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是多维度的，中等收入群体不仅要在经济上发挥稳定功能，还要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发挥稳定功能，使一些潜功能“外显化”。只有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共同稳定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成为了整个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这一问题更是越来越凸显。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发现：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说，比较而言，“纺锤形”社会结构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可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而要造就“纺锤形”社会结构，则需要大幅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在整个社会当中的比例。
　　功能论视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
　　从功能论的视角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比例，对于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社会稳定是多维度的，既包括经济上的稳定、政治上的稳定，还包括文化上的稳定。这三个维度分别对应于当前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这三个维度是缺一不可的。从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由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重要的财富创造者；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由于收入较为稳定，是重要的消费者，同时能够引领整个社会的消费潮流。从政治稳定角度来看，一方面，由于中等收入群体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较为稳定，对现状满意度较高，这一群体的政治态度往往有利于实现政治稳定；另一方面，由于中等收入群体往往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这对于推进政治民主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wWw.11665.cOM从文化稳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由于中等收入群体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个人修养，往往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这有利于实现文化稳定；另一方面，由于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中的形象往往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其价值观、行为方式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认可的“集体意识”，这有利于实现整个社会的文化稳定。
　　作为结构功能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团结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念、共同道德规范，一句话，是一种被称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良心”的“同一社会一般公民共同的信仰和情操的总体”，正是这种集体意识为建立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①中等收入群体为了当好“社会稳定器”，就需要在全社会构建一种“集体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这样可以防止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迪尔凯姆所谓的“失范”现象，处于一种社会整合的状态。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手段—目标”论，他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文化体系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规定了目标，但是社会在结构的安排上并没有为每一个人提供达到上述目标的合法手段。②默顿认为，造成社会不稳定的越轨行为是由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为了让中等收入群体当好“社会稳定器”，就必须要对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因素进行改革。否则，中等收入群体不仅不能起到“社会稳定器”作用，这一群体本身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默顿看来，任何事物既存在利于社会的正功能，也存在不利于社会的反功能。为了让中等收入群体当好“社会稳定器”，就需要加强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稳定所起的反功能的研究，以此来尽量避免中等收入群体反功能作用的发挥。此外，默顿还提出了显功能与潜功能的概念，“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的调整和适应的客观后果，这种调整和适应是系统中参与者所预料所认识的；与潜功能相关的是没有被预料也没有被认识的客观后果”。③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已有的研究往往主要关注大家所预料所认识到的功能，对于没有被预料也没有被认识到的功能往往研究不足。为了更好地发挥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应该加大对中等收入群体所发挥的潜功能的研究，使潜功能“外显化”，从而让中等收入群体更好地成为“社会稳定器”。
　　冲突论视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社会两极分化
　　马克思是冲突论的重要奠基人，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中间等级的瓦解、中间等级的大多数落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化，这是导致资本主义的重大社会冲突、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恰恰说明了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当然中等收入群体能否成为“社会稳定器”，是存在一定的前提条件的。这不仅与中等收入群体自身的利益诉求是否得到很好满足有关，还与这一群体的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有关。一方面，当他们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时，这一群体本身就有可能成为变革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愿意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责任，或者根本不具备这种行动能力，这时候他们也只能是做一个“袖手旁观者”。
　　从冲突论的角度看，任何社会以及社会各集团之间都存在着冲突。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如果这两大群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群体边界明晰，社会流动的渠道处于闭塞状态，则会形成法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所谓的“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根据埃利亚斯的观点，“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⑤在这种状况下，高收入群体成为了“内局群体”，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中等收入群体则成为了“外局群体”，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此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等收入群体就会与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低收入群体结成“联盟”，共同成为社会变革力量。因此，为了让中等收入群体当好“社会稳定器”，应该将中等收入群体纳入到“内局群体”中来，让中等收入群体更多地参与国家经济社会事务，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责任意识。
　　在现实社会中，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把冲突的原因分为物质性原因和非物质性原因。物质性冲突原因，是指权力、地位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均，非物质性冲突原因是指价值观和信仰的不一致。⑥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冲突不仅体现在权力、地位和资源分配上的斗争，也体现在价值观和信仰的不一致。因此，为了让中等收入群体更好的发挥“社会稳定器”功能，不仅需要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在物质上的“中产”；还需要缩小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在价值观和信仰上的不一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在精神上的“中产”。
　　中等收入群体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一方面，和冲突的性质有很大的关联。科塞认为，冲突只要不直接涉及基本价值观或共同信念，其性质就不是破坏性的，而只能对社会有好处。⑦当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不直接涉及价值观、信仰的冲突时，就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整合，否则会造成整个社会系统的混乱和瓦解；另一方面，还跟社会当中是否设置了缓解冲突的机制有关。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安全阀可以使过量的蒸汽不断排出，而不破坏整个结构，冲突也能帮助一个动乱的群体‘净化空气’。科塞注意到，这样一个安全阀‘可以充当发泄敌意的出口’，及时排泄积累的敌对情绪”。⑧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如果设置了“社会安全阀”制度，那么这种冲突就不会是破坏性的，反而会有利于社会稳定。因此，要想让中等收入群体当好“社会稳定器”，一方面，需要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在精神上的“中产”，弱化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在价值观、信仰上的冲突；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防止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冲突的不断升级。
互动论视角：由群体意识走向集体意识
　　互动论中的参照群体理论认为：“参照群体是人们在确定自己的地位时与之进行比较的人类群体，是人们在决定其行为和态度时所参照的群体”。⑨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发现：参照群体不仅具有地位比较的功能，还具有引导行为和态度的功能。由于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经济社会地位差距悬殊，因此，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往往会以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一方面，低收入群体通过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比较，发现两个群体之间的地位差距并不是那么大，这可以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促进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会以中等收入群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价值观的依据，而中等收入群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往往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的。当然，中等收入群体要想发挥参照群体作用，当好“社会稳定器”，也是存在一定的前提条件的。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地位差距不能过于悬殊；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必须是积极的、健康的。因此，国家应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缩小低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之间地位的差异；同时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倡导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只有这样，中等收入群体才能当好“社会稳定器”。

　　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由于两者社会地位、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较大，在互动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互相“污名化”和互相给对方贴“标签”的现象。社会学家戈夫曼对“污名”现象做了深刻分析，戈夫曼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受损的身份”的核心概念，用于描述遭受污名化体验的人们被社会他人贬低的社会地位。{10}正是这种“受损的身份”，使得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沟通非常困难，缺乏沟通的现实基础。而中等收入群体则是两者之间沟通的桥梁，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可以作为低收入群体的代言人，向高收入群体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还可以作为高收入群体的代言人，向低收入群体灌输高收入群体的意识形态。因此，中等收入群体要想当好“社会稳定器”，必须要有效发挥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桥梁作用，使两个群体之间能够实现有效沟通。
　　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在其交换理论中提出了“攻击与赞同命题”和“理性命题”。“攻击与赞同命题”认为，当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期待的报酬或者受到了没有预料到的惩罚时，就可能产生愤怒的情绪，也因此会出现攻击性行为；当个人的行动得到预期的报酬，甚至超过期待值时，或者没有得到预期的惩罚时，他就会感到高兴，心理上也会赞同这种行为。{11}当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时，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积聚，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当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很好满足时，他们对社会更加认可，这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理性命题”认为：“人们在选择行动时，不仅考虑行动后果的价值大小，而且考虑获得该后果的可能性，通过理性全面权衡，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12}当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很好满足时，他们将面临一个选择：是联合低收入群体共同反对高收入群体，还是安于现状，成为高收入群体的“帮凶”。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这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这说明中等收入群体是否发挥社会稳定功能不仅取决于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否得到很好的满足，还取决于自身力量的大小，是否有足够的行动能力，为尊严和权利而斗争。因此，从国家的层面来说，一方面，应该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整个社会当中的比重，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行动能力；另一方面，还应该尽可能满足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结论与建议
　　为了让中等收入群体当好“社会稳定器”，首先得先让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稳定器”。那么，怎样才能让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稳定器”呢？这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应该尽可能满足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诉求，让中等收入群体由“外局群体”成为“内局群体”，使其成为社会稳定的促进力量，而不是相反。要维护好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进一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政治参与，满足中等收入群体的文化诉求，以此来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满意度；第二，为了让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稳定器”，应该让中等收入群体具备行动能力。国家要出台各种政策措施，使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实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实现物质上的“中产”，这样可以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真正成为“纺锤形”，从而可以使中等收入群体真正成为一个实力群体，具备行动能力；第三，为了让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稳定器”，还应该让中等收入群体具备行动意愿。除了实现物质上的“中产”，还要让中等收入群体实现精神上的“中产”，培育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等收入群体，让这一群体真正担负起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责任，具备维护社会稳定的行动意愿。可以说，这三个条件是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稳定器”的前提条件。
　　那么中等收入群体在成为“社会稳定器”之后，如何当好“社会稳定器”呢？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社会的不稳定往往是由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原因造成的，因此需要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因素进行改革。否者，中等收入群体就很难当好“社会稳定器”。同时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第二，社会稳定是多维度的，中等收入群体不仅要在经济上发挥稳定功能，还要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发挥稳定功能，使一些潜功能“外显化”。只有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共同稳定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第三，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将自身的“群体意识”上升为全社会的“集体意识”，使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信念，这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当好“社会稳定器”是至关重要的；第四，中等收入群体要想当好“社会稳定器”，必须要当好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桥梁，使两个群体之间能够实现有效沟通；第五，中等收入群体要当好低收入群体的参照群体，倡导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只有这样，中等收入群体才能当好“社会稳定器”。（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③⑥⑦⑧{11}{12}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8、242、264、265、268、296～297、297页。
　　②⑨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0、113～114页。
　　④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社会》，2005年第1期。
　　⑤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
　　⑩李建新、丁立军：“‘污名化’的流动人口问题”，《社会科学》，2009年第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