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大学的文化自觉性受到功利主义思潮的冲击，以致凝聚自我认同的价值和规范失位。基于此，引入“共同体”这一概念，从大学生广泛参与的活动性校园文化角度，解析一个大学自我认同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价值意义。由此认为建立活动性校园文化的“本我”评价机制、坚守“小传统”、推进开放性是完善共同体成员身份共识的实践进路。
　　［关键词］大学；文化共同体；活动性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3－0098-05
　　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nand tonnes）看来，共同体不是简单的个体集聚，而是有其自身的规模、范围和类型的权益集合。换言之，共同体是特定时空生活情境下，个体之间分享共同的情感、意义与传统的稳定组织。大学恰与之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大学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所形成的特有的气质，这种气质与这个大学的发展历史、所处地域、学科设置等因素息息相关，表现为一种文化的共同体，反映的是一个团体成员在思想与行动中实行的价值观与规范。”［1］由此相生的大学物质文化、环境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成为标示其存在意义的内核。显然，作为社会组织的大学是具有独特影响的文化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university culture）。如果仅以文化理想的准则考察一个大学的文化内涵，那么它特有的课程理念、价值审美、人本教育和社会责任等只是停留在教育的普遍性层面，而不能实现教育周期性的大学生个体校际身份归属的养成。WwW.11665.com从差异的社会化效能方面分析，任何一所现代大学社会身份与他者认同的确立，都是具有“本我”意义的文化共同体塑造的过程。
　　与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等去行政化的管理思维不一样，大学活动性校园文化从育人实践的行为方面构建共同体的独特意义不可忽视。活动性校园文化在大学人之间的互动交往中，显示出了大学文化的生命力。“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教师和学生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是次要的”［2］，活动性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实践表征和情感纽带，是生成一个大学文化共同体的重要路径。然而，当下校园文化的盲动与世俗化侵蚀导致普遍性的价值消解，显现出校园文化在构建大学“自我特质”的动力明显不足。
　　一、当前活动性校园文化中共同体观念的缺失
　　冯友兰先生在《论大学精神》中曾言，“一个真正的大学都有他自己的特点、特性”。也就是说，一个大学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特征和区分以赢得自我和他者的认同。这种符合现代气质的“认同”，我们称之为大学文化共同体，或校际文化身份，特指一个大学专属的共同文化记忆、富有特色的文化传统、持存价值同一性的互动组织群体，本质上是指一个现代大学所属成员的文化认同和行为观念达成的实践一致。在校园内，致力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创造源是多样的，只是直接考察关乎一所高校最为本真的共同体培育，必然要回归活动性校园文化—辨识维系大学生身份的事实性状态中。在大学个体教育的实践层面，活动性校园文化承担着将“他我”转化为“我们”的行为责任。作为一类群体性文化，现代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以师生为参与主体，以校园为日常沟通中心，以校园文化或跨文化体验为主要特征，偏重宣传教育、社团活动、科技知识、报告讲座和涉外交流等等。就目前来看，“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背后，经常可以看到做出没有文化的事来，大学文化的主体也没有从这些文化活动中感受到某种大学精神以及幸福和快乐”［3］。在开放多元的个体化社会，活动性校园文化的教育引导机制衰退，人的公共德性缺失，经济与技术理性的虚妄以及制度规范性的不健全对校园文化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冲击。
　　（一）功利倾向与实用主义蔓延，集体主义的向心力在理性思维怪圈中不断弱化
　　一般而言，大学活动性校园文化的实践价值是通过校内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弥补外部生活世界的认知真空和时空疏离，实现大学主体（师生员工等大学人）的精神培育和集体认同。但是受到现代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多元自由主义的影响，大学校园环境日常生活的魅力诉求急剧下降。大学外部的社会化风气和客观诱惑，使得大学生对校园活动参与的意愿和热情受利己的功利性和实用的经验性驱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大学校园文化活动的人际交往价值和实践育人目的。
　　这样大学生对本我身份属性的确认，

往往需要依靠外部的社会生活方式、消费能力的标榜找到自己的个体位置；而大学文化则以标识自我的组织活动，蜕化为一种有违自由的强制管理和与己无关的“无聊游戏”。这种对抗组织行为的自我主义背离了现代人自决原则的基本前提—公共生活的集体归属性。然而这却不为大学人（特别是大学生）所察觉，大学校园文化活动特有的情感吸引力和集体凝聚力消失在追求更高的个体自由意志面前，集体行为的价值约束力消失了。由此，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陷入一个所谓的“理性怪圈”：校园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受不同价值取向的支配而趋向分散，很难形成拥有统一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整体。事实上，集体主义的心理着力点已经转变了存在的方式，所以，简单否定自我利益合理性的口号式集体主义，丧失了其对生活世界的掌控。而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在一个大学文化共同体中尽快找回日常生活中失去了的启发集体观念的思想资源。
　　（二）形式化倾向与教育引导主体失位，知识体验与制度性规范在实践中匮乏
　　近年来，国内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一直寻求高雅的文化氛围和精品特色建设，这反映了大学的育人原则和精神定位，而且也从深层折射出意识形态教育与非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机共存。不过，这些高品位、间断性的校内活动往往偏重一时的形式宣扬和媒体效果，盲目追求社会收效，浮夸严重，诸如走过场式的活动较多，学生的真实参与感缺乏，存在重形式而轻文化创建，或者干脆以学生参加人数多少为指标；以形式上的排场大、场面火为活动目的；官僚作风、阳奉阴违、弄虚作假，文化知识的传播力和吸引力不足等问题。一个现代大学对学生的文化身份建构理应内化于日常的活动实践之中，既能收获科学知识又能感受行为中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一个事实层面的原因是，当前许多大学校园文化活动等同于学生个人的业余活动，真正的校园文化活动在社会纷扰和市场的喧嚣声中起伏不定，漠视了校园文化共同体的独有的本我价值塑造和主体精神表达。

　　现在的大学校园活动文化建设被认定为是学生直接管理者、学生自治组织的分内之事，与专业型学术教师并无关联。实际上，从共同体的角度分析，教书育人、服务育人和管理育人是一个文化组织的价值统一。教师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稳定主体，校园文化活动建设离不开教师的价值引导，教师的人格和涵养直接影响着学生的人文素养，他们的号召力对校园文化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校园文化活动与学校自身的专业知识课程、创新思维资源对接不足，专业教师作为活动性校园文化的思想引导者和知识传递者的效用未得到充分利用，致使校园文化建设集中在文娱活动、体育比赛、实践服务等组织形态上，从而简单重复和低层次在所难免。一个大学校园文化活动组织化、品牌化和制度化规范的缺位（缺乏符合自身特色的成文规范和创新举措），制约了高校利用自身文化遗产和学人榜样创造符合学生精神需求的实践支撑，也制约了校园活动构筑文化共同体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现代网络技术诱发交往难题，大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分散
　　虚拟网络社区的出现促进了社会微观传播的可能，它使一个人进入到了对话方式与参与方式依靠“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完成的时代，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便捷的交流手段，极大地扩展了校园文化建设的传播边界。然而网络传播的自由化、开放性、驳杂化与欺骗性，也致使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网络虚拟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方式与有效性问题。网络化传播媒介在提供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抹杀了校园文化的创新力和亲和力，难以在现实的知识和经验生活中剥离于海量信息同质化的倾向而独善其身。大学生虽然追逐技术理性的自由，但是虚拟技术提供的视觉体验、世俗化评价和审美标准，也引发了真实与虚假需求错位的矛盾情境，瓦解了大学生主观创造的积极性和表现力，而且给高校网络平台激发学生兴趣提出了新的交往困境。二是网络技术搭建的个体空间诱发主体参与的放弃以及大学生日常交往行为的技术依赖。早在20世纪中期前后，法国哲学社会学家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就表达过一种典型的现代技术担忧，“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对象的技术化和机械化将个人存在卷入到技术之中，它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同一性和封闭性，这种私人领域的私人化和同一化将‘私人的’

与‘公共的’区分开来”［4］。可以说，技术手段分散了大学生个体的主观意向，任何触发个体见解的爆发点都可能成为吸引群体认知的离散力，网络技术的消极影响日趋明显。
　　二、活动性校园文化构建大学文化共同体的意义
　　活动性校园文化是高校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具有校际特色的活动性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共同体精神的外延。对于现代大学而言，大学文化是具有多重实践选择与共有价值理想的社会责任，其本身就构成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组织文化“共同体”，即一个大学的本体价值。
　　（一）活动性校园文化是培育现代大学文化共同体情感的实践载体
　　在当前工具性效率化的社会进程中，活动性校园文化营造的是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相同情感情境，并在其促成文化身份的“过程共识”和“文化的超越个体性的目的性的联系中”形成独特的高校文化形态。“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反映了它关于什么是值得为之而努力的理想”［5］，这种需要努力才能达到的理想在实现的过程中以生动具体的方式得以传播。某个大学的文化认知独特性，一般诉诸其内置的文化活动行为结成的情感规范，或者说是彰显其存在理性的学人社会心理，最为直接的“本质规定性就在于通过文化传承和文化启篆把个体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同时以自觉的文化创新去推动社会的文化进步，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进步”［6］。在马克思的理论世界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活动性校园文化的情感培养引发的交往感性是协调相关大学与大学人的道德、信任和理性的结果，它类似于人类因血缘关系和地域合作的互惠共同体，又表征为一种内生于人际情感的共同生活的证实。
　　（二）活动性校园文化是确立现代大学文化共同体身份的属性证据
　　一个大学主体属性的呈现是“既作为一个整体又不能完全丧失每一个体各自的独立性”［7］，它要求“不管是两人结合，还是群体其成员之间都有一种共同理解的关系，所以才会存在作为行为模式的文化成立的条件”［8］。简单来说，大学的真正独立性是既坚守公共的社会期待又不失自我理性。每一所学校都有其自身历史的、文化的传承和自由的发展趋向。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圈”效应就表现出气质差异与自育特征，即大学文化共同体是以各种复杂多维的物质、精神、地域和人际交往等诸多因素复合而成—活动性校园文化的直接参与者是管理者、教师与学生，且与校园内外的物质环境交相呼应。这些构成“生活情景”的时空关系，在对学校的分类识别中达到自我属性的确认。至此，活动性校园文化的价值在于以直观的、面对面的和参与互动的对话、接触之中建立起“身份的共识”。或者说，大学校园活动的行为联系和团体身份的同一性是在每一个体、每一类群体的持续性交往中生成的，是一种人们通过对话内容、活动方式重建主体的内心世界的关联。
　　三、活动性校园文化构建大学文化共同体的进路
　　当下校园活动性文化实践的独特性和功能性缺失反映了大学文化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认同感迷失。在大学文化理念的建设中，如何通过对校园文化活动的规范，激发所属成员，特别是大学生在与社会群体持续互动的过程中获得“自我”的角色认可，始终是确立一个大学自我主体性的出发点。
　　（一）创建活动性校园文化价值规范的评价机制，增强教育引导的直接约束力
　　大学的活动性校园文化是个体价值交互影响生成“我们”的集体在场，是在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的对责任的一种权利履行。在转型社会消费、功利等生活观念与社会活动文化吸引力不断稀释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规范的情况下，量化活动性校园文化的参与评价机制，增强其对大学生的管理约束力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价值规范作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中，根据人们的需要、兴趣、理想、追求、愿望和信仰等约定俗成的规定和程序”［9］，表征了一种较高层次的公共认知标准。虽然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价值规范在当下存在某些欠缺，但它在促进活动参与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仍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需要一定的强制性，而强制性本身就是责任教育正当价值的体现。通过评价原则、评价角度、评价主体和评价方式的反思性、他我认定，强化个体在创建群体价值规范方面的真实性和客观作用，并最终将评价机制建立在道德问题和知识体验上诉诸

共同的功能。对大学生而言，那些主观拒斥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实际上包含了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诸如差异平等、自由竞争、民主参与和道德伦理等人本因素，有利于克服自以为是的技术自由、个人主义，树立集体组织的伦理认知。从文化的价值规范角度分析，现代校园文化在坚持对大学生政治观念、道德取向和心理素质的导向、激励、示范、约束等目标任务过程中，以规范性的取向维护价值的权威，并不背离大学独立、自由的现代人格追求，“认同组织起来的是意义，而角色组织起来的是功能”。这样，符合高校自身特点的活动性校园文化评价机制的创建，便是对认同和角色的制度化连接，这对于任何一个大学来说都是主体性建构的实践保障。

　　（二）坚守活动性校园文化的“小传统”，培育大学内部文化传播的正向关联性
　　在多元并存的现代社会，大学文化自身价值理念的“小传统”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资源、历史文化遗产和当下学人榜样等等。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可以将这些文化价值、象征符号融入对师生的日常活动和行为意识的显性引导和潜移默化当中，逐渐形成文化活动的品牌价值，达成一种“文化识别”（cultural identification），即“个体基于自身既定文化和文化群体所形成的一种身份归属”［10］。在这个过程中，活动性校园文化的识别主要通过文化符号认定、活动意见领袖引领、活动内容展示和师生人际交往建立“我的”身份存在。其一，文化符号的认定。符号是活动性校园文化的传播标识，高等院校可以根据不同的指导思想、育人理念、人文环境、学科特点，协调校园文化活动在分类组织大学人的身份建构，突出自我主体特质，显示符号价值的本我传统。其二，意见领袖的引领。校园文化活动的“活跃分子”和组织者即是意见领袖，他们能充分感染和动员身边的人参与各类活动，一个优秀的意见领袖就是起示范和教化作用的道德权威。其三，活动内容展示。活动性校园文化可以与校内物质环境文化形态、主流思想价值审美、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制度管理方式相结合的主题活动，构建与办学传统、办学模式与办学风格相协调的完整的活动情境，将大学文化浸染于每一个所属成员的行为世界。其四，利用大学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主导型人际关系，厘定教师与学生的二元结构，克服教师主导型人际传播的慵懒，引导学生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实现共同的政治文化、行为文化和道德文化认同。在现代传播技术的支持下，校园文化活动可以依托流行的、多元的互动平台，如微博、社交网络和校园广播大力扩展师生之间思想交流的贴近性和多层次。这些集体记忆与知识共识通过不断更新的学生互相交往、师生活动交流、荣誉体系展示得到直观的了解、认可与传播，并形成具有共性的关系情结。通过学校的公共资源所形成的情感信任体系引导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共享，体现大学组织文化的共创价值和责任伦理，既守住了大学的“大传统”，又实现了校园文化活动历史和集体公共生活“小传统”的双重复活。
　　（三）推进活动性校园文化的开放性，重视外部文化资源中群体归属的交互性
　　开放性是创新大学校园文化活动建设的必有路径，它维系着大学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并反思一个大学自我价值理想与社会经验事实的意义规范性。这里的开放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校外的开放性，即将具有“本我”意义的价值观念、文化符号（校训、校徽等）带出校园，进入社区、广场、单位或者其他服务机构，丰富大学生的情感精神体验，建立校园文化活动与社会的耦合度和公共价值，激发个体内生的学校－社会情感归属。在这方面，校友文化自然成为大学文化活动开放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友资源建立的社会关联突出地传达了一种炽热的集体荣誉感，是一所大学在育人过程中形成的情感交流和服务回馈。榜样化的校友往往是引导在校大学生传承大学自身价值、扩大影响力、增强凝聚力的社会粘合剂，是对“我在”大学的最好诠释。二是跨文化的开放性，即通过差异化、周期性的地区、国际间的大学生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不同大学之间文化的精神互补，提升校园文化共同体的国际化视野和品质。值得注意的是，认知不协调是跨文化活动中经常发生的心理交往问题。这就需要适时引导学生客观认识并深入了解开放世界异质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直面外部文化世界的意识形态博弈和虚妄，揭开文化的霸权主义面纱，践行高校思想文

化教育的国家责任和民族伦理。诚如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在多元文化的时代，文化自觉是个人对自我身处的文化“场域”的“自知之明”和自我调节。这是一所大学在多元文化时代培养情感精神和完成价值再建的主体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