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乾嘉时期，在重经史、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学人诗，以翁方纲的学人诗最为典型。这些诗堆砌学问、缺少性情，以经史金石等考据知识为诗歌内容，以考据学方法为诗法，违背了诗歌抒情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特质，不被诗坛大家、名家认可，当时效仿者主要是翁方纲弟子辈。但此类诗重学问的特点，也得到一些诗论家肯定，并对后来的程恩泽、郑珍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关键词：乾嘉学人诗；汪师韩；钱载；翁方纲；以考据为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177?05
　　乾嘉时期，考据学风兴盛，学者们“竭生平之功力以赴之，虽境遇至为困苦者，亦不稍减其学问之欲，反以是为高尚。其时之显官如王昶、毕沅、朱筠、阮元诸人，又复羽翼于其间，而当时政府及社会心理亦颇知尊重学者，故经学考证风气，充满国中，实从来未有之奇迹”。考据学风，[1]（439?440）已经深深影响到诗人，学问成为诗中的应有之物。袁枚虽然贬斥翁方纲、诸锦等人的学人诗，但也认为那些“一首之中，非无可传之句，而通体不称，难入作家之选”的诗篇[2]（157），是由于诗人欠学力所致。
　　学者重视经学及与之联系较为紧密的史学、金石等，加之当时统治者喜好以文字罪人等原因，部分学者开始把与现实政治关系不大的经史学问写进诗里。这样，既可显示学问，又得以避祸。于是，就产生了以经史为内容、质实涩闷、性情欠缺的学人诗。
　　一
　　学人诗在清代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词，绝非是说学者写的诗就是学人诗，像钱谦益、朱彝尊虽然既是学者，又是著名诗人，但他们的诗一般不会被人看作学人诗。WwW.11665.cOM而史学考据成就极高的学者赵翼，他的诗在清代也不被当作学人诗。因为这些诗人较少用僻典，一般不自注诗歌，很少把考据学知识当诗歌主要内容来写。学人诗是乾嘉时期少数学者所写的、偏离诗歌言情特质、包容大量考据学问的诗。代表作者有诸锦、陆奎勋、汪师韩、钱载、翁方纲等人，除钱载外，这些诗人都是比较有名的学者。这些人当中，钱载诗歌成就最大，但学人诗在其所有诗篇里比重不大，翁方纲学人诗最多、最为有名。
　　诸锦（1686—1769）是较早写学人诗的学者，字襄七，号草庐。浙江秀水人，雍正进士，著有《毛诗说》、《飨礼补亡》、《夏小正注》等。作诗好征典，言近旨远，根柢深而英华自茂。其《绛跗阁诗集》里有不少堆垛物名、仿“柏梁体”的诗，“兹举五七言古近体各一例。卷一《述怀》第三首：‘蓑笠铚耨□，弓庐陶旊段。砗磲玛瑙珠，鱼菽盐豉蒜’；卷八《又赋玉瓮诗》：‘……，觚盉角洗槃盂彝’；《七虫篇》：‘鼃黾蛾螳鼠雀蝉，飞鸣跳伏阶庭前’；卷十《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经》：‘沈贺钱陈董，虞洪宋李韩。隶真行狎草，长短瘠肥宽’”。[3]（523?524）这些诗句不仅堆垛，而且只有学问，不见性情，是比较典型的学人诗。
　　陆奎勋（1663—1738），又号陆堂，浙江平湖人。奎勋年十二即能诗，未弱冠，以文字雄吴越间。早年喜读医、卜、术算、兵书，工文字，曾充《明史》纂修官，著有《陆堂易学》。能诗，《清史列传》称其“诗文自弱冠时已充箧笥，后乃以余事为之”。二人与汪师韩的诗作，都被袁枚看作学人诗，遭到了袁枚批评：“陆陆堂、诸襄七、汪韩门三太史，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2]（118）
　　汪师韩（1707—？），浙江钱塘人，行辈较翁方纲稍早，写诗好用僻典、喜自注，“尝赋《龙书》五十韵，临川李绂见之叹异，携入《八旗志》书馆，馆中见者多不知其辞所自出。李绂曰：我尚有不知者，何况君辈”。[4]（344）《龙书》诗中的典故，连李绂这样博闻的学者尚且不能全知，可见其僻。汪氏部分诗注太多，让人生厌。如他的《题夏承碑拓本》，全诗十九韵二百六十六字，而他对原诗的注释详解达五百余字。汪师韩在诗里大量自注的行为，遭到了袁枚批评：“韩门先生《蚊烟诗》十二韵，注至八行，便是蚊类书，非蚊诗也。《赠友》云：‘知来匪鹊休论往，为主如鸿喜得宾。’上句注：“《淮南子》：‘干鹊知来而不知往。’”下句注：“《孔疏》：‘鸿以先至者为主，后至者为宾。’作诗何苦乃尔？”[2]（119）从诗歌角度来看，注释使这些诗的意境被分割得支离

碎。
　　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萚石。诗学韩愈和黄庭坚，造语盘崛，写诗主要在章句上与他人争奇，很少用僻字僻典，但因为当时学界风尚是通经好古、弃虚崇实，钱载不愿意被人们看作空疏寡陋之士，所以他的一些诗也“每使不经见语，自注出处，如《焦氏易林》《春秋元命苞》《孔丛子》等，取材古奥，非寻常词人所解征用”。由于这些诗“原本经籍，润饰诗篇，与‘同光体’所称‘学人之诗’操术相同，故大被推挹”。[3]（176?177）钱载这类用僻典、加注的诗，常被人们看作学人诗。钱载学人诗数量不多，但对翁方纲学人诗创作理念的形成，却有一定影响。二人以诗文相交达十多年，“方纲与萚石相知在通籍之前，而谈艺知心于同年中为最。自己卯春，萚石自藜光桥移居宣南坊，方纲得与晨夕过从，至今十有八年，中间方纲使粤者八年，而前后共吟讽者则十年”。[5]（378）钱载对翁氏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程日同认为：翁方纲在其《杜诗附记》中大量移借钱载评语，而这些评语中包含了学人诗的指导思想——肌理说的主要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肌理说是钱、翁二人共同完成的。只是二人角色不同，一为奠基者，一为极端发展和表述者。”[6]（101）
　　除上面几位外，史学家全祖望的部分诗作也可被称为学人诗。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学者尊称为谢山先生。“其诗学山谷而不甚工，古诗音节未谐，尤多趁韵，然直抒胸臆，语皆有物。其题目小注，多关掌故，于南宋、残明事，搜寻幽佚，尤足以广见闻。”[7]（957）诗里加注，且多关掌故，与翁氏相类，但直抒胸臆胜于翁氏。全祖望的诗里有较多关于考证学问的内容，也有较多自注。这些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把诗歌当作显示学问的工具。 　　二
　　与钱载等诗人相比，翁方纲的学人诗数量更多、更为有名。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府（今北京）大兴县人。翁氏曾说：“有诗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有学人之诗。齐、梁以降，才人诗也；初、盛诸公，诗人诗也；杜，则学人诗也。然诗至于杜，又未尝不包括诗人、才人 矣。”[8]（154）翁方纲将那些使才用典之诗称为“才人诗”，而对人们普遍赞美的热情洋溢、具有浓郁浪漫气质的唐诗，名为“诗人诗”。他最欣赏的是兼包前两种诗风的杜甫学人诗。比翁氏稍早的学者兼诗人杭世骏也提出过学人诗名称：“三百篇中，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何谓学人？其在于商则正考父，其在于周则周公、召康公、尹吉甫，其在鲁则史克、公子奚斯。之二圣四贤者， 岂尝以诗自见哉？学裕于己，运逢其会，雍容揄扬，而雅、颂以作；经纬万端，和会邦国，如此其严且重也。”[9]（296）杭世骏所言的“学人之诗”，是指《诗经》中《雅》、《颂》类的诗。他看重这些诗“经纬万端，和会邦国”的社会作用，并且指出这样的诗“严且重也”，即诗风严肃、庄重。翁方纲此处所指的学人诗显然可以把杭氏重政教的“学人之诗”包括进去，但实际上翁氏学人诗基本无关政治，只包含了大量具体学术知识。
　　翁方纲有诗六千余首，其弟子吴嵩梁和学者陶凫芗都将其诗分为两类。吴嵩梁分法为：“性情风格气味音节得诗人之正者为内集，考据博雅以文为诗者曰外集。”[10]（484）此分法得到了翁氏认可。陶氏认为：“先生（指翁方纲）诗分两种，金石碑版之作，偏旁点画剖析入微，折衷至当；品题书画之作，宗法时代，辨订精微。”[10]（484）由两种分法可以得知：翁方纲把经史、金石的考据研究写进诗中的“学人诗”，无疑是一生中写的最多的。这类诗多七言古诗，诗前有序或题注，序、注本身也是经史或金石的考据勘研文字。其诗几乎可以作为学术文章来读，往往写得佶屈聱牙，毫无诗味。翁氏这类学人诗最多、最为世人瞩目。另一类记述作者生活行踪、世态见闻或摹写山水景物之作，数量很少。
　　在“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观念的作用下，翁方纲“在诗歌创作中，也大量倾注学问，甚且每每夹以考据。如其《汉石经残字歌》、《汉建昭雁足灯款拓本，为述庵先生赋》、《未谷得宋铸铜章曰山谷诗孙，以赠仲则，诸公同赋》、《山谷诗孙印，未谷来索诗，又赋此》等等，都是以学问为诗，以考据为诗。这样的作品尽管在其他诗人那里也未尝没有出现，但他们大抵是偶尔为之，聊备一格，而在翁方纲，却连篇累牍，满眼充斥

，形成了一个突出的创作特征。”[11]（238）陆廷枢就认为翁诗“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 诗”。[12]（361）翁方纲不仅把学问当作诗歌创作的基础，而且将其看作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题材。这与许多在诗中用典的诗人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只是把典故作为手段，是为了使诗歌形式更典雅、华美，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感慨、性情，而翁诗却迥然不同。下面录其诗一首，可看出翁氏诗歌一些特点。《潮州谒韩祠十韵》（括号里的为原诗注）写道：“公来八月住，地特爱东山。栽植笼葱处（公手植橡木），登临莽苍（上声）间。淳熙重建屋（郡守丁兄元），文惠昔披菅（宋咸平二年，陈文惠公倅潮始建祠于韩山）。亭已南珠换（祠旧在城南，其旁有南珠亭），人犹北斗攀。升阶循岌嶪，凿井问潺湲。神岂潮专在，文卑汉以还。起衰随地化，原道尚堂颜（韩山书院有原道堂）。峰倚青三架（一名笔架山），江空碧一湾。苏公文不朽，元祐迹谁扳？剩有重摹字，模糊绿藓斑（苏碑久不存，今庙中成化间重刻已漫 漶）。”[12]（374）此诗完全成了一篇游记，一篇有韵之文，而且没有多少真情实感，主要在显示自己的博学多闻。此诗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大量自注。
　　翁方纲推崇黄庭坚的诗作，因为黄庭坚许多诗，是在渊博的学问基础上写出来的，可以体现诗人学富五车的涵养。翁方纲曾经非常感慨地谈道：“山谷际欧、苏蔚起时，独以精力沉蓄，囊括今古，其取材非一处，而其用功非一日也。……然后知古人一字一句，皆有来处。至于千汇万状，左右逢源而无不如志者，非可幸而致也。”[5]（635）翁方纲学人诗内容上以学问为主，形式上也讲求“肌理细腻骨肉匀”，即合乎绳墨规矩。
　　翁氏大量写作学人诗，除了前面提到的经史考据之风兴盛、文字狱现象较多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翁氏为了纠正当时其他诗学理论的流弊。王士禛标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在失去了清初现实基础后流于空虚。沈德潜倡言的“格调”说也因为一味模仿复古，缺乏独创性和灵活性，而被人们质疑。翁方纲提出“肌理”说讲究“诗法”，正是为了以质实来补救“神韵”、“格调”说的流弊。其友人陆廷枢在《复初斋诗集序》里论述道：“自渔洋先生取严沧浪以禅喻诗，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于是格调流于空疏，神韵沦于寥阒矣。吾友覃溪盖纯乎以学为诗者欤！”[12]（361）翁方纲博通经史，尤其擅长金石书画之学，撰有多种相关著作，如《两汉金石记》、《经义考补正》、《庙堂碑考》等。“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证至精。”[13]（13395）写学人诗既可显露学问，也可尽量避免因文字不慎带来的巨大灾难。
　　三
　　翁方纲等人的学人诗，虽然在诗歌题材和范式方面有一定的开拓，但由于此类诗多言事说理，背离了诗歌注重抒情的传统原则，所以自产生之日起，就多被批评。与翁方纲多有交往的洪亮吉就写诗道：“只觉时流好尚偏，并将考证入诗篇。美人香草都删却，长短皆摩击壤编。”[14]（1246）既谈到学人诗的影响，也对此类诗缺少情韵暗含不满。在其《北江诗话》卷一里，洪亮吉直接批评翁方纲的学人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强调诗歌写真情的袁枚，更是指责翁氏等人的学人诗堆砌典故、把抄书当作写诗：“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2]（146）诗歌用典本来应该是完全自然的，需要用才情驱使，要用得天衣无缝，不能把写诗当作写考据学文章。袁枚也批评诸锦等人的诗“涩闷”，多注。朱庭珍认为：“翁以考据为诗，饾饤书卷，死气满纸，了无性情，最为可厌。”[15]（2364）几位诗人兼诗论家都指出了学人诗堆砌、缺少性情的缺点。 　　作为学人诗代表作者的翁方纲，其学人诗在弟子辈以及后来的部分学者那里得到了较多推崇。韩国学者金正喜（1786—1856）在《阮堂诗话》里就高度评价翁方纲的诗作：“覃集果难读，经艺文章金石书画打成一团，非浅人所得易解。然细心读过，线路脉络，灿然具见。特世人不以用心，外舐没味，不知谏果之回甘，蔗境之转佳耳。以鄙见闻，乾隆以来，诸名家项背相连，未有如钱萚石与覃溪者。”[16]（3

316）此论明显溢美过甚。翁诗是脉络比较清晰，内容多涉学问，但诗歌成就无疑与当时赵翼、袁枚等人有较大差距。金正喜此论，大概是因为曾得翁氏赏识。金正喜，于嘉庆十四年（1809）到北京拜访过翁方纲，受到翁氏的赏识，书“经术文章，海东第一”赠之。金正喜回国后，经常以书信向翁氏请教。张维屏说：“《复初斋集》中诗，几于言言征实，使阅者如入宝山，心摇目眩。盖必有先生之学，然后有先生之诗，世有空疏白腹之人，于先生之学曾未窥及涯涘，而轻诋先生之诗，是则妄 矣。”[17]（621）此论看重的是翁氏诗歌的知识性，避而不谈诗歌抒情功能，大概也是因为知遇之故。陶凫芗称赞“其学问既博，而才力又足以副之，故能洋溢纵横，别开生面，不可谓非当代一大家也”[10]（484），亦是溢美失实。翁方纲可算学者，但诗才并不很高。徐世昌从实际出发，既同意洪亮吉等人对翁诗的批评“持之良非无故”，又指出“覃溪以学为诗，所谓瓴甓木石，一一从平地筑起，与华严楼阁弹指即现者，固自不同”的特点，即其诗歌有实在内容。并认为：“‘兴观群怨’之外，‘多识’亦关诗教，且其深厚之作，魄力既充，韵味亦隽，非尽以斗靡夸多为能事。遗山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读覃溪诗，亦作如是观耳。”[10]（484）徐世昌认为翁氏学人诗可以使人“多识”，但“多识”只应是诗歌吟咏情性后的副产品，故徐氏此论当与其时乾嘉学风还有较大影响有关。至于翁方纲韵味隽永的诗，是有一些，如：“客路旬经雨，林峦翠倚空。不知秋暑气，直与岱淮通。旧梦千涡沫，思寻百步洪。大河西落日，穿漏一山红。”[12]（370）此诗写景真切，闲适、怅惘之情弥漫其间。但数量太少，难以代表其诗风。
　　学人诗的影响，除了“以学为诗”的鲜明特质外，很大程度是由于翁方纲广泛的交往、能宏奖风流的做派造成，而不是因为学人诗作者们诗论高明、诗篇高妙。翁方纲“所结交者派别不同，风格各异，如钱大昕、王昶、法式善等人主格调，蒋士铨、赵翼、洪亮吉等人主性灵，此外还有钱载、程晋芳、吴锡麟、张埙、黄仲则等人”。[18]（43）这些人中，赵翼、洪亮吉等诗坛大家、名家肯定不会去效仿翁氏的诗，就连与翁氏长期论诗的钱载，诗作和翁氏相类的也只是少数，其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是那些有真挚感情、语言较质朴的诗作，如《到家作四首》其二：“久失东墙绿萼梅，西墙双桂一风摧。儿时我母教儿地，母若知儿望母来。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万念不如灰！曝檐破袄犹藏箧，明日焚黄只益哀。”此诗语言通俗质朴，比喻形象生动，对母亲的哀悼出自肺腑，真挚感人。翁氏堆砌学问的学人诗，创作相对比较容易，钱钟书曾云：“以萚石之学，为学人则不足，而以为学人之诗，则绰有余 裕。”[3]（177）翁方纲的影响，主要在弟子及后学中。“翁方纲讲诗学，大家、名家不屑听，不屑与之讨论。他的肌理说只能讲给虚心的小诗人、应试的学子 们。”[19]（86）仿效、学习翁方纲学人诗的，也多是弟子辈。陈衍就曾谈道：“覃溪自命深于杜学，其实所知者山谷之学杜处耳，只可以傲门下谢蕴山、冯鱼山 辈。” [20]（979）
　　弟子辈诗人中，谢启昆受翁氏学人诗影响较大，部分诗作可以被称为学人诗。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著名学者、方志学家。其《咏史》诗较为人看重。王昶曾这样评论谢诗：“蕴山为覃溪少卿入室弟子，笃信师说。故宦辙所至，留心著撰，在京口邗江遇古迹题咏而表章之。……为诗不名一家，而详于咏史，足资后来考证。”[21]（87）谢启昆以诗记史的做法，符合翁方纲学人诗重学观点。弟子辈中其他一些诗人，后来虽然与翁氏学人诗面目大为不同，但或多或少受到翁诗影响。如“岭南四子”之一的冯敏昌（1747— 1806），字伯求，号鱼山，“弱冠时，受知于翁覃溪，覃溪既殁，语及辄唏嘘……尝遍游五岳，周历边塞，广搜金石，故其诗瑰奇怪特，盘郁崒嵂，岿然为岭南大宗。”[22]（8）再如翁方纲称为诗坛大敌的张维屏诗，被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评为“清新婉丽，体物浏亮，如海底木难，斑驳眩目”。又如被王昶赞为“诗如天风海涛，苍苍浪浪，足以推倒一世豪杰”的吴嵩梁，“诗笔纵横，排戛议论，藻采足以佐之。自编诗集，以诗代序，历述同时袁子才、王梦楼、洪稚存、黄仲则，交相推许，次及西江唐、宋以来诸诗人，瓣香所在，惟

属心余”，[22]（229?230）这些诗人取法广泛，看重的是诗人诗法，而不是学者诗法，所以才诗名颇盛。但这些诗人的诗歌，也还依稀有学人诗的影子，如冯敏昌诗歌的“瑰奇怪特”， 张维屏诗的“如海底木难，斑驳眩目”， 吴嵩梁的“藻采”，都有学问显露诗中。诗人梁章钜（1775—1849），字茝中，号茝邻，陈寿祺在《藤花吟馆诗钞跋》中认为虽然梁诗只是“间效其体”，总体上则与翁方纲诗不类：“茝邻之诗，自嘉庆癸酉入都以后，从覃溪游，间效其体云耳，其才力之雄，固自足深造古人之堂室，恶在其为墨守覃溪也？”[23]（80） 但是，“间效其体”，也足以说明翁氏学人诗在当时具有一定地位。翁方纲在赞扬梁章钜“最后至而手腕境界迥异时流，不名一家而奄有诸家之美”时，也提到自己“门下诗弟子百十辈”。[22]（276）这众多弟子不管对学人诗效仿了多少，都无疑扩大了此类诗的影响。
　　学人诗在引起较大反响的同时，因为脱离了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形象性和含蓄性不够，侧重理性思维，所以在大诗人那里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此类诗重视学问的做法，被不少学者认可，在稍后诗人那里也有回应。汪辟疆就说：“近代诗家，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余，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24]（287）当代学者黄霖等也认为：“道、咸年间的程恩泽、郑珍、何绍基和清末沈曾植等，所产生的学人之诗和宋诗运动， 都由肌理说推动而来。”[25]（383）程恩泽等人在信服翁氏肌理说的同时，也无疑会在具体写法上向翁方纲等前辈的学人诗学习、借鉴。近代著名诗论家陈衍这样谈论学人诗和“诗人之诗”的差异：“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著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20]（382）他认为虽然“诗人之诗”较“学人之诗”为易，是写诗基础，但如果忽略此过程，就只能是“学人”，不能达到诗歌最高境界“不先为诗人之诗，而径为学人之诗，往往终于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盖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也”。[20]（197）陈衍此论是看到了翁方纲等学人诗的弊病后作出的改良，但对诗歌而言，学问并不等于诗歌。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歌最重要的还是要以情动人。 　　参考文献：
　　[1] 萧一山. 清代通史（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 [清]袁枚. 随园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3] 钱钟书. 谈艺录（补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4] 钱仲联.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5] [清]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m]. 续修四库全书（第 1455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6] 程日同. 钱载诗学是“肌理说”的一个当世渊源[j]. 河北学刊， 2010（4）： 101.
　　[7] 李慈铭. 近世文化书系 越缦堂读书记（5）[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8] 陈伯海. 唐诗学引论（第2版）[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9] [清]杭世骏. 沈沃田诗序 [a]. 道古堂集（文卷十）[m]. 续修四库全书（第1426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0] 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第二册）[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8.
　　[11] 朱则杰. 清诗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12] [清]翁方纲. 复初斋诗集[m]. 续修四库全书（第 1454 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3]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4] [清]洪亮吉. 洪亮吉集（第三册）[m]. 刘德权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5] 郭绍虞编选. 清诗话续编[m]. 富寿荪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6] 邝健行， 陈永明， 吴淑钿编. 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7] 张维屏. 国朝诗人征略[m]. 续修四库全书（第 1712 册）

[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8] 刘仲华. 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9] 张然. 肌理说： 中才诗人的学诗指南[j]. 文学评论， 2009（4）： 86.
　　[20] 陈衍. 陈衍诗论合集[m]. 钱仲联辑.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21] [清]王昶. 蒲褐山房诗话新编[m]. 周维德辑校.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
　　[22] 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第三册）[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8.
　　[23] 王同舟主编. 中国文学编年史（晚清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24] 汪辟疆. 汪辟疆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25] 黄霖， 袁世硕， 孙静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