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体系的变革不只是表现为大国地位的升降，更体现为一个历史长时段中主导制度模式、价值观念、原则规范的变化。一个体系意味着一代制度、价值和规范。大国不可能靠复制以往大国的成功经验崛起成体系的主导性大国，它必然在制度模式方面实现了某种创新，从而突破原有的力量格局的约束，并使这种创新具有道义和发展上的吸引力，实现体系主导范式的某种转变。权力和制度现状都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前兆。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能够辨别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向，制度能力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将在新的国际体系塑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体系变革中的大国竞争，实际上也是一场制度模式的竞争。
关键词：制度创新 大国崛起 国际体系变革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25-31
国际体系变革是国际关系中的大事，因为它关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的管理、各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及国际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等资源的分配，因此罗伯特·吉尔平、保罗·肯尼迪等学者都已把这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大国是国际体系变革中主要的研究对象，因为只有大国才有能力改变国际体系，而力量和权力的变动和转移是研究国际体系变革常用的视角，因为各国经济力量的消长、军事力量的增减最能通过统计而直观地反映出来。这样，国际体系变革的历史逻辑就可简化为，力量的变化导致大国地位的改变，大国地位的改变造成世界权力关系的重组，并促成国际体系的变革。
但是，这样的思路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可以追问：一是是什么导致了大国力量的变化，因为当大国力量对比已呈现出明显变动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国际体系的变革，这也就是说，大国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和国际体系变革两者一定意义上是同一个问题；二是为什么从历史上看，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不立即导致国际体系的变革，两者之间的时间差有时会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甚至可能更长。www.11665.cOm
为了探讨这两大问题，我们有必要把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结合起来，引进制度竞争的视角。在此，我们提出两个基本的假设：第一，国际体系的变革不只是表现为大国地位的升降，更体现为一个历史长时段中主导制度模式、价值观念、原则规范的变化，一个体系意味着一代制度、价值和规范；第二，一个大国不可能靠复制以往大国的成功经验崛起成体系的主导性大国，它必然在制度模式方面实现了某种创新，从而突破原有的力量格局的约束，并使这种创新具有道义和发展上的吸引力，实现体系主导范式的某种转变。只有当两者的历史任务都完成，我们才可以断定国际体系已真正实现变革，从一种体系进入到了另一种体系。阎学通教授认为国际体系由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认为国际格局改变就意味着国际体系改变，那么两者就成了同义反复”，“如果其中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可视为国际体系的类型转变，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国际体系’这个概念了，只需分别说国际格局变化，国际行为体变化或者国际规范变化即可。”只有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发生变化，才能说国际体系实现了变革。本文在权力格局视角基础上，进一步把对国际规范的关注落实到主导国家的制度和模式上，因为这会影响到或促进主要国际规范的变化。
一、制度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关键
我们对大国崛起和大国地位的变化，通常是从其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的角度来看，较少地讨论制度因素在其背后所起的作用。如果我们把力量变化看作因变量，那么科学技术和制度就是两个最重要的自变量。一国国力的兴衰固然有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但更与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制度组织各种因素，充分发挥各个因素活力有关。
制度是个很广的概念，可以说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无处无时不过着制度化的生活，区别只是制度有优有劣，制度化程度有高有低。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制度主要涉及国家政权、社会、土地和资本等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这些要素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相互间的组合关系不同，形成了国家制度的互不相同。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看，制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兴起必然实行了一种见长的制度，制度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古代中国之所以会在世界上引领风骚两千年，这与中国率先实现国家统一，建立很久之后才在欧洲现代国家实行的官僚体系有关
。撇开古代不讲，在世界现代史上，荷兰率先把商人的力量组织了起来，曾经在欧洲一时称霸。英国虽然没能让欧洲大陆国家称臣，它也没这样的意愿，但通过君主立宪，率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在英国的制度压力下，欧洲大陆的大国尝试了共和、帝国甚至法西斯主义等多种制度模式，但都没能打败英国，称霸欧洲。与君主立宪的英国资本主义不同，美国实行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最终取代了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与此同时，前苏联建立苏维埃制度，在二战后成为与美国可以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但终因制度越来越走向僵化而导致国家解体。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大国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大国可以靠简单地复制已有的大国制度模式而崛起，一个大国的成功必然是因为它创新了某种制度形式，从而释放出强大的社会活力，增强了其综合国力，在大国竞争中异军突起。
制度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当然并非充分条件，因为并非所有的制度创新都会帮助国家竞争制胜。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创新可以走向竞争制胜，这恐怕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从大的来看，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可以回应并解决这种问题的制度创新必然会在制度竞争中胜出。从一个国家来看，制度创新的核心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激发社会活力，因为这是国家力量的根本源泉。从制度本身的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必须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处在永续的发展中，因而制度创新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没有一种制度可以管几百几千年而保持不变。谁能够率先实现制度创新，调整生产关系，激发出更大的生产力，谁就能够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脱颖而出。 人类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就表现为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因为工业化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上的，它打破了农业时代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市场成了使得分工能够得以交换的重要环节。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尊重并释放了市场的力量，工业化也就因此而使得英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不过，国家的力量并非因此而变得不重要，英国的国家力量事实上发挥了内外两重重要作用，对内压制了土地力量对此的抵制，牺牲土地的力量或者促使其顺应资本化的转变；对外则扶持本国资本力量，为本国资本开拓外部市场。欧洲大陆国家曾以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奉行重商主义，甚至走上法西斯主义来对抗英国的制度模式，但最终都未能成功。
建立在自由市场理论假设基础上的英国式资本主义，随着工业化大生产体系的日益展开而面临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了自由市场神话的破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愈来愈难以调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发展出了社会主义理论，为工业化生产的国家调节指明了方向。但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性质无法在生产关系革命方面实现制度突破，只能通过选举改革实行有限的政治权力开放，因而无法在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资本主义，但也改变了英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从而为美国真正在世界上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欧洲则尝试利用国家力量建立福利体系，借助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进行有限的制度改革。
波兰尼很早就认识到了进入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布洛克评论说，“市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社会只能有两种真正的选择：市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尽管它们的偏好相反，可这两种立场在排斥任何其他可能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与之相反，波兰尼坚持认为市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真正的可选项；它不过是一种乌托邦。更进一步，波兰尼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这个定义允许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扮演角色。波兰尼认为，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许多不同的能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实现嵌人。”因此，可以说经济上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主义使得资本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得以再兴，甚至击败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鉴于国家政权性
并未在根本上发生改变，因而它也只是起到了延长西方资本主义的寿命，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重生。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国家缺乏对市场的真正干预和监管是问题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干预和监管在政权性质不改变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彻底到位的。
和波兰尼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的是，中国先是实现了国家政权性质的革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然后通过改革不断发挥市场的作用，为真正的国家和市场有机结合的工业化大生产体系确立了基本的制度架构。中国在世界上的快速崛起已经说明了中国制度创新的成效。
二、一个体系代表着一种主导范式
尽管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使得国际体系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但学者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却从未取得过一致，因而对国际体系的转换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权力转移和霸权更替是比较常见的视角，但正如阎学通教授所指出的，这其实是对国际格局的讨论，还无法反映国际体系的全部。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的工作可以说是对国际体系进行理论构建的最大野心，他们用国际体系的概念再建了国际关系的研究，不过他们把整个现代国际体系作为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阶段来看待，这过于简化了恰恰是国际体系概念最丰富饱满的一个时代。
本文并不想对国际体系理论作一个综述，也不打算对国际体系的发展作一个宏大的历史考察，只是想对现代国际体系的研究补充一个制度视角。除了权力结构外，国际体系还存在一个体系范式的变量，这两个变量共同规定了一个体系区别于另一个体系的主要特征。体系范式包含两部分主要内容，一是国际共识的内容，这是国际社会中的各行为体在互动中慢慢形成的；二是国家制度的内容，也即体系大国尤其是主导国家在制度上的国际影响力。许多情况下，前者很大程度上被后者规范，也可以说是后者的外溢和国际转化。
当然，一种制度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英国霸权时代世界上存在很多种制度模式，美国霸权时代面临着苏联的制度竞争，1959年尼克松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一场“厨房辩论”戏剧性地反映了这一点。冷战结束后，美国曾以为自己的制度模式再也无人能够挑战，世界历史由此可以宣告“终结”；但这种乐观情绪才弥漫了十多年，美国自己已开始制度反思：指出如果美国衰落的话，那不是外部力量挑战的结果，而是美国自己的制度僵死，无法形成内部妥协造成的。但是，每个时代都会有被普遍推崇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可以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强大，为什么具有体系性的影响力。当然，我们无法论证究竟是因为一个国家强大而使得其制度变得具有吸引力，还是因为其制度的优越性而使得这个国家获得了更大的体系影响力，但至少可以说对一个国际体系的考察不能忽视主导国家的制度模式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
为了使得这个问题更容易被说明，我们这里把现代国际体系简化为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两个时代。英国霸权时代，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代表着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历史性妥协，其发展主要是前者越来越为后者让路，但这种妥协的外壳一直保存到了现在。这种模式为世界很多国家学习模仿，模仿成功与否，取决于前者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愿意为后者真正让出政治权力，直至像现今英国的君主实际上只成了一个虚位的国家元首。可以这么说，英国霸权时代也是一个立宪君主制被很多国家模仿学习的时代。但是，历史表明，模仿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让一个国家兴盛起来，但没有一个模仿英国制度的国家替代它成为主导国际体系的力量。英国还利用其霸权力量使得其制度模式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成了国际体系的制度基础，那就是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波兰尼说，“金本位制和立宪主义是使得伦敦的声音能够被许多较小国家获悉的工具，这些小国已采用了遵循新国际秩序的那些标志。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the pax britannica）有时候通过舰炮来维持其统治，但更多时候是通过适时牵动国际货币网络的细胞来实现的。”自由贸易扩大了市场的规模，使得国际贸易也像国内一样可以由市场自己来使其充分流动，而金本位制又是国际贸易得以开展的基础。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又共同造就了英国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成为英国霸权的核心力量。 接替英国霸权的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没有学习英国。在国家制度上，美国创新地建构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模式，共和的观念取代了立宪的精神。与英国的议会制
和君主立宪制相比，美国的制度更体现了权力分享的精神，为民众的权利保障提供了更多的渠道。这一制度创新使得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济总量上就已经超过了英国，罗斯福新政又改写了人们对传统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解，最终造就了二战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到来。美国的制度模式也因此在其霸权时代纷纷为其他国家所仿效，特别是那些在非殖民化运动中新独立出来的国家，以及之后几轮民主化浪潮中的转型国家中间，甚至是欧洲大陆的法国，在戴高乐的坚持下，第五共和国也采纳了议会制和总统制的混合模式。
在国际体系的制度构建方面，美国虽然与英国一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断然拒绝了自由放任式的市场模式，“而是围绕一系列多边制度和‘社会讨价还价’（socialbargain）确立了管制性秩序，在开放和国内福利、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在波兰尼看来，20世纪前半叶的灾难都是因市场自由主义的信条造成的，“引起灾变发生的根本源头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的努力。这种理论要赋予自我调节市场体系以几乎神秘的力量；它意味着势力均衡机制、金本位制、自由主义国家这些19世纪文明的基础要素最终都是由共同的基质（matrix）——自我调节的市场——来塑造的。”美国霸权的体系设计显然把制度组织全面地运用到了国际社会的管理中，政治和安全上的联合国、贸易上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金融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共同构成了美国霸权的制度骨架，从而给战后国际体系打上了明显的美国烙印。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个国家因复制美国的制度模式而成为大国竞争中的佼佼者，二战后许多国家的制度建设实际上都采用了议会制和总统制的混合模式。
当前，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会同意国际体系已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正在发生的力量或权力转移固然能够说明这一点，制度视角也同样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存在。
从国家的制度模式看，东欧国家的转型和前苏联的解体曾一度给人以证明了美国模式优越性的假象。但过了十多年后，美国自己也发觉其制度越来越僵化，国家力量耗散在权力的分立和相互制衡中，总统和国会各被一党控制似乎成了美国政治的常态。两党政治越来越成为互为否决的政治，重大问题因权力的互相牵制而无法决策，更谈不上转化为快速有效的国家行动。茶党和“占领运动”体现了两党政治在社会的蔓延，社会在一系列枪支、移民、医保等问题上都越来越难以形成基本共识。
国际体系的制度能力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以拿出有效应对方案，虽然它可以干预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中小国家，但没有能力让美国和欧盟这样的大经济体听话。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许多专家都相信已名存实亡；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明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毒药，但国际市场还是饮鸩止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只停留在泛泛议论的层面上；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则是“按下葫芦浮出瓢”，联合国疲于应付，力不从心。
权力和制度都反映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前兆，但对研究提出的挑战是，往后看历史似乎是有迹可循，而往前看则往往是方向不明。如何在纷乱的现象中努力辨别发展的方向，从制度的视角来说，需要我们加强比较政治的研究。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仍会支配着人类社会的演进，比较政治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什么样的制度能够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三、国际体系变革的比较政治视角
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前景作出预测和推演”，制度模式的比较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从中能够辨别国际体系变革方向的一个重要依据。从当前来说，制度比较至少可以从下几个重要的能力指标上来衡量：
1.制度创新的空间和活力
制度创新激发生产活力，实力增长可以验证制度创新的合理性和成效。制度创新本身的敌人是制度僵化，曾经为了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创新因固步自封而最终阻碍新的生产力解放。制度僵化的背后反映了利益集团对制度的劫持，使公权力变为为本利益集团服务的私权力。民主化和权力制衡可以在形式和程序上增添制度活力，却无法真正保证制度的不断创新，以适应生产力不断增长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彻底扫除制度创新的障碍唯有把国家政权真正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只有属于全体人民的政权才
保证制度不被特殊阶级和利益集团操控，才能不断推进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不断释放生产和社会活力。
2.制度改半与社会稳定的有机统一
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一个渐进动态的进程，指望一夜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的钟摆必然会从一端回摆到另一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许多制度改革不但代价巨大，而且也是无效的。改革无效的原因在于改革不是由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推动的，而是纯粹的权力斗争，新的制度设计也未能深入研究如何有效推动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活力的创造。以牺牲社会稳定为代价的制度改革因而也就不但不能促进发展，反而牺牲了发展。
能否在稳定中推进改革，本身就是对制度合法性、合理性、均衡性、开放性的一个检验。同样，制度改革也必须具有这样一些价值取向，才能在改革中完善并稳固制度基础。
3.以体制改革促进制度的自我修复和调整
体制是权力的具体配置及使用方式，比制度更贴近对社会和经济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的需要。许多问题实际上是因为体制的过时或不适造成的，通过体制改革就能解决。但是，许多制度却不具备对体制的贯彻性和驾驭性，体制问题往往容易直接上升为制度问题，造成制度的变动。而制度改革的结果却又因此而往往无法下沉进体制，从而造成制度变了体制却依旧的非良性改革。一种好的制度必须具有对经常性的体制改革的包容性，能够持续释放体制改革的红利，并由体制改革促进制度的自我修复和调整，达成制度的持续优化。 4.制度对经济和社会的强大调控力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就越强，对制度的调控和驾驭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完全由市场和社会自由自发调节的时代早已过去，制度是保证整个国家的庞大系统得以有效有序运转的基础。当然，制度的调控不是国家对市场和社会的取代，而是为市场和社会的运行及其管理确立并完善必要的规范规则。要达成这一结果，作为制度基础和保障的政权必须具有对个别利益的超越性，真正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巩固和提升。被个别利益所捆绑的制度，对经济和社会的调控能力也必然会被不断侵蚀而下降。
制度的动员和调控力也能够通过社会共识的凝聚和国家意志的统一反映出来。在社会认识难以统一，国家意志无法贯穿的情况下，制度必然面临其深层次的危机，哪怕它具有非常高的程序正当性。
5.制度的内外统筹和协同力
生产分工的国际化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已开始，发展至今世界已高度相互依存，每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际的市场和交换。如何能够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对制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很大的挑战。被国内局部利益左右的制度，其对国际的参与必然也是畸形的；反之，依附性的国际参与也必然会造成国内利益的不平衡，导致制度对内调控能力的弱化。
世界历史并非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以往一个崛起大国会强力推广其制度模式和价值规范，国际体系因此而深深地打上霸权国的制度印迹，这种冲动不能说现今就没有，但世界已越来越认识到各国自主发展的重要性，制度模式和价值规范不能是外力强加的，而必须是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自愿选择。但是，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制度内外统筹和协同能力的大小，国际体系也会对制度形成倾向性的选择。体系的主导模式和主流价值、基本规范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内外统筹和协同能力强的制度的影响，能够很好地平衡自我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制度模式终将在制度的国际竞争中突出出来。
上述几方面的制度能力只是为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比较政治研究指出了一些粗略的方向，世界各国的制度千差万别，真正的研究还是要深入到具体的考察中。但是，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迁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能力需要对制度创新提出了要求。适应这些能力需要的制度模式会在竞争中胜出，而无法满足这些能力需要的制度则会越来越成为发展的禁锢。
从这些能力需要出发，如果我们能从制度的比较研究中得出制度的比较优势，那么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向也就能够依稀可辨。制度的比较优势会和权力的转移相辅相成，相互巩固。当然，这两者并非完全同步的关系，美国的实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赶超英国，但按美国意志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革和塑造则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实现。也只有当国际体系的制度建构和运行规则发生变革之后，国际体系的变革才可以说是
最终完成，一个体系进入了另一个体系。阎学通教授指出，“中国优先发展经济的崛起战略，决定了世界中心向东亚转移进程中的战略竞争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而后会进入军事领域，进入思想领域会更晚一些。世界中心一定是对全世界的思想有巨大影响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家不仅具有世界级的物质力量，还具有世界级的文化力量，特别是思想力量。正因如此，世界中心往往是边缘地区的国家所模仿的样板。”而从本文的论述来看，制度模式的影响要比思想文化更有形，更能够对国际体系的变革进行测量。经济总量的赶超确实只是中国崛起的第一步，真正的崛起还在于其制度模式能否经得起持续发展的检验，能否对国际体系的制度重构作出贡献。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与历史上通过大国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制度优越性，再以自身的制度经验推动国际体系变革不同，新一轮的国际体系变革可以通过制度的有序改进来完成。中国的制度模式具备推动这一进程所需的包容力和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