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世界范围内媒介发展的主导和擎动因素，媒介规制和所有权则由于各国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而体现出媒介融合的内涵、实质不同。媒介融合遭遇中国媒介土壤和文化认同的差异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对其予以致思与评骘，认为应将媒介融合严格限定在新闻生产及其传播效果领域，任何超出其内涵规定的无限制的延展就会成为谬误。目前媒介融合研究过热是一种理论变异与学术喧闹。
　　关键词：媒介融合；中国媒介；坦帕模式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159－08
　　收稿日期：2011－05－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6jdxl84)
　　作者简介：南长森，男，陕西兴平市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石义彬，男，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媒介融合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和“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正如美国伊利诺大学厄本纳一香槟分校洪宇博士所说：“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自媒介融合译介至中国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其译介、提倡、推动等远远超出其他学术研究的范围。WWW.11665.com从研究态度和方法看，一些研究是出自穷究学理的科学研究，一些研究则是出自情有独钟的热捧，一些研究则出自人云亦云的跟风。就美国而言，目前较流行的观点有：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认为，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认为媒介融合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莱恩-布鲁克斯认为“媒介融合是一个新闻学上的假设”。对此，中国学术界先是由“英文阅读、中文写作”的学者介绍、释义，然后是一些学者接受、演绎。继之是学界、业界开始应用。一些学者认为，“媒介融合仍是一个认识不一、含混不清的概念，各种媒介融合实践仍处于不成熟阶段，有关媒介融合的种种论断都未形成科学的理论”。本文拟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探究媒介融合应有的涵义、面貌和本质，并对流行的观点进行致思和评骘。
　　一、媒介融合有无边界：媒介融合的边界与其应有的科学内涵
　　从逻辑归谬法来看，媒介融合的边界在哪里?媒介融合是不分媒介地域，不分媒介种群，不分内容属性，不分民族国别，越大越好的融合，还是有规律、有边界、有目的和有层次的融合?从媒介区域分布看，无论中国的省地还是外国的州县，都拥有地方报、刊、广、电、网等媒介，任何人似乎都无力将其整合成一种媒介，也无这个必要。正如国家广电总局原副总编黄勇所说：“无论从国家信息文化安全的角度讲，还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讲，全中国不可能只有一个物理网络。‘三网合一’，那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现在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都还没有做到‘三网合一’”。从媒介种群的分布来看，人类传播媒介形态的演变规律是继承叠加发展的，既使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原初的声音、书写传播照样有其无法替代的功能。因此，提倡、允许一种媒介生存而扼杀、限制另一种媒介生存不符合媒介生态的演变规律。从民族、国别来看，任何媒介都是一国或当地民族的生活方式之必需，即使媒介不含意识形态，仅就语言的多样性和技术的复杂性而言，恐怕世界上永远都难以出现一个供地球70亿受众都能看得懂、听得懂、用得上的媒介。从内容设置来看，媒介级别、类型、形式不同，它传播的功能、作用和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也自然不同。传播专业信息和大众信息，传播科技信息和娱乐信息的媒介自然不会融合在一起。《自然》《科学》等自然科学杂志刊载的信息自然不会和都市报的新闻信息融合在一起。从形式逻辑归谬法来看，将某一事物的发展推到极致就会就会产生谬误。基于此，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媒介融合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应有其科学的内涵。
　　从原初定义翻译看，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的定义就有不甚科学之嫌。宋昭勋

为，“根据牛津英文词典的注解，convergence一词最早源于科学领域，如1713年英国科学家威廉·德汉(wil－liam deham)谈到光线的汇聚或发散(convergenceand divergence)；其后，经普尔·高登、安德鲁·莱彻逊翻译后对我国新闻传播有重要影响。蔡雯、章于炎的研究都将媒介融合限定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使其没有衍生出“融合”一词的中文含义和语境中过多的附加意义。这无疑可以看出，当初的翻译是忠实于原文和美国媒介实际的。蔡雯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始终将其限定在融合新闻(convergencejoumalism)或新闻媒介中，章于炎也是从优质新闻业务谈媒介融合。然而，现今的媒介融合无限制地生发和外延，使媒介融合本来就可能产生歧义的界定更加难以表述，从而引发太多质疑，如产业融合和媒介融合是何关系?从概念种属关系看，谁的内涵大?谁的外延广?媒介作为信息产业它是“产业”种概念之属，产业有第一产业的农业，也有第二产业之工业，也有第三产业之服务业，何况，产业是经济学的概念，媒介是传播学的概念，媒介融合应是产业种概念之属。从语义学来看，“产业融合”、“媒介融合”作为主谓词组无级量差别，若作偏正词组则有前者修饰后者之别；从逻辑上分析，“产业融合”包含“媒介融合”而不是相反。故此，两者在交叉中应以产业为重并作为媒介生存的基础。由此看来，产业融合内涵要大于媒介融合，或者说媒介融合应隶属于产业融合，而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将产业融合隶属于媒介融合，这就难怪遭人质疑。李良荣认为，在没有跨媒体组合，也没有跨行业组合的前提下，“我们国家媒体融合的前景何在?”陈国权认为，“媒介融合易导致内容同质化”。另外，融合之后出现的高度垄断将会对民主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也是令人十分担忧的。尽管中国与外国的传媒环境不同，但传媒发展有其共有规律，我们应顺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来探求媒介融合的现象和规律。对此，应消除翻译语境中的歧义，寻求其共同之处。具体说来，因为中文融合有“融化”、“消融”之意，且有化学反应的“合成一体”之意，按media convergence一词的原意将其译为“媒介聚合”，“聚合”就是和而不同，各种媒介各有其位，互不湮灭，只是传播强势程度不同而已。这样，任何形态的媒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都能拥有其位，都能生存。基于此，媒介聚合就是指新闻媒介形态受新媒体技术和受众市场的牵引，为最大化地获取传播效果而发挥媒介自身优长却不失其自身形态的新闻生产的理念和方式的新业态。目前在中国的媒介土壤中，这种新业态还是一种拟态行为。如果将媒介融合放在新媒体技术变迁、媒介规制变迁和媒介运营规则变迁的三维坐标中去衡量，那么，媒介技术就是催生媒介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发生变革的主导和擎动因素。然而从媒介生态学角度而言，媒介规制和媒介市场也是媒介变革的关键。可以这样说，媒介技术是催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变革的通用货币。但是，媒介制度和市场则因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而各有倚重。不注重规制和市场未必能及时调节媒介融合进入改革领域。因此，不应将媒介融合扩大化、神圣化和万能化，应将媒介融合限定在新闻媒介的新闻业务聚合上才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媒介融合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新闻生产的新理念、新方式呈现出的拟态行为；其实质是一些市场化运作程度高的传媒企业利用跨国企业全球扩张寻求传媒企业新闻生产最大利润和传播效果的良好愿望和企图；其诱因是新闻竞争的加剧和新媒体技术传播传受互动、网主天下规则的改变。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媒介融合不是新的传播方式和新的业态淘汰传统的传播方式和通用业态，而是吸纳优长，共体同生。目前的书、报、刊、广、电、台作为人类信息传播通用方式已被历史证明各自具有其不可取代的功用，给受众的感觉似乎被新媒介的便捷方式逼其退出大众传播领域，这在将来也许是完全有可能的。否则，传播科技信息的专业媒介与传播娱乐信息的大众媒介融合在一起只能像恩格斯讽刺的那样“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一样荒唐。但是，这种混淆媒介不同形态和传播属性的论调却大有人在。当下，一些大的报业集团的老总热衷赢者通吃，强调企业的盈利属性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但作为信息产业文化企业不像一般的经济企业，它的精神文化属性受到文化品位和质量的制约，它的内容生产的同质化和重复率高会影响传

播效果的认知生成，因为受众在新媒体语境下是积极主动的，网主天下的信息爆炸和遥控天下的选择自由是辩证统一的。何况历来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和检测都如潘忠党所言，几乎每一个大家熟悉的媒介效果的假设都将假设当理论，将理论简约为现象。因此，传媒企业老总想象的媒介融合后新闻·次生产，复次、多次传播也许同样难逃传播效果理论假设的臆想和猜度之嫌。 媒介融合的实质有何不同：媒介融合的路径障碍与文化认同差异
　　以上从历史逻辑的时空观和现实逻辑的问题意识来反观、总结和归纳媒介融合的内涵、实质，前期的翻译、介绍、研究以蔡雯、章于炎、宋昭勋等人为代表，将媒介融合放在新闻业务综合运作的创新维度进行研究。应该说前期的重点在新闻传媒业务论域之内，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恰当的。作为一新生事物，媒介融合负载了美国媒体实践和传媒环境中太多的“隐喻”。故其定义至今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认同，不仅给美国留下了诸多歧义的解释，而且也给中国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中美对媒介融合理解不同的实质性差异在于：翻译语义信息负载了两国媒介环境中太多的歧义，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认同的差异。时至今日，媒介融合在中国迅疾向多元化、全方位和纵深化发展，却难有权威性的认同，这集中体现在研究向媒介形态融合、媒介组织融合、媒介规制融合、媒介所有制融合、媒介教育融合、媒介产业融合等方面渗透和推进并呈辐射式发展。学术论文、著作和学术会议、讲座明显增多。好之者大加称赞，迷之者趋之若骛，行之者勇于实践，疑之者一头雾水。解谜之扣似乎都集中在对媒介融合的实质的理解上。媒介融合，从中文字面意思理解，是不同形态的媒介融合在一起形成受众通用的媒体。这一解释在现有学者的论文中屡见不鲜。然而常识性的问题让人质疑：报、刊、广、电都变成以网媒为主的全媒体或通媒体，向不同受众传播信息，这可能吗?这现实吗?因为，人类传播五种方式的演变即可证明，新生传媒对传统传媒都是在继承中“叠加”发展的，至今仍不见原始的声音传播消失在新生媒介上就是证据。正像丹尼斯·麦奎尔所言：“为了顺应新媒介的出现，大众媒介也正在调整、扩展，以迎接挑战”，“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显示‘大众媒介’正处于衰落中”。因此，媒介融合其功能性的实质应为不同新闻传媒控者为最大化地获取传播效果而发挥媒介自身优长，却又不失其自身形态综合开发利用新闻资源的拟态行为。这一行为随着媒体演化目前难以界定其性质、功能的走向，因主观色彩强，还难以进行科学测度。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哪一种、哪一区域媒介是由于媒介融合创造了令人仰观的效益。就媒介融合的目的而言，主要是传媒企业为传播效果最大化而寻求媒介的新业态，这样媒介融合的演化方向和结果自然是要诞生新质态的媒介，但是，新媒介应吸纳传统媒体优长而不能横空出世，即使新业态的媒体诞生也应与传统媒体并存发展。当前的报、刊、广、电和网竞争发展，只是在传播强势上有所不同，但也不会被新生媒介吞食消亡。就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媒介会覆盖全世界的受众，这就好像不能让全世界的人穿一种衣服吃一种食品一样。另外，任何媒介的单一化都可能导致意识形态、文化传播的单一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当然，受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使现存大众媒介成为专业或特殊媒介，比如报纸受数字媒介、手机报等的冲击不再受大众的青睐可能退出大众媒介领域，这不仅有可能，而且也许会转化成现实。
　　本文利用逻辑规律方法界定媒介融合的实质，客观地说，在大众信息传播领域，新闻传播媒介为了获取受众市场的最大化或全方位覆盖，克服信息间歇和信息分级对受众造成的瞬间盲区，同时为了提高新闻生产力完全有可能、有必要进行媒介融合。但受众信息饱和之后，即使信息再“一鱼多吃”，毕竟还是同质信息，受众拒绝接受。对于专业媒体，诸如科学、文化媒体，如果都能融合，不但泯灭了事物的个性，也扼杀了受众的个性。因此，在界定媒介融合的内涵之后，还应对媒介所有权融合、产业融合等关键问题作一分析。
　　如何评价“媒介所有权融合”?这是如何看待媒介融合性质的另一佐证性的问题，中外认识大不相同。资本主义国家媒介所有制大多是私有制，媒介是由传媒公司和新闻集团掌握，媒介受市场驱动，在利益制衡条件下可以自我调整，“坦帕模式”就是很现实的例子。西蒙·詹科夫等人在对媒介控制调查中发现

：“在全世界范围内，媒体被家族或国家所控制。在97个国家的调查对象中，只有4％的媒体、企业是多方控股。不到2％的媒体企业是其他形式的所有权结构，仅仅2％的媒体企业归雇员所有。平均起来，家族控股的报纸占报纸总数的57％，家族控股的电视台占报纸总数的34％”。这种家族控股的媒介企业发展成为默多克传媒帝国，其媒介融合的程度自然会相当高的，而其麾下的报刊电台的“窃听”事件对英国政治产生的影响难道还不能证明垄断对社会的危害吗?而在中国，媒体为国有制，其所有制分属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受众群体的公有组织。任何媒体所有权的改革不仅是经济利益大调整，而且关乎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和谐等问题。因此，媒介融合既要考虑到行业自身利益，还要顾及社会其他部门，尤其是后者，这是影响中国传媒融合慢于美国的主要因素。
　　中美媒介融合进程有其共同的演进特点：都是以技术进步为牵引，以惠及受众为目标，以寻求利益最大化为诱因，从而形成媒介融合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特点似乎无人质疑。然而，在媒介融合的路径中产生分歧，到底是像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所言的“所有权融合”(ownership convergence)、“策略性融合”(tactical convergence)、结构性融合(structural convergence)、信息采集融合(information－gathefing convergence)、新闻表达融合(storytelling orpresentation convergence)，还是像美国鲍尔州立大学戴默所言的交互推广(cross－promotion)、克隆(clo－ning)、合竞(competition)、内容分享(content sha－ring)，抑或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内容融合、网络融合、终端融合，甚或大媒体产业融合以及电信、互联网、多种类出版和广播电视的融合。凡此种种，有关媒介融合的分类形态，如果涉及内在本质，因中美国情以及文化认同的差异，会呈现出迥然各异的观点。美国媒介自1996年《电信法》公布以后逐渐打破信息设置行业、信息内容生产行业、信息资本投入行业、信息监管行业的界限，在利润制衡前提下，会寻找跨媒体、跨行业、跨国的联盟。媒介融合“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媒介融合当然是依靠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而路径障碍则是在利益结盟之前提下谁先试水?从哪个环节试水?虽然有21世纪初时代华纳的结盟，但2009年12月9日最终还是分道扬镳，走向分裂。这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融合集团，尤其是跨国、跨洲际的传媒集团并未出现，而人们目前公认的美国最著名的媒介融合例子——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媒介总公司小试牛刀，这家公司的《坦帕论坛报》、wfa电视台和tbo.com网站在2000年3月份搬入一座占地12.1万平方英尺、造价4 000万美元的新的新闻中心。这3个媒体的新闻编辑部的员工不再只为一家媒体服务，而是通过媒体平台同步发布“消息”。这一媒介融合的雏形是从新闻表达融合开始的。新闻业作为大众传播业，社会关注度高，受众参与广泛，商家盈利高，媒介融合的障碍在一集团或公司、地域自然少些。加之美国的传播业监管淡化意识形态，信息产业和其他行业之间转换相对自由，故媒介融合初露端倪，而我国的媒介融合似乎还缺少这样的案例。国内一些报纸在“媒介融合的大势所趋”下，“纷纷在实践中大兴土木，落实它”。但是，“取得实际收效的有多少呢?”“一些报纸的新闻网站也做了十几年了，又有几家能实现赢利或者形成一定规模呢?”在跨媒体出版中似乎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多数出版社跨媒体出版尚未实现赢利，其中投入产出基本持平的图书出版社占了较大的比重”。中国媒介融合的进程较为复杂，其路径障碍与美国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除政策体制以外，还有行业壁垒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 体所有权私有制不同，中国的媒体所有权是国有(公有)制，媒体格局是四级建制、混合覆盖：既有中央纵向宏观管理，又有地方横向行业管理；媒体市场分布和占有就更复杂，既有党报、党刊、党台，又有都市报、刊、台，也有行业报、刊、台，加之以互联网做平台，都集中在信息传播内容生产改革这一焦点上。最近三网联合，又使电信业、it业媒介产业垄断经营需要打破之声呼之欲出。那么，三网合一、三网融合到底是谁吞并谁?谁是龙头?从目前工作进程看，由于利益制衡和行业壁垒坚实，这一工程正在12个城市试点，其效果还难以评估。但是，三网

融合慢的主要原因恐怕是电信基础设施行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于传媒产业，传媒产业进行产业融合犹如小蛇吞象难以撼动电信业。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中心发布的《2009年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为4220.82亿元。而中国电信业2月份总产值为556.14亿元。两相比较，孰重孰轻，不言自明。另一重要问题是，从媒介的产业属性来看，中国恐怕和外国也一样，任何政治逻辑都要大于经济和产业逻辑，何况产业属性要远远大于传媒产业。当下，一些研究者屡屡提出三网合一，传媒业做大头。然而现实的逻辑是谁有资本谁腰粗。在外国，也许可以由于经济杠杆进行调节，但在中国必须靠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更何况三网合并以后人们期望的媒介融合是谁主政前景难卜。
　　对媒介融合实质的不同理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文化认同的差异。如果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认识，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我们不能一味地接受，也不能一味地排斥。因为“认同”本身就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中寻求认识的真谛。正如社会家汉斯·摩尔所认为的那样，“认同是一个人在混沌环境中所占据的稳固方位，个人能够据之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的防御；在社会层面，认同是对一个基本的普遍拥有的信仰、模仿及价值的综合，它能抵抗外在事物对本身环境与成员的威胁及维续自身”。对于媒介融合，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来认识，这里的“积极的防御”不是排斥，更不是拒绝，而是合理的吸收为我所用。这里的“维续自身”，就是能维护民族文化血脉的健康流淌。对此，我们要警惕媒介融合在商业逻辑掩盖下形成的文化霸权对我国媒介文化的侵袭。尹韵公认为，“科学技术的背后都或浅或深地隐藏着文化和制度的逻辑，接受一项别国的技术往往意味着要接纳其背后的文化乃至制度。近年来新媒体在中国所引发的一些问题，分析其深层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在文化乃至传媒制度方面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导致的。”除此之外，更应警惕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对人文主义的戕害。正如马尔库塞所认为的，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价值理性成为统治理性，即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成为控制人、社会、自然的主要手段，社会文明愈是发展，科学技术愈是进步，就愈扩大对人性的奴役和摧残。技术理性使得个人意识、内心自由、心理本性的私人天地被完全占有，个人成了没有反抗性和挑战性，只满足物质需求的单面人；社会成了没有反对派，没有反对思想的单面社会。以此来衡量，媒介融合到底应是人文至上，还是技术至上?这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到单个的人，“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和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受众在认知中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积累和文化心理来判断事情的正误，从而形成一种先人为主的刻板效应。中国的受众对传播业的认识在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政治家加商家加专家办报(台、刊、社、网)的思维模式，似乎媒体做内容产业是天经地义的，电信业做内容产业似乎不务正业，旁门左道。而在现有的政策规制中是不允许电信业做内容产业、办媒体的。一旦放开，电信业凭借雄厚资本和现有技术，吸引高端媒体人才，现有媒体哪有招架之力?谁融合谁，谁做主业则很难预料。因此，人们文化认同的差异也是媒介融合缓慢的原因。
　　三、是实然性的现象归纳还是应然性的理论假设：学术喧闹与理论变异
　　社会科学研究的显著特点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人的认识受客观事物发展的限制。正如康德所言：“知识是外部经验加诸于内在认知结构的产物。”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进行实然性的现象归纳研究，探究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趋势，进行应然性理论假设研究，预测事物发展的前景。这两者都应具有科学性并以实践为基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认为，“近来社会科学界包括传播学界有一种倾向，就是以为纯思辨可以罔顾现实。罔顾现实有时候就让我莫名其妙，中国的现象是这么回事吗?所以从事思辨研究是一种路径，跟从事经验研究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你的根要扎在现实中，要接地气。”纵观媒介融合进程及其研究现状，基本上采取了上述两种研究进路。在所有的研究中，无论是微观研究技术融合，还是中观研究媒介形态融合，还是宏观研究媒介产业融合，都基本上是现象归纳和理论假设研究。美国

的假设研究以安德鲁·纳齐森的“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和布莱恩·布鲁克斯的“媒介融合是一个新闻学上的假设”，以及最早提出简练定义的浦尔所说的“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各功能一体化的趋势”为代表。这种“假设”、“趋势”、“联盟”到底是否具有科学性，要受到美国传媒实践的证实。蔡雯认为，“媒介融合”在西方新闻传播界成为研究热点，是新闻媒体的融合实践发展，然而致力于现象归纳研究最多的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章于炎、肯尼迪、弗里兹、克罗普等人，为寻找媒介融合竞争优势之间的相互性，对15位媒介融合的编辑、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和调研，主要的研究对象集中在新闻业务探讨；凯文·曼尼(kevin maney)是对“大媒体”(mega－media)产业融合的进行调查与研究的学者，维森兰特·f·福莱克(vincent f.flaik)与澳大利亚斯蒂弗里·奎因(ste－phen quinn)合著《媒介融合——跨媒体的写作和制作》，也是探讨实务操作较早的著作。这些研究都将研究重点放在在新闻实践的新闻业务融合上。不难看出，美国最初的媒介融合意图是提高新闻生产效率，获得最大传播效果。 如何呢?诚如上述所言，前期是翻译引进，然后是将媒介当成一种理论在中国的媒体实践中寻找“关联性”。根据柳絮青研究《“媒介融合”的研究评述——以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近10年有关文献的分析为依据》所涉及的论文作者身份进行统计，竟然69％出自学界，而业界人士研究仅占31％，且都是理论假设研究。近期出版的媒介融合的著作中，大多是博士论文。从研究方法上看，几乎全是定性分析和文献分析，缺少实证和调查研究。从中国媒介实践看，还找不出像《坦帕先驱报》那样媒介融合实践的例证。有人认为，河南报业集团进行报网互动是这方面的尝试。《河南日报》与河南报业网共同主办的《焦点网谈》栏目，每周二、四在报纸上刊登两个版；报社的总编和记者协助网站开设《总编在线》《记者连线》栏目，网站则为报纸提供征稿园地。这种姑且算是媒介融合雏形的例证，遭到业界人士的质疑：这与跨媒体传播、媒介联动何异?这是媒介融合原初意义上的实践行为吗?因此，国内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能否像美国一些学者那样，做一些实证研究和调查研究会更有说服力。笔者2010年9月为西安市宣传部组织的记者、编辑培训班授课时做过问卷调查，在受访的104人中，当问及“您是否知晓是哪位学者提出媒介融合的”时，竟然有95％的学员不知道，而问及“当前媒介融合的困难障碍是什么”时，86％的学员未填，由此看来，业界对这一术语并不了解。因此，无论如何，将媒介融合视为一种理论假设还是一种现象归纳，无论将媒介融合视为一种趋势，还是一种现实，都要顾及媒介实践，不能靠想象去研究。只要有利于传媒业提高生产力、惠及受众、促进社会进步，都应以期待、关注、扶持的态度善待它。
　　“媒介融合”作为译介的外来词语，由于其发展具有动态和不确定因素，因此梳理、反思、研究媒介融合在中国的释义具有更大的难度。然而，反观后视镜是为了前进，学术致思是为了提高学术进步。这一发展日炽且更趋火爆的传媒现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比20世纪末传媒界出现的“新闻策划”动用的学术资源、涉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已远远超出传播学的范围。毋庸置疑，媒介融合受技术和市场两轮驱动，在世界传媒领域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无人怀疑。但是，这一正在发生、变化的新事物，能否就是一种新模式、新理论去指导业界的实践则是令人置疑的。结合坦帕(tampa)实验，高钢在媒介融合刚进入中国就质问：“本学科的同行们能否同意——假说经过了有效检验?从实验的资料、数据中得到的结论是否合理?概括出某些结论，这些结论是否来自被检验的范围之内?”对于上述这些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坦帕仅仅是“媒介融合”研究的开始，还没有提供详细的、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资料，不但不能得出结论，也没有完整的理论可言，在媒介领域发生的种种融合行为(业界兼并和购买股权、控股、技术更新)能够称为“媒介融合”?这与媒介融合的内涵、本质之规定性何涉?则是令人置疑的。作为实验，就有成功与失败，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高钢教授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再结合最早翻译并研究“媒介融合”的学者蔡雯、章于炎的论文，他们都将其限定在一定新闻研究论域之内，没有超出新闻业务融合的范围。

而，最近媒介融合研究的炽热波及业界的践行和教育界开办媒介融合新专业。这在中国媒介融合较贫瘠的土壤里长出的是“恶之花”，还是结出的丰硕果实确实令人置疑。
　　由此看来，媒介融合研究过热是一种学术喧闹。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这是喧闹、躁动的世纪——充斥着巨型交易和惊人增长的十年。这从2006年以后的论文、著作的急剧增长就能看出问题，而开设媒介融合专业前景如何也难预料。尤其在中国，当媒介融合的实践尚未发展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供人关注时，我们只能说“问题提的越大，犯错误的风险越大”。因此，“正确地提出问题，常常比正确的回答错误的问题，更为主要”。至于对一些高校开设媒介融合专业如何看待和评价，借助蔡元培给徐宝璜《新闻学》序和康德对学科发展的看法加以说明。蔡元培说：“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烹饪、裁缝、运输、建筑之学旧矣，积久而始有理化；树艺、畜牧之业旧矣，积久而始有生物学、农学；思想、辩论、信仰之事旧矣，积久而始有心理、论理、宗教诸学；音乐、图画、雕刻之事旧矣，积久而始有美学。以此例推，则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蔡氏言下之意，学科发展要受社会发展之制约，超越社会发展，或者说社会发展未促成学科发展成为一种研究“对象”，则这一学科很难研究。另外，康德认为：“如果想要把一种知识建立成为科学，那就必须首先能够准确地规定出没有任何一种别的科学与之有共同之处的、它所特有的不同之点，否则各种科学之间的界线就分不清楚，各种科学的任何一种就不能彻底地按性质来对待了”。由此可以看出，专业作为培养人才的学科，有其严格的学科特殊性和独立性。此外，媒介融合专业的课程计划和培养目标，与国内一些重点大学正在推行的通识教育、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有何异同?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学术研究不能以标榜新名词赚取噱头，专业设置就更要谨慎和科学。
　　综上所述，媒介融合是美国新闻竞争时期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在美国也仅仅是“坦帕模式”向外延展的一种雏形，是传播主体为最大化地获取利润和满足受众需求而寻求全方位覆盖受众的良好愿望和理论假设。这是它的内涵所在和本质属性。其表现形态是一种跨媒体的传播聚合，媒介融合不是一种媒介替代另一种媒介，而是在当下复杂的媒介生态中集网络平台于一身，各就其位、共同发展。其技术路径所显示出的必然趋势给人的感觉是网络媒介似乎融合了一切媒介，这是一种假象。其媒介所有权和规制因各国社会制度和文化认同的差异呈现出认知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况且媒介所有权和媒介规制合并是世界性的难题。传媒产业和电信业融合既要遵守国家政策，又要遵循媒介发展的规律。基于这样的认识，可容看出，目前媒介融合研究过热，是借助于美国媒介融合初始时寻求新的新闻生产方式而被称为一种传媒实验模式，反而在中国的传媒实践中以模式误作理论寻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又欲指导中国的传媒运作，从学术研究方法和目的来看，已是学术研究的理论变异了。在当前媒介融合的话语中，媒介融合是有一定的时空条件的，不是所有媒介不分地域、国界、民族无限制的融合。对中国而言，在媒介融合初始阶段，最好像美国坦帕模式那样将其限定在新闻业务信息采集和表达范围内进行实验研究，不要无限制地扩张。另外，中国的媒介融合应吸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媒介新闻生产的先进性，将其严格限制在新闻媒体的业务范围内，开采、挖掘媒介产业的潜在资源，探求传播的最大、最好的效果，而不应该盲目求大、求洋，给媒介发展和媒介生态带来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