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生态学是以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某种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的终极关怀是政治、社会和自然的和谐有序发展。政治生态建设，离不开对政治生态价值的具体分析，本文就政治生态的建设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价值追求，这一价值向度指向影响着政治生态建设的目标与内容。与此对应，提出政治生态良性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政治生态；价值；民主
　　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创新团队项目：生态经济的建构逻辑及其实现策略（2012-2014） （主持人：陈有真）
　　引言
　　当前，中国正步入城市化和工业化相结合的发展关键时期，生态发展也在这一关键时期受到了格外的关注，环境和生态压力不断增加，从城市到农村、从高山到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难题。
　　20世纪中期政治学研究开始跳出传统政治学的理论范围，转而引入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科尔曼在《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中提出，政治生态探索的问题是体制、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关注的是公众对体制、法律、政策的认同率和对政府工作的支持率，政府对公众的号召力，倡导民主、法治、效率。[1]
　　我国学者刘京希在《政治生态论》中认为：“政治生态理论把政治系统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视作有生命的系统，从而运用生态系统的观点，理解和把握政治机体的内在结构和联系，以便更科学的认识政治现象。”
　　1 政治生态的含义
　　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当我们以生态化的眼光来建设政治文明时，不难发现，生态维度为政治文明间的和谐共存提供了一个新的支持，从而使政治文明的多元性与一维性、迁徙性与包容性得到了和谐的统一。wWw.11665.COm[2]
　　政治生态学是在生态学和政治学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学科。政治生态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学理和社会背景。早在20世纪20年代，生态学领域就出现了“生态区”这一概念。到了20世纪40年代，学界已经对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20世纪60和70年代，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的急剧恶化，特别是全球能源危机的发生，促使人们对环境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样一来，生态学也就逐渐走入了政治学的视野，生态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政治生态学的发展，并为政治生态学的崛起提供了前提。政治生态学虽然年轻，但已经成为政治学科中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到目前为止，它基本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基本确定了研究方法。它的研究对象同样是把政治学中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来考察政治体系内部的生态关系及政治运作规范等等。
　　2 政治生态的价值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给予和挑战，国际竞争愈加的激烈，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公众自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对政府综合治理能力的期望，都在考量着政府的治理能力，这就依赖于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系统，而政府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是通往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
　　2.1民主
　　民主是政治生态的核心价值，政府的努力都是为了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使政权获得合法性和社会性。对于公共事务而言，它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政府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这些也充分体现了民主价值的精神内核，更加强调政治社团、公民的创造性参与，从而呼唤民主的进步。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断言，最优良的政体“必须是一个能使从尽其所能而得以过着幸福生活的政治组织”。[3]
　　随着奉献社会的来临，生活政治（安东尼·吉丹斯）谋求更多生活机会、拜托各种束缚特别是物质贫困的约束的政治，将民众的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活选择机会的增加作为衡量标准。所以，不论是利于环保的企业行动或者政府实践只有在民主的前提下，赋予公民民主的参与与决策的权利，以此去影响公司与政府的短视行为，才能生成一个矢志于公众福祉与环境福祉的社会。
　　2.2和谐
　　从政治生态位的角度看，和谐是把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尔提出的价值。对政治生活的不断追求也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生活图景。老子“生生和谐”的政治生态理念作为道家哲学的核心，

以其坚韧的力量促使着当今人们对生态危机、政治冲突等问题的反思。[4]和谐是指将各个要素的发展视为一个系统充分考虑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从而促进各个要素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正是反映了政治生态系统中的和谐价值。
　　2.3稳定
　　政治稳定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系统保持动态的有序和连续性。具体来说，它是指没有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政治不发生突发性质变，公民不是用非法手段来参与政治或夺取权力，政府也不采用暴力或强制手段压制公民政治行为，以此维护社会秩序。简言之，政治稳定是把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秩序之内。
　　2.4廉洁
　　廉洁是政治生态的重要表征，通过政治生态理论来看廉洁，其实就是看权利运作环节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如果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权力系统的正常运作。而造成政治生态恶化的首要标志是腐败。罗伯特·克利特加德对腐败的定义是因涉及私利（个人的、家庭的、私人帮会的）而以钱或以权谋私，致使公职人员偏离其职责的行为；或由于图谋私利而触犯法规的行为。[5]优化政治生态首先从惩治腐败入手，反腐倡廉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以更大的决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
　　3 政治生态建设的路径
　　3.1 把握生态社会的利益需求，不断推进政治生态民主化
　　生态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推进民主治理，生态民主就是在共同的生态共同体中，社会中的各个要素将生态利益作为最高诉求，通过沟通和交流达成生态利益的共识，做出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生态决策。众所周知，追逐利益的工业社会也需要民主，一些角逐利益的社会、经济领域，促使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形成，它们为获得政治、社会利益不惜牺牲生态利益，破坏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平衡，因此，在把握众多利益需求的基础上，要着力推进政治生态的民主化。这样，就要充分保证党员和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认真分析当前社会的腐败现象，可以发现原因之一就是在保障党员和人民大众的主要民主权利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漏洞和薄弱环节。社会大众的民主意识和监督意识是保证政治生态良性发展的因素，民众的积极参与体现了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只有整合社会民众参与力量，权力才能公开透明。政治生态还需要监督机制的规范和矫正，监督机制愈加完善就愈能体现政治清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民主政治建设，化解阻碍改革的体制弊病，解决好政治生活存在的某些不协调、不平衡问题，才能不断推进政治生态民主化。3.2 健全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公共政策过程是以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为逻辑起点的。一项利益诉求如果不能顺利地通过政策输入途径到达政策制定系统，就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正如塞缪尔·亨延顿所言：“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6]公共政策要发挥其利益整合功能，发挥均衡社会利益和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首要的前提是列入政策议程的政策问题必须具有充分的“回应性”，必须能够充分反映公众的利益诉求，即政策主体必须优先解决涉及公众基本利益，为公众所普遍关注的社会重大现实问题。
　　在我国，促进社会和谐既是基本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政府的行政责任、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目标。政府基于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有赖于政府主旨、取向及职能转化—服务型政府；有赖于政府治理模式与方式的重新选择—共同治理；有赖于政府治理机制的重设“五个统筹”与建立双向回应机制。三者的关系是：“服务型政府”是政府共同治理模式的基础及体制条件；共同治理是服务型政府行政的模式与具体方式；“五个统筹”是服务型政府发展的动力机制，而双向回应机制既是共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又是服务型政府不断完善的社会机制。[7]政府行政及选择在于“政府管制”和“放松管制”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政府选择共同治理模式，是现代政治“以人为本”和服务型政府发展的方向，是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路径与方式。
　　3.3 探讨保障机制，不断促进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不会自动生成，要保持政治稳定，必须要有一系列机制来保障。学者围绕如何实现政治的动态稳定这一命题，在政治稳定机制研究方面进行了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大部分学者持“社会机制保障”的观点，这些学者从广义角

度理解政治稳定机制，认为政治稳定机制即社会稳定机制。因为政治稳定虽然集中体现于政治领域，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政治稳定的实现是以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稳定为基础的。因此政治稳定机制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稳定机制及其相关子系统组成的动态结构，一个稳定有序的政治系统离不开各种社会机制的支撑。陈浩春认为，建立有效的稳定机制可以及时舒解社会发展变化对社会系统形成的内部张力和外部压力，自觉抑制与消解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这一机制的构建，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相互配套的分机制：权威完善与整合机制、政治参与与表达机制、经济发展与安全机制、收入分配与调节机制、社会缓冲与消融机制、社会监控与预警机制、快速查证与处置机制、国民教育与凝聚机制。[8]谢岳认为政治稳定有两套解决方案，一个是政治解决方案，另一个则是社会解决方案，认为可以考虑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切入，以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应对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问题，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在社会积极培养能够积累社会资本的社会组织，并进而带来社会的持久繁荣和稳定。这其实就是说，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机制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手段[9]。
　　3.4 建全制度， 完善廉洁自律机制
　　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首先，加强对司法和执法机关的监督。中纪委、监察部在中国的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着领导核心和统筹协调的作用，这是多机构的反腐败体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但是在具体的工作职能方面，可以在《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和《行政监察法》等规定的范围内做一些调整。加强廉洁教育工作，并将教育对象扩大到全社会；尽量减少对腐败案件的直接调查，尽早将腐败线索移交给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将内部审计纳入到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职能中去，将其作为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的重要手段；通过各派驻机构深入开展腐败预防工作等。其次，建立和完善廉政制度。如建立和健全公务员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则产申报制度、职务回避制度、兼职限制与禁门制度、受礼限制与禁门制度、适薪养廉制度等，并使这些制度法律化。通过加强廉政制度建设，营造国家公务人员廉洁奉公的制度环境。建议制定 《公务员道德法》规范公务员活动。提高公务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责任公务员的法律素质，增强对法律的信仰和依法行政的观念。
　　参考文献：
　　[1]王德彦，任中平.近年来我国政治生态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品牌（理论月刊），2009（06）.
　　[2]杨妍，王振亚.政治文明的生态寓意[j].山东大学学报，2010（1）：89～95.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343-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