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历史经验总结和现实军事行动的需要，美军提出了“文化中心战”概念，在“文化中心战”作战能力建设上，美军把改变认知作为能力建设的前提，把提高文化感知力作为能力建设的中心，把改革军事情报系统作为能力建设的支撑，把培养造就专门人才作为能力建设的根本。
　　关键词：美军；文化中心战；能力建设；内涵
　　中图分类号：e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30-02
　　文化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反应模式，继而影响着政策和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力量编成和战术运用。可以说，文化对战争艺术具有根本性影响。
　　美军对文化与军事行动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利用文化影响军事行动的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二战后期对日本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著名成果之一就是鲁斯·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民族特性后撰写的《菊与刀》，在美军顺利完成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社会改造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失败的例子大都集中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双方力量悬殊却久拖不决，人们从中看到了文化的交锋，也悟出道理：文化的力量并不比武器的力量差多少。
　　正是因为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美军愈发重视文化对军事行动的影响，2004年10月，美陆军退役少将，陆军战争学院前院长罗伯特·h·斯凯尔斯撰写了《文化中心战》一文，提出了“文化中心战”的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①美军从理论研究到军事实践都非常重视这种新的作战理念，把它作为陆军未来的改革重点。www.11665.cOm
　　“文化中心战”的核心是打造运用文化进行作战的能力，在具体表述中，美军使用的概念有文化能力、文化感知力、文化理解力、文化知识、②文化情报等，其中，核心是文化感知力。所以，美军“文化中心战”主要是围绕文化感知力的提高和运用来进行作战能力的建设。
　　一、把改变认知作为能力建设的前提
　　美军认知改变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从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到对现实困境的反思，再到对未来军队建设的谋划。认知的变化和逐步提高是加强“文化中心战”作战能力建设的重要前提。
　　任何一支军队都会有自己的军事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军事文化会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美军军事文化形成于美国主流文化，而美国主流文化部分继承了欧洲文化，欧洲文化是美国文化的根。所以，在美国与欧洲国家曾有过的战争中，制定计划和实施作战时不存在文化理解问题，因为彼此文化背景大致相似。
　　但是，在与非西方文化的军队作战中，情况发生变化。比如在南越，美军依赖受过法国精英教育的天主教徒，这些人反映的是法国殖民主义文化，而不是越南普通大众的佛教文化。尽管当时在军中开展了有关越南的文化教育，但是，无论是军事战略还是政治战略都没有把非西方文化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对越南文化一无所知导致军事行动举步维艰。
　　长期以来，依靠强大武力实现国家利益是美军主要作战模式，重点放在速度、精度、力量展示、信息融合上，达到在短时间内、低伤亡率的情况下获得决定性战果。但是，近几场局部战争表明，要想彻底、真正战胜对手，深刻理解对方作战动机、意图、思想和文化背景，往往比单纯增加军队数量、提高武器质量还重要。伊拉克战争已经证明，技术优势使美军能够打赢“网络中心战”，却缺少文化感知力和战争艺术来打赢一场“文化中心战”。
　　美军认知的改变，既有对新的作战环境和作战对象的重新认识，也有对自己的战略反思，对不同文化的重新定位，还包括上至政治和军事战略决策者，下至普通士兵对这种新变化的接纳和重视。这种认知改变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军在军事行动中屡屡出现宗教文化方面的犯忌就是明证。
　　二、把提高文化感知力作为能力建设的中心
　　艾克·斯科尔顿和吉姆·库柏曾经说道，在他国实施行动就像踏入了雷场，违背当地的文化和宗教观念，会把本来受欢迎的军队变成受敌视的暴徒。疏远当地民众的后果值得军方好好掂量。很明显，军队缺乏对外在文化的深层理解，文化感知应该是完成任务的基本要素[1]。这些论点表明，在“文化中心战”的作战能力建设中，提高文化感知力是核心。
　　文化人类学家和国防政策学者蒙哥马利·麦克法特从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次阐明了文化感知力的作用。他认为，战略上错误理解

文化，制定的政策将加剧动乱；战役上缺乏文化知识，会导致负面公众舆论；战术上缺乏文化知识，将使士兵和平民陷入危险[2]。毫无疑问，不理解对手的文化知识将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上产生严重、难以预计的后果。不同的作战阶段需要不同的文化感知力和理解力。一种模式的文化感知力不能适应所有情况。在不同指挥层次，根据任务需求，对文化感知力和理解力的要求是不同的。
　　陆军中校威廉·d·王德尔为美军文化感知力进行了初步设计，用模型说明不同层次的文化要求。最低层的是文化考虑因素，是共同文化观念的融合，用于日常军事训练。一是知道为什么及如何学习文化，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文化相关知识和这方面专家。二是文化基本知识，了解目标文化的近代发展历史，包括基本文化事件，如重要群体、演员、领导人以及文化的细微之处和生存性语言技能。三是文化理解力，指对特定文化的深层次感知，培养在思维过程、动机因素和其他事件中的文化洞察力，直接影响军队决策过程。最高层次是文化能力，是文化理解力和文化情报的融合，为当前和未来军事行动的计划和决策提供文化敏锐性。文化能力意味着具备对特定行为者和群体的动机的洞察力。①
　　三、把改革军事情报系统作为能力建设的支撑
　　文化感知力提高必须要有准确的文化信息来源、对信息的正确理解和恰当运用，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军事情报系统的信息收集能力必须加强。长期以来，情报系统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做法。这种模式在非传统战争遇到了新问题。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拥有绝对技术优势，可以实施网络中心战，但它缺乏实施文化中心战的情报敏锐力、文化感知力和战争艺术理解力。当对手适应并找到抵消网络中心战优势的方法时，把焦点集中在战争艺术而不是战争科学上成为确保胜利的必要条件。传感器、计算机能力和带宽在对付分散的敌人上作用微乎其微，对方用口语、简陋的信息传递方式进行沟通，用不需要网络或复杂集成技术的简单武器进行作战，一样达到效果。这迫使军事情报系统必须进行改革。 一是从以技术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正如斯凯尔斯所说：“军队必须培养特别的能力来理解人，包括他们的文化和动机。战术情报行动需要转型，从以技术为中心转到以人为中心。”②戴维·h·彼得雷乌斯将军则认为，文化领域与地理空间领域都重要。对文化领域的理解与对地理空间领域的理解同样重要，有时候前者更甚。从很多方面来说，人是决定性因素，必须用以前研究空间领域的方法来对文化领域好好进行研究。计算机和空中侦察永远替代不了人的眼睛和大脑。整个情报系统从战略到战术层次都需要进行改革，每个情报机构都要把焦点放在战术层次，如果情报对直接交战的士兵帮助不大，那就没用[3]。
　　二是把情报来源重点放在基层。最基层的部队是离真实文化最近的人，正确与否他们会有切身感受，而不是坐在后方靠分析得来。在伊拉克战争中，大多数有用信息来自于一线的旅或营，这些信息通常从与部落首领的交换、简单交易和审讯得来。所以，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要把精力放在精简层次和注重做基础的外部收集与分析上。
　　三是建立综合文化信息数据库。情报系统是为了收集关于军事任务、敌人、军队、地域、和时间的信息，以支持高强度传统战争，但这不足以支持以人为中心、低强度、反暴乱情景下的行动。斯凯尔斯建议，国防部建立数据库，收集世界各地的宗教、文化观念，以明确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和文化禁忌，方便战士能在战场上迅速下载和有效运用。
　　四、把培养造就专门人才作为能力建设的根本
　　从一般意义上看，要在“文化中心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所有人都该提高文化感知力。不过从辨证角度看，在其中起根本作用的还是专门人才。在实践中，美军采取两种途径培养和使用专门人才。
　　一是在军队内部发现和培养精英型人才。美军认为，要培养文化适应力更强的部队，在军官进行基础训练中，人事管理部门就应该挑选出具备文化特长、有文化能力倾向的人，对他们进行集中训练，提高文化能力。另外，所有军官应进行国防语言能力测试，甄别出具有外语学习天赋的人。建议军队设立资助项目，为军官和士官长时间融于外国文化提供资金支持，并确保不影响他们的职业晋升。另外，政府机构中与军队常有工作联系的人应该进入军校就读，提高跨机构合作能力。学员和教员应该来自于国务院、财

部、国土安全部、农业部，以及白宫和国会的常驻人员。军事学员应该来自于国外区域军官、民事行动、公共行动人员、特种部队、信息战专家等。
　　二是在军队系统外招募社会科学专家。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学的开端就是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的。在英帝国殖民扩张时期，人类学常常被称为“殖民主义的女仆”，服务于英国势力的扩张和巩固。在美国，军方第一次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是在1865—1885的“印第安战争”中，组建了由约翰·卫斯理·鲍威尔少校领导的美国民族学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人类学家直接服务于军事行动，如格雷戈瑞·贝特森就在缅甸实施情报行动，后来担任顾问，致力于在目标国制造政治混乱。美国人类学家还研究还轴心国民族特点，以此为依据预测对方行为模式。越战期间，国防部意识到，熟悉当地非西方文化对作战行动至关重要，为了赢得民心，军队必须充分理解和利用当地文化，因此决定招募文化和社会学家[4]。实际上，人类学家充当了军方与当地人沟通桥梁的作用。今天，美军仍然把招募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等专门人才作为提升文化战力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ike skelton and jim cooper.you’re not from around here，are you？[j]. joint force quarterly，no.36（2004）：12.
　　[2]montgomery mcfate. the military utility of understanding adversary culture[j].joint force quarterly，no.38（2005）：43.
　　[3]david h.petraeus.learning counterinsurgency：observations from soldiers in iraque[m].military review quarterly，（january-february 2006）：8.
　　[4]on the history of the burrau of american ethnology.see joan vincent.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vision.traditions and trends，tueson[m].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0.
　　（责任编辑：许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