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学发展:一个哲学范畴的再思考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发展”无疑是一个“高频”词汇，它频频出现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策略中，出现于各级政要的讨论中，出现在百姓的闲谈中——一句话，“发展”似乎成了包治一论文联盟http://切社会百病的“良药”。然而，在我们津津乐道于“发展”之时，却鲜有人对“发展”的前提乃至发展本身进行追问和清算——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发展在怎样的预设基础上才是正当的?怎样的发展才能与人们所追求的愿望相符合?如果不从学理上进行一番“自明性”地考察，发展也许会蜕变为一种流行的语言游戏，甚至会成为“决策失败者”的遁词和借口。
　　
　　(一)
　　
　　那么何谓发展呢?若从哲学的角度追本溯源，当知“发展”之实质乃是变化、运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指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其意表明事物的发展在时间维度上是一维的，是不可重复的。“不可重复”表明“动”，然而这种“动”是“有序”还是“无序”的呢?在自然科学中，有两种运动形式，一则为无序，一则为有序。WWw.11665.Com如数学中的圆周率(3.14159265……)其变化是无序、无规律的；而对于自然数序列(1，2，3……)则是有序的，物理学中的天体运行规律亦然。规律和有序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可重复或可还原的，它将直接导致“决定论”、“控制论”。譬如：我们可以根据天体运行规律确定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后某星体的位置，有序的可控性表明只要认识了规律，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圣经》有所谓“太阳下无新事”之论。然而，宇宙万物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偶在因素——虽然我们可以用辩证法将其实质规定为必然，然而偶然的表现恰恰给人类带来了新奇和挑战，具体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更是如此。由此中国圣哲则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日新”之说。自然，这种“变”带有一种价值意向的附加，即“变”乃向“通”的方向转变。但事实上，古人并非“想当然”的将“变”作为“长治久安”的法宝，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乃至诸多变法并非按其“期望”而运行，相反，很多“变”非但没有“通”，反而导致了失败乃至亡国。事实上，古人赋予“变”的价值之前提在于“穷”，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按照“古法”很难延续下去，“变”才有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然而“变”之结果不可预期，无论计划是如何周详、精当，但总有某些环节出现死角，也总会伴随着“变”带来意想不到的意外，结果却有可能导致“变”的前功尽弃。另一方面，“等死”总是被动的，而“主动作为”去“变”则至少有一线生机和希望，甚至有脱胎换骨的大变化。因此古人才有“穷则思变”之箴言，更何况古典哲学推崇“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由是。“变化”或日“发展”就有了一种价值的取向和判断。
　　需要声明的是，虽然中国圣哲倡导“穷则思变”和“自强不息”之理念，总体却是处于保守的，甚至“变”还带有一种复归的色彩，如孔孟对“周邦”的艳羡。老子对小国寡民的渴望，等等皆然。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农耕文明的“道”与“天”总是相对稳定的，此亦谓数千年古老文明绵延不绝之要因。从这个角度而言，国人对“变”赋予的价值并非十分强烈，因为“变”、“动”本身就带有一种不确定因素。
　　真正予“变”以价值取向的乃来源于西方，尤其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根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近现代工业文明所展示的知识、技术的力量，赋予并强化了变化(发展)的价值取向。而哲学教科书中所谓发展的定义则更增强了现代人对发展的“好感”，“发展就是事物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变化运动的趋势”。“高级”自然好于“低级”，现代自然也要优越于“古代”了。这样看来，“发展”似乎只是所谓的“规律”在时间序列上的排序而已。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因为若想当然地将发展看作所谓的“自然规律”在时间序列上的展开，将导致背谬——或者降低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或者限制了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因为在这种发展观里，“人”似乎纯属是多余，而发展也无非是一种所谓规律死板、机械地呈现而已。如果一切都是预制的和被设计的。这种“发展”与宗教的宿命论又有何区别?更何况，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断然不会“被动”地受规律摆布，即言人们在所谓的发展历程中并没有真正地驯服于自然规律，而是僭越了其作为人的职能。尤其是人之“贪婪”的本性使得“发展”走向畸形，这样就出现了卢梭所谓的“当自然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意志却还提出需求”：“我们的食欲之所以过度，只是因为我们使它遵循自然的法则”。马克思则把这种商业文化所塑造的超越人的自然需要的欲望称做“病态的欲望。”然而事实上，真正的“发展”并不是纯粹“经济学”的概念，亦非时髦的象征，其本质固然为满足人之欲求而来，但其最终目的乃是人性的自我解放和提升，达到人与世界的彼此交融，是一种天、地、人的和谐状态。马克思所谓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共产主义——亦是作为人性的和谐而出现的，这种“发展”无疑带有一种价值判断，但更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对当前人们现状不满的“理想诉求”。因此，对于发展的本质而言，笔者毋宁将发展看作人类对未来的一种希冀或曰“发展乃一种文化承诺”。
　　遗憾的是当前的发展乃深受“现代性”之影响。而“现代性”则根源于西方，元论其理论构架还是具体操作模式皆以西方为模板，似乎现代性就是西方的城市化、机械化、工业化，所谓发展就是一种“线性”的“西方化”推进。殊不知这种缺乏深刻反思的简单复制给我们带来多少不必要的弯路。更何况，即使西方所谓的现代化亦存在着诸如能源危机、环境危机、感情危机、信仰危机乃至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
　　
　　在“现代性”发展的观照和影响下，我们的“发展”曾一度陷入误区，回顾建国之初至今的发展之路，我们的“发展观”大致经历了“政治人(集体)—经济人(个体)—技术人(技术主义)—和谐人”之历程。
　　建国之初，人民当家作主，凡事讲出身、讲阶级，一切以政治为最高统帅。尤其在文革期间，“政治统帅一切”的观念将全民改造为“政治人”，这一“过度政治化”、“阶级化”价值取向几乎将国民经济推至崩溃的边缘。痛定思痛。一度迷失的国人开始“拨乱反正”，将国家的运行轨道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乃至综合国力的提升。正可谓“物极必反”，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一切决策的制定、实施皆采取谨慎、反省的态度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