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黄岐的广佛五金城内，两岁女童小悦悦被货车撞倒，先后被两辆车的轮胎碾压4次重伤。在随后的7分钟内，18名路人经过，无一人施以援手。最终，一位拾荒者看到并施救。时至15日，南方卫视《今日一线》拍摄了交通部门的监控录像并在节目中播出。之后，这则消息迅速在网络以及各大平面媒体广泛报道传播，不断拷问着社会的道德底线。笔者重新审视此事件的始末，多角度进行深刻反思。
　　【关 键 词】小悦悦事件 网络传播 价值观 公信力 身心健康
　　
　　 一、“小悦悦事件”的网络传播学角度分析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互联网迅速普及，因其制造、传播信息成本低廉，覆盖面广，效果良好，已名副其实的成为中国的“新大字报”。学者阂大洪曾言：网友言论的活跃程度己达到空前状态，国内、国际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进而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达到任何部门、机构都无法忽视的地步。
　　 舆论总是针对有争论性的问题而发，无争论又无倾向性的问题就不可能成为舆论。[1]舆论的评价性，即方向性或倾向性是舆论的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特征属性。
　　 “小悦悦事件”的相关信息及进展在网络各大论坛上被纷纷转载，网民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种对18名路人进行道德谴责与社会黑暗面的言论铺天盖地的席卷整个网络，加之社会媒体对此事的大肆报道，做好事反不得好报的效应逐渐被放大，不仅加重了人们的道德压力，也让更多民众对社会失去信心。
　　 当然，微博以及各大社区论坛信息快速传播、及时广播与转发，使这起事件迅速广为人知，成为全民热点话题。wWW.11665.COM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医务部门、社会各界民众都送上温暖的关怀。与此同时，监控录像对于18名路人的曝光以及网友的“人肉”，也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也受到相应的良心谴责与道德的审判。
　　 鲁迅曾说：中国就是看客多。笔者认为这与心理学上的责任分散效应（decentralized responsibility effect）不谋而合。当一个人遇到他人处于紧急情境时，若只有他自己可为事者提供帮助，那么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给予帮助。因为，如果见死不救会产生强烈罪恶感、内疚感即很高的心理代价。但是，如果多人在场，那么施救责任就由多人分担，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甚至某些旁观者连自己的那份责任都意识不到，何谈施救行为。这就必然导致集体冷漠局面。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同样发生过类似事件。所以在网络矛头齐对“社会”的同时，我们更应当从个人道德价值观与诚信观入手，进行深刻反思。
　　 二、“小悦悦事件”对我国公民道德价值观建设的冲击与反思
　　 价值观的多元化是价值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而在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每一个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人和群体，其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必然是多维、多向、多层次并且立体化的。[2]
　　 自我意识基于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存在。黑格尔认为，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产生符合这样的标准：它从现代世界中被抽取出来，同时又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也就是说，它同样也适用于批判自身内部发生了分裂的现代。[3]
　　 小悦悦走了。我们在扼腕叹息后，冷静的进行思考，或许18名路人并不是出于对伤者痛苦的漠视而离开，而是一种怕惹祸上身的想法占据了人们的心理。农夫与蛇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上演，并愈发脍炙人口。为什么是好心，却没人相信，甚至被判定为歹意。我们优秀的民族遗产流失了，现在的中国似乎已经进入道德沦丧时代，似乎是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件发生后不久，“撑腰体”爆红网络。原版为大学校长版：**校长说“你是**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替你赔偿！”。后来，延伸到各个职业领域。比如，农民版、警察版、工人版等；也有各大城市版，比如，武汉市民、北京市民、上海市民等等。当然，网络也少不了恶搞版，比如哈利波特版、剩男剩女版等。
　　 基于此，笔者认为：首先，“撑腰体”继“咆哮体”爆红网络，预示了人们从对于事件的愤怒和暴躁情绪中跳出，开始尝试反思，寻找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探寻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也让我们看到了道德信任的希望。这给大学生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有真正意义的实践课。其次，德国著名现

象学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说：推动世界前进的力量有两种：爱与恨。或许，我们应在人之常情之中学会宽恕、原谅，明白世间辗转，理解各自难为，不应持续在对肇事者与旁观者的谩骂中度日，首要应当进行自我反思，审视自身行为，从个人角度进行剖析，树立好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这才是改善社会整体大环境的最根本的方法。将每个人对于诚信道德的那份坚守联合在一起，就是整个社会的诚信光明时代的到来。
　　 三、“小悦悦事件”对我国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问题的警示
　　 网络在极大拓展人们的交互空间、为人们的认识与交流提供便利条件时，也成为公民进行自我教育并行使民主监督权的最有效手段之一[4]。笔者发现，另外一种声音在这起事件后集中迸发出来：平民百姓谁来撑腰？网络上的畅所欲言体现了民众对国家公共机构的一种评判，此种评判从某一方面体现一种社会的声音。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从公信力角度尝试论述。
　　 公信力的概念可分解为“公”、“信”和“力”三个单词，蕴含了社会的普遍群体意识。它指在有限阈内，社会群体在基于某种价值利益抉择的心理基础之上，对特定的公共权力机构所具有的内心确信状态，表现为一定的信用力和凝聚力，是“以特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和思想观念为基础反映社会群体对特定机构或个人动机、行为所表现出的信心与信赖”[5]。
　　 2006年末，南京青年彭宇好心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反被告上法庭。经司法机关一审判决彭宇有罪，并被判赔。判决书称：从常理分析，若非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其入院。且不论是撞人还是助人，这话都让人不寒而栗。2009年10月，天津车主许云鹤同样遭此类似情况，许云鹤被判决承担40％的民事责任且判赔。时过三年，类似的老人受伤事件中，越来越多的人不敢再伸以援手。因有彭宇案前车之鉴，中国人助人为乐的传统荡然无存。更有人言：彭宇案让中国的社会道德后退三十年。此话非虚！之后的小悦悦事件就是铁的教训。从“彭宇案”到“许云鹤案”再到“小悦悦事件”，一直是网络上热议的话题。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涉及人性善与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拷问社会诚信和道德危机的问题，这还是中国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公信力的问题。公民对助人行为产生胆怯，并且不相信国家司法机关的公正执法能力，对于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也不能有踏实的心理保证。当前，也开始流传类似这样的段子：“警察无法无天,连家属都连带无法无天，以后走在街上多个心眼，不然一不小心就碰到家属，一碰几万块，没几个人赔的起。”“法律是儿戏，允许法律变成玩物，公平正义尊严就会变成废物”等等，这将国家机关推上了风口浪尖。民众对于司法机关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这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有百害而无一利。
　　 四、“小悦悦事件”引发对我国公民身心健康问题的关注
　　 美国加州心脏病专家梅尔·弗雷德曼（meyer.friedman）最早提出“a型性格”这一概念。并指出“a型性格”大大增加了人们患冠心病的几率。[6]我国公民情绪的现状正表明，“a型性格”人数递增。另外，中国医师协会刚公布的《第二届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表明，我国青壮年人群中46.83%血脂异常。因此，人们在普遍透支自己生命的情况下，也无法关心好他人。 国心理学会（aps）七八月合刊的《observer》中刊载了第23届以“意识”为主题的aps年会简报。总共介绍了四个相关报告，其中一个提到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j.davidson）和他的小组动用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机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等先进仪器进行的一项有关某些积极情绪的研究。结果表明：内心充满爱与对他人的同情之人的神经通常处于放松状态。对于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有过同样感受，即当我们内心泰然、安适之时，通常会感觉身心轻松舒畅，行为表现也更稳定、祥和。
　　 人们有意识的将情感集中在积极方面，容易消解心理和身体的不和谐因素，人也更友善，具有同情心。而紧张、高压环境下，人们通常会表现为自私与攻击性。当前，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增大，导致人们长时间处于高频率、高节奏的压抑之中，从而产生持续的焦虑甚至情感淡漠。这种社会情绪导致的总体焦虑使得人们缺乏足够的放松时间来聆听自己和他人。所以，社会整体表现出高度的利己主义。鉴于此，18名路人匆匆路过，在

定程度上是必然性的。因为一个连自身都不能充分聆听并呵护好的人，又如何能够关心好他人。我国当下应考虑适当放慢发展节奏，给公民提供一个充分放松的机会。
　　 五、后记
　　 当然，中国式家庭监护不过关也是杀死小悦悦的原凶之一。当人们在谴责肇事司机与漠然的路人之时，也有这样一个声音浮出水面，人们开始质疑小悦悦的父母。作为监护人，保证一个两岁大的孩子时刻不离开自己的监护范围，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感情上都无可厚非。每年因为父母疏忽导致上千儿童丧命，这个数据让人震惊，又不得不默然接受。这向我国的幼儿教育提出来严峻的挑战，对于孩子的危险教育问题理应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的教育体系也应当更加完备。
　　 最后，通过对近来几起网络事件的关注与分析，笔者发现，人们更倾向于关注负面消息，反面信息更能吸引大众眼球，进而引发大规模的讨论与观点评述。并且，人们在个体案例而非整体趋势上投入更高的热情和关注度。因此，教育者在利用网络进行主流意识的引导时，可从事件的反面展开，进行教化点拨，或许会获得更多受众。
　　参考文献：
　　[1]甘惜分.新闻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65
　　[2]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值观变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原因.科学社会主义,2006(1):64-67
　　[3][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4.
　　[4]兰绍江.论网络舆论监督[j]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3-6
　　[5]毕玉谦.司法公信力研究[m].长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3
　　[6]刘建霞.你是a型性格的人吗[j].家庭与科学,2001（2）：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