、国际关系与理念
比较政治研究一般被分为比较研究和国别研究，前者基于某一主题比较不同国家的经验，后者基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入探讨。比森（biezen）和卡拉马尼（caramani）在提出这两种类型的同时还指出，比较政治领域内还有一种比较方法的研究传统，即专注于方法论的研究。当然，不同的学者对是否应将方法论的研究与前两种分类并列——甚至对是否应该以国家数量为标准进行分类——都有不同的看法。www.11665.COm比如莱廷（lajtin）就认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是多样的，包括案例分析、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分析等。而他更是基于研究主题的不同对比较政治做了不同的分类，即认为比较政治主要研究的是民主制度（可进而推广为多种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与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等三大问题。概括而言就是比较政治制度（comparative poliftcal institution）、比较政治发展（comparative poliiticaldevelopment）和比较政治经济（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三大主题。
但是无论如何分类，比较政治都是一个“分散”的领域。一位研究德国选举制度的学者很难与一位研究缅甸乡村政治的学者找到共同的话题。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经历以及文化传统成为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找到“共同语言”的重要障碍，这点尤其体现在国别研究当中。即使在比较研究中，这样的对话也一般局限于同一主题内，跨主题、跨地区的交流可想而知是不容易的。与国际关系领域相比，比较政治领域这个“分散”的特点尤其显得突出。国际关系领域有着统一的研究对象，即现代国际政治体系。战争与和平等主题基本围绕此一主体展开，因此贯穿整个领域的理论视角很快就形成了，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现实主义（realism）、自由主义（1iberalism）、马克思主义（marx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等。反观比较政治，至今鲜有学者提及贯穿整个领域的理论视角。
可想而知，以理念（idea）为中心的理论视角（此后简称“理念视角”）在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这两个领域内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关系领域都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理论视角，而九十年代全面崛起的建构主义迅速改变了这个领域的理论构成。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建构主义学者直接挑战了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核心假设，即国际无序状态（international anarchy）。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际无序状态是造成国家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在国际无序状态下，国家必须将自身的安全置于首位，因此更注重对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的获取，其结果必然是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世界和平的悲观态度。但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国际无序还是有序来源于国家对国际政治体系的主观判断，因此国际政治体系内的战争与和平直接取决于国家如何看待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即取决于国家的理念。建构主义学者以此为重要起点，在国际合作、国家利益、核武使用、区域化等诸多主题上通过探讨理念的重要作用使建构主义很快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第四大理论视角，甚至被很多学者认为已经超过马克思主义成为第三大理论视角。
与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全面和迅速的崛起经历不同，理念视角在比较政治领域中的发展与这个领域相对“分散”的特点息息相关。首先，理念视角与更早发展起
的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是否能够完全独立还可以争论。其次，理念视角的研究对象从地区的角度看更集中于发达国家，从主题的角度看更集中于比较政治经济。因此，目前还不能说理念视角已成为一个贯穿了整个比较政治领域的理论视角。但是，理念视角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另辟蹊径，丰富和反思了比较政治理论，是一个深具发展潜力的理论视角。
二、利益、制度与理念
比较政治中的理念视角崛起于历史制度主义。后者强调历史上形成的制度（institutions）塑造了行动者（actors）的偏好，从而影响其行为。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什么是自己的物质利益（material interests）以及如何最大化，都是由历史上形成的规范、价值和习惯所决定的。既然从行动者的偏好到其行为都为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力量所左右，那么历史制度主义又如何解释现实中比比皆是的变化，特别是制度变迁呢？应该说，历史制度主义的强项正是其弱项，即解释历史延续性就很难解释历史变迁。在众多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尝试中，理念的尝试独树一帜。霍尔的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早期成果。他运用理念的转变来解释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普遍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即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念到货币主义经济理念的转变。以此为基础，历史制度主义发展出了以制度解释延续性、以理念解释变化性的配套解释机制。 历史制度主义将理念作为解释制度变迁的工具，而对于这个理论视角的根本点，即物质利益，并没有多大触及。历史上形成的规范、价值和习惯是可以被理解成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过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形成惯性，影响和塑造了当前的偏好。因此，虽然制度在历史制度主义里具有独立性和解释力，可解释基础仍然是物质利益。但是，理念也可以是行动者偏好的独立源头，即：“行动者的行为并不是他们的物质利益的（直接）反映，而是对这些物质利益的认识的反映。”在“物质”和“利益”之间是理念。如果将理念理解成“支撑意义的相关元素所形成的网络”的话，那么就是理念将物质解释成利益。因此，理念视角学者柯林·海（colin hay）这样写道：“没有利益的存在，只有利益的建构。”物质必须被理念赋予含义才能成为利益。另一位著名理念视角学者施密特（schmidt）也强调，利益不能与关于利益的理念相分离。因此，理念视角与制度主义的核心分歧在于物质利益的客观性问题。对于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学者而言，物质利益客观存在，不需被解释，只需被发现，可比较、可排序；而在理念视角里，物质虽然存在，但必须被理念定义和解释后才能变成利益，因此物质利益并不独立于意识存在。不同的理念就有不同的对物质的定义和解释，也就有不同的物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即使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但因为不同理念赋予物质的意义不同，这些物质利益也无法比较和排序。总之，在理念视角里，理念不再是实现物质利益的工具，而是决定行动者的物质利益、偏好以及行为的根本因素。
基于上述有悖于传统的认识，理念视角很快成为比较政治理论的新生力量，特别活跃于福利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当中。例如，考克斯（cox）比较了丹麦、荷兰和德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福利改革，并指出前两个国家的政治领袖通过公共辩论成功地建构了福利改革的需要，因此推动了福利国家的转型。斯蒂勒（stiller）将领导力（1eadership）与理念结合在一起，通过分析政治领袖的理念变化揭示德国福利国家的转型过程，而雅各布斯（jacobs）则在研究德国养老保险改革时从微观的心理模式（mental model）和认知机制（cognitive mechanism）具体探讨了理念对政治家决策的影响过程。卡斯滕森（carstensen）却另辟蹊径，在对英国“新工党”（new labor）的社会政策分析中将理念“拆开”，通过讨论其内部组成部分的变化展示出理念以及福利政策的渐变过程。当然，理念的研究对象也扩展到福利国家以外的地区。阿佩尔（appel）对于捷克与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的比较研究就是其中一例。她的研究说明，理念和意识形态决定了私有化计划的制定、塑造了社会内部的利益定义和权力分配、直接影响了计划执行过程。阿佩尔还指出，私有化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原有意识形态决定了两个案例的不同结果。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施密特的一系列对理念与政策关系的比较研究。
她尤其重视“话语”（discourse）这个概念，将其理解为“一系列政策理念以及政策建构与交流的互动过程的集合”。在分析福利国家的经济调整时，施密特选择了英国和新西兰、荷兰和德国以及意大利和法国等三对案例，通过控制类似的政治、经济背景，用是否具备以一贯之的话语体系来解释福利改革的成败。在解释英国难以适应欧盟政策的研究中，施密特从宏观经济和政治结构等维度比较了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对于欧盟政策的匹配条件，指出其他国家都比英国更难匹配，因此她将英国难以适应欧盟政策归结于关于主权、认同和民主等理念上的不匹配。
以上关于理念视角的讨论并不意味着它与制度主义已经分道扬镳。恰恰相反，在理念视角旗下的学者们纷纷将自己的研究与制度主义相连接，比如布莱思（blyth）的“理念制度主义”（ideational institufionalism）、柯林·海的“建构制度主义”（constructive institutionalism）以及施密特的“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等。虽然名称不同，但都同样重视理念和制度的作用。特别是施密特，通过一系列文章将自己的话语制度主义描绘成继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制度主义（sociologicalinstitutionalism）之后的第四种新制度主义视角。当然，理念视角还是与历史制度主义最为靠近。历史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偏好的构成比较开放，也并不一定需要单一起点（即单从物质利益出发），这就为理念的植入开辟了空间。贝尔（bell）甚至与施密特争论第四种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必要性，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完全可以容纳理念视角。
施密特虽然不能同意历史制度主义涵盖理念视角，但也同样不能同意理念视角完全脱离制度主义，因为她和许多理念视角学者都认为，理念与利益、制度、文化规范这些结构性因素相结合才能更具解释力。施密特对西方小国福利政策调整的探讨就将理念作为几个主要原因之一，其它不乏结构性因素，如经济脆弱性、政治制度能力和政策匹配度等。布莱思则发现，理念往往在经济、社会危机时刻才更具改变制度的作用；而在安定时期，比较确定的物质利益则成为保障制度延续的关键。另一个融合理念和制度的经典是贝尔曼（berman）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民主运动的研究。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是这个研究用来比较的主要案例。前者是当时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后者则在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中都不占优势。但是，贝尔曼通过对比两个案例中理念与制度的关系揭示了有悖于常理的结果，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动荡时仍然坚守制度化的政治理念，未能与时俱进，最后走向衰败，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则发展出了新的政治理念，灵活地与其他政治力量达成妥协，使瑞典避免了法西斯政党的统治，并开创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民主实践。
经常有不同的学者尝试着将理念与其他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有的学者认为，在政治过程的不同点上，理念与客观物质利益交替起主要作用。例如：政策建议往往起源于某种理念或意识形态，但随着政策建议被推向政治联盟建设阶段，客观物质利益则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有的学者从利益的定义人手，将结构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s）、情景性问题（situationalproblems）与基于理念的表述都当作利益的组成部分，使利益既有客观的基础也有主观的基础。也有学者从理念所受约束的角度来探讨理念与其他因素的解释力问题，例如现有制度不仅会受到利益和理念改变的冲击也同样对这两者的变化具有约束力，再如理念的推广往往需要相关行动者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权力资源（power sources）则对说服力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权力资源对理念的发展与演变具有重要的约束力。 至此，本节的讨论都集中在比较政治领域的理念视角。如前所述，理念视角在国际关系领域走过了不同的发展路径。理念也曾被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学者提及和运用，如1993年出版的《理念与外交政策：信仰、制度与政治变革》（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一书的编者之一——基欧汉（keohane）——就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流派的领军人物，再如新葛兰西主义（neo-gramcianism）学者考克斯（cox），他将理念的变化作为其分析世界霸权更迭的基础之一。但是，真正将理念放在中心位置的还是建构主义，这点前文已经做过介绍，本文也直
接将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建构主义称作理念视角。因国内已很多文献介绍建构主义，又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本文着重介绍了不为很多人所熟悉的比较政治领域内的理念视角。很显然，理念视角在两个领域挑战了不同的理论，发展也很不相同。在国际关系里，它是独立的理论流派；在比较政治里，它则与其它理论脉络（即历史制度主义脉络）联系紧密。但之所以都被称为理念视角是因为它们对理念和利益的根本关系有着一样的看法。其实只要将本节所讨论的理念的载体从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上升到主权国家和跨国组织，比较政治里的理念视角就变成了国际关系里的理念视角，即理念不仅是决定国内层面行动者的物质利益、偏好以及行为的根本因素，也是决定国际层面行动者的物质利益、偏好以及行为的根本因素。
三、经验性研究、解析性研究与理念
理念视角虽然崛起于具体研究问题和具体理论争论，但从理念作为物质利益的工具到理念作为决定物质利益的根本因素转换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认知层次上的背景。一般在探讨理念视角的学术来源时，学者们倾向于将其求本溯源到社会学，建构主义最早就经常被称作“社会建构主义”。这虽然是理念视角的直接学术来源，但其背景远不止于此。理念视角的崛起更植根于不同学术传统的争论和发展。因此它不仅为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科学学者在认知层次上提出了重大挑战。
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来都有两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即科学的传统和人文的传统。这两个传统都植根于欧洲中世纪，前者开始于对人类所处的物质世界（material world）的研究，后者则专注于人自身的发展，健全性格、陶冶情操、思考价值等等。因此，当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争取人类自由的浪潮席卷欧洲并引起对人的社会行为的思考的时候，对人所处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研究开始被系统地发展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社会科学或称“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从对社会世界的研究一开始，科学的传统和人文的传统就起着主导作用。科学的传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它将研究物质世界的方法带入社会世界的研究中，以探索事物的共性、普遍性和规律性为核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实证主义研究（positive research）或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应该指出，科学的传统对于社会世界是“舶来品”，经验性研究学者是将社会世界当作物质世界来做研究的，因此在带来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同时，科学的传统也塑造了社会世界就是物质世界的世界观。
而人文传统却不这样认识社会世界。在人文学者看来，社会世界的构成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后者的基础是可观察、可确定的物质，前者则是由不可直接观察到的元素所构成，如关系、权力和血缘，甚至国家、社会和民族等。不可直接观察到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会带来这些元素在定义上的歧义，不同的人就会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这当然直接影响我们看社会世界；第二点更加严重，如果直接观察不到，这些概念就会被怀疑是否真正存在，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世界的理解是可以通过建构这些概念而建立起来的。无论哪一点都将人文的传统与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社会世界的这些概念都来源于理念，无论它们是被理念所表达，还是被理念所建构。因此，人文传统下的社会研究注重对重要概念和理念的理解，可以被称为“解析性研究”（interpretative research）。从早期人文传统对人自身性格和情操的认识到解析性研究对概念和理念发展脉络的探索，很明确，人文传统对社会世界的认识更倾向于揭示事物的个性、特殊性和复杂性。
因此，经验性研究和解析性研究代表了两种对社会研究的认知。前者认为构成社会世界的元素无异于构成物质世界的物质，即使无法直接观察到也仍然客观存在，经验性研究的使命就是观察到它们，并连接它们形成对社会世界的规律性解释；后者认为社会世界并不完全独立于人的主观世界而存在，是人的意识通过理念和话语塑造甚至创造了对社会世界的认识。
应该说，理念视角在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崛起是带有上述认知层次之争的背景的。上节关于物质通过理念而成为利益的讨论已经带有了客观和主观之争的意味。因此从这点上看，无论理念视角怎样继承制度主义，它都带有人文传统和解析性研究的深刻烙印。当然，这
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必须严格站队，或者归入经验性研究的行列，或者如归入解析性研究的行列。恰恰相反，在典型的经验性研究和解析性研究之间有着广阔的空间，容纳着大量对社会世界的研究。理念视角的研究就兼有两种传统的色彩。一方面，理念视角学者深入案例分析，挖掘因果机制，通过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等方法探索理念的演变脉络，这点更像人文传统对事物的个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的重视；而另一方面，理念学者也进行比较案例分析，通过控制其它变量突出理念的作用，并试图在一定的时空内发现理念作用的规律，这点又充满了科学精神。建构主义学者帕森斯（parsons）不同意理念视角独具“构成性质”（constitutive）或“理解性质”等人文传统的说法，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解析性的人文色彩。施密特倡导理念与结构性因素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愿理念视角面临“高度的唯意志论的风险”。 四、学科的发展、融合与理念
由于不同的领域特点，理念视角在比较政治里走过了一个与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里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都以理念为基础，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里已经成为独立的主要理论流派之一，而理念视角在比较政治里却与历史制度主义仍有着割舍不清的关系。但无论怎样，理念视角都发展和反思了比较政治理论，并为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首先，理念视角将理念打造成为一个比较政治研究中的独立解释因素。它不仅解决了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困境问题，还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因为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赖以进行的物质利益能够被理念所拆解，这使理念至少成为影响行动者偏好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根本的因素。反过来，理念视角无论被称作理念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还是话语制度主义，它都丰富和发展了制度主义在比较政治领域中的研究。理念的崛起为传统的利益与制度互动加入了新的一端，使制度主义的研究更加具有解释力。
其次，理念视角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放在了社会研究的科学传统与人文传统的差别之上，帮助我们理清其复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背景，防止我们简单地用一种传统去认识甚至批评理念视角，同时也展示了将经验性研究和解析性研究相联接的努力。
最后，科学传统使理念视角不放弃对规律的追求，而人文传统又使其重视细节。正是后者将专注于国内层面的比较政治研究和专注于国际层面的国际关系研究拉得更近。人文传统使理念视角更重视对理念形成的过程追踪和细致描述。在建构主义里，对理念的形成有横向和纵向之分。横向指的是国家之间通过社会化实践，互相学习，形成类似理念。早期的建构主义学者一般都在这个层次上进行研究。而纵向的理念形成指的是理念来源于国内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力量的互动等，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国际层次与国内层次联系在一起。很明显。用于横向传播的理念总要植根于某一国内社会，而互相学习的过程也不可能完全避开国内社会。因此越来越多的建构主义研究打破了国际、国内的界限。例如帕森斯关于欧洲区域化的研究传统上归类于国际关系领域，但他的研究详细描述和解释了从欧共体到欧盟这个特殊理念在法国国内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结合了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
2011年，有学者以《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review）为题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主要学术期刊《国际组织》（intemational organization）上发表评论文章，展示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比较政治的主要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同时强调了其在解释国家偏好的来源、治理差距的本质以及国际体系更迭与延续的本质等问题的重要作用。这再一次将国际和国内层面联系起来，并为与历史制度主义息息相关的理念视角又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空间。总之，理念视角通过将国际和国内层面联接起来为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创造了一个重要的融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