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著名作家霍桑小说《红字》中女英雄海斯特以突破传统的女权战士形象引起了文学界广泛的注意，分析其女性意识的文章更是数不胜数，却较少有人剖析这位悲剧女英雄的“回归”结局。本文将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试通过分析海斯特·白兰后期两次同化过程，即从外到内地沦为折翼的“天使”，透视其鲜明女性意识背后潜藏着对男性文化传统社会的妥协性，以全面解读海斯特形象，丰富其形象研究。
　　关键词：海斯特 女性意识 男性文化霸权 妥协性 悲剧
　　海斯特·白兰是霍桑小说《红字》中的女主角。尼娜·贝姆指出：“在海斯特这个形象中，霍桑塑造了美国小说中的第一个真正的女主角，同时也是其中永远的英雄之一。”① 然而，她却是一个悲剧英雄，未能取得女性主义的完全胜利。随着故事的进行，这位孤独的女战士对传统社会的妥协性渐渐放大，她身上所有的女性主义品质不断消失，最终从外到内同化为男性传统文化中完美女性的代名词：“天使”。“红字”的内涵也从最初的“通奸”完全转向“天使”，海斯特则通过“赎罪”实现了两次自我“归化”。海斯特从勇敢追求平等和独立的全新女性转变为顺从驯服的“天使”的悲剧命运，展示了男权意识形态摧残女性的本质。
　　一、第一次回归：外在的“归化”——半折翼的“天使”
　　很多学者认为海斯特拘禁期后选择留下，是为了爱人和磨炼自己而非赎罪；然而小说中却无处不透露出她留下正是出于赎罪：“她对自己说，这里是她犯下罪孽的地方，这里也就应该是她受人间惩罚的地方。或许，她这样日复一日地受凌辱受折磨最终会净化她的灵魂，并造就出一个比她失去的更纯洁更神圣的灵魂，因为这正是她殉道的结果。wWW.11665.COm”她的救赎心理使她开始违背天性，渐渐成为传统定义下的“天使”；然而这只是停留在表面，此时的海斯特拥有双重特性。
　　1.外在的妥协性
　　20世纪著名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描述男性构建的完美女性形象——“屋里的天使”：“她毫不自私，极富同情心，在高难度的家庭生活艺术的疆域里出类拔萃。”“她的言行举止表明她从未有自己的意愿或心机，却总是百叠回肠地同情别人，温顺地顺从别人，最重要的是她纯洁。纯洁被视为她的美之所在。她会因害羞而脸红。”②
　　海斯特出色的女红职业，正满足了传统对女性的期望，符合了女性的“天使”形象。“屋子里的天使”要求女性的重要性体现在家庭而非社会中。海斯特以本是家庭艺术的女红职业进入社会，却无力触及政治经济等男性统治的主流核心领域。她挑战和反抗父权人物，却卑躬屈膝、顺从忍耐地为她的审判者服务。这一职业实际上使她虽“不在清教社区之中，但是在它的近旁，支持着它”③。而她选择这默然无声的刺绣作为表达自我的方式，也意味着她放弃了争夺女性话语权，甘做缄默失语的“天使”。针线缝纫意象恰成为她同社会主流价值妥协的同义词。
　　海斯特更是努力实践着“天使”品德。她自我牺牲，“自己过着最简朴、最艰苦的生活，孩子的生活则宽裕些”，“本来她可以用很多时间来提高自己的手艺，但她却替穷人缝制粗布衣服”。在“被隔离负罪受辱的那些年月里，她生活得纯洁无瑕”，且“每逢灾难，无论是社会大众的还是个人的”，“她总会马上挺身而出，尽心尽责”，献身于各种宗教性修善活动。然而，对于这无私的“天使”形象，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这仍是一种爱的选择——女性爱、母爱、利他主义的爱—— 一种由整个文化价值决定和统治的爱；以及个人主义——男人在创造、成就和野心中使用的一切力量，经常是牺牲他人的利益，却总是被视为名正言顺。因为如果没有男人，没有他们适合于女子的命运，我们会有无私的爱吗？现在我们知道所谓选择其实都是虚假的，因为爱这个词本身需要重新审视”④。多罗西·理查森（dorothy richardson）、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创造出一种刻意的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把自我牺牲这个女性行为规范转化为叙述自我的扼杀。所以我们常看到，女性有幸激发出来的反叛力量常迅速被投入到女性的利他主义事业中去，得以消耗。小说中也提到，“若珠儿没有从她（海斯特）的精神世界中来到她的身边”，“她或许会在自己的某一时期成为一名女先知，但她把一个母亲的热情全都宣泄在教育孩子上”以及“天使”形象的塑造上，反抗的精力“正确”地

被消耗，从而走向了妥协。
　　2.内在的反抗性及其弱化
　　海斯特的赎罪心理并不能完全压制住她的反抗特性；她虽在行动上退出了与社会的斗争，却继续着内心的反叛，这“只是禁锢在坟墓般心中的激情”。面对人们的感激，海斯特摸着红字走开的动作正体现出这“天使”形象只是她赎罪心理压制的结果，是表面、暂时的而非发自内心的，霍桑也在同一章中暗示海斯特若被某种“促成这种转变的魔法点化一下”，就会脱掉这个面具回归本性。此时半折翅的“天使”挥动内心犹存的反抗之翅进行了最后一搏：与爱人逃离他乡。在她一把摘掉了红字之时，如霍桑预言，“她的青春，以及她所有的绰约风姿全都回来了，从那人们称之为‘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中回来了”。
　　此后海丝特的内心世界，对社会的反抗已从情欲转向思想，但“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思想观点大胆的人，却时常以十分平静的态度服从于社会的外部规则。他们满足于思想观点，并不想付诸行动，给思想以血肉。海斯特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因此海丝特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斗争和改造就只停留在思维中。马克思对这种虚幻的解放形式给予了严厉批判：“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⑤事实也证明这确实不可行，海丝特的思维革命也出现了明显动摇和退缩。与第一次刑台表现对比，海斯特已朝传统方向发生了形式上的蜕变和实质上的渐变。
　　二、第二次回归：内在的“归化”——彻底折翼的“天使”
　　小说终章，海斯特自愿回归的原因已毫无争议。她自愿放弃和女儿在欧洲的幸福生活，回到那海滨小屋里，戴上了那个红字。对此霍桑给出的解释是“这里，有过她的罪孽，这里，有过她的悲伤；这里，还要有她的忏悔。因此她回来了”，并且“此举完全是出于她自己的自由意志，因为连那冷酷时代的最严厉的官员也不会强迫她”。 　海斯特继续着她的“含辛茹苦，自我献身和对他人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然而与曾经表面上的“天使”不同的是，她的内心已彻底被清教徒思想和传统女性道德取代并受其支配，昔日激昂的反抗精神消失殆尽。正如终章前最后一幕，霍桑借珠儿内心誓言所暗示的：“她将同人类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成长，不再跟世界作对，而要做世上的一名妇女。”海斯特自愿回归赎罪，苦行救世，虔诚地传播传统的清教观。在清教徒眼中，此时的海斯特拥有堕落后重生的悲壮美，“人们把她当作一个饱经忧患的人”，“来寻求她的忠告”。尤其是受伤的妇女都“常来到海斯特的茅屋，询问她们为何如此痛苦，如何解脱！海斯特尽其所能安慰她们，为她们指点迷津。她还用她坚定的信念使她们相信，到了某个更光明的时期，在世界都为此做好了准备的时候，在超脱罪恶并与上帝的意念和谐一致的时代，必将显示出一个新的真理：男女之间的全部关系将建立在一个双方幸福的更可靠的基础上”。然而，在这种颠覆性先进革命思想的背后，是海斯特明显的放弃、无奈和妥协。她对受伤女性是忠告和安慰而不是激励和鼓动，她对两性平等世界似是而非的宣传是宗教的救世福音而不是社会革命的真理，是安慰性的而不是激励性的，是等待性的而不是争取性的。若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渥斯这两大父系社会代表的悲剧人生象征着海斯特新思维对旧体制的致命破坏力，同样，海丝特以自我——失败的折翼“天使”——为警戒对象宣扬传统思想，对整个清教体制的巩固作用比清教徒的惩罚手段更加有效。此时的海斯特还对以往的自己做如此评价：“一个为罪孽所玷污，为耻辱所压倒或者甚至为一生的忧虑而郁郁寡欢的女人”，此时的她完全走入了用女性的“男性”思维谈论女性经验的泥潭，不自觉地用清教主义价值观衡量一切，从外到内地同化为了清教价值观中的“天使”。
　　三、折翼“天使”之母——赎罪心理：海斯特同化原因分析
　　1.男性文化巨大的同化力量
　　男性中心的文化霸权，早在古希腊文化和圣经文化之伊便在西方社会扎根，《红字》故事背景正是设定在17世纪清教统治下的新英格兰。当时清教徒远渡重洋来到美洲大陆，但“他们的政治哲学根本谈不上民主，而且他们理想世俗政府是日尔瓦的加尔文体制。加尔文强调圣经就是法律，并倾向于重视《旧约》和其父权和贵族式的社会观”⑥。因此，圣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多数清教徒的思维模式和意识观念，女人、性和原罪就这

被联系在一起。父权制社会为确保个体社会化，不断致力于使男性缔造的虚假意识歪曲妇女和她们的生活，海斯特赎罪心理正是父权制社会对她“社会化”的一个产物，也正是以上两次“回归”的直接原因，她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
　　海斯特的赎罪心理的产生即是对自己“通奸”罪行的承认及悔恨，认为女性追求幸福是罪孽，这正是加尔文教条主义中要求女性必须压抑自我，对男性忠贞不贰的道德标准在她身上的同化表现。因此也可以说海斯特经历了三次“同化”，而这第一次最隐形却也最致命。海斯特为赎罪努力塑造“天使”形象的心理类似于她迷失时期努力扮演“娇妻”角色的心理，是她自己意识不到的一种男权文化意识压迫，而这种压迫不是男性带给女性的，而是受到同化的海斯特强加给自己的。
　　2.海斯特思想革命的不彻底性
　　伍尔芙认为，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是女性独立的两大必要条件：“一个女人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自己的一间房。”海斯特留下时特别选择了一间
　　远离人群的小茅屋，经济独立后开始了只有她们母女俩、没有男性和男权意识涉足的生活。这正是海斯特为自己建造的从物理到精神意义上的“一间房”：“她长期与社会隔绝，已经不习惯用她自己以外的标准来衡量她思想的是非曲直”，并在这里成功酝酿出后期成熟的革命思想。对于女性平等问题，她特别强调了女性自身内部的改革重建，认识到女性意识已受到先入男性意识形态的扭曲，若不进行变革突破和自我解放，那么即使前两种初步改革得以实现，也无法给女性现状带来任何实质的变化。
　　然而，尽管海斯特充分认识到了男性文化的束缚，却未能突破这一枷锁。伍尔夫主张，女性要真正独立，“除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之外，还必须同某个‘幽灵’，进行搏斗，这个‘幽灵’便是‘家庭天使’这一男性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期待”⑦。她呼吁女性们必须杀死 “家庭天使”，这个男性自私塑造的横亘在女性自由之路上的隐形石块。在传统清教社会中成长并接受教育的海斯特，自身的局限性和妥协性致使她的思想革命并不彻底，未能找到并成功杀死观念里的“家庭天使”，甚至将其在自身上复活，恰恰实现了她“不能给女性的现状带来任何实质变化”的预言。
　　四、结语
　　海斯特为自由付出的所有努力最终化为泡影，这场反抗悲剧一面体现出男性文化体系的强大影响力和难以撼动性，一面也影射出深陷其中的海斯特本身的局限性和妥协性，她是一个不完全的女性主义者。《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主编罗伯特·斯皮勒明确指出，“要研究霍桑的艺术，必须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因为两者是因和果的关系”。霍桑本身矛盾复杂的生活经验和清教主义背景，使他对革命和稳定也抱着复杂纠结的态度，他的原罪宗教观同样直接反应在海斯特鬼魅般的赎罪心理上。在女性问题上，霍桑一方面意识到清教伦理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同情女性的边缘地位，推崇女性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又对这种追求困惑不已，反感女性侵入男性领地，无法彻底摆脱旧文化传统。同时我们也可以解读到他对女性崛起的极客观看法：在现实社会的大思潮下，两性平等理想社会的构建过程曲折渐进而绝非一蹴而就。若将幸福结局的珠儿视为站在巨人肩膀上成功的自由女性，象征着开篇监狱边存活下来的“野玫瑰”，那么海斯特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革命道路上这“野玫瑰”存活所必需的“倒戈败落”的“曾经遮蔽它的那些巨大的松树和栎树”。
　　西方文化中“天使”意象来源于圣经中一种具有自由意志的灵体。然而折断了自由之翅的“天使”还是天使吗？答案是否定的，男权缔造的女性理想形象不过是个假象。折翼“天使”的教训再次告诉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经验的重要性，要阻止妇女受害自然化倾向，避免海斯特式“这危险地接近歌颂受害的机会和背叛的引
　　诱”⑧。
　　① nina，baym.the scarlet letter： a reading[m]. boston： twayne，1986：62.
　　②？譿？訛？讀？訛 [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第89页，第
　　111页，第334页。
　　？譻？訛 harold kaplan， democratic human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5：137.
　　④ 刘岩、马建军、张欣等：《女性写作与书写女性：20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

12年4月第1版，第33页。
　　？譽？訛 斩辉明等：《马克思恩格斯论人生、人道主义和异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譾？訛 rod w. horton， herbert w. edwards， backgrounds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 3rd edition[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4：37.
　　参考文献：
　　[1] [美]纳撒尼尔·霍桑.红字[m].姚乃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2] [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c]，胡敏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