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汪腾蛟；徽商
　　摘 要： 徽商汪氏信札收藏于安徽省歙县档案馆，是近年来发现的不可多得的徽商资料。信札的主人汪腾蛟，是一个生活在乾嘉年间的典型徽商，有着较为显赫的家世，世以读书、经商为业，曾捐赀出任萧山县丞。信札涉及徽商家庭生活以及封建地方官场等方面内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1001205
　　
　　collation and research value of wang’s letters, huizhou merchant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wu dongd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3，china)
　　key words: wang’s letters; wang teng jiao; huizhou merchant
　　abstract: wang’s letters are treasured in archives establishment of shexian county, anhui province, rarely seen in huizhou merchants’ materials which are discovered in recent years. most of the letters were written by wang tengjiao, a typical huizhou merchant in qianlong dynasty and jiaqing dynasty with a comparatively illustrious family background and specialize in trade as well as reading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he had been appointed as a county magistrate’s assistant for donation. the true image of huizhou merchants’ family life and the authentic state of the feudal officialdom were all concerned in these letters, so these letters are of research value.
　　
　　明清时期，徽商常年在外经商，往往有家难归，“而故乡大好山水，固无日不萦绕于梦魂中。Www.11665.coM”［1］缘起徽商对桑梓之地怀有难以割舍的乡情和亲情，客居外地的徽商与家乡亲人和朋友的鸿雁传书，成为寄托思念和倾诉情感的主要方式。近年来民间文书屡有新发现，昔日显赫的徽商遗留下的往来信札也渐渐映入人们的研究视野。①
　　2010年暑假，笔者在歙县档案馆有幸目睹一批珍贵的徽商汪氏信札。经过近一年的整理，发觉这批信札数量可观，共71封，一百四十四纸，四万余言，史料价值极大。
　　此信札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信札1—15）多为亲友寄给汪腾蛟父子的书信；第二部分（信札16—53）是汪腾蛟寄给徽州母亲的家书（信札17系寄给大儿天宠的）；第三部分（信札54—71）是汪腾蛟寄给其子天宠的家书（信札71系蕊榜即天宠②寄给父亲汪腾蛟的）。在信札的最后，有一篇说明，可谓之“后记”。兹就这批书信展开考察，以求教于学界。
　　
　　 一、汪氏信札的由来
　　这批汪氏信札最早著录在严桂夫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作了提要，称之为《交谊遗芳书信集》二卷（按：“后记”称之为“交谊遗芬”，似为编者误录），并附有照片和注解。［2］
　　认为这批家书是清嘉庆年间汪氏在扬州、泰州、杭州经商的亲友间往来的信函，共二十多件五十余张。显然严氏提及此书信时有所疏漏，笔者所知，信件已达七十余封。而真正关注并利用这批信札当是王振忠先生，他在《徽州商业文化的一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学徒生活的十封书信》［3］一文中曾提及这批书信集。稍后王氏在《徽商与清民国时期的客信与信局》［4］一文中利用了名为《三世手泽书信集》的资料，引用了十五封家书。严氏所述《交谊遗芳书信集》和王氏所述《三世手泽书信集》均为汪氏商人所遗留，下文有详细考察。由于王氏主要着眼于徽商与桑梓地的“信客”研究，抑或王氏本人也没有完全掌握这批资料，故未对这批商人家书进行专门研究。
　　在这批信札的最后有篇“后记”，系汪氏后人紫垣所作，详载了这批信札的由来。
　　
　　不肖年十七，因六叔父之在江西，母命投之习贾，故尝侍侧，见行橐藏有先人书简，闲略读而置之。其时不以为宝，因不知宝，乃并不知其所当宝焉。道光季世粤寇倡乱，咸丰壬癸延蔓东南，乙卯二月遂破吾郡，越旬日遁去。从此贼之入境，年无间断，城尚无恙。不幸庚申八月再陷，明年五月始退。兵燹之烬，人仅十存二三，他可概见。
　　嗟乎，人穷返本，今古同情。由是思其亟者，莫如先茔谱系，孳孳经理，幸得端倪。昨岁家谱将成，因忆六叔父所藏而急请命，敬承悉付所有。不肖谨读而资考覆，旋即分

叠，得高祖主政（宗卿）公手书三纸，曾祖藩佐公百九十纸，王考太学生赠公五纸，凡共百九十八纸。三纸为主政（宗卿）公书，寄同年而未发去者，余悉家庭禀报。窃核寄书之年，要不外乎乾嘉之候。然皆先人手泽，故于旧夏装池分为四册，以“三世手泽”镌题其目。又得客信百六十三纸，均年寅戚族朋友之书，又皆不外吾高曾祖三世之交谊所遗，亦以装潢分为三册，镌其题曰“交谊遗芬”。吾先人之学行并笃，出处合道，励清白，严取与，读此可知其概矣。
　　
　　紫垣幼时随六叔父服贾江西，曾在叔父身边见过此书信，“其时不以为宝，因不知宝，乃并不知其所当宝焉。”太平天国战乱之后，汪家损失惨重，百废待举，尤以重修家谱为急务，“因忆六叔父所藏而急请命，敬承悉付所有”，可知信札经由六叔父而得。紫垣翻阅先人信札，此时方知这批先人信札的珍贵，并对信札进行重新信札分《三世手泽》、《交谊遗芬》两部分，共三百六十一纸。赠公五纸，经查证系信札71，乃蕊榜写给父亲汪腾蛟的家信。信中详述因二叔父欠外债，债主灼公年关逼债之事。藩佐公一百九十纸，经查证其人乃汪腾蛟，因出仕浙江萧山县丞，故称藩佐公。笔者现有一百四纸（缺失八十六纸）系信札16—70，乃汪腾蛟分别写给母亲、儿子的家书，主要反映家庭日常生活、生意往来、家庭关系等内容。主政（宗卿）公手书三纸尚未查实，或缺失，或仍藏于歙县档案馆处亦未可知。紫垣对这批信札进行装订，分成四册，因先人遗留书信历经高祖、曾祖、祖三代，故曰《三世手泽》。另遗有书信百六十三纸，均系“年寅戚族朋友之书”，乃高曾祖三世先人交谊往来信函，笔者仅收集到三十五纸（缺失较多），系信札1—15，这部分信札大部仍存于歙县档案馆。紫垣对这部分书信装订，分成三册，取名《交谊遗芬》。
　　总之，这批信札经由汪氏后人紫垣整理，得以保存下来，后经辗转藏于歙县档案馆。
　　
　　二、汪腾蛟及其家世考证
　　
　　信札的主人是“汪腾蛟”，他是一个典商，往来于常熟、苏州、扬州等地。据信札可知，汪腾蛟并不是独立的典商，他是一位深得老板信任的“掌计”，获得优厚待遇，二十年下来，倒也积攒些资本。或许是厌倦于寄人篱下的经商生活，也或许是醉心于仕途，后来放弃商业，捐赀纳官，补浙江萧山县丞，开始仕途生涯。起初，汪腾蛟为官一方，颇感体面，之后却发现出任佐贰小官竟是个只出不进的赔本买卖，深悔出仕失策，便有隐退之意。札的落款只留名“腾蛟”二字，无姓氏，何以确定为汪氏？信札61留下腾蛟上任萧山县丞后的确切地址，“致来信，信皮上写烦遣送按经厅朱太爷处，祈加封致绍兴南塘分府汪家，报寄托。”这样一来，腾蛟姓氏可以确定为汪氏。结合方志资料，查证其人真伪。方志载：“汪腾蛟，字梯云，东关人。浙江萧山……以上县丞……见采访册。”［5］卷十之二虽寥寥数字，却证实了人物的真实性。而信札13系功垲写给侄儿的商业书信中，信首有“梯云再侄大人启”的称呼，梯云乃汪腾蛟的字，再次直接证实了汪腾蛟其人的真实性，进而说明这批材料具有真实性，而非后人伪造。稍后的道光《歙县志》［6］、民国《歙县志》［7］均有所载。
　　汪腾蛟生活的年代只能梳理出大致的时间脉络。首先从信札本身入手，“后记”道出了这批信札的年代：“窃核寄书之年，要不外乎乾嘉之候”，由此可知乾嘉之际当是汪腾蛟生活的年代。孤证不立，且看信札中其他线索。
　　信札13云：“楚南苗匪未平，湖北邪教煽起，虽曰小丑，亦觉可压汉上，盐引更不营销，淮南生意可想而知。”
　　信札58云：“近日传闻河南教匪肆扰南阳，已有两度失守，南阳与汝属毗连，颇觉挂念，不知确信，更嘱悬悬。……河南教匪平静与否？即信寄我，以免悬悬。”
　　乾隆末年，统治者日趋腐化，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不断，尤以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为最。乾隆六十年春“贵州松桃厅苗匪石柳邓等、湖南永绥苗匪石三保等作乱。”［8］卷十五此为苗民起义之始。正当清政府全力围剿苗民之时，次年即嘉庆元年春“湖北枝江、宜都教匪起。”［8］卷十六据信札云：“楚南苗匪未平，湖北邪教煽起”，可判定此信时间当为嘉庆元年。南阳“据荆襄上游，控制关陕”［9］序，为湖北、陕西战略交通要道，也是战乱重灾区。“嘉庆初川楚教匪平，死事者众多，昭建祠府城，府属国殇合祀焉。而南阳县尤多。”［10

］卷七尽管南阳战事激烈，终白莲起事始末，南阳未被攻陷，而信札54云南阳“已有两度失守”似为误传，不可信。又据信札17长子天宠16岁，信札70又云：“汝（天宠）三十岁人，代我调度。”据此可知，这批书信时间跨度至少为14年。
　　结合文献资料查证，乾隆《歙县志》［11］无汪腾蛟记载，县志下限为乾隆三十六年即1771年，道光《徽州府志》最早有汪腾蛟确切记载，下限为道光七年即1827年，可知汪腾蛟大致所处的年代当在乾、嘉年间。又据《乾隆五十年置地捐输》所载：“汪腾蛟……以上各二两。”［12］汪腾蛟为北京歙县会馆置地捐银二两，信札27也述及汪腾蛟在北京的活动，“昨二弟来信问男要铜镯一只，此物存媳妇处，从前男在京带回来的，可着媳妇捡出寄汉可也”。同捐输者有曹文埴、程嘉谟等285人之多，可知汪腾蛟生活于乾隆五十年前后。据此判断这批书信年代当为乾隆、嘉庆之际，如此确认无疑了。
　　汪氏为徽州大姓，至今尚未从家谱资料中梳理出汪腾蛟家世的线索，然“后记”的第二部分叙述了徽商汪氏家族的世系。
　　
　　尝考吾家先世，国朝贵显始自太守公，讳之涛，由河间司马升守石阡。厥后文武科第与夫京外职守，历历有人。主政（宗卿）公之高祖即太守公，太守公之高祖讳橞，橞公娶孺人王氏。公殁时，王孺人年十九有遗腹，是生文启公，矢志守节，事孀姑孝敬，兼挚家贫，以澣洗资奉高堂抚孤子。又以余资自营葬所，里人称为米浆地。呜呼，王孺人在前明末时，距今二百余年，兹之得可考者，惟县志烈女篇。不肖读之凛凛，想其劲节清操，未尝不潸然垂涕。乃叹太守公之振起，迄今书香未泯，夫岂无因王考生吾考兄弟五人，考实居二，因有一姑，一律推排，故今叔父以六称之，即今承橞公之后者。祗幸王考一支，经此时艰，未遭一害，现计十一男丁，此外虽不过数人，而将来之支绪繁兴，竟未有艾。于以见吾家一派恭承先荫者独厚。至若祖德宗功，其来有自。氏族源流，世系名讳，家谱历详，此不冗叙。
　　噫，经丧乱而祠宇堙没，逮既平而祖遗殆尽，又何幸“三世手泽”、“交谊遗芬”并得辑而传之。微高曾祖之灵，六叔父之力，实不及此。不肖欣喜之余，怀今追昔，不禁感染兴惕。然虑而不能已于发其凡，以告世世，愿毋忘其所自。呜呼!其可忽诸?呜呼!可弗宝诸?
　　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戌秋月，不肖紫垣百拜谨述并书。
　　
　　利用现有的资料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笔者从“后记”入手考察汪氏家族世系。紫垣之父系太熊，太熊兄弟五人，居二，六叔父为太熊之弟，信札61云：“至大媳（按：赠公妻，藩佐公儿媳）现在分娩……，孙儿在家读书……”信札66云：“□熊目下读何书……闻伊放学回家，喜弄笔墨，便可从此小时教伊运笔之法，将来书法便好”，可推测□熊应为太熊。太熊父即王考太学生赠公系信札71蕊榜，赠公之父即藩佐公系汪腾蛟，藩佐公之父即主政（宗卿）公，主政（宗卿）公之高祖即太守公系汪之涛，太守公之曾祖文启公，文启公之父为橞公。
　　橞公所处明末，紫垣撰写这篇“后记”的确切年代为同治十三年（1874），保守推算这一家族历时约二百三十余年。在这一长时段内，汪氏家族经历了发展、振起、受挫三个时段。明末之时，橞公早亡，王孺人年十九有遗腹，汪家陷入困境。王孺人矢志守节，勇敢承担起“奉高堂抚孤子”的家庭重担，家贫以澣洗养家，由于王孺人勤俭、耐吃苦，持家有道，家族很快渡过了困境，且“以余资自营葬所”。可见橞公之妻为汪家的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石阡乃贵州省府一级行政机构，《清史稿•地理志》载：“贵州……石阡府，旧隶粮储道。顺治初，沿明制。”［8］卷七十五清初，汪之涛由河间司马升任石阡知府，这对于家族的振兴起到了关键作用，无疑光大了门第。乾隆《歙县志》载：“知府汪之涛，字玉波，上路人，贵州石阡。”［11］卷九汪之涛不仅官做的大，而且在家乡施惠布泽，多有义举。“汪之涛，西溪里人，以独建本郡试院，乾隆元年，议叙特赐员外郎，见义行。”［11］卷十奇怪的是，查阅乾隆《歙县志》卷十三《人物志•义行传》无此人，却有汪涛的记载：“汪涛，字亦山，西溪人。因本郡试院岁久倾颓，独力更新，费不下万金。又尝贾于台州，其地滨海，值颠风怪雨，则枯骸多狼籍，斥鹵中。涛捐槥，瘗之高地。俗贫多弃子女，弗育，涛醵金建育婴堂，全活甚众。古关至西溪领，路瓮石为坦途，

行者称便。其他置义学、义塚，赈贫恤孤，善行多不胜纪。”［11］卷十三从内容上看，汪涛当为汪之涛，似为修志者不慎所误。道光《徽州府志》关于汪之涛的记载较为为全面：“汪之涛，字玉波，上路人。贵州石阡府知府，见《江南通志》。独建本郡试院，乾隆元年议叙，特赐员外郎，见义行，据乾隆《（歙）县志•殊恩》补入。”［5］卷十之二继汪之涛之后，汪氏家族“文武科第与夫京外职守，历历有人”，为书香仕宦之家。至主政（宗卿）公与“同年”多有信函往来，显然热心于业儒仕进。至藩佐公在苏扬一路经商二十载，家渐丰裕，以书香门第自居。从贾之余，业儒仕进，后纳资捐官，出仕浙江萧山县丞。其后赠公亦有“太学生”功名。
　　清初以来，汪氏家族自太守公至太学生赠公百余年，“迄今书香未泯”。至太熊、紫垣父子或业儒或服贾，恰于此时战乱兴起，太平军和清军长期拉锯于徽州，徽州“兵燹之烬，人仅十存二三。”所幸汪家人丁并未折损，父辈有六叔父、太熊二人，子辈有东垣、聚垣、紫垣、斗垣、崇垣五人，孙辈有金辅、金钊、金鼎、金慰四人，如“后记”所云：“经此时艰，未遭一害，现计十一男丁”，然祠宇、谱牒、财物具为战乱焚毁，“经丧乱而祠宇堙没，逮既平而祖遗殆尽”，突如其来的战乱使汪家实力大减，发展受挫。面对战乱的空前破坏，战乱过后，汪家尤以修谱为先，“人穷返本，今古同情，由是思其亟者，莫如先茔谱系。”希望通过修谱维系家族凝聚力，以期克振家声。正如“后记”所言，汪氏家族修谱行动最终于同治十二年（1873）完成。
氏信札的研究价值
　　汪氏信札是近年来发现的重要徽商资料，其研究价值可想而知。
　　第一，这批徽商信札对于加强徽商的个案研究有特殊价值，它有相当的内容生动地反映徽商家庭生活的日常收支、人际关系、婚姻、教育等
　　问题。客居外地的汪腾蛟每月定期将“月支”（家庭生活费用）以及日用品汇往徽州老家。如：
　　信札29云：“今因朱友之便特寄上三月家支十二两。又奉上母亲五钱，媳妇五钱，弟媳二钱，共十三两二钱，查收。”
　　信札30云：“外寄上三月家支十二两，奉上母亲四钱，大媳四钱，弟媳二钱，又福字钱七百四十文付坠珠，为将来穿八卦之用。”
　　信中反映家庭日常开支的内容丰富，且信札连贯性较强，有利于展开对徽商日常消费的计量研究，也有利于探知徽商资本的最终流向，深入了解商人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问题。
　　信札中涉及人物不下三十余人，有世谊故友、族内亲友、外族姻戚、生意伙伴，但更多的是汪氏家庭成员。汪氏商人家庭人际关系（包括父子、母子、兄弟、甥舅、翁婿）值得玩味，尤以汪腾蛟与其二弟间的关系变化贯穿信札始终，经历了如汉口谋生、扬州落魄、掘港之行、纳妾风波、灼公索债等波折，兄弟间关系也渐趋紧张，乃至兄弟阋墙。深受儒家道德礼义熏染的汪腾蛟，对其弟的态度变化由最初身肩督责成人的使命；到信笺劝勉，扶弟自立；再到无可救药，听之任之；乃至惟恐避之不及。这些细节的生动变化，通过家书的形式透露出来，具体详实，为别处史料所无，对于徽商家庭人际关系，其价值自然不容小觑。
　　第二，对于深入研究封建社会晚期地方官场实态极具价值。通过汪腾蛟出仕前后的心理变化，真实流露出封建社会后期官场生活的原生态。汪腾蛟以一个基层官员的身份观察和体验那个时代的官僚生活，为自下往上考察封建社会后期的基层官僚体制提供生动材料。汪腾蛟纳资捐官，得知掣签浙江近省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信札58云：“幸叨祖宗庇荫，掣得浙江近省，一水之便，迎养既易而从前两十年辛苦亦不至虚掷。难得如此近省，不值不去一走。”
　　遂即辞去生意，准备上任。出仕之初，可谓意气风发，倍感荣耀。
　　信札61云：“所喜一任未终，旋复接署，不致空闲，便较他人在省，守上一年两载，不能委署一事者，觉得脸上好看。如此优渥宪恩，未尝不是由按经辛苦巴结而得。且分驻外任，衙署宽大，体统尊严，出入俱如宪体，个日方算做官，虽无出息，亦尚荣耀。”
　　毕竟是官袍加身，地位陡升，其得意之情自不待言。然为官上任几月下来，心情却大不同。汪腾蛟上任后巡视海塘、承办秋闱武闱等，屡屡为官所累，对官场生活颇为失望。
　　信札65云：“我署此缺四月，出息极微，外用不少，又复派此闱差，两月之间此地绝无张罗

而省中在之需费，至少又要赔去四五十两”。
　　信札69云：“我到省数日（承办秋闱），极其辛苦，此次差使始而只说赔钱有限，讵到省后用度不轻，而红白各分同寅中，总要派及。大概五十金仍赔不住，且此差甚辛苦而不得讨好。”
　　原来做官竟是个赔本的买卖，捐官需要银两。官场陋规又多如牛毛，不得不逢迎巴结，还要倒赔许多银两。这做官比做生意困难多了，官场之中处处是个“利”字，于是发出“浙省官常（场）万不能做”的感慨，乃至“深悔出山之非计”。通过汪腾蛟为官经历，可以窥探封建社会晚期地方官场实态，可谓风气日下，吏治不振。汪腾蛟任萧山县丞，信札中多有涉及县级“佐贰”的职能问题，这对于研究清代“王权不下县”和“佐贰、典史、巡检辖属地构成县以下一级行政区划”的问题,［14］颇有一定参考价值。
　　致谢：在拙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王世华老师的悉心点拨和指导，在此表达由衷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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