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以倪吾诚悲剧的一生为参照，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积极的痛苦”与空洞的“应该哲学”，折射出灵魂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中的扭曲与畸变。
　　关键词：王蒙 《活动变人形》 倪吾诚.
　　王蒙将生命的内在与外界对象间的矛盾冲突称之为“积极的痛苦”？譹？訛。这是一种能力与愿望间不平衡的痛苦，但生命没有因这种痛苦而堕落，恰恰因此而追寻、探求，并积极地运转起来。所谓的“应该哲学”是指带有明显理想色彩甚至空想色彩的、与实际不符的个人意识形态。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与生俱来的“积极的痛苦”使他一生追逐、崇尚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却始终没有实现。他试图通过空洞的“应该哲学”来改变落后的现实生活，这使其将自我与周围世界悲剧性地对立起来，一步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透过倪吾诚，我们看到的是文化的冲突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折射，一个人灵魂的扭曲与畸变。
　　卡夫卡曾说：“人们互相间都有绳索连接着，如果哪个人身上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低一段，那就够糟了；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全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必须和其他人捆在一起。”？譺？訛倪吾诚正是这样一个可悲的人，他为西方文化所吸引却不被理解，还未来得及挣脱封建宗法文化的罗网又落入了现代文化的困惑中。在自我的困惑与他人的不理解的夹击中，倪吾诚陷入了痛苦的心灵激荡：既不能归顺内心离开中国、摆脱陋习，又不能出于生存的需求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应该哲学”是倪吾诚安身立命的支点，也是他抛给世界的绳索。www.11665.Com倪吾诚十岁时就鞭挞了缠足的愚昧，认为应该放足，应该砸烂祖宗牌位，他半夜因思考人生的价值而失眠，抨击迷信活动等一系列“出格”的行为使母亲看到倪家的邪祟：倪吾诚的曾祖因公车上书失败而自杀，伯父因疯狂而毁灭。因此她要用鸦片和手淫去扼杀倪吾诚“革命”的种子，这比起对于其身体的戕害而言，更多的是对其心灵的摧残。畸形的母爱用一种可预见的伤害来避免在她看来不可预见的结果，在接受“死神的庄重亲吻”后倪吾诚顶着罗圈腿站了起来。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倪吾诚，反而使他下了决心要与生活的陶村、地主家的家业分离，其实质就是要与传统文化决裂。与静宜的结合并没有带给他渴望的爱情与幸福的生活，不同文化观念影响下造成的互相抵触的生活方式使得双方生活在各自的世界中，无止境的争论构成了家庭生活的全部。对倪吾诚的“败祸”甚至成了静珍和姜赵氏的全部精神寄托，以至于在静宜夫妻二人短暂的和好期间母女俩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倪吾诚竭力将静宜带到城市知识界，带进自己追求与向往的世界，想要将她改造成自己所希望的现代女性。他认为女人应该学习，应该挺胸走路，应该对生人微笑示意，应该喝牛奶……这一切的“应该”都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疯子、神经病、异兽是她们给倪吾诚贴上的标签，西方文化、现代文明遭到了本能性的抵制与抗拒。
　　倪吾诚迫切地希望得到他人的理解与支持，哪怕是孩子们的赞同，于是无人接应的绳索抛向了倪萍和倪藻。“九岁的女孩应该只知道鲜花和洋娃娃”，儿童应该有玩具，应该讲科学，应该吃有营养的东西……但认同危机再一次发生，这些无孔不入的空洞的语言对于孩子们来说只是折磨罢了，他们加入了姜家三个女人所形成的自我封锁的统一战线，强烈地排斥父亲，厌恶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毫无益处的说教。理应正常的伦理情感缺失，残存的是尖锐对立的判断与情绪。没有人接受倪吾诚的“应该”，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牢靠的也是唯一的纽带——经济，最终也在图章事件后被绞断了。妻子等人表现出的蛮荒、落后的一面使其感到痛心的同时，也意味着倪吾诚断绝了与周遭世界的联系，剩下的只是冲不破的隔膜与敌意。
　　与倪吾诚推崇的“应该”截然相反，姜家母女三人信奉的是“实际”，例如丈夫死了坚持守寡，地上的疙瘩是元宝，不可清理。静宜认为给钱、顾家、不吵闹、抚养孩子就是生活，也是她要求倪吾诚的一切；静珍认为“克夫”的面相是其不幸的根源，猫是邪恶和无耻的化身。倪吾诚与静珍母女三人对待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他们间的分裂实际上是两套价值观发生了分裂，前者向往科学、理性，后者代表着因循守旧、愚昧无知。对于“应该哲学”的拒绝，就是对一切外来文明、进步的东西的反

对。“应该”与实际即现代文明理念与封建家庭观念的矛盾，是理想与现实对立的生活化，理想直指西方现代文明，而现实的背后是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倪吾诚对理想的追求就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反叛。在一定程度上，倪吾诚扮演的是文化启蒙者的角色，他试图把家人带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但众人对于现代生活召唤的麻木与抗拒宣告了启蒙的全面失败。
　　每个人都是由脑袋、身体、腿脚三部分组成的，只有当三者调和时才能活，而活动变人形正是这三者不协调的象征。倪吾诚在母爱的“关怀”下，他的“高大的身躯，俊美的面容始终与他的细而弯的麻秆似的腿不协调地长在一起”，这种外表的不协调也是他身上无法平衡的“积极的痛苦”的外化。倪吾诚对于传统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在理智上想要摆脱束缚的他，在潜意识里却始终无法与之彻底地决裂。正如他对孟官屯——陶村的土腔土调嗤之以鼻，却在激动的时候自己也变回了这种口音；训斥两个孩子吃饭不要出声，自己却响得正欢；认为说外文就是高人一等；极力地从服饰上区分自己与其他成年男子等等。可以说倪吾诚对于西方文化的追求是轻浮的、浅薄的、表面化的，他并不真正理解现代文明的内涵，也不是真正地享受这种文化，而是享受成为使用这种文化的人的虚荣与优越感。生活拮据，只能靠典当维持生计，仍拿当了表的钱去买鱼肝油和书。倪吾诚对于西方文化、现代生活的追求是偏执的、闭塞的，一切都仅仅是遐想中的乐土，他始终只停留在理论的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上，没有用实际行动去创造一个可供追求的物质环境，尽管他一再表示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和美好未来愿意牺牲一切，甚至下地狱。对于科学、文明崇尚的力量只是在可知层面上宣称知道。
　　倪吾诚始终处在一个绝对孤立的空间中，没有人理解他肉体上的痛苦，更不可能有人理解他精神上的痛苦。他一生追求文明、追求爱情、追求幸福，却始终惶惑、无人认同。倪吾诚在家中得到的只有粗暴与无止境的咒骂，他是她们眼中的异类和被驱逐的对象。丧失了最起码的信任与温情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成了监测与被监测的关系。倪吾诚对于洗澡有着病态般的狂热，实质是其自我求证的一种方式。将洗澡作为文明人的一种身份确认，是他获取自我认同的途径。然而这种认同显然是无力的、虚妄的，只能带来短暂的快感。倪吾诚在西方现代文明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又拒绝回归传统文化的假丑恶中，于是只能在两者中摇摆，在摇摆中迷失了自我。在现实中找不到事做的他只能用最蹩脚的发音讲外文，在谈论脱离现实的话题时感到自我满足。由充满乐观的生到无所事事的活直至绝望地想去死，这种永远与生命同在的“躁动不安的积极的痛 　苦”在倪吾诚的生命流程中得到了彻底的表现。？譻？訛
　　倪吾诚的崇洋是一种畸形的追求，是生活中许多消极因素沉淀的结果。在家庭生活中始终处于弱势位置的倪吾诚，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排斥，而静宜和倪吾诚讲话时“压制性”的语言是这种女强男弱的关系的最直接体现。在小说的大量对话中，我们都只能看见静宜的话语，倪吾诚被剥夺了话语权，他的话语只被包含在静宜的话中。“我先问问你，康德他活着的时候吃饭不吃饭？吃饭，那钱呢钱呢钱呢？”隐藏在这种“压制性”语言姿态背后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断裂以及价值观和文化观的隔膜。这种隔膜给人与人之间铸造了一道高墙，各不相通，双方的痛苦都不被感知。静宜母女三人泯灭一切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的生活准则，以他人的不幸为快乐的生活乐趣显示了她们缺乏现代觉醒意识，而倪吾诚的“积极的痛苦”正是由这种意识产生。强烈而彻底地厌恶、鞭挞传统文化促使其追随西方文化，然而空洞的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窘迫得无以逃遁，现实没有给他无用的西方文明的皮毛生存空间。因此他永远都停留在浮泛地针砭生活的凡庸，敌视现实，却没有对自我进行反思。他把自己比作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新的价值观念就像吸引狗的肉，可望而不可即的痛苦扭曲了他的心灵，使他最终就像变形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一样走入绝望的境地。
　　王蒙曾说，他写作《活动变人形》时异常痛苦，这种痛苦在于揭伤疤的疼痛。他这种疼痛表面上揭的是家
　　族的痂，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碰撞产生的撕裂之苦。？譼？訛新文化运动后民主、科学的西方文明涌入中国并在文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痛苦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普

遍存在的，既是个人的痛苦，更是时代的痛苦。作者不仅描述倪吾诚的生命历程，还从琐碎、细小的生活事件中触及了人物最为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穿插倪藻追忆往事的视角，在叙述的同时加入了对倪吾诚，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思考来深刻地揭示这种撕裂之苦。倪吾诚也正是在这种碰撞的夹缝中彷徨，在找不到契合点的
　　西方文化的诱惑中挣扎。他身上的绳索由于矛盾的不可调和而松动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内外力的联合绞杀下导致主客观世界的联系断裂，最终只有死亡才能调和他的“积极的痛苦”。
　　？譹？訛？譻？訛 丁宝柱：《王蒙简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第216页。
　　？譺？訛 卡夫卡、黎奇：《卡夫卡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譼？訛 严家炎：《王蒙作品评论集萃》，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