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性格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集中概括了青年毛泽东的性格特征，论述了青年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探索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青年毛泽东性格中蕴含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因子。
　　〔关键词〕毛泽东；性格特征；革命道路；理论探索；活的灵魂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2-0160-05
　　
　　性格是指个体不同于他人的心理特征。本文通过考察研究青年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和背景下所表现出的心态及行为方式，概括其在青年时期独特的性格特征，并深入分析了这种性格特征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探索的关系，从中反映出一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诗人辉映后世的伟大个性之所在。
　　一、 青年毛泽东的性格特征
　　（一） 反叛传统，不畏权威
　　青年毛泽东的性格最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反叛传统、不畏权威，其反叛性格的载体是他的批判性思维。这种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突破常规模式和超越传统理论框架，把思路指向新的领域和新的客体的思维方式。他不迷信传统观念和权威经典，对既定事物进行批判性思考，体现的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精神，这种思维的形成与青年毛泽东所在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个人生活教育以及自身实践活动紧密相关。
　　毛泽东十三岁时从父亲“‘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的一次反驳中，悟出了一个直观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大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www.11665.cOm[1](3)正是父亲的严厉苛刻和暴躁的秉性，引起少年时期毛泽东的强烈的愤恨和不满，对唯我独尊的家长制作风有一种本能的藐视甚至敌视。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等小说，这对他反叛传统，不畏权威性格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当时，毛泽东不仅对自已父亲的管教方式具有强烈反制意识，而且对于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社会的不合理秩序也敢于反叛和挑战。在韶山冲的私塾里，毛泽东采用逃学出走的方式对私塾教学邹先生无理打学生进行反抗。抗议行动的成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2](15)显然，这次胜利增加了对据理力争的自信。他还热情地投入支持韶山冲彭铁匠的造反行为。彭铁匠虽被杀，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
　　雄”。[3](11)敢于反叛的性格甚至带给青年毛泽东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偏执。1909年，毛泽东在东山高小求学时，曾坚持认为《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而当校长不同意他的观点时，毛泽东便给湘乡县令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摸不着头脑的同学签名。[3](21)1915年，毛泽东因学费问题领导学生驱赶了“一师”校长张干，这更能折射出他反叛传统、藐视权威的性格特征。张干离校时说：“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学生开除校长这是第一次。”[4]1919年12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的名义写一篇呼吁推翻亲日派军阀屠夫张敬尧的宣传，一万三千名学生和他的支持者在宣言上签字，进行长沙大罢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学会”领导了湖南人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动摇了军阀张敬尧的统治。后来毛泽东又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这些斗争的胜利更鼓起了他改造社会、与社会恶势力挑战的蓬勃生气。[2](82-84)青年毛泽东的反叛传统、不畏权威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日益丰富以及斗争经验的积累逐渐成熟。正是这种性格为其后来不迷信马克思主义教条，敢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提供了禀赋和前提。
　　（二） 执着信念，自信人生
　　时代所赋予青年毛泽东的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危亡岁月。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列强践踏蹂躏的铁蹄声、清延屈辱妥协的乞怜哀鸣和民众悲怆的呻吟不绝于耳。青年毛泽东在思维思潮的感染下，逐渐萌生了革新祖国的雄心壮志。当父辈们问及毛泽东的理想时，毛泽东说；“我要做掀天揭地的人。”[5](92)毛泽东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小册子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6](111-112)但是，要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需要知识，这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到更广阔的天地求学。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冲，并给父亲留诗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7](17),表达了立志求学，志在四方的壮志雄心。毛泽东在《言志》、《救国图存论》等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救国志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弃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1918年他发起“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919年，他主办《湘江评论》，指出“惟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主义大革命”才能救国、解放各国人民。1920年他与何叔衡等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志存高远，把自己的学业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青春激情和爱国怀不断地激发着青年毛泽东的积极进取，并铸就了他的自信人生。毛泽东在当时的日记里写下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人生。[1](32)他以古诗《泳蛙》表达出自已的自立与自信，“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更加鲜明地表达了毛泽东的自信和洒脱。青年毛泽东执着于理想和信念，积极进取和自信，这为他以后坚定革命信念，并成为卓越的革命领导者奠定了基础。
　　（三） 重视实践，敢于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立足于实践的理论。实践原则要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毛泽东生长于湖南，自幼就深受湖湘文化“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一生尤为重视革命的实践。他的革命理论即来源于实践，又是为实践而服务。青年毛泽东始终保持“求真”的风格，不仅讲求学理上的务实与思辩，而且讲求实践的务实与思辩。他把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人生行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非常注重社会实践。毛泽东常对同学说，读书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而且还要会读“无字之书”。所谓“无字之书”就是走入社会，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1917年，他就邀约萧子升、萧蔚然和蔡和森等进行了一次走向社会的游学活动，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走向社会到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始终强调要踏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回击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经常深入农村、城镇、工矿，考察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30年5月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段。在中央苏区，他跋山涉水，深入基层，细致考察，写下了《寻邬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调查报告和著作。他的这种重视实践的独特工作方法，使他能够察他人之未道，道他人之未道，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创新的源泉。青年毛泽东注重实践的优良品行为他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不盲目照抄，记条条，背本本，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而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经验教训，大胆探索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和理论。 
好学善思，与时俱进
　　毛泽东一生爱好读书，追求学习，这在他的青年时期，表现的更为淋漓尽致。早年他就“奋发踔厉”，刻苦用功，“从早到晚，读书不休”。[8](21)毛泽东曾说过，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9]青年毛泽东博览群书，尤好文史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研读，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和各类杂书。他多次深读过《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并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涵并加以发挥利用。在诗词方面，他广泛地阅读《诗经》等中国古代的著名的诗词、曲赋等，同时，毛泽东酷爱阅读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国历史。仅《资质通鉴》他就读过17遍。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曾从头到尾读过，而且还作出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毛泽东读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古为今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极其重视从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教训中 吸取有益的营养，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之中。
　　青年毛泽东敏而好学，但又不读死书。他善于独立思考，注重自学，学法别致，对于

所学知识力求深入，融合贯通。他读饱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时，对这本共约10万字的书，写了12000多字的批注，其中很多是把中国哲学的一些思想观点与泡尔生的观点加以比较后再提出自己的见解。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专心致志的读书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还创造了一些独特的学习方法。比如“闹中求学”，即故意到人声嘈杂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比如“静中求学”，即自己一个人到学校后山的妙峰山上去学习。此外，在当时出国留学热潮中，毛泽东不盲目跟风，却冷静地思考了自己的去留。他认为应先对国情有个具体了解，这样到国外去考察时可以比较和借鉴。因此，他决定誓不出国，而愿留在国内加强学习和研究。
　　青年毛泽东不仅好学、善学，而且随着视野的开阔、知识的积累和时代的进步，不断接受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思想。儒家思想、佛教文化、进化论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等都对不同时期的毛泽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直至1920年前后，毛泽东在北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主要书籍有《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他回忆到，“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热情的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6](131)这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经历过思想历练的他，做出了符合时代和社会进步的一次伟大思想选择。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为他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
　　二、 青年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对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探索的影响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彻底打破对苏俄“城市中心论”的迷信之后，寻找到的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的正确的革命道路理论。这条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过血的教训后逐渐探索出来的。其中，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性格特征对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及其理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反传统、反权威——独特思考革命的前进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高压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惨不忍睹。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也没有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现成的答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开展革命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是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最后建立了新的无产阶级政权。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自然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的工人运动上。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等为工人争取到了一些利益。而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了军阀的血腥镇压。惨痛的教训说明，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而此时的毛泽东就非常注重农民的革命力量，他在国民党农民部工作时就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加强对农民的革命宣传和教育。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揭示出革命在农村的广阔天地，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过“上山”的主张，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他又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当他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到挫折时，在文家市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为了保存实力”[10](133)，他毅然决定从进攻城市转入农村。面对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研究何去何从的复杂局面，毛泽东敢于反传统、反权威的性格，促使他以实际为出发点，一反“城市中心论”，坚决地把红旗指向农村，独创性地指出了中国革命道路前进的方向。
　　（二）执着信念，实践创新——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1928年，湘赣边界（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弥漫着“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边界的上级领导湖南省囿于原有的革命模式，不相信这种武装割据能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能给中国革命带来生机，因此，“六月间数星期内，曾山变其主张。……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向湘南发展，……主张红军向湘东去”[11](79-80)，导致了边界的八月失败。所以，10月，在湘赣边界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起草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中国的红色政治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决议。11月，他又向中共中央写了《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他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性的特点入手分析了中国国情，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波浪式的向前发展的几个条件，回答了湖南省委和井冈山队伍中“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在这些决议和报告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从而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和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条件的论述，表明中国革命的一种新形式在理论上已给予以科学的揭示。执着的信念和实践创新带来的新的革命面貌，促使毛泽东始终坚信自己策略的正当性，并努力使自己的正确主张深入党内。
　　（三）理论联系革命实践——探索新道路的可行性
　　新的革命道路理论提出后，毛泽东并没有止步于理论，而是不断地联系革命实践，注重在实践中发展、完善自己的理论。1929年1月，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围剿”，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下进军赣南、闽西。在这过程中，毛泽东在赣南目睹了“东有东固山，西有井冈山”的兴旺景象，在闽西又看到了“武夷山下红烂漫”的大好形势；同时，方志敏、贺龙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和经验也传到了红四军。这些现象集中反映了全国不少地方已不约而同的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这就促使毛泽东对这种新的革命形式从普遍意义上加以探求。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邮路较为方便。中央的指示和信件能较快的传递过来，这在理论上给予毛泽东等人以极大的帮助。同时，这一年由于军阀再次混战，革命力量得以承袭发展。这些给道路理论形成提供了有力条件。此时的毛泽东斗志昂扬，大胆的设计了一个“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12](57)以一年为期，自然是过高的估计了革命的力量，但是如果从战略本身来看，它是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一个范围，发动群众，开展“割据式”的斗争，并与湘赣边联结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13](52)然后从赣北、赣西、赣南、赣东北“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13](52)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趋势开始显现出来了。
学习总结，升华理论——革命道路论形成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的悲观估量，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重要的党内通信。通信深刻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成，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11](97-98)这就把“工农武装割据”革命形式升华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式，中国革命的普遍规律。信中还进一步指出，这种革命斗争已经有了新的样式，即“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11](98-99)同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又从哲学的高度，对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还是走城市武装起义道路的争论，做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但是，由于对苏联革命模式的盲目崇拜和共产国际的干涉，“左”倾指导思想不断批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并最终在中共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从而给党、红军以及中国革命造成了沉重的代价。直到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渐渐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
　　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又先后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并使之成为严整而完善的理论形态，成为全党的共识，升华为宝贵的革命经验。
　　三、 青年毛泽东性格特征中蕴含着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因子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邓小平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灵魂。从分析青年毛泽东性格特征到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年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中蕴含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因子。
　　青年毛泽东反叛传统、不畏权威的性格特征，并非盲目的、全盘否定传统，而是能够本着求真务实、重视实践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提出合乎时代发展

规律的新事物、新观点，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贯之。在党内外不断的争辩和斗争中，毛泽东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的思考问题，敢于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盲目推行以“城市中心”来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脱离中国国情作斗争。在毛泽东的感染和正确方针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立了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又一条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长期以来，实事求是一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注重革命实践，一切从实践出发，使得毛泽东的群众意识得以发展和升华，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毛泽东对中国民众的联合及对敌人斗争的前程充满信心。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前进的摧动力，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能够打到一切敌人。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宣传、组织民众重要性，为了促使民众联合，他踊跃投身到民众之中，与他们结合起来，把他们启发和引导起来，把他们的力量聚集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做产业工人的工作，组织工人团体，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风尘仆仆深入农村，研究农民，领导、支持、开展农民运动。在他们的组织教育下，广大工农群众逐渐明白了劳苦大众的共同利益所在，逐渐明确了劳苦大众的共同敌人及其对敌斗争途径，这就促使了工农群众在共同利益和原则基础上的联合斗争和协同作战。
　　敢于反叛传统、不畏权威，基于执着自信，附之于敢于行动的性格特征，构成了独立自主意识极强的青年毛泽东。青年毛泽东敢想、敢做、敢为的品质使得他从不随波逐流，与俗沉浮；从不因人俯仰，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卓异自立。他善于独立思考，对于一切事物都有自已的看法。同时，青年毛泽东看待问题是辩证，才不会迷信传统和权威，才不会把苏俄革命经验圣神化，才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独创性地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理论。
　　
　　〔参考文献〕
　　［１］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２］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３］[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m].胡为雄，郑玉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４］张俊杰.青年毛泽东的性格及成因剖析[j].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2001，（1）.
　　［５］毛岸青，韶华.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６］[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上海：三联书店.1979.
　　［７］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1990.
　　［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史.1990.
　　［９］郭秀云.张云英.论毛泽东的个性特征[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10］余洒度1927年10月19日向中央的报告[a].秋收起义.资料选辑[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范仁珊.中共党史读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3］前委来信.1929年4月[a].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c].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1979.
　　［14］吕云飞，宋凯扬.试论青年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特征[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1999，（5）.
　　 （责任编辑： 张北根）
　　
　　 the character of youth mao zedong and his exploration in
　　 revolutionary road theory of china
　　sun wen-bo, wang jiu-gao
　　（school of marxism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articie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 of youth mao zedong in the peyrspective of both pschology and history. it elabo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youth mao zedong's character and his exploration in revolutionary road theory ofchina, and reveals the key factor of living soul in mao zedong thought, which can be found in youth mao zedong’ s character.
　　key words：youth

mao zedong; character; revolutionary road; theory exploration;living so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