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开展有成效的传教工作，基督教传教士经过长期的摸索认定，必须在各地建立医院和开设学校。因此，公益慈善事业成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助推器。从晚清以来，柏格理及其所属的循道会会在昭通及附近地区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涉及教育、卫生和社会改良等多个方面，客观上促进了滇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但这些事业毕竟属于外国教会管辖，其动机常不可避免地招致中国官民的共同质疑。因而在南京政府建立后，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对包括昭通在内的中国西南部外国教会事业进行抵制。不过从事后的成果来看，由于战乱频仍，这些政府事业的有效性并不太高，其最初的目的实际上也并未真正实现。
关键词：柏格理; 循道公会; 昭通; 公益事业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136-05
如何才能让在传教士眼中视为生命的基督教义能为广大中国人接受？这是千百年来包括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内的传教士共同思考的问题。经过长期的摸索，他们慢慢得出结论，认定要想在中国社会开展有成效的工作，就必须建立医院和开设学校。正如卫三畏所说的那样，采取“一些辅助性的方式”对于传教事业相当重要。1834年10月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一来到中国，就创立了广州眼科医局，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无独有偶，柏格理在昭通也几乎无师自通地做起了牙科医生，替病人拔牙，虽然此前他并没有从医的经验。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这些事业有利于培养传教士与当地群众的亲近感，提供了传播福音的途径，总之，公益慈善事业是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助推器。www.11665.Com
一、新式学校教育
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做的公益事业，以教育和医疗为最显著。这两项工作在基督教各差会的传教使团中都有深厚渊源。早在1853年12月，即中华循道公会入华后两年，俾士、郭修信和毕治这三位最早来华的传教士，就在广州召开首次会议，正式决定在传教工作中附带性地开展教育事业。教育事业是俾士牧师一直坚持开展的一项重要事业。他曾经告诫会众：要发展传教事业，教会必须搞教育，否则没有前途。［1］（p28）每当教会礼拜堂、福音堂有驻堂牧师或宣教师时，俾士就要跟这些堂会联办小规模的日校小学。1853年8月，俾士在广州增沙里建立教堂时，已经附设男校 (解放后为广州第四十六中学)，此后又大力开展女子教育工作。虽然当时的大多数学校规模都不很大，但通过办学校，传教士们却可以让部份中国年轻人有接受到教育的机会。因为这些学校并没有限定只收儿童，因此常常有成年人到学校来上宗教课和其它普通科目的课。据说，广州女校学生的年龄，由八岁到八十岁不等。当时的传教士也都尽量把《圣经》描述得浅显易懂，使它对一般民众更具有吸引力。
循道公会在昭通办的学校，按民国《昭通县志稿》的记载：“一在东城外，前清末年立。自民国以来，照部颁章程办理小学中学。六年正式改办中学。十五年组成校董会，始聘华人为校长。至二十一年，延唐富泽任职，乃向政府立案，定名私立明诚（初名宣道）初级中学。逐年加增，近已办至中学四班，附设小学六班，共有学生四百余人。校址宽阔，设备周全。教育原则悉遵部令也。一在城中，设有女子两级小学校，一所名有美学校（附设幼稚园）。此外，各堂会均有两级学校。”［2］（p25）从昭通近代历史来看，循道公会实际上开了昭通新式教育风气之先。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被日本这个从不对中国构成影响，甚至大多数中国读书人都不知道其具体位置的国家打得一败涂地，一时间举国哗然。但甲午战争的惨败，也使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制度的弊端，从而为深层次的变法改革拉开了序幕。在变法维新的众多建议与措施中，废除所谓“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八股取士，兴办新式学校，从而造就专门人才，是呼声很高的一种。刚刚从英国度假回到昭通的柏格理，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教育将要发生的变化，加上基督教会对办学的本能热情，使他下定决心在昭通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在他的眼中，中国原有的义塾根本不能适应现代教育，而且他还有一个理想，即仿照西方男女平等的原则，建立女子学堂。柏格理为此一边把原有的义塾扩大范围，改建为新的学校，并为这所学校定名为“中西学堂”，取其“融贯中西”之意，一方面另购地基建设女子学校，落成后定名为优美会女学堂。男女两校均添聘教员教授中国文学。他和
子埃玛分担地理、算术、卫生等学科，向学生讲授西方先进科学知识。1898年2月14日，中西学堂开学。一所收男生，一所收女生。一开始有9个男孩和12个女孩前来读书。虽然考虑到昭通社会的接受程度而暂时实行男女分校，但新学校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的消息还是让很多人震惊。许多女孩入学之后不久，就迫于社会压力而不辞而别。尽管如此，昭通最早的新式学堂还是在集贤街落地生根了。
而当柏格理向学生教授科学、地理、算学等知识时，不仅学生奇怪，就连学校的几位中国老师都心存疑惑。很多学生家长们只愿意自己的孩子背诵“四书五经”，现在突然听说外国人要让他们的孩子学习地理、算术等毫无用处的科目，纷纷赶到学校向柏格理抗议，又有许多学生纷纷退学，但柏格理毫不介意，仍然照旧给学生讲授西方科学。柏格理和其它外国传教士以自己的良好品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有人在事后回忆说：“当地许多人认为，他们不愿意信奉柏格理所宣讲的信息，却信任他这个人。”［3］（p56-57）
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循道公会又于昭通城东郊买地，修建新校舍(今昭通师专地址)。同年秋，就迁“中西学堂”到此办学，并更名为“宣道学堂”，招生甲、乙两班，开设国文、史地、英文、数学、《圣经》等课。［4］（p134）1903年时，昭通的这所教会学校已经招收了100多个男女学生。柏格理和邰慕廉在昭通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他们二人去世后，循道公会的后继者坚持办学二十多年，一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该学堂向省教育厅申请立案。次年得奉教育厅令，准予立案，并改“宣道学堂”为“私立明诚中学”，其附设之小学为“明诚小学”。中国文化靠拢，以期减少中国本土学者的抵制，这也是秉承戴德生创办内地会时希望传教士将传教工作融入中国社会的本意。的钟焕然在后来回忆到：“昭通连年水灾，山地歉收，农民饥寒交迫。福音堂门前拥挤不堪，一般群众先前对洋人都歧视，现在竟成为救援他们的良友，于是把教会看做是慈善的机构了。”“后来，1898年四川余成栋反对基督教的风波没有波及到昭通教会，不能不说这些平时的善行起了很大的作用。”［3］（p49）
柏格理的妻子埃玛，还针对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发起了“天足会”，经常劝告教会信徒首先把自己女儿的脚解放。这是昭通有史记载最早的妇女解放运动。他们还想尽办法解除信徒的后顾之忧，为此专门请信徒开会讨论，畅所欲言。由教会团体提倡天足，设立天足会，积极做社会群众的模范。信徒的工作好不容易做通了，但他们的父母还有顾虑。于是天足会章程又规定，信徒和信徒结亲，男女双方都可以加入天足会，加入天足会的男青年不允许娶缠脚的女子为妻，这样才逐步在部分人群中克服了困难。
四、民国南京政府对循道公会公益事业的态度
柏格理和英国循道公会在昭通及附近地区所做的公益事业，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但他们在部份民众中产生的影响也会引起官方和民间的戒备。外国教会在华的传播，在晚清北洋时期中央政府自顾不暇的时代，只能对这样遥远的问题听之任之。一但新的中央威权政府建立，就会考虑重新收拾这种外国人势力染指国家控制范围的问题。
1934年，蒋介石利用追赶红军之机，将中央军开进贵州，取消贵州本地军阀的势力，控制了贵州军政大权。次年，他改组省政府，实施直接统治计划。接着，贵州省民政厅派人巡视各地，宣传新政府，了解情况，考察官员，加以控制。这时，有一个民政厅官员叫田东屏的人，在巡查威宁时听说“石门坎一带介于黔滇崇山峻岭中，鸟道难得，有苗民十余万，受外人教会势力之指导。三十年来两省政府绝无过问，学校散布于苗寨，苗民先后受教会教育者不下万千人甚至资送成都、武昌教会大学留学者。”他非常震惊，于是冒雪到石门坎开展调查，然后写成报告向上级指出：“自柏在石门坎死后，苗民信仰亦坚。继柏之英人王牧师，军人出身，数十年来调查矿产，擅绘地图，常告诫苗民已亡国，信仰彼等，可以复国。”［8］（p414）
对石门坎等教会学校影响进行“补救”，措施较多、力度较大的是杨森。1936年，杨森率军移住滇黔边，安顺、威宁等地在其控制范围。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杨森出任苗夷教育会董事长，推行民族教育。他要求部属所驻地有10户以上苗民且驻期为10月以上者，必须创办边民学校，开展系统教育；派遣教官从事军事训练，倡导同化政策，鼓励汉苗通婚，苗人汉
装；保送苗族青年入中央军校，接受军事教育等。推行新生活运动，灌输国家观念，树立参与意识，力谋消除基督教会、特别是外籍教职人员的影响。1945年，杨森出任贵州省主席，积极阐述蒋介石的国族(中华民族)同源理论，力辟民族多元说，表示采取措施，“把各宗支族的文化冶为一炉，把各宗族的风气打成一片，以熔铸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建立完全统一的中华民国”，抵御外国人施行分化及麻醉政策等，实践同源要求，加快同化步伐等。［9］
蒋介石在其大陆执政时期，确实对国族(中华民族)同源理论的宣扬不遗余力，刻意淡化民族成份问题。1942年，国民政府饬令，将部分少数民族改称边疆民族，简称边民或边胞。蒋介石对此加以解释：所谓边民系指居住地域而定，按照内地人有称城镇人、乡村人的习惯，根据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位置，改为某省边地人或边县人。因而除少数场合，如历史和科学研究外，禁止使用“苗夷”、“蛮瑶”、“倮僮”等称谓。1943年又宣布：“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闭关时代所见者小，以五胡为外族，目元清为夷狄，今日视之直与周代以荆楚为南蛮同一情形。古之所谓四夷四裔，固无一而非炎黄子孙。近世所谓满、蒙、回、藏，亦复如此，要皆中华民族也”［8］（p433）。
为了抵制基督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影响，国民政府也在文化上制定了一些反措施。比如它饬令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教育机构，着力创办民族班，或附设民族学校，招收民族学生，训练培养。让民族学生毕业之后能返回当地，创建国民党组织，充实政府机关或教育部门，传递国民政府的声音，为尔后的拓展奠下基础。同时，支持相应的学术团体，创办《新亚细亚》、《边事研究》等杂志，研究边疆、民族及宗教问题，商讨应付之术。针对云南特别提到：“目下滇省迤东、西、南三边，均为英教士特别活动之区。就其优点言之，诚为化导边胞文化工作；就其患处言之，即为可怖之政治侵略。”［10］（p157）对这种侵略在文化方面采取的措施包括：（1）检查教会学校是否立案，遵章施教；否则，予以取缔。（2）审查苗文课本，不合法者，立即禁用；合法者亦逐渐取缔，启用政府新编教材。（3）推行拼音教学，替代传教士创造的苗文，苗民借助拼音以掌握汉字，逐渐实现汉化。（4）各学校应附设优待学额，奖励优秀学生学习。（5）各校教师应仿效传教士的作法，深入苗寨，学习语言，接近民众，遇事有扶助之精神及办法。（6）对那些成绩优秀的民族教师，各省政府呈报中央给予特别奖励。（7）制定苗族学生留学国内各高校的优待办法。［8］（p431）针对教会教育的问题，早在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就着手规划西南民族教育，拟在云南、贵州创办14所小学(云南8所，贵州6所)。另外按照1939年7月拟定的《边远区域师范学校暂行办法》，教育部以中央政治学校的名义在西南诸省先后设立6所部直属的边疆师范学校，其中云南3所、贵州1所(双江、景谷、昭通、宣威)、西康2所。［11］
综上所述，我们一方面看到从晚清以来，柏格理及其所属的循道会会在昭通及附近地区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涉及教育、卫生和社会改良等多个方面，客观上促进了滇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事业毕竟属于外国教会管辖，其动机常不可避免地招致中国官民的共同质疑。因而在南京政府建立后，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对包括昭通在内的中国西南部外国教会事业进行抵制。不过从事后的成果来看，由于战乱频仍，这些政府事业的有效性并不太高，其最初的目的实际上也并未真正实现。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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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the public welfare of the pollard and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in zhaotong
zhou ling1，tang jing2
（1．department of politics ＆ history, zhaotong teacher’ s college, zhaotong, 657000, china; 2．historical culture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ichuan,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arry out effective missionary work in chinese society,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xploration, found they must establish the hospital and open public school in china. philanthropy of the missionaries had become the booster of their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pollard and the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had done a lot of public welfare in zhaotong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involving many aspects such as education, health and social improvement which promoted social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yunnan objectively. after all, the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were conducted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oreign churches and their motivation was inevitably questioned by chinese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since the nanjing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it began to take measures for a boycott to the foreign church’s work in southwest china including zhaotong area. however, the measures were not so effective due to frequent wars and other reasons.
keywords:samul pollard；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zhaotong；public welf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