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对农业的认识，到了鸦片战争后有了新的改变，人们开始体认到农工商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农业的基础地位，形成了新的“培本观”，这些变化经历了甲午战争前后两个阶段，新政时期达到高潮。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思想的改变到新政时在实际中得到贯彻，即开始进行农业改良。
　　关键词　关键词：晚清；重农思潮；分析
　　作者简介　汪巧红(1979－)，女，历史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河南洛阳　471022)滕峰丽(1977－)，女，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00)周春果(1978－)，女，河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讲师。(河南洛阳471022)
　　
　　中国传统以农立国，积累了丰富的农学经验。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先进的农学思想也开始传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开始了解并学习西方的农业技术，这种学习的热潮在清末新政时期达到高潮。
　　
　　一、鸦片战争后的重农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以自然小农经济为本，以商业流通为末，这种陈旧的本末观在近代受到冲击。清代学者包世臣认为“夫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这是中国近代首次对农工商关系较为全面的认识，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了农工商三者之间的平等交互的复杂关系，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农工商是互不相侔的两极的看法，重新审视农工商的关系。这种变化随着西方农业思想的传人和贸易的发展在历史的脉络中日益凸显了出来。
　　他们提出了新的“培本观”。WWw.11665.Com早期改良思想家陶煦从增加消费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岂若有余在农省之遍利乎不耕之民哉?譬如树林，治其末则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培其本，则颠木有由药也，故言治者必日藏富于民，其是之谓乎!”陶煦的培本观已不同于传统的农本论，他所说的农之于工商的经济意义，并不是直接指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而是从农民的富裕消费程度具有促进工商业发展作用这一点而论，其思想是新颖的。陈炽也明确地说：“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体用在工，工艺盛则万货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显然，人们在立足于“商”，强调它在国计民生中的功用的同时，又突出了农、工、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洞察到农业发展、工业繁荣对商品竞争的支柱作用。张謇也在1897年的《请兴农会奏》中认为，“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农与商，而农尤为重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郑观应也主张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规划中，要“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重提以农为本，以商为末，标志着本末观上的否定之否定。因为从资产阶级经济观出发，郑观应是对传统农本论持批判态度的。
　　此时的农业改良思潮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对当时的整个农业状况没有一个完整而深切的认识，对于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也仅仅是在传统的农本观上的改进，对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对农业在生产和消费以及和其他产业上的关系还没有真正的认识。
　　
　　二、甲午战后的重农思潮
　　
　　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更多人士开始认识到农业改良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维新派人士，还包括清政的各级官员和政府本身。梁启超说：“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把农业作为工商业的根本，并且和矿业四者环环相扣，不可分割，成为国民经济主干。康有为也在《大同书》中提到“人生之所赖，农出之，工作之，商运之，资生之学日精，择实业之依倍切”。把农工商作为资生之道，振兴实业的依靠。李鸿章也曾以形象的语言阐释了时人的心声：“夫太平有三美女也。农，一也；工，一也；商，一也。女三成粲，而实共争妍斗丽于太平之世”，强调三者的一体化发展。同时一些守旧人士的观念也开始发生改变，如直隶总督荣禄说：“农工商三事，为民间衣食之源，国家富强之本，现今惟有农务讲求，种植得宜，地利克尽，则闾阎渐臻殷富，工作必自繁兴。艺事既精益求精，商贾资以获利，转运负贩必日益辐辏，分之各有专属，合之事实相因”。充分反映了当时人的农业思想变化之巨。
　　

张之洞通过自身的洋务实践，对农工商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一个地方官来讲，“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应“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所运”。张之洞已经背弃了厚此薄彼的观念，窥见农工商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他在《劝学篇》中，又从国家存亡的高度阐明了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重要性，指出：“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也”。这种认识无疑顺应了产业间的内在逻辑，因为通商时代，作为承载中国知识分子挽回利权之厚望的“商”，必然要求农业部门提供充足的原料或农产品；同时又要以工业为支柱，加大其竞争力和价值附加量，三者缺一不可。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民族危亡，在各种势力的共同冲击下，清政府在1898年发布上谕：“通商惠工，务材训农，古之善政。方今力图富强，业经明谕各省，振兴农政，奖工艺，并派大臣督办沿江等处商务。”把农业和贸易工业等放到了平等的位置，认为是治国的大道。同年又发布上谕：“万宝之源皆出于地，地利日辟，则物产日阜，即商务亦可扩充，是训。农又为通商惠工之本，中国向重农，惟无专董其事者，非力为劝导，不足以鼓舞振作，著于京师设立农工商局”。改变了以往那种单纯的重农抑商的片面做法，同时各地设立农业试验场和各级农业学堂强化农业改良，并于1905年设立农工商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此以后，中国的农业改良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掀起了一个兴办农学的高潮。
　　
　　三、兴起的原因
　　
　　首先，中国农业的落后。农为天下之源，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信仰和不可动摇的法则，但是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不断传人和国人眼界的开阔，他们日益认识到了传统农业思想的落后。在中国，首先“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其于辩土性、兴水利、除虫害、制肥料等事，懵然不知。古法相传，日就湮没”；另外“其四民矫矫者，悉致力于时艺，以耕种为野老之事，鄙之而不屑言”；加上“天下农民，大都愚拙，安常习故，不愿变通，又恐舍旧图新，利未形而害已见”。种种原因，就造成了“农者不学，学者不农，而农学之统，遂数千年绝于天下”的局面。虽然有所夸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农学发展状况。而相比之下的西方则“艺植诸法，畜牧之方，农田水利之益，讲求至精”。因此，就更加迫切地需要改变中国传统的经验农学，而诉诸于西方的实验农学，在中国讲求农学，使地尽其利。
　　其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自身生存。清王朝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为了寻求生存之道，解决民族危机，掀起了各种各样的救国思潮，而农业改良思潮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早期维新派的陈炽指出，泰西各国虽然“以商立国”，而“农政亦所究心”，“务农殖货”是振兴商务所不可或缺的。维新派的著名人物梁启超也说：“中国患不务农耳，果能务农，岂忧贫哉?今之谈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富国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图末，无惑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提出富国之道不仅只有商业，农业也是富国强民之法。同时他们也看到“近来泰西各国，农务最为兴盛，由于格致化学之学日益精深，知地力之无尽藏，于辨土宜，察物性，广种植，厚培壅，诸事讲求不遗余力。美国尤以农致富，且制器造物，翻陈出新，务求利用，亦皆学有专门，精心考究，用能广销远埠，阜裕民生”。因此，中国就更有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农学来改变目前的状况。
　　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清政府也把兴办农业作为基本国策之一。他们认为“广种植，兴水利，实裕国要图”。张之洞也上奏说“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无以为之本”。认为农业为国家之本，国家必须通过讲求农业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不讲求农业就不能立国，这已经超越传统的农本思想了。
　　另外清政府要通过讲求农业达到开辟利源，堵塞漏卮的目的。西方农产品由于成本和价格低廉，质量优良，进入中国后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农业经济。时人有诗为证：“不论盐铁不筹河，独依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开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指的是江南一带由于赋税过于沉重，农民认为还不如把牛杀了做其他的工作。屡次战败赔款，清政府不断的增加赋税，人民为了生存不断抗争，清朝

统治陷入了危机之中。因此清政府也认识到了讲求农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尤其是大宗的茶叶和蚕桑业，“中国应及此时于育蚕产茶之省，通谕各督抚转饬该属，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毋执成见，庶我固有之利，不尽为洋产所夺”。李鸿章建议，中国应该“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斯渐塞”。要求设法学习西方农业，提高中国农产品的质量和降低成本，以农产品的增值来堵塞财政上的亏空。不仅如此，统治者也看到了学习先进农业思想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根据当时西方人的计算，如果中国“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新法，岁增入款可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国家今日不必二百兆赔款之忧，而二十三省山林川泽田野不治之可忧；不必开捐加厘陆师海军之亟，而究行蚕桑树艺畜牧制造之宜亟。”因此，清政府于1898年“命各督抚饬改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西法，切实兴办，办有成效，准予奖励”，以期达到讲求农学的目的。
　　最后，要解决几千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根据吴承明的估计，1893-1913中国人口增长15.2％，平均年增长率为7.1％；耕地增长6.6％，平均年增长率微3.2％，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耕地的扩展，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不稳定因素。因此，改变传统的农学思想，代之以新的更加先进的农学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就显得迫不及待了。
　　冯桂芬很早就提出：社会动乱正是由于不讲农业，生产凋敝造成的。“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生齿数倍乾嘉之时，而生谷之土不加辟，于是乎有受饥之人。弱者沟壑，强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胠箧，大焉斩木揭竿矣”。激起社会矛盾的原因是阶级矛盾的尖锐，但不讲求农业而造成的落后则是其深厚的根源。李提摩太也在《新政策》中说“中国各省，生齿繁庶。就现在情形而论，每年饥冻而死者至三四百万人之多。其苟延残喘，宛转于沟壑中尤指不胜屈，岂维民哉，即京外各官，除数要津外，自余所得薪俸，多半不能自给。其候补人员，艰窘尤难名状”，给清政府的统治敲响了警钟。
　　
　　四、结果
　　
　　清末的重农思潮是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候兴起的，目的在于挽救危亡，是实业救国思潮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它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国人对农业地位的认识是在外来压力的冲击下才开始的，有一定的被动性；再者清末的重农思潮也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响应，因此，在以后的农业改良过程中，士绅也积极参与其中，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和近代化，可以说清末重农思潮的兴起是国人觉醒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清末重农思潮的影响下，以政府为领导，以民间的参与为回应，在全国兴起了一个改良农业的高潮，全国各地兴办农业教育，建立了从初级到中级、高级的农业教育体制；同时开始大量向国外派遣农业留学生，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知识；此外各地兴办农业试验场，进行农业试验和科研推广。在官绅的共同努力和带动下，广大民众也积极地投入到了农业改良当中，他们兴农学、创农报、建农场，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