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存在方式。
　　“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来自于解释学的关照”〔21〕，由此，法律解释学基本遵循了解释学的发展路径，即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变。历史上，法律解释学是最早出现的具体解释学之一，兴起于古罗马时代的人们对罗马法的解释。最初，法律解释工作由不同的群体承担，在公元前4世纪末，罗马法的法律解释任务是由祭司等僧侣团体来承担的，在此之后则由世俗法学家承担〔22〕。而在中世纪，意大利出现了注释法学派，主要对罗马法的经典进行解释，试图恢复罗马法的现实适用，这在罗马法的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也有悠久的法律解释学传统，如汉代的律学，盛极一时。当解释学进入一般解释学阶段后，法律解释学也相应发生了方法论转移，可以称为传统法律解释学，其“肇始于德国历史法学派的鼻祖萨维尼,萨维尼区分了完善的和有缺陷的两种不同的法律解释的格局,完善的法律解释存在着语法要素、逻辑要素、历史要素和系统要素等四个要素”〔21〕。在传统法律解释学时代，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法典的形式合理性，崇尚法律文本的文义以及司法审判的唯一正解，严格限制法律解释，认为法官的裁判活动就是严密科学的逻辑涵摄的过程，其中排除了法官的主观性因素；而表现在法学思想史上，英国的分析法学，德国的历史法学、概念法学及后来的普遍法学，法国的注释法学等法学流派都秉持了传统法律解释学方法〔23〕。整理：WWW.11665.COM 。
传统法律解释学的方法至今仍在实践中采用。而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学，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伽达默尔的奠基性巨著《真理与方法》面世之后兴起的。首先在主张传统法律解释学的法学流派内部出现了本体性解释学的苗头，如分析实证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哈特的理论。他对法律实证主义思想进行了重大调整，被称为“诠释学转向”，即从法律实证主义的“外在视点”转向了诠释学的“内在视点”。具体而言，所谓“外在视点”指的是在追求法的客观性基础上，对法采取的是一种外在观察者的态度。这种“外在视点”无法对法的有效性提供恰当的理由，因为法律的解释者同样是法律实践的参与者，无法采取纯粹客观的态度。哈特认为，法的有效性的根据要参考官员和市民对法律的内在态度，即“内在视点”。哈特的“内在视点”开启了法律诠释学之门。在哈特影响下，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提出了彻底的阐释学法学理论〔24〕。
　　2．现代社会中法律解释学的理论建构
　　法律解释学应综合借鉴传统解释学与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二者并不矛盾，以本体论解释学来解释法律解释何以可能是可行的。所谓的“真理反对方法”只是排斥过于依赖方法论甚至将其等同于真理的异化现象，并未否定方法论在达致真理过程中的工具性价值，它只是“抛弃了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即外在的方法，走向了一种内在的方法，即消除了主客分离的本体论意义的方法”〔25〕。而且，哲学解释学以消解主客二分法的方式间接地论证了法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不仅不会与法治的目标冲突，反而会对法治建设大有裨益，而以传统解释学理论作为法律解释应用的方法论又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解释学方法可以有效地促进法律解释的公正性。
　　在研究如何具体应用解释方法处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理现实法律问题之前，需要首先解释清楚解释的前提和解释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说，理解先于方法,方法只有被主体理解后,才能成为理解的方法。方法应当遵守,但应与理解统一起来。人对方法论的过度依赖,导致了方法论的异化,使人成了方法的奴隶〔26〕。法律解释方法实际上构成了法律解释本体的一种前见，也就是说，解释方法作为解释的前结构，在解释之中发挥着前见的功能。法律的目标不是为了探求所谓的“立法原意”，立法者在法律制定后在某种意义上便已“死去”，法学体现的是实践智慧，通过法律对实践的指导，实现法治理想，解释与应用性是法律的目标指向，传统解释学的“重构法”应退出现代法律解释学。总之，法律解释可以是“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似的融合，即在超越传统解释学基础上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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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学前见的提出
　　前见“原是与法律相关联的词语,指正式法律判决前的临时[转贴于:论文大全网 https://www.11665.comhttps://www.11665.com/legalscience/lawthoery/201207/1308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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