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着一个民族或政权的文明程度。作为两征朝鲜的胜利者，皇太极决定了采用的降礼仪式。他把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同汉降礼文化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降礼文化特征，即按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来作“兄弟之盟”；用汉降礼对“小中华”朝鲜作“君臣之盟”。当然，也反映出满族礼文化的欠缺。
关键词：皇太极两征朝鲜；萨满信仰；“盟誓神判”；降礼
中图分类号:k249.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133-03
后金、清与朝鲜关系在古代宗藩关系中地位特殊。丁卯之役、丙子之役之后，朝鲜由对后金的高势地位变为后金的兄弟之国，再继而变为清的属国。皇太极两征朝鲜的降礼更多体现出满洲族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与汉文化降礼的糅合。
一、皇太极两征朝鲜及誓盟
(一）皇太极一征朝鲜
1.丁卯之役
1627年(明天启七年、金天聪元年、朝鲜仁祖五年)正月初八,金汗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等率军三万征伐朝鲜，史称“丁卯之役”（朝鲜史称“丁卯胡乱”）。三月,金鲜双方达成和议,并焚书盟誓,史称江都之盟。然而,阿敏以“吾等并未与盟”为由,“复令八旗将军,分路纵掠三日,所得财物、人畜,悉行驱载至平壤驻营。”［1］卷2《天聪元年三月乙酉》,并迫朝鲜王弟李觉再次盟誓,史称平壤之盟。四月初,阿敏撤军,但仍留一部对付毛文龙袭扰的金军驻扎义州。
2.江都之盟与平壤之盟
（1）江都之盟的誓盟内容。1627年3月3日,仁祖李倧亲与刘兴祚在江华岛订立“江都之约”，结成“兄弟之国”［2］卷526《属国一:朝鲜》。wwW.11665.cOm
朝鲜誓文曰：“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竞细故,非理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记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我皇天降祸。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我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监听此誓。” ［3］卷53《五年三月庚午条》“读讫,焚之于西堦桌子上。……胡人等,宰牛马,盛血骨子器,李行远读誓文曰:‘朝鲜国三国老、六尚书某等,今与大金八大臣……宰白马乌牛立誓:今后同心同意,若与金国计仇,存一毫不善之心,亦血出骨白,现天就死!……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处,皇天保佑,获福万万。’”［3］卷15《五年三月庚午》“江都之盟,并无臣服朝鲜之条款,大体上可视为金鲜双方较为平等的兄弟之盟。”［4］
（2）平壤之盟的誓盟内容。平壤之盟系由阿敏强迫李觉于平壤订立。
誓文仅以誊本于三月廿一日送仁祖李倧,故未见于朝鲜官方史料，唯《清太宗实录》载其内容，誓书曰:“大满洲国大贝勒阿敏,……朝鲜国王弟觉……自盟之后,朝鲜国王李倧,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或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满洲结怨,修筑城池,操练兵马。……或违王所言,与其远交明国,毋宁近交满洲之语。当告诸天地,征伐之。天地谴责,朝鲜国王殃及其身,朝鲜国王若不违誓词,共相和好,满洲国大贝勒阿敏,无故加兵,殃我如之!两国永遵誓词,天地垂佑,历祚延长。”［1］卷2《天聪元年三月乙酉》若与江都之盟较之,平壤之盟颇多朝鲜单方面应遵守之条款,且隐含有以对明朝之宗藩礼仪对待后金之意。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以朝鲜“渝盟”为借口,亲率大军征伐朝鲜,此盟约当即平壤之盟。故在清人看来,平壤之盟亦为双方正式认可之盟约。［4］
(二)皇太极二征朝鲜
1.丙子之役
朝鲜被迫签订“兄弟之盟”，但其内心仍倾向明朝，朝鲜仍是后金的后顾之忧。因朝鲜拒绝归还后金逃人、开市敷衍、减少贡金“岁币”、协同明军截杀金兵、拒上皇太极尊号等原因,金鲜关系全面破裂。1636年(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皇太极称帝。登基典礼上，朝鲜使臣罗发宪、李廓拒绝跪拜施礼。皇太极十分愤怒，并以此为借口，于十二月亲率号称十万大军的八旗官兵及征调来的蒙古各部战士东征朝鲜，一直打到朝鲜王都。清军追到李倧逃亡的南汉山城。史称“丙子之役”。［5］(428)
2.三田渡之盟的盟誓内容
1637年二月十四日,清太宗正式要求李倧出城投降,……其诏曰:“尔违天背盟,朕赫斯怒,统兵来征,志在不赦。……命尔出城面朕者,一则见尔诚心悦服,二则树恩于尔,复以全国示仁信于天下耳……若犹豫不出,则地方蹂
,刍粮罄击,生灵涂炭,灾苦之增,诚不容时刻缓者也!”［1］卷33《崇德二年正月丁卯条》
清太宗谕朝鲜国王谓:“朕览来奏,知尔欲保全宗社,束身来归……既尽释前罪,……尔若悔过自新,……则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朝谒。而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或数万,或刻期会处,数目、期限,不得有误。……新旧城垣,不许擅筑,尔国所有瓦尔喀,俱当刷送。……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来也。……每年进贡一次。”［1］卷33《崇德二年正月丁卯条》三十日,李倧俯首称臣,史称三田渡之盟。至此,朝鲜由明属国转为清属国,清与朝鲜宗藩关系正式建立。
二、皇太极两征朝鲜“盟誓神判”与降礼
（一）丁卯之役后的“盟誓神判”
1.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
姻盟、誓盟在蒙古各部、满蒙之间甚为频繁，统治者借之以扩张自身利益。其反映的是满蒙共同的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誓盟时刑白马、黑牛以祭天地。入关前，满蒙联姻33次。［6］12-13如1597年，海西女真四部与努尔哈齐结亲，“宰白马，削骨，设酒一杯、肉一碗、血土各一碗，卓血会盟”。［7］34～35满与周边民族的誓盟，如1619年十一月初一日，努尔哈齐遣使与喀尔喀五部誓盟，“宰白马秋乌牛，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誓告天地，以明为共敌。［7］卷1，23～24满与明亦有誓盟,1608年三月，满与明“勒碑勘界，刑白马乌牛，盟告天地。”［7］卷2，11～12 式
江都之盟和平壤之盟的投降仪式里，“按满洲习俗进行：杀白马、黑牛，将酒、肉、牛马骨、血各装在器皿里。双方代表焚香，宣读誓词，誓毕，将誓词烧掉，器皿里的祭品埋入土里。”［8］698之所以以白马黑牛为最高级别的仪式，是因为“‘白马’与‘黑牛’之分，是标志天为其阳，为光明，地为阴，为黑暗。砍白马也取其色象征天，古俗杀纯色牲为‘牺’”。［9］酒与肉是饷天供物，至于土、血、骨则是对违约的警告，如某方破坏誓言，就要“像这血一样出血，像这土一样被土埋葬，像这骨一样暴骨而亡。”但是如果“两国信守对天地立的誓言共处，天在眷顾，……贝勒，将增寿长命。愿子孙百世万年，两国像一国一样，过着太平生活。”［9］
3.两国盟誓仪式与降礼的“商定”
丁卯之役后的“兄弟之盟”实质上是失败者按照战胜者要求进行的降礼。李倧不愿参与誓盟，刘兴祚曰:“国王既不发誓,是不愿讲和之意”。［3］卷15《五年二月癸亥》阿敏更谓:“无盟誓,何以信其诚?”［3］卷15《五年二月乙丑》李倧不愿亲自刑白马黑牛与后金盟誓,以因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为托辞。［3］卷15《五年二月丁卯》然而由于刘兴祚坚持盟誓之仪式，朝鲜最终与金使达成妥协,即由大臣刑牲,李倧只行焚香告天之礼。
（二）丙子之役后的降礼
1.皇太极受降过程
丙子之役后，皇太极亲自受降。“清军规定：国王投降仪式设在三田渡，时间为正月三十日；朝鲜国王李倧出城，不穿龙袍，改穿青衣；李倧出城，不许出南面正门，而出西门；投降时免除‘衔壁舆榇’等。”［5］449
“……命其礼部在……三田渡築受降台壇，壇凡三扈，……朝鲜国王及世子，身被后金送来之蓝色缎之戎衣，由西门出，于汉城哭送中，步行至后金獭皮大帐……多至数百直达受降台上。朝鲜国王……由后金命拜天，然后向西北面向后金主谢罪。后金主论之曰：‘朝鲜国王既知罪来降，朕岂有念旧恶而为苛责之理乎？而今以后，一心尽忠，勿忘恩法可也。’乃使执君臣之礼，命坐在左侧下壇，赐宴款待。”［10］5404又据《承政院日记》等书记载：皇太极登坛端坐，……引李倧等至坛外，行三拜九叩大礼。再领到坛下，又令进前三拜九叩。
2.皇太极受降仪式的汉降礼
李倧派使臣去清军大营，商量具体的投降事宜。因此番绝非“兄弟之盟”，所以，可以推测皇太极弃用“刑白马黑牛”，对“小中华”朝鲜采用汉文化的投降礼。
二十七日,李倧奉表称臣，表示“诚心亲附”、“愿为番邦”、“以俟陛下裁处”。皇太极规定在投降仪式上李倧“不穿龙袍，改穿青衣；……不许出南面正门，而出西门”。“奉表称臣”是汉文化降礼元素之一。汉以衣饰来区别身份的高低贵贱,“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让李倧穿青衣就表明其身份的低贱。
“不许出南面正门，而出西门”。这与中国古代座位尊卑有很大关系。“古代的居住建筑一般都是堂室结构，坐北朝南，前堂后室。堂一般是不住人的，通常是行吉凶大礼的地方。在这里最尊贵的座位是南面，即坐北朝南。古代帝王召见群臣议事，是坐在坐北朝南的位置上的，因而古人常把称帝称王叫做‘南面’”。［11］（p43）在座位的安排上，“命（李倧）坐在左侧下壇”，中国古代以右尊左卑，所以座次体现了尊卑关系。行“三拜九叩大礼”是中国古代进见帝王及祭拜祖先的大礼，李倧向皇太极“三拜九叩”，是施臣礼。
李倧“束身来归”、“衔璧舆榇”，是亡国之礼。皇太极免除“衔璧舆榇”，因其政治目的不是吞并朝鲜，而是控制朝鲜。
三、结语
受降者决定采用的降礼仪式。降礼是礼的一种，能够充分体现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权的文明程度。江都之盟、平壤之盟的性质诚为皇太极所言:“今后我两国,永为兄弟之好。”［32］卷16《五年六月乙未》丙子之役则为强迫朝鲜国王奉表称臣。皇太极两征朝鲜具有鲜明的降礼文化特征：按满蒙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来进行“兄弟之盟”，用汉降礼对“小中华”朝鲜进行“君臣之盟”。当然，也反映出满族礼文化的欠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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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柳天慧.古代座次尊卑摭谈［j］.河南大学学报，2007，（5）.
oath under the divine judgment and surrender etiquettes in huangtaiji’s twice-conquering of korea
hong bo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00, yunnan, china)
abstract:the surrender etiquettes reflect the civilization of one nationality or regime. as the winner of the conquering, huangtaiji decided to adopt the surrender etiquettes. he combined the oath under the divine judgment which originated from shamanism with chinese surrender etiquettes. it is of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e., oath under the divine judgment from shamanism for fraternal allies, and chinese surrender etiquettes for the emperor-courtiers allies to minor china –korea. the feature also reflects the deficiency of manchu etiquettes culture.
keywords:huangtaiji’s twice-conquering of korea; shamanism; oath under the divine judgment; surrender etiquet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