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是一个较新的哲学分支学科。也许有人认为它现在还没有达到分支学科的地位。下面我们将要考察哲学研究中忽视技术问题的原因。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开辟技术哲学领域有哪些困难。
科学哲学中的分析哲学有其较强的传统，即主要关注科学知识的本质和科学变革与进步的机制，认为正是凭借着理性的证明人们才能提出科学主张并在并存的多种理论当中做出选择。由于在公众的心目中科学与技术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科学哲学家们认为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当然地包含了技术问题。也有非哲学的理由可以说明这种研究为什么能得到研究基金会的资助。许多政府和大的跨国公司都对借助什么方法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很感兴趣。为了便于决定哪些科学的和技术的研究应当得到资助，以在工业和军事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并推动进步，一整套科学政策法规已经建立。新的高尖技术成为致胜工业竞争、争夺军事霸权、促进国家繁荣、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至少有的科学哲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可以促使科学进步的办法。那么，关于技术的哲学研究能否加深人们对技术变革过程的理论理解，并为巩固和发展技术领域的政策决策提供理论的根据呢？
乍看起来，复杂的技术好象是在解决难题的实践中运用科学知识的结果。按照这种看法，答案很简单，技术进步依赖于并产生于科学研究。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政府和公司曾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慷慨资助。但是，随着财政预算吃紧，和基础科学研究与发展所需费用越来越高，这种战略的效益受到了质疑。关于技术进步的历史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尽管有些技术是从基础科学研究中引伸出来的，但许多却不是。wWW.11665.coM即便在象曼哈顿原子弹制造工程那种纯理论与实践技术联系最直接的项目中，应用技术也比纯科学要多得多〔1〕。在象蒸汽机这样的例子里，新技术的广泛运用领先于并似乎刺激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影响了热力学的发展方向。
简而言之，技术发明，就象科学思想的最初萌发一样，在各种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哲学家们不太在意一种科学思想如何产生，却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对承认还是拒绝这种思想提供依据的科学证明上。在技术的范围内，承认、拒绝和证明意味着什么呢？承认即被采用或叫广泛应用；拒绝即不被采用；证明则可以为作出技术选择提供依据。合理的技术选择意味着该项技术能够最好地完成预期的任务，或者最好地解决了实践中的问题（这也是真理的同义语，或最佳解释）。
而重要的区别在于，理论只能被假定为是真或是假，而技术则总是要么被采用，要么被完全忽略。
这个区别也预示了科学与技术的更深层差异。科学的分析哲学假定科学理论之为科学，要么在于它们的真理性，要么在于它们作为真理的标志而得到成功预测。但是非常清楚的是，人们之所以做出某项技术选择，不是因为某种方法在某种狭隘的“最佳”工艺的意义上能最好地完成某项任务。“最佳”的选择是相对于其它所有可能的手段而言的，也包括那些只能完成特定技术任务的手段。这就等于说，要运用技术去解决那些并决不纯粹是技术性的问题。被广泛采用的技术必须被投入大规模生产，有广阔的市场并投入交换。技术的采用于是便最终地依赖于对它的生产，实际的和计划中的贸易决定。众所周知，既便是在最合理的情况下，贸易决策也是许多因素综合平衡的结果。价格、外观、规格、操作费用、部件的效能、售后服务、原材料进口需要及其便利程度等都被列入考虑范围。正如广告商们知道并力图使人确信的，贸易决定总是按照这种效用最大原则来做出的。
这就说明，在广泛使用技术意义上的技术变革，不管这种变革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都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技术问题和它的方法的解决，不仅仅是发生在与理论科学最接近的关于机械研究和发展的那些实践和认识范围内的事，而应当看作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技术决策基础的巨大变化〔2〕。由于这种原因，科学和技术研究正在变成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交叉学科项目，需要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工程学家……甚至有时还需要哲学家的共同投入。在这种意义上，与其问哪种哲学能够有助于sts（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不如继续尝试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技术哲学领域。拉图尔曾经指出，哲学对当代无所贡献，因此它从社会学方法中提升出一种方法论，用于在社会背景中考察技术－科学问题，并对它们做出了有说服力和富于挑战性的分析。〔3〕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在一种长期忽视技术问题的哲学传统中，已经有了一种“技术哲学”（一种关于技术的理论观点和态度立场）。这种观点不是一种简单的疏忽，而是没有把技术作为哲学家们应当关心的研究题目的结果（在这方面它就象性和人的机体）。在谈到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时，伍尔加提出了以下著名见解：
讨论技术，讨论它的能力，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与讨论人的才华、能力和道德权利问题好比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4〕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技术观已经蕴含在对于人类存在的讨论中，也包含在一直拒绝讨论技术问题的哲学实践中，则关于什么是人的哲学争论应当被引向深入，而技术应当在哲学体系中占据更加核心的地位，而不应仅仅是一个处于外围的分支学科。技术哲学可以对展开和深化这些讨论做出更大的贡献，正如它在医学和法律道德方面变得日益重要一样。如果在长期的哲学实践传统中已有技术观蕴含其中，那这个传统为什么要拒绝关于技术问题的哲学争论呢？这就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尽管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并且与纯科学相比，技术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更为直接，但技术哲学却远未达到象科学哲学那样的地位。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技术的定义会存在如此多的争议，并且成为技术哲学讨论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如果关于技术的讨论真的仅是关于人类本性讨论的另一方面，那么关于技术的定义就应当简单地包含在关于人类本性的概念中了。
例如，梅塞尼认为：“现代技术和它的作用能否成为一个主题并得到特别的关注，在很大成分上取决于如何界定技术”〔5〕。艾德则告诫我们，技术的定义是非中性的。目前已经提出的技术定义主要有：(1)“服从于为了实践目的的知识体系”（梅塞尼，1969）；(2)人类创造出来用于完成他们以别的方式所不能完成的任务的系统（克兰和卡什，1992）；(3)“建立在应用知识基础上，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显现于物理客体和有机组织形式上的系统（沃尔特，1992）；(4)由少数技术熟练者通过有组织的群体去理性化地控制更大的群体、设备和机器的系统”（麦克德莫特，1969）；(5)“人类和非生命客体以多种方式相互关联的生活方式”（温纳，1991）；(6)“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和在已达到的发展水平上）以理性方式获得并绝对有效的方法的总称”。（埃留尔，1964）；(7)“一种社会建构的社会实践”（斯坦普，1989）。
借助于芬尼伯格(feenburg)的分类我们可以在这个纷争的技术定义领域中找到某种条理。他认为，已经建立的大多数技术理论都属于两种主要类型中的一种，它们要么属于工具理论，要么属于实体理论。他自己提出了第三种理论，叫做批判的技术理论。
工具理论(instrumental theories)是基于这种共识：技术是由工具组成的，这些工具是为了一定目的而以便于使用的方式由潜在的使用者设计的。换句话说，技术是那些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价值但却有助于其它各领域（如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的价值创造的人工制品。于是工具理论要么把技术仅仅看成各种人工制品和设备（工具和机器）的系统，要么更广泛一点把它看作科学的应用并相应地作出界定。以上关于技术的第一、第二种界定便属此类。
实体理论(substantive theories)把技术看作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他们认为，技术的充分运用对于人和人的本性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使用它的表层目的。正如马尔库塞(marcuse)指出的，“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6〕埃留尔的定义就力图把握技术的这个方面。
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既不把技术看作工具也不看作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看作非中性的社会性产物，因为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渗进了社会价值（参看上面的第4和第7种定义）。于是，技术的发展被看作一种充满矛盾的政治过程。“技术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舞台。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在它上面人们讨论并进行着文明的选择。”〔7〕
梅塞尼是工具理论的鼓吹者。在他看来，新技术的最根本作用是创造新的可能性。由于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供选择，就会产生新的价值事件，就需要做出过去不需去做的选择（比如是否要对先天畸形的胎儿实施堕胎等）。而技术本身作为可能性的创造者则是价值中性的。而这种价值中立性不过是工具手段的普遍中立性的一种特殊表现。所有的工具手段仅仅是偶然地与它们所服务的目的相联系，并且是相对独立于这种目的中蕴含的价值倾向的。这是关于人类存在的另一方面。他们既作为自主地决定活动目的和实现其价值目标的存在，也作为不仅为了达到他所追求的目的而理智地选用所需要的手段，而且能够为之而创造新手段的理性存在物。手段与目的之间联系的偶然性反映了与纯粹物质决定论不同的理性和意愿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反映了人作为有理性和能力的存在物能够运用它们去指导自己的行动。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便已看到了关于理性标志着人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的明确论述。对于人类来说，为了完全实现他们作为人的潜能，就必须通过文化培养去超越他们的动物本性、本能和需要，并运用他们的理性能力去支配他们的行动。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的时间（闲暇）去培养他们的理性素质，并能从直接的生物性物质需要中超脱出来的人，才能真正过一种全面的人的生活。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者的实际劳动由此而贬值了，人为了成为全面的人而必须努力从劳动中超脱出来。更进一步说，活动的功能和方向在观念上都应该受到知识的指导，并作为一种手段而服从于对它所应达到的目的的本质的理解。工艺生产者（如武器生产者）必须接受将要使用他们的人（如武器的军事人员）的特殊要求和设计，而他们进而又必须接受将军们的指挥（比如军事战略家），因为他们决定着该项成果（如炸弹和导弹）的用处，而将军们又取决于政治家们为他们设置的军事目标。在一个组织有序的国家（理想国）里，手段、目的和统治者构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一种权力结构。在那里，那些具有很好教养、集中了理论和实践智慧、具有美德的人去仔细设计活动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最佳手段，然后交给手工业者和劳动者们去付诸实施。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将一些人导向全面的人的生活的自由是建立在占有另一些人（奴隶和妇女）的劳动的基础上的。这些人创造了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能够通过工业技术的发展消除这种劳动的异化。那些属于社会整体并且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而由整个社会所掌握的技术及其应用，将消灭奴役制度，使人们从谋生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使一种全面的人的生活完全成为可能。这种愿望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新工具》中也曾以不同的技术体系而有所规划。换句话说，现代科学进程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理论都是建立在技术的工具理论和相应的科学观上的。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为人类控制自然和从奴役制中解放自身提供了理性的武器。这种工具观力图把人类从自然中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人类只有在摆脱了为他们的生物性存在所必需的工作和劳动的实践需要时才能实现和发挥他们的潜能。这种技术观已经改变了冷战年代的政治划分，并为技术的价值中立性观点提供了根据——它好象可以在民主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贸易市场的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和集权主义这样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保持价值中立性。

按照这种观点，发展技术的道路就是发展科学。技术是应用的科学。通过理性方式可以解决技术问题，也可以通过对于物质环境的必要的理性理解去达到自由地选择目的。这种把科学与物质问题都同社会决定作用割裂开来的假设为技术提供了双重的客观性。它是人类理性所追求的关于自然规律的普遍性知识的产物。这种规律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存在并发生着作用。这种知识被运用于物质环境，而且不管这种环境在什么地方出现，它都可以以相同的方式被应用并得到相同的结果。不管目的是否达到，成功或失败都是明显的。技术进步在于制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以便做更多的事情，和使更多的预期目的得以实现并且实现得更有效率。
就是这种观念蕴含在哲学的传统中并支配着当代许多机构的决策实践。斯坦普借助于发展机制对此做了说明，〔8〕发展的观念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发展匮乏仅仅是由于缺乏获得所需的必要技术的资金所造成的。这就是假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很好发挥作用的一种机器或一个过程搬到另一个地方也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发展援助于是变成了为求得技术转让而提供的财政支持。斯坦普也指出了这种办法的谬误。对此最触目惊心的说明，是由于发展政策的失败而造成的人类困境和社会动荡。在技术转让问题上，仅从纯粹工具的角度看待技术的观点所具有的局限性已变得十分明显。通过它们的各种特殊方式，技术不是被引入纯粹的物质系统而是被引入社会系统。它们是被人所使用，以完成以前可能是由别的人借助别的手段而以别的方式才能完成的任务，或完全是做一些全新的事情。它们的引入是为了取得社会效益。
由于这种原因，绝大多数关于技术的哲学论文都对工具理论持批评态度。于是自然地提出了寻求更好的技术定义的需要。这个定义应当重视技术的社会内容。实体理论基本上把技术与理性、工具看作相同的东西，但它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即如果想用工具或器械来实现任何目的，就必须把它们投入使用，一种为特定目的而合理地设计出来的工具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使用。于是工具的设计和使用便必然向那些将要使用它们的人（也包括那些由于这种使用而将被改变的人）传授相应生产实践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按照对于技术的工具解释，为了达到对于技术设备的有效使用，必然会象对待工具和自然物质那样来对待使用和操作它的人，把他们当作工具和自然物质的一部分来加以占有和控制，以便实现预期的目的。这就好象现在的某些人文科学，它们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装饰和要求自己，为了寻求在最初阶段的人的行为规律，他们象对待其它任何自然客体那样来对待人、研究人。这种规律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来预测和改变人们的行为。
于是，实体理论更多地谈论技术系统与技术实践而不是设备。他们认为这些系统蕴含的价值超过了那些通过技术手段而力图加以实现的预期目的。“效益”的工具标准表明了这种价值存在。如果“效益”是成本与利润的比例的测量单位，那么如何计算成本和利润就变得非常关键：谁的成本？谁获利润？以什么方式独得？纯粹的技术方法是建立在世界分化为自然和人类这种二元观念之上的，因此它必然忽视以一种社会方式（而不是实体方式）推行一种技术所需要的社会成本。实体理论把社会结构作为现实存在的一部分，把技术看作不仅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控制自然的活动，也是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社会现实环境中的活动。于是，技术系统便成为他们通过保护性和创造性活动来建设这个环境的现实存在的组成部分。
所以，实体理论同意把技术界定为为了保障物质福利而运用工具理性的产物。他们之所以反对工具主义者把技术作为人类进步的动力，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把人类的全面实现概念仅仅看作要么是理性的运用，要么是物质的满足。相反，他们强调人类全面实现的其它途径和方式，例如宗教、艺术创造或人际交往的发展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被技术系统的应用所掩盖了或践踏了的有价值东西。因为生活方式的破坏需要维护和实现这些价值，而在评价技术的效益时，它们并没有被作为一种代价或成本而计入其中，因此技术本身不能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技术的引入提升了某些方面的价值，但却是以牺牲意识形态水平的选择为代价的，并且使在实际水平上的价值选择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意义上，价值体系被摧毁了。技术不是创造了人类的新的可能而是摧毁了它。技术系统既然使人无可选择地成为别的什么东西，也就将其变成了纯粹的自然客体。一些实体理论的支持者比如埃留尔和海德格尔把完全拒绝技术和回到原始状态看作保护人的本性并导向充分实现的全面的人的生活的唯一途径。其他的，比如温纳和博格曼则考察了限制技术的可能性。博格曼呼吁一种“二元经济”，其中一种不断扩大的技术因素受到一种不断增长的自主的经济内核的调节与控制。
批判理论对用工具合理性来界定技术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是建立在没有不变的人类本质这种观念基础上的，这种观念在很大成分上来自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反对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人既有较高级的精神、智力和智慧的方面，又有较低级的物理的和物质的方面。这两个方面以特殊的方式相互作用。这就为解决关于技术的争论铺平了道路。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原著，可以看到在他的政治理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工具主义和二元论的价值倾向交织在一起。前者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工业技术和大生产及其成就才能征服自然，求得自由。后者则把人类看作一种必须满足其生物性需要才能生存的生物性存在，但是，一旦他们开始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时，他们便把自己从动物界中区别开来了，人类智慧的进步是社会组织和为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这些关系是依次由物质环境、技术和技术的使用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的。于是，技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对社会的构成和它们的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技术展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活性关系，他们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它也决定着他们生活的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和由这些关系产生的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也可以将这种观点引向实体理论的一个变种，但这种理论却不可能拒绝或限制技术。在一个历史地决定了的过程中，技术和社会变化与个人的行为毫不相干。但另一方面，强调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又认为，由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决定和造就的每一代人又力图通过探索和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改变环境。
不论是强调整体联系、特殊性还是背景方面都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者通过强调生活经验也接近了“技术现象”。他们审视了它被体验的方式和它影响人类生活的许多途径。由于否定存在不变的人的本质的观点，存在主义者明确否定存在有任何普遍的价值体系。这就为重新评价对于存在着一种必要的恶的质疑留下了余地。例如，阿伦德探讨了工作(work)和劳动(labour)的区别，以便揭示与它们相关联的人类价值体系之间的区别。〔9〕芬尼伯格做出了类似的区别。他说，我们现有的和继承的工作实践传统使关于技术的这种观念成为可以接受的了，就是说，技术可以提高工作的价值并且在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实现，而不是仅仅作为消除作为劳动的手段。〔10〕这也是舒马赫(schumacher)提出的一种见解。他在佛教中寻找人类的全面实现。这种实现不排除技术的和经济的发展，但却为批判它们通常的支配作用形式提供了一种基础，这种批判对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紧迫。舒马赫认为，在佛教中，工作至少有三种功能：给人以机会去发挥和发展他的才能；使人在参加公众活动中消除自己的自我中心化倾向；为未来的生存提供财物和服务。〔11〕
正是出于关注人类本性和人类实现的一贯传统，哲学才有可能在关于技术的研究和讨论中发挥作用，但它只有在深刻知晓在过去的哲学实践中探讨这个问题的全部内容时，才能把这场讨论引向深入，它也才能真正充分地加入其中。随着女权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产生，这场讨论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批评为将技术问题列入哲学议程提供了可能。如果哲学希望在这里也能够象在对于环境、保健治疗、失业、发展和文化多元化，以及教育等的公开讨论中那样有所贡献的话，它就应对技术问题展开全面深刻的探讨。

引用和参考文献
〔1〕参见托马斯·库恩：《能源保护与一个同时性发现的例子》，载marshal clagett　编：《科学史上的批评问题》，威士康辛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参见莫厄里等：《技术与寻求经济增长》，第11章，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参见拉图尔著：《行动中的科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伍尔加：《人和机器的重建》载bijker等编：《技术系统的社会结构》，mit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
〔5〕梅塞尔：《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载《技术与文化》1969年第10期。
〔6〕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罗特利兹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131页。
〔7〕〔10〕芬尼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8〕斯坦普：《技术性与非洲能源》，国际发展研究中心1989年，加拿大，渥太华。
〔9〕阿伦德：《人的条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11〕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blond和briggs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