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学源起于现代性的来临与理性的觉醒，但它越是企图远离道德关照而聚焦纯粹经验的行动关系，就越是深切地体味到意义缺失与秩序虚无。或许这将注定社会学不得不于现代性驱迫与传统性考问的夹缝中确立、彰显其学科合法性，也将基于一种于矛盾紧张之中流变、穿行的学理逻辑来确立其视角，并通过对社会运行机制及秩序生成路径的呈现而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更具涵括性关照的社会总体性。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逻辑；紧张；基本视角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91-03
　　社会学自诞生伊始，便一方面秉承着现代性的承诺，宣称通过与传统决裂，凭借其独特的“想象力”必将超越孤立个体的情感冲动、价值视野和非理性行为，从而把握住人类社会实践的规律，进而阐明某种有秩序的社会构造的内在机理。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令人沮丧的事实：曾经普遍渗透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互赖、共存维度上的“神圣范畴”与“终极价值”，并没有因为理性的觉醒与祛魅的执着而被彻底驱逐，相反意义缺失与道德焦虑一如既往甚至尤甚于前。或许这将注定社会学的宿命就是不得不在既回应现代性驱迫又直面传统性考问的夹缝中确立、彰显其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而断裂中的延续、区隔中的统合、对立中的转关兴许本身就是社会学学科演化的基本轨迹。而本文力图探析的正是社会学到底嵌入且穿行于哪些紧张关系之中？它整个的演进、生发又贯穿着怎样的理论逻辑？基于这一逻辑，其考量与审度社会与人的基本视角又是什么？
　　一、紧张与穿行：社会学的理论逻辑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曾说：“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wWw.11665.cOm”[1]他认为“现代性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2]。由此，亦可断言，社会学是对因现代性来临而引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知识回应。而从现代性指向与传统性习惯既疏离、断裂又承续、勾连的复调关系中所引申出来的个人自由与集体规约、科学说明与价值体悟、普遍客观与特殊主观、静止闭合与流变开放等维度上的矛盾冲突，便既是现代社会问题引发的基本根源，亦构成了社会学理论逻辑延展所嵌入的基本紧张，且不同社会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分殊对立以及各个社会学家言说自身内在的摇摆抵牾（包括其为了应对挑战而不断进行的调适修正、更张整合）都正是其反复穿行于这种紧张态势中的一种折射。以下便是其紧张关系的两个基本层面：
　　（一）启蒙与反启蒙的紧张
　　克里斯·希林在其《社会学何为》一书中曾说：“社会学乃至现代社会科学兴起之时的思想背景，是由中世纪之后数百年间的种种变迁，以至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中对于这些变迁的种种回应所塑造的。”[3]事实上，当理性的觉知使得“共同体”、“普遍善”、“终极追问”、“神圣范畴”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宗教信仰、道德崇奉都黯然失色，自我超越且“道德自足”的创造性“个体”被大大强调，对群体价值纽带与集体情感的关注让位于对理智及其指导下的自由个体的社会行动与“理性”、“科学”的组织协调的“研究”时，自认为已经完成启蒙过程的人宣称能为“世俗空间”确立一套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理性秩序。这是典型的“启蒙”取向与姿态。其间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个人高于社会、理智高于情感与信仰、个体行动自由高于群体秩序规制、普遍规律高于特殊意义、科学研究高于价值判断的强烈倾向。而在另一方面，反启蒙取向则对个体权利自由伸张、群体纽带断裂以及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侵蚀甚至殖民化所带来的道德后果感到忧虑与绝望。他们拒绝“断头台博士”[4]的理性宣教，并将出于功利的目的及带来现世幸福的承诺而对人进行的管制或征用称为“庸俗的生命之敌”[5]，且坚持认为社会或群体的特性不可化约为个体的习性，行动意义的最终来源绝不是行动个体的主观赋予。总之，“它关注共同体，关注社会秩序与人的意义当中无关乎理性的维度”[6]。并坚信在前理性、前契约的意义上，社会有着一种能超越构成它的个体的总体属性，即在一个更加整体论的情境下，整体大于构成它的部分之和[7]。而这种共存、互赖基础上的集体存在方式本质上具有某种“突生性”与“超灵性”[8]，因此无法将其简单还原为个人功利抉择与理性实践的简单叠加，而必须将社会重新植入到集体意识与共通知识的意义网络中才能得到理解与阐释。综上

见，社会学从其发展初始便深深嵌入在启蒙与反启蒙深刻紧张之中。由此，它一方面因为启蒙的追问，力图驱散道德的迷雾，而视行动为工具性的、去道德的合理性实践，那秩序当然就是“行为主义”[9]的且基于理性关系而言的一个“科学范畴”；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因为反启蒙的召引，而力图复归群体纽带的维系，于是视行动为“规范性”[10]的、充满道德意涵的价值实践，那与此相应的秩序所指必然就是意志主义的且基于共享意义而言的一个“道德范畴”。至于具体的社会学理论则常常将其各自取向分别定位于“启蒙”与“反启蒙”所构成的两极连续谱之间的某个点上，且基于学者背景及社会格局的演化而显示出某种穿行摇摆态势。
　　（二）实证与非实证的紧张
　　当社会学伴随着现代性来临而诞生时便注定其会将“科学”作为自己学科合法性的基石，而其创始人亦信誓旦旦地承诺实证主义乃是其有别于哲学与宗教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取向，即认定任何真正的社会学都必须采取一种所谓“科学的”自我意识，且以经验观察为基础，并以经验取向驱逐任何“哲学的”或“形而上的”问题意识[11]。它从一种近似于纯粹“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宣称“不仅研究者的承诺不会影响他或她的数据，且一般性概括也完全基于客观的证据”[12]，而其社会理论的形成路径正是通过观察而概括或者说通过归纳而建构。总之，所谓“实证主义”倾向就是将“理论化约为事实”。它设定：“科学在其他领域中的认识论假设和标准完全适合于社会行为的研究”，而“在一门排斥了‘哲学’问题，且相应地，经验观察也就完全不成问题的科学中，具有理论性或一般性的问题只有在与这样的经验观察相联系时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13]。同时它还认为社会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进步源于对经验世界不同侧面的专注，因此拒绝理论、理念等更一般、非经验的结构性分歧与冲突污染其学科视域。但同实证主义完全剔除非经验的涵义且致力于纯粹观察的表达形式，并以定量化、数学语言化标榜其科学性相对的是反实证主义的取向[14]。它坚持认为，“由于内在意义的无限变化性和相对不可把握性——即由于人文研究课题的‘非物理的’或至少‘非经验的’方面——预测和说明所要求的普通范畴和客观论证是不可能达成的。”[15]同时还论证说无论在经验还是理论的方面，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倾向都导致了社会学想象力的枯竭（即不仅使经验探究领域陷入贫困的境地，而且还使理论传统本身存留下来的那一部分也枯竭了）[16]，且最终限制了理论知觉的深度，使得其分析难以获得一种充分的自我理解，进而引起理论体认的自我混乱[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