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最近二十多年的经济学研究里，“技术能力”和“国家创新体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要是用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技术能力和国家创新体系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欠发达国家的“追赶”过程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个技术能力进步和技术创新的过程。文章探讨和研究了这两个概念如何被应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尝试进一步地探索国家创新体系和技术能力的理论如何更有效地用于我国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从而揭示和证实国家创新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技术能力；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创新政策
　　一、 导言
　　李斯特在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从国家的角度研究后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及相关政策；另一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1942年间的一系列著作，专门探讨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和相关问题研究。1987年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是将李斯特和熊彼特的理念结合起来，并进行深化研究，使得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其中主要以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为代表，分别是伦德瓦尔以“用户一生产者”相互作用为切入点进行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理查德·纳尔逊对美国支持技术进步的制度——即美国创新体系的研究及c·弗里曼对二战后日本创新体系的研究。
　　lundvall以微观切入宏观的研究开创了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微观学派。他通过考察“用户一生产者”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研究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并探讨了国家边界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相对于lundvall从微观角度来讨论宏观的国家问题，nelson对二战后美国和freeman对二战后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则标志着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宏观学派的建立。WWW.11665.COM
　　nelson总结出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许多新技术的私有化，创造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利润和市场；二是新技术来源的多元独立并相互竞争；三是严格依赖技术创新后的市场力量选择，而不同厂商提供的创新也主要依赖于该厂商自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国家创新体系这样的领域，技术并不是固定的，因此由中央来技术研发资源的分配并不会更有效。因此，nelson认为，一个创新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技术的多元结构”。
　　而对于日本技术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使freeman得出结论：日本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管理，也与社会及制度变革的推动有很大联系，而且通产省的某些促进与坚持实行确定的长期战略目标这两点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freeman定义了狭义的国家创新体系，其结构如下图所示（冯之浚，1999）。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在lundvall等人的三项开创性研究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oecd（1997）、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patel与pavitt（1994）。而且，patel与pavitt考虑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
　　1990年，波特将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他认为，技术创新是在实现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上，作为公司的外部环境。技术创新水平的高低能加强也能削弱公司的竞争力，政府可以影响创新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方式的某一部分。1994年，英国经济学家patel与pavitt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国家制度安排，体现了组织的效率和国家能力，并且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技术和知识流动的效率和方向。因此，他们进一步提出创新在不同的国家也会表现出多样性。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报告中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包括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内的多个机构在内参与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是一个网络结构的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创造的组织，而且能够在该网络中进行储存和转让。
　　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在西方经济学家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国内学者的相关工作则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分析，包括对国外理论的介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从宏观理论上予以探讨和研究（冯之浚，1999），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分析框架的新探索（连燕华，2000；石定寰，1999），国内外国家创新系统的比较研究（冯之浚，1999；钟惠波，2012）等。另一部分则是有关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具体微观问题研究。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前已经拥有了一个比较庞大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国家

创新体系，1978年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创新系统经历了十分独特而深刻的变化（薛谰，2002），国家创新系统现有知识流转情况（柳卸林、赵捷，1999），转型的过程、特征（李正风、曾国屏，2000）、存在问题（顾海，2002）以及转型的目标（邓寿鹏，1995）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指标构建和（蔡跃洲，2012）测度等技术问题，都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二、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现状
　　1. 企业已经成为创新主体。企业在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企业的开始重视产品质量，力求在技术创新中获得更多利润，改进创新中不再只是生产车间的作用。作为为创新体系的重要一员，企业越来越重视在研究和开发上的投入，我国企业的r&d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标志着其继续加强技术开发能力。企业的创新意识更加强劲，特别是一些崛起的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使得这些企业不断在技术上创新，力求产品的独特性，为企业的科技实力布局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2. 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联合。科研机构不再仅仅是一个生产基本理论知识的部门，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创新源泉。以市场为导向的研究课题使得科研机构的实践性更强，政府拨款已不再是主要的科学和技术机构的资金来源。科研经费更多地来自企业和其他社会渠道。许多高科技公司已经成长起来，并且他们拥有非常有实力的研究机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3. 高校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与计划经济时期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相比，现在的高校机构在我国的创新体系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许多科研创新、技术创新都是在高校中完成，甚至许多的国家制度创新都有高校的积极参与。相比科研机构的研究或多或少会受到科研经费的影响，高校是相对稳定的。高校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利数量的增加就能反映这一点。高校作为教育部门，继续专注于为企业培训和转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职培训也越来越受到企业欢迎和社会认可。此外，高校不只是单纯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同样地通过合作也能从市场上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来源。很多高校建立了专门的研发实践部门，加快高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 我国当前国家创新体系的问题
　　1. 政府方面。
　　（1）政府干预过多。虽然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规划以及相关制度安排上来看，有着毋庸置疑的作用，没有政府的集中领导，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很可能产生比如地方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负面现象。然而，过多的管理和干预也会带来问题，由于过去计划体制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使得在我国的科研工作出现由于政府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干预过多的现象，包括科研方向选择、科研立项、科研投入以及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等等方面，而这些并不利于创新主体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发挥以及创新活动灵活、多样地开展。
　　（2）各部门之间管理衔接不畅。同样地，由于原来计划体制的影响，以及政府在目前创新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协调整合方面的工作还不够完善，虽然相对来说，体系内部彼此封闭、彼此割裂的状况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创新主体互动依旧不够积极，创新资源分享机制不够完善，从而导致创新资源利用率不高以及创新合力汇聚依然困难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3）政府对科技投入的选择还有待完善。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科技研发投入额已实现了大幅上升，但由于科研经费投入主要依靠政府，资金来源较窄，且没有形成稳定的投入规模以及明确的规划机制，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旧较大的问题仍然存在。此外由于对实际科技成效、短期科技成果的追逐，使得我国的科技投入更多地偏向于高收益产业以及回报期较短的产业，带来了基础研究投入过低的结果。
　　2. 企业方面。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还没有真正形成。在发达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是促进科技创新、应用、推广的的主力军。反观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主体的我国企业，尽管在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企业科研结构优化等方面投入较大精力并取得一定成绩，但依然存在创新动力缺乏、创新投入不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较少的问题，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尚未体现。通过中小型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发挥自

身灵活性的特点，与大型企业之间形成互动共进的密切联系，对大企业科技创新发挥辅助作用，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积极的创造养料，一直是企业创新发展中的最优化发展模式。然而在我国由于普遍存在中小型企业数量较多，科技含量较低，创新能力较弱的现象，使得中小型企业不仅无法与大型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行互动，形成企业科技创新合力，反而成为我国企业难以落实自主创新战略的问题所在。
　　3. 教育观念方面。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缺陷。由于缺乏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导致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尤其是高等学校培养出的高级人才往往书本知识丰富却由于无法适应市场的切实需要，导致人才就业困难与企业人才难求，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矛盾现象，造成了我国就业市场的不协调发展。
　　全民创新意识没有建立，没有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科技创新的产生、发展与应用离不开创新观念的引导和支持，同样也离不开积极的社会创新氛围的影响。然而在我国，由于对失败、错误的畏惧以及不愿承担风险，使得科研人员不敢轻易尝试创新。而大多数民众，并没有形成正确的创新观念，认为创新活动过于高深，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工作，与自身距离遥远，也自然无法在创新方面发挥相应的作用。
　　四、 促进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对策措施
　　1.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激励力度和政策倾斜。对于每个产业的技术发展和生产过程来说，研究开发都是技术创新的关键动力来源，能够更好地促进发挥技术溢出的正效应。政府作为一个国家基础研发的控制和领导核心，应该在财政上给予支持。研发补贴与税收优惠是财政激励政策的两个大类，政府应该在这两方面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如果要促进和提高技术上的创新和进步，尤其是需要加大对那些市场失灵或效率低下的产业或领域的研发投入，如基础学科研究、战略性研究以及基础教育等领域；改变目前一些主要由生产或开发单位自己承担配套资金的作法，政府在企业的创新生产实践上给予一定的扶持和补贴；对于那些愿意自行增加研发投入的企业、开发新产品采用国外先进技术的企业、与研发机构和高校合作的企业等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
　　2. 促进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优势。技术的创新能否真正被市场接纳，关键是技术的应用开发，也就是产品市场化或者说标准化，这些都能体现企业的开发水平。企业本身的创新能力往往不能满足自身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尽管它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通常还需要依靠外部环境和其他创新资源的支持。相对来说，中小企业的科研开发能力比较弱，市场应用也不够成熟。而高校在科研环境、科研技术以及科研人才上的综合优势，正是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突破所需要的。
　　3. 增加对中小企业的特别优惠政策。中小企业作为我国企业中非常重要的一员，有着灵活应变的优势，在全国企业的数量中占的比例较大，职工人数特别是低收入工人的数量非常多，对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针对中小企业特惠政策的制定，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政策规定方法，举例来说，如德国一定规模的大型技术项目必须有一个中小企业参加，不符合规定不批准立项；相似的，政府可以规定对于某些国家级科研项目都必须有至少一家中小企业参与。
　　4. 发展风险投资业。风投公司往往有着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精准的洞察力，对于一些有潜力和高收益的企业能够进行很好的筛选，是促进创新鼓励创新的非常好的途径。而有些中小企业尽管有着不错的技术或者专利，但是资金不足，融资能力差，这些短板会限制这些有前景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风投的资金更多的倾向于一些高科技的新公司，政府应该在推动风险资金的措施上继续发力，降低高技术企业上市的门槛，改善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专项的“种子资金”的作用，扶持中小企业的高新技术产业上的创新，为企业提供资金贷款上的担保。
　　5. 发挥中介机构的衔接作用。中介机构的建设能够为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很好的桥梁和支持，政府应该合理引导中介机构的服务职能，发挥自身的管理水平，管理体制要适当改善，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给中介机构。公平、公正的外界环境，是中介结构能够健康有效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需要配以良好的法律秩序和政策扶持，注重建设中介的基础设施并且提高中介机构部门的服务能力。 　

　6. 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现在的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论经济还是科技上都必须与全球接轨的市场，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无论哪个国家都将国际合作看成重要的一环，实施了很多支持与国际间合作的政策。尤其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更不能仅仅靠自己的科研力量，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和技术水平，势必要扩大与众多发达国家的合作，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网络。
　　我国向来重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强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也一直高度重视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不过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我国在科技的研发投入比重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着眼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现状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及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且针对目前我国在创新体系的现状和问题，从政府、中小企业、高校、中介机构以及外部环境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从不同领域展开讨论，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合理有效发展，使其为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效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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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nelson， richard r.（ed.）.national innov- ation system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xford univ- ersity press，1993.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出国留学项目（留金发[2010]3006号）。本文系美国西部社会科学协会第53届年会的大会制度经济学分会场报告文章（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 case study of china）
　　作者简介：李佳，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3-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