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鸦片是一种“社会风尚”。人们购买、吸食鸦片毫无愧疚感，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穷苦市民均参与到这一行列中。鸦片买卖给上海市面带来一片虚假的繁荣。为了可持续性的征税，清政府对鸦片征税也慢慢地“上瘾”，更加刺激鸦片的买卖与吸食。各色烟馆进行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申报》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报道。
　　关键词：申报；近代上海；鸦片吸食；烟馆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长期以来学界对鸦片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阐述鸦片的社会属性方面，即禁烟运动中的重要事件、历届政府的禁烟政策及总结禁毒史的经验教训等。从微观层面探讨鸦片的供、运、销等经营和消费活动，尤其是对消费环境鲜有涉及。上海作为首批对外通商的港口城市，鸦片吸食富有代表性，当时上海最富影响力的《申报》对此问题多有论及。本文以1858-1906年的《申报》对彼时鸦片日常消费现象的描述为切入点，管窥近代上海的鸦片吸食环境，并探讨民间消费活动与政府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鸦片消费这个近代中国的社会毒瘤。
　　鸦片吸食环境，也就是其消费环境，主要是指与消费活动相关的，影响消费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各种相关因素的综合。笔者认为，鸦片的消费环境大致包含公共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指的是那些有形的公共性鸦片消费场所，后者主要是指政府鸦片合法消费的政策性误导形成的制度建设及相关话语解释形成的社会舆论环境。如此划分，未必科学，只是便于分析不同层面的因素。
　　一、近代上海的烟业勃兴
　　鸦片从1858年以“洋药”的面目公开，迅速流行于上海社会，进入经营活跃、市场繁荣的状态：土行、烟馆林立，烟馆多于饭馆，甲于天下。wWw.11665.COM并因烟馆、娼馆相表里，以及采用花样百出的招徕方法，使得上海烟业营造出“时尚”、“亲民”的消费环境，促成了此种鸦片消费恶习广泛地深入民间。
　　（一）土行多于米店，烟馆多过饭馆
　　上海的鸦片买卖“一经贩入口岸，即不能归洋商售卖，当由华人分运，故前有土行挂西商牌号，以及雇西人护送者，皆与约欵相背，一经进口即由华商分运，则吃亏者仍在华商而不在西商” ［1］。即便如此，《申报》上仍有诸多土店开业广告出现。20世纪初，达到了1 500余家，上海出现土行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的奇特现象。［2］
　　上海的鸦片土栈又称小同行,主要从大同行（洋行）购进鸦片烟土，或设肆零售，或批发给内地商贩。有的土行下设多家烟馆，李隆吉土行，就兼营七家大烟馆。［3］194土栈营业者主要以中国商人尤其以广东籍商人为主，据载，上海从事鸦片经营“惟广帮为富”［4］，可见，潮州商人经济实力极强，在鸦片市场上占垄断地位，“上海现时业土之华商，以潮州帮为首指，几同法律上之特许者，然他辈不能染指”［5］，从而形成一种“亲族同乡，亦均集中于烟土一业”［5］的状况，享有“首屈一指”的称号。
　　为了吸引鸦片吸食者，有些土行打出了减价出售的广告，“大土减价批发，小行现有公班，原箱零折均可，洋行大土批发价目，新公五百五十八两”［6］； “欲推广销路，是以减价出售，零趸公道”［7］； “顶售清公烟，俱不还灰，所存无多，祈速购取”［8］； “近来洋药土药步步飞涨，凡我同业亏累难堪，不得已发集同公议于七月一日起各土零剪每洋涨贵二钱各烟膏每洋涨贵二钱”［9］等广告在《申报》上经常出现。
　　（二）烟馆成呑云吐雾之社交场，蚀金耗银之销金窟
　　在近代中国，鸦片不仅是一种待客的礼俗，鸦片烟馆也是一种社交场所。专供瘾君子吸食鸦片的烟馆，多设于商业中心区。在南京路、福建路、九江路、宝善街、正丰街、棋盘街一带烟馆鳞次栉比。最大的烟馆为“万里云”，最著名烟馆当属法租界的“南诚信”，此外还有以陈设华丽而著称的“阆苑第一楼”、“更上一层楼”、“眠云阁”等。烟馆内器具相当考究，“有红木梨花的炕，云铜黄竹的枪，广州的灯，云南的斗”［10］。竹枝词讲：“室不在精，老土则名。膏不在清，冷笼则买，斯是陷阱，有瘾偏馨，茶斟一壶，绿灯照满盘，青谈到更深”［11］，更是对烟馆形象精辟的概括。
　　从19世纪60年代始，“上海烟馆甲于天下”［12］， 到了70年代，“上海城厢烟馆共计有1 700余家”，“几同茶、酒、饮食之店”［13］。仅英、法、美三国租界内开大烟

者共有104家。［14］英、法、美三租界内的大烟馆，“每家于一日夜之中极少开灯一百五十盏，每盏烟茶小账极少一百余文，则所入已有数千，其他小烟馆棋市星罗宝不可以偻指，计合而算之则一日之内所费当不下万余金”［15］。烟馆的生意如此之大，就连那些大典铺大行号大钱庄也不能望其项背。
　　总之，“烟馆之盛至上海而已极，在久居上海者视之亦觉习不为怪，若初到上海则未有不骇然惊诧者，最著者资本动輙万金房屋高大，雕琢装潢世家故宅无比华丽,其次则屋宇平常，榻数较少，然铁枪烟诸器精雅修洁犹类富豪之享用，再次则广帮潮帮之所开各色皆不工整 ，独讲究于烟膏与烟枪，此外更有其次者要胜于布廉之局面也，吸烟之人亦因此而分次第各适其适，颇觉一等二等者不必尽为吸烟之人，其或有事叙谈，知己相约，展烟对憩，吞吐烟霞洵可药也。若广潮帮之所开则皆轻营中人有瘾而不便置具者，但晚就食喜其烟与枪之可以过瘾而所费又属不巨也，下此则粗蠢慵趁者流又如向最次之烟馆中觅食矣”［16］。职是之故，鸦片烟馆遂成了上海一地的销金窟，正如报纸所载：“第一小窟清烟馆；第二小窟花烟馆；第三小窟女堂烟馆。”［17］
　　（三）烟馆娼馆互为表里，推波助澜
　　花烟馆,就是娼妓卖淫与吸食鸦片烟兼备的场所，多“集于小东门一带，英界之二、三马路及后马路亦有之”［18］， 有人讲：“此等恶俗英界或略愈于法。”［19］花烟间每月交纳的房租、烟灯捐、马桶捐，皆租界利源所在。更有甚者，“有一种烟馆修筑辉煌，铺张精洁，专雇少年妇女，应酬诸客，于是有瘾者欣然愿望，无瘾者亦乐得而尝试之”［20］。 花烟馆的开业广告也常见于报端，“小东门外，徐桂林花烟间；某氏女向在法租界新街开设花烟馆”［21］。花烟馆的鸦片价格比较低廉，因此“肩挑、贫贩、船户、车夫与夫乡人之入市贸易者，往往甘之如饴，感恩问鼎而染指焉，彼其人岂不思游长三么二书寓诸妓馆而必欲与若辈结欢，诚以妓馆中须衣冠清洁举止大方，方能得门而入，花烟馆则趂得青蚨一百头，即可作烟霞之卧，苟不吝”［22］。
　　上海的烟馆与娼馆互为表里，给上海带来了虚假繁荣。所有的“花烟馆则以花为烟之引，以烟为花之梯，腰间略有一二百文，便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乐而忘返”［23］。到1873年，“英租界内现在有鸦片烟馆246家，其中52家有大约150名女招待，这些人无疑是妓女”［24］。从中我们获知，鸦片成了娼业的“良友”，构成畸形消费，吸引着大批流入上海的下层民众，“入堂之人，茍能以银一二角即可横陈一榻，呼吸烟霞”［25］，可见，鸦片危害极大。
　　与大型烟馆不同，花烟馆内部“仅堪容膝，青灯一榻，吞云吐雾在于斯，翻云覆雨在于斯。气味熏蒸，自好者且过而掩鼻矣，其品则入门呼烟出门数钱，其腰緾中稍有余赀或偶露轻薄，即乘机而入，摸索以去。其尤甚者，设过门凝望彼即招之使入，不入则恶声随之。稍稍反唇之即诬以吸烟无资或殴人毁物等事，鸣捕拘拿”［26］。所以说“上海风俗之坏，不坏于妓馆林立，而独坏于烟间，花烟间一开，而肩挑负贩者之腰缠罄矣”［27］。贩夫走卒染上烟瘾后，便把一天的劳动所得抛掷其中，不仅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也带来了社会的动荡。
　　（四）同业竞争，花样百出
　　《申报》自创办之初就对鸦片的弛禁论争进行了连载报道。所论所言均以公开的形式直面社会，不隐讳亦不掩饰，更设读者专栏进行争论，在当时确属罕见。更引人注目的是，报纸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对上海一地烟馆的竞争作了详细的报道，似有推波助澜的影响，烟馆赌赛之风愈争愈盛。
　　鸦片吸食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受鸦片利润的刺激，各烟馆展开了激烈竞争。报载：“上海一区争奇斗丽即始如烟馆一事，眠云阁之华丽，醉乐居之雅洁，南诚信蓬莱园之冠冕堂皇，每遇九秋，即堆菊山，使山材隐逸之花遍于里市吉祥街，公泰来者，又烟茶不索值，以邀主顾，兹交冬令三经就荒矣，又换堆果山。”［28］结果，公泰来奉送烟茶之举使“其争胜之意亦以为无出其右”［29］， 在烟馆竞争中暂居头羊地位。
　　受此影响，有的烟馆推出新的竞争手段，“花样翻新，分送彩票，开灯一盏送票一张或二张，仿照吕宋票章程，其额亦如其数得头彩者赠以大土二双三双，后竟有多至十双者，以次而下则或烟或土，其始只一二家为之倡首，而生意果源源而来，不数日间票已送尽，

而其他之无票分送者，生意益觉清寥，尽日无人，门可罗雀，于是争师其法咸皆印成彩票分送以广招徕而烟客果欣欣然来，日奔走于烟霞窟中以博彩票，甚有三四人联为一气逐日轮流会钞以作久长之计者”［30］。
　　有的烟馆，“更有驾而上之者矣，烟盒则放大有一钱而放至一钱四五一钱六七者，加以烟具之精工烟榻之宽敞，茶烟糖果点心之类无一不取携极便，入其中有不乐而忘返者。此外资本不大排场不足以动人，则以彼姝坐柜为招邀生意计。又有贸利之徒冒为善举开设戒烟药铺，以戒烟为名行代瘾之实”［31］。
　　以美女坐柜、打折促销为代表的诸般“营销”招徕手段，使贩夫走卒耳熏目染，沉迷其中，鸦片消费进一步走向民间。
　　二、鸦片“合法化”导致消费“大众化”
　　近代上海烟业畸形繁荣的表征当然是烟馆遍地，消费环境极其“亲民”，购销两旺；但根本性的原因则是官方的烟政及其对鸦片消费的话语解释权。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处在内忧外患、国势衰微之中，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极为缓慢。政策阻碍、迟滞，所在皆有。但清政府为扩大财源对鸦片实行公开征税的政策，不仅完全置国人健康于不顾，其“政策性误导”后果明显，催生了大量的鸦片吸食人群。地方官府胥吏的直接介入经营，官员僚幕亲族家丁的沉溺其中，加以上海租界当局的烟政许可，鸦片业遂成“后起之秀”，成为一个百业萧条下的“新兴”行业。
　　上海畸形繁荣隐藏着农村妇女近代转型的辛酸。女堂倌作为中国妇女走出传统家庭的第一步，更是一个无奈又辛酸的选择。女堂倌多是附近农村的贫穷女子，传统社会中妇女擅长纺纱织布，是维持家庭生活的重要劳动力。西方商品大量倾销到中国，促使小农经济破产，近代中国未能形成合理的社会机制来容纳这部分人口，迫于生计获得的第一个社会身份——女堂倌，引起社会的强烈谴责，并呈歧视性发展。在女堂倌受到指责的情况下，法租界改女堂烟馆为花烟灯。“自来兴利难，今而知除弊更难矣。……惟花烟灯尚不在禁止之例，欲添设花烟灯者，此事苟行虽无女堂倌之名，而其害则更有甚于前者矣。”［32］
　　鸦片贸易合法化后，上海租界当局均向经营烟馆的中国业主颁发许可证，并从中收取税款，这成了租界当局的主要财源之一。“本埠城内及南市各烟馆新奉本处管吏之谕增造门牌上开明男女几人大小几口，不准隐匿偷漏。”［33］仅1865年，法租界的财政预算总收入为103 000两，其中的48 000两为烟馆及娼赌的营业收入，占到了46%。［34］1865年，英美租界的鸦片烟馆营业收入为白银5 000两，1870年超过了10 000两，到1880年则超过了18 000两，1890年则达32 000两。到1898年，全年收入竟超过50 000两。［3］54所以说“上海租界之地烟灯之捐，西人之所养于此欵者甚巨，一朝禁绝，进项无由，一切费用必多所支绌，此皆业此者之大利也，至于嗜者，富家大胄以此消闲情，墨士文人以此助思虑，经营商贾者，以此通往来而作交易”［35］。
　　围绕鸦片税源的分配，上海地方当局开始对鸦片烟馆征收月捐，标榜“以抽捐为禁烟之基，烟膏纳税虽非维正之供而洋药不能禁其入，土药不能禁其种，惟有推广纳捐一法聊挽末流”［36］。实际上是以官府的不作为，助长吸食鸦片的恶习。“大烟馆一间每月捐钱900文，中等烟馆每月捐钱600文，小烟馆每月捐钱300文，验收之际，并无凭据册籍，不知此等捐钱出于何名，复何所用。”［37］而开设烟馆，“多有奸狡吏役同伙，他们与故家大族不肖子弟相勾结，素有声势，于重门深巷之中，引类呼朋，聚会吸食，况且地方官的僚幕亲族家丁，半溺于此，未有不庇其仝好者”［38］，政商之间结成了利益同盟。于是，上下声息互通，烟馆得以林立。这“确是佐助毒焰嚣炽的要因，一般的贫民，劳苦所得的几文也能抽一口鸦片，以刺激疲惫，排遣郁闷，藉这个特殊形态，把鸦片的吸食大众化了”［38］。 　三、结语
　　鸦片于1858年以“洋药”的面目流行于上海社会后，不仅为上层士绅所崇拜，更浸染到下层民众。各型烟馆林立，营造了设施齐全、服务周到、带有诱导性的、“亲民”的公共消费环境，使得晚清上海成为鸦片消费的“天堂”，并形成特有的鸦片品味。丰富的中外鸦片资源的供应和社会风气的相互感染，遂形成“准全民”吸食的颓废精神状态，加剧了清王朝末期特有的价值混乱。各类鸦片烟馆被纳入了上海租界内的公共娱乐场所，烟税及

营业执照收入成为租界财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与洋人争利，近代上海当局对鸦片吸食提供“保护性政策”，形成了宽松的鸦片吸食环境，最终使得上海地区的鸦片吸食与娼、盗等成为良友与共谋，形成了一种畸形的鸦片文化，鸦片吸食成为时尚，大大促进了鸦片消费恶习的流布。
　　鸦片吸食已成非个人行为，单纯依靠传统道德力量来约束，达不到根治社会陋习的目标。要根治鸦片吸食的不良风气，不仅要从源头铲除鸦片贸易与种植，更重要的是注重社会环境建设，政府要对社会习俗加以正确引导。而这都是当时清朝中央及上海地方政府难以担当的。
　　参考文献：
　　［1］综论本年上海市场情形［n］.申报，1887-01-21（01）.
　　［2］西报论租界禁烟事［n］.申报，1907-10-25（01）.
　　［3］苏智良,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4］论广帮盂兰会之盛［n］.申报，1878-09-05（01）.
　　［5］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
　　［6］大土减价批发［n］.申报，1892-12-19（09）.
　　［7］大土减价出售［n］.申报，1903-01-15（04）.
　　［8］公膏平卖［n］.申报，1901-12-18（10）.
　　［9］同业公议洋药烟膏增价［n］.申报，1898-09-05（申报附张）.
　　［10］上海市文史馆.旧上海的烟赌娼［m］.上海：百家出版社，1988:25.
　　［11］烟室铭［n］.申报，1872-08-19（02）.
　　［12］葛元煦.沪游杂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51.
　　［13］笑笑山人烟馆捐纪事［n］.申报，1872-04-19（03）.
　　［14］烟馆会议［n］.申报，1883-05-24（02）.
　　［15］整顿烟市说［n］.申报，1888-05-21（01）.
　　［16］论烟馆愈开愈多即宜限制［n］.申报，1882-02-28（01）.
　　［17］销金窟［n］.申报，1872-07-12（03）.
　　［18］禁约野鸡流妓议［n］.申报，1891-05-11（01）.
　　［19］赌之害甚于嫖说［n］.申报，1887-10-20（01）.
　　［20］伤风化论［n］.申报，1872-04-17（03）.
　　［21］烟馆琐述［n］.申报，1881-06-03（03）.
　　［22］维持风化议［n］.申报，1885-07-30（01）.
　　［23］论禁花烟馆［n］.申报，1883-04-19（01）.
　　［24］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5册［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13.
　　［25］禁约野鸡流妓议［n］.申报，1891-05-11（01）.
　　［26］论花烟间不可禁而可禁［n］.申报，1887-08-05（01）.
　　［27］薛理勇.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38.
　　［28］烟馆争奇［n］.申报，1873-11-10（02）.
　　［29］烟馆赌赛［n］.申报，1873-10-07（02）.
　　［30］整顿烟市说［n］.申报，1888-05-21（01）.
　　［31］戒烟当拔正本说［n］.申报，1882-10-26（01）.
　　［32］法租界将改女堂烟馆为花烟灯［n］.申报，1873-02-26（02）.
　　［33］烟馆编牌［n］.申报，1877-12-14（02）.
　　［3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m］. 张汇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30.
　　［35］禁鸦片客谈［n］.申报，1885-11-29（01）.
　　［36］书本报登稽查烟馆局示后［n］.申报，1896-02-29（01）.
　　［37］拟请禁女堂倌议［n］.申报，1872-04-19（01）.
　　［38］鸦片祸华初史［n］.大公报，1937-02-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