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殖民权权益遭受重创，又加上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面对此种形式，英国国内又展开了一轮激烈争论，最终出台“圣诞节备忘录”，做出向中国“妥协”的姿态，迈出英国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步。英国的举动是为确保继续殖民中国而采取的无奈的主动行为，被其他列强孤立、遭中国革命所打击、迷惑中国民族解放力量等均是英国的考虑。英国“非殖民化”本质上是英国殖民他国悖论的结果。
　　〔关键词〕英国；北伐；非殖民化；圣诞节备忘录
　　〔中图分类号〕 k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2-0154-06
　　
　　关于“非殖民化”的概念，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本文论述“非殖民化”概念时是建立在社科院张顺洪研究员观点基础上的。他认为“非殖民化”主要是指殖民国家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采取的旨在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行为，包括各种撤退战略、策略与手法，这样的行为与活动是主动行为。[1](2-10)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将殖民主义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其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进步和觉醒，以及垄断资本内部矛盾和冲突的激化，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不得不采取守势。20世纪对第三世界来说是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两者含混难分的世纪。[2](42-43)从上述两个概念出发，我们来探讨英国在中国北伐战争前夕非殖民化的主动，是“不得不”的主动，还是“心甘情愿”的主动自愿，从而进一步明确非殖民化的原因。wWW.11665.com
　　一、 北伐初期英国非殖民化准备
　　在1925年的“五四”运动中，英国作为中国头号敌人，遭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猛烈进攻，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所确立的在华维持现状政策遇到强烈挑战。在确保现状不被改变的大原则下，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实施何种具体的对华政策成为英国极为关注的事情。
　　1926年，在国共合作形式推动下，中国革命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预感到中国革命将进入新一轮高潮之时，英国外交部于1926年年初提出五种方案，要求驻华官员讨论，以便为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提供参考，这五种方案是：使用武力、封锁、援助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阀、向莫斯科施加压力、怀柔。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ronald macleay）、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j.w.jamieson）、香港总督金文泰（c.clementi）参加了讨论。他们的讨论否决了前四种方案，认为第一种方案只会激起“全中国反英情绪的再次爆发”，并且会阻碍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发展；第二种方案不可行，也得不到其他列强的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困难在于英国找不到可以援助的对象；至于第四种方案，只有在表示与苏俄断绝关系的情况下才会有效，但是英国政府目前不会做出这种决定；所以只有最后的“耐心和解政策”似乎能够“产生富有成效的结果”，并会改善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正如麻克类所坚持的那样，英国“最明智的方针是，就此住手，耐心期望中国即将来临的事件导致布尔什维克在广州影响的削弱，并且使更温和的党派在那里取得支配地位”，[3](129-130)[4](255)[5](393)表达了倾向于采取静观、怀柔的政策对付中国革命力量，企图以软化策略缓解中国革命情绪，从而逐渐控制中国革命进程。用外交部副次官维克多·韦尔斯利（victir wellesley）的话来说，则是：英国“应该尽力以同情之举俘获国民运动，并且努力将它引上正轨”。[6](90)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吹响了北伐的号角，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前行，10月初已经打到长江流域，进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这引起了英国的恐慌。为了保住在华殖民权益，英国内部展开了一场争论，讨论是否承认广州民政府。
　　恐慌至极的在广州和香港的英国官员纷纷建议政府采取果断怀柔措施。广州新任代理总领事白利安（j.f.brenan）、驻华公使馆参赞欧马利（owen o,malley）和香港总督金文泰都建议英国“法律上”或“事实上”承认广州革命政府为地方政府，并与之进行直接交涉。金文泰更进一步提出向广州提供贷款、武器的主张，企图以此达到使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疏远苏俄而亲近英国的目的。[7](87-88)英国官员还意识到国民政府将会统一全中国。杰弥逊在离去广州总领事一职前，已经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者具有高效的管理能力，并认为他们会成功地

织起一个“像样”的政府。白利安也认为领导着国民政府的国民党是一个“代表着新中国”的“受欢迎的政党”。[6](91)连一向对中国革命持强硬方针的上海总领事悉尼·巴顿（sidney barton）也说“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国民党注定要统治中国”。[3](116)国民革命军即将统治全中国的现实更加深了这些官员的恐惧，他们批评英国在中国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要求立即采取措施保护英国利益。
　　担心美国在华利益受损的部分英国工商界巨头，也不主张对华采取武力行动。1926年10月中旬，在伦敦的一些重要商业机构代表与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in chamberlain）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大多数代表表示不要仅仅为了商业利益而动用武力。会谈结束之后，英美烟草公司远东分公司的经理阿奇尔德·罗斯（archibald rose）紧接着就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三篇文章，呼吁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做出真正让步。罗斯的文章引起工商界是否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的一场辩论。[7](96-97)这场大辩论促使许多工商界领袖要求政府承认国民政府。11月，汇丰银行总裁查尔斯·阿迪斯（charles addis）在与韦尔斯谈话时指出，虽然英国政府应该而且必须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但是政府最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应该采取“和解和耐心”的政府，同时，也应该给予广州政府事实上的承认。[6]北京辛迪加公司总裁梅截·内森（major nathan）、英国众议院中国协会发言人h.w.卢克（h.w.looker）、太古公司总裁沃伦·斯怀尔（warren swire）也都要求英国政府早日承认广州政府。[7](97)在曼彻斯特商会11月给张伯伦的信中，同样表示支持政府“忍耐、克制”政策，并要求事实上承认广州政府以及其它地方政府。[6](96)
　　在主张对华采取怀柔政策的同时，英国还出现了一批要求使用武力的强硬派，他们敌视广州政府，不甘心在国民革命前示弱。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们纷纷反对，批评英国外交部的对华观望、“忍耐”，而要求以武力强硬政策取而代之。
　　1926年7、8月间，庚子赔款委员会主席洛德·威林登（lord willingdom）、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弗朗西斯·安格联（francis aglen）、参加关税会议的代表k.d.斯图尔特（k.d.stewart）在与外交部的谈话中，均对观望、“忍耐”政策表示不满，“谴责”英国对华南采取了“过度懒散的政策”，因而鼓动政府改变政策，期望它援助北方的“反赤”军阀、或采取武力行动、或与其他列强联合起来阻止北伐战争，从而确保英国的在华优势地位。[7](87)此外，一些英国领事官员也十分敌视广州政府。比如南京总领事翟比南（berteam giles）、沈阳总领事f.w.威尔金森（f.w.wilkinson）就极力诽谤、贬低广州政府的工作能力，称它“同中国其他任何政府一样的腐败而无能”，认为广州政府的“崇高理想”只是粉饰之词，并且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武力行动。[6](91-92)而敌视广州政府最甚者是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官员。公使麻克类是最大的一个强硬派，在1926年初他曾表示出一些松动的迹象，当时他反对对中国革命采取任何行动，而主张观望策略。北伐战争爆发后，他又恢复了强硬态度，坚决反对承认广州政府并拒绝与它谈判。麻克类认为广州政府是苏俄的工具，所以反对伦敦采取“慷慨的和解”政策。麻克类主张在国际上由列强组成“统一战线”去抵制由“苏俄鼓舞”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从而防卫帝国主义的条约体系；主张在中国国内，由英国向北方军阀吴佩孚、张作霖提供武器、弹药和金钱，支持他们形成“巩固的反赤联盟”。[7](88、93)公使馆还有一些官员也持有与麻克类相同的意见。
批人外，在华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工商界人士内部也是两派意见，另一派积极叫嚣使用武力压制中国。1926年6月23-24日，英国在上海的工商界巨头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形式问题。会议报告指出：中国的市场潜力不可低估，并且能够被用于解决英国国内的“贸易萧条和事业”问题。但是，要发展贸易不能靠对华“和解”的“软弱”政策，因为它只会“招致英国信誉受损”，而且如果“发展到极端，将意味着英国要采取绝望政策”。报告宣称，英国应该与日美联合行动，使用武力威胁或干涉中国事务，并扬言为了保护英国在华利益，“宁愿面对中国公众舆论暂时仇视的后果”。8月份，外交部接到了这份报告。[8](34-35)英国在华商人的主张得到了中国委员会（china committee）①的赞同，在8-11月之间，它陆陆

续续派了多位代表面见外交部官员，劝说采取上述会议报告建设，这些代表甚至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提议由政府委派特使前往美国和日本谋求合作，[6](95)为执行武力强硬政寻找同伴。配合工商界的行动，一些保守派杂志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动文章，[7](97)鼓惑舆论并主张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
　　已经有怀柔中国倾向的外交部非常不满意强派的行为，一一驳回了它们的主张。在外交部看来，在华工商界联合日美的提议即不切实际，又违背英国“不干涉中国事务”的外交原则。外交部认为，日本只有在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才会考虑使用武力，而目前它根本不会参与联合干涉行动；此外，要获得美国的支持也很困难；最重要的是，武力行动会激怒中国的革命力量，他将使英国最终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外交部立即驳回了主张强硬政策的在华工商界的提议，明确表示必须摒弃武力政策，并向后者解释说只有静观、怀柔政策才能更好地保护英国的利
　　益。[8](35)8月20日，韦尔斯利在一份备忘录中重申外交部的对华静观、怀柔政策。韦尔斯利认为，在中国国民革命军正处于力量迅速发展的时刻，采取武力政策及不明智而且很危险。这个时候，如果以武力或联合武力行动“加强我们的意志”于中国，可能会暂时奏效，但是，却会激起全中国的公愤，在英国没有足够的陆海军力量的情况下，英国的利益最终将遭到损害。所以，只有在为了拯救英国人的生命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武力，现在英国应该继续执行对华“友好”政策。[3](152)
　　外交部对北京公使馆尤其是麻克类的建议也进行了批驳，它强调说，“英国政府的政策是避免卷入大规模地干涉中国事务，尽可能实行忍耐与怀柔政策”，“武装行动应限于防卫对英国人生命财产和利益的袭击”。[4](294)而且，麻克类的顽固态度也引起了外交部其他官员的不满。远东部官员阿什顿.格 特金（ashton. gwatkin） 批评说，北京公使馆的态度具有及其灾难性的错误，广州政府认为它们“与吴佩孚和张作霖狼狈为奸，是广州的一个强烈反对者”，[7](101)因而会引起广州对英国的敌视。远东司顾问、“中国通”约翰·普拉特（johnpratt）也认为，公使馆自1918以年来存在的支持北方军阀、反对广州的倾向是英国在华南陷入困难的主要原因，“在看上去广州国民政府可能在全中国建立支配地位之际，这种态度特别危险”，它“破坏了我们采取稳健政策的机会”。普拉特气愤地说“公使馆在中国赌错了马”，而此时“它们根本无权去赌马”[7](89、101)在这种情况下，对麻克类早就心生不满的张伯伦于11月底将他召回，改任迈尓斯·蓝普森（miles lampson）为新的驻华公使。
　　中国高扬的革命浪潮迫使英国表现出种种怀柔中国的迹象。
　　二、 英国非殖民化举措
　　1926年11月，兵分三路的北伐已成功歼灭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战线推进到了长江流域，中国各地反帝运动如火如茶展开。11月26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到武汉。英国已经意识到“国民政府的精神和政策将逐渐成为统一的中国的支配性力量”。[6](90)担心如果对此不做反应，英国的利益将会“被完全席卷一空”，因此“必须做一切我们能够做的，以与国民党保持友好关系”，[7](101)正如韦尔斯利在其备忘录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不平等条约’……我们的对华政策必须是修改条约的政策；问题是应当如何、什么时候，并将采取什么样的步骤进行这种修改”。[3](153)是英国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了，它也立即采取了措施。
　　首先，与其他列强相比，英国在广州政府做出征收特别消费税的决定后，态度比较积极。1926年9月18日，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宣布，在10月10日之前将结束华南地区的抵货运动，同时，国民政府要对各国货物平等征收等特别消费税，税额与华盛顿会议应允的附加税税额相同，即对进口普通货和出口货征收2.5%，进口奢侈品征收5%。[7](92)这个决定宣布后，英国外交部立即训令白利安：正式照会陈友仁，欢迎他9月18日的通知；但是对征收特别消费税的决定不要有任何涉及；可以择机口头表示英国默许征收特别消费税。[8](38)而且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还向广州提供征收关税的技术性指导。[9](99)12月，美国新公使又向陈友仁表示英国愿意承认2.5%的特别消费税。[10](302)英国期望通过让步换取国民政府的好感。
　　其次，1926年11月，英国做出了有限承认广州政府的决定。关于这个

问题，英国官员早已有过提议，他们认为在预见到北伐军即将统一中国的时候，仍然拒不承认广州政府而继续与北京交往，只会使英国“处于很糟糕的状况之中”。[7](100)而且在这个时候，广州政府虽然还没有要求英国的承认，但它的外交攻势却很猛烈。于是，英国政府于11月接受了其领事官员的建议，表示“承认广州政府为事实上的地方政府，并与之交往”。至于“完全的法律承认”问题，英国则表示“
　　敝政府需要做认真考虑”，而且这一态度将“保持到环境需要我们变更为止”。[6](98)不过，英国对正式承认国民政府问题不敢轻视，12月，英国新公使蓝普森走马上任，他一到中国就径直去了国民政府的新都城汉口，于9-20日与陈友仁进行了6次会谈，以试探国民政府与英国有无“达成友好谅解”的可能。[11](25)
　　第三、发表“圣诞节备忘录”，这是英国对中国的怀柔政策达到的顶峰。就在蓝普森与陈友仁会谈的同时，英国政府发表了“圣诞节备忘录”。这份名为《英国对华政策备忘录》的文件于12月1日在英国内阁会议上获得批准，并于12月18日由英国参赞欧马利在北京公使团会议上宣读。紧接着，12月26日，圣诞节的第二天，英国将备忘录公布于众，所以它又被称为“圣诞节备忘”。①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一、承认“北京政府权威渐至低减，及于无”，而“广州有一强健国民政府”，并称对国民运动，“若不待之以体贴及谅解，殊不符合各国对华之真意也”。二、鉴于中国现状，建议各国政府发出宣言，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它尚悬未决之问题， 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废弃中国经济政治非有外人监督不能发达之意”；“情愿于中国自定国税新则一经规定宣布时，即行承认其应有得享关税自主之权”。同时，该备忘录建议宣言应该表明，“各国对于无论处于何地之中国官厅，若有任何近情之主张，即使背于约权之严格解释，亦愿予以体谅之考核”。三、提议“各国对于华会附加税、现即无条件准许其在中国各处实行征收，并希望藉使广州之现况，纳诸正轨也”，附加税税收“由中国官厅自行解决之”。四、主张各国放弃对微小事情提出抗议的政策，而“应待条约上之义务，中国欲完全否认时，或在华外人之正当利益有重大危险情事，然后由各国一致从事联合提出抗议，俾收其效”。[12](111-117)“圣诞节备忘录”出台后，英国认为它解决了中国的棘手问题。张伯伦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就透露了“愉悦”的“心情”；而且，如埃德蒙·s.k冯（edmund s.k.fung）所言，英国外交部认为备忘录标志着远东洛迦诺时代的开始，说它“第一次尝试着找到一项政策，它代替了无目的且对现状放任自流的政策，而现状威胁着要将外国在华所有利益摧毁至尽力。”[7](102-265)
英国非殖民化举措的认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圣诞节备忘录”所宣称的承认国民政府存在的事实，愿意修改条约，同意中国关税自主，答应实施华会附加税规定等内容，确实是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让步。英国发表“圣诞节备忘录”后，其朝野上下也都认为英国“对中国做了正当的事情”，[6](103)并对此是赞誉有加。西方史学家甚至称，这份备忘录时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文件。[3](153)但是，这份备忘录并不像英国所宣扬的，标志着东方洛迦诺时代的开始，它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从发表备忘录的背景看，英国并非出于主动，而是为摆脱身陷反英怒潮困境被动做出的选择。英国1925-1926年在中国遭到革命力量的打击，在那个时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它“火中取栗”。英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美国和日本袖手旁观的态度十分恼火，因此，张伯伦和韦尔斯利都指出，目前，英国完全有理由实行自己的方针，而不应该“被栓在由愚昧无知的美国和寻求私利的日本组成的战车上”。[6](99)为了怀柔中国，英国也不顾所谓的“华盛顿精神”包含的列强在华联和行动的要求，率先发表“圣诞节备忘录”，并声称“这一次……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政策是我们的，它不是保守的英国不情愿地被开明的美国和日本推拉而制定的”。[7](103)在对备忘录的讨论过程中，张伯伦就明确的说，我们“不是在寻求胜利者要支持他，而是在寻求权宜之计，它将挽救在现在混乱状态下所有能被挽救的东西”。[7](101)备忘录在内阁通过后，首相斯坦利·鲍尔温（stanley baldwin）当即说了一番很有代表性的话，他说“在任何可能的方针都面临困难和被反

的情况下，目前这个提议呈现出会产生有益结果的最大希望”，[6](265)外交部后来的一份文件在总结英国对中国革命的反应时也称，这是“一个需要不断的后卫行动的被迫撤退”。[13](5)
　　其次，备忘录的内容表明英国并无意放弃殖民特权，只是对北伐造成的中国现实的无奈认可。备忘录表示愿意修改与中国的条约，但是没有提及放弃对中国海关的控制、归还租界和租借地以及废除治外法权，而恰恰是这些特权造成了中华名族的深重灾难。英国企图玩弄以小让步换取保全大利益的花招。备忘录还提到，为了维护列强在华重要利益，英国在必要时刻将会动用武力。至于备忘录所提议的立即准征2.5%附加税，因为国民政府早已有此决定，对于国民政府来讲则没有实际意义；相反，因为军阀仍控制大多数口岸，这个提议将使三分之二的附加税税收归军阀支配，所以它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14]
　　实际上，在英国内部酝酿怀柔中国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炮舰外交。1926年9月英国在中国又两次使用武力，袭击广州港口并制造了“万县惨案”。8月28日，英国人利利克拉和美国人班伯里与一百俄雇员从广州用汽艇偷运中国乘客上港轮，被省港罢工纠察队员发现后连人带船压回码头，在押解途中利利克拉逃入沙面英租界。而恰恰就在第二天，在四川万县附近长江江面，英国商船“万流”号又击沉川军杨森部下三艘木船，致使数十名官兵与大笔军火及银币沉入江中，由于肇事的“万流”号逃离现场，于是杨森则扣留了另外两艘英国商船“万通”号与“万县”号，英国早已企图对华南抵制英货运动进行报复。遂以此为借口于9月4日派出三艘军舰开到广州西堤占驻了省港码头，5日，又有三艘英舰猛烈炮轰万县城区，酿成604人死亡，398人受伤的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短短两天之内，英国居然制造了两起重大的武力侵华事件。
　　第三、英国抢先于其他列强之前发表备忘录，是想向中国的革命力量表明它对中国的“合理”愿望采取了“开明而宽大的政策”，[6](87)借以安抚“温和派”和国民党右派，促使他们割断与苏俄的联系，从而达到分化中国革命的目的；同时企图转移中国人民的斗争视线，摆脱困境。
　　从本质上来说，英国第一是要确保殖民权益，殖民权益是英国考虑的核心的问题，第二才是“非殖民化”。英国政策的侧重点在于通过一定程度的撤退换取大部分殖民权益的保留，“非殖民化”是确保权益的合法性所在。换言之，如果武力可以确保权益，就不会有“非殖民化”；只要能确保权益，即使采取“非殖民化”举动也在所不惜。研究英国在印度殖民问题的学者指出，英国在印度的“仁慈专制” 悖论，一方面，英国自由主义强调帝国的道德基础，遵循讲求道义的传统。但是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理论又指出：自由原则不适用于未开化民族是尚不成熟的幼童，还需要他人来监管。[15](178-184)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道德、经济权益、监管统统是英国对华考虑的因素，“非殖民化”和确保殖民权益也成为英国在华殖民的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
　　［１］张顺洪.论英国的非殖民化.世界历史[j].1996（3）.
　　［２］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３］w.r.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m].oxford, 1971.
　　［４］杨天石.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第二编：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6.
　　［５］bourne, kenneth watt, d. cameron.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t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series e,vol.xix[m].university of publications of american, 1993.
　　［６］fung,edmund s.k.,the diplomacy of lmperial retreat;british betreat:rritieat:british south china policy,1924-1931[m],new rew york,1991.
　　［７］stremski, richard,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ist revoltionin china[m],taipei,1979.
　　［８］goto-shibata,harumi, japan anb british shanghai,1925-
　　1931[m],macmillan,1995.
　　［９］lriye,akira,after lmper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m],harvard,1965.
　　［10］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

94.
　　［11］bourne,kenneth & watt, d.cameron.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confidential print.print.series e,vol.xx[m].universrty of publications of american,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