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而在国外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纵观国内外技术哲学的研究状况，我们看到，虽然技术哲学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是技术哲学并没有形成像科学哲学那样完善的学科体系。加拿大学者邦格（mario bunge）很早就说过，“技术哲学（technophilosophy）还不成熟，对自己的目标还不确定，不能开拓自身可能性的全部领域。它作为一门不发达的学问被以下的事实所证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主要的哲学家将它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目标或写出与此有关的重要的专题著作。”（见don ihde，1990，preface. x-xi）这句话在现在看来虽然有所偏颇，但是却切中了技术哲学的要害。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未尝不是技术哲学的优势所在。面对历史学的不确定性，法国年鉴派历史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曾说：“我认为，面对着大众的好奇心，应当把史学的不确定性公之于世。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由于全新的开拓，我们肯定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将更执着于历史。只要不懈地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史学的不完善性与完美无暇的成功，同样是富有魅力的，借用贝矶的话来说，一个好农民在播种耕耘时的喜悦并不亚于收获时的欢欣。”（马克•布洛赫，1992，第18页）因此，我们可以说，技术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它存在的理由，从这种不确定性中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广阔的前景，从而使技术哲学的研究不断地得以更新。

比照科学哲学建立学科体系的方法和将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设，我认为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研究技术哲学应该注意技术史的研究；其二，研究技术哲学应该注意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第三，研究技术哲学应重视技术实践。wwW.11665.com


一．

为什么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加强技术史的研究呢？一方面，这是因为对现实的曲解必然是由于对过去的无知，“为了理解技术及与技术有关的社会准则的演变，必须考察人类最古老梦想及连续形态”（参见r•舍普等，1999年，第3－4页）只有在技术的历史中找到技术的根源和原因，才会更好地理解技术。另一方面，这是从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得出的经验。现在研究技术哲学家们都想像科学哲学一样，建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哲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纲领”的。

拉卡托斯曾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参见拉卡托斯，1999年，第102页）他认为，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拉卡托斯身体力行，通过科学史案例分析（case studies）方法揭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哲学的一般原则。另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科学史，学习了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等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同时还学习了心理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1957年，库恩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这是一部经典的科学思想史著作。正是在上述科学史工作的基础上，库恩才在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似的著作。库恩一直以来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而不是哲学学会的会员，对哲学一直是他的主要的业余爱好。他认为，科学史可以启发科学哲学家的洞察力，“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参见库恩，1981年，第13页）拉卡托斯和库恩的这些研究科学哲学的方法可以完全移植到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来。

我们可以从制作玻璃的技术发展史和这种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一实例来说明研究技术史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哲学、文学、历史、物理学、天文学、建筑、医学等众多领域，这些领域几乎包括了现在的所有主干学科。但是，奇怪的是古希腊的化学却不发达，这是为什么呢？对此，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的《技术与文明》中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考古学家迈瑞斯（j.l.myres）认为，古希腊在化学上的缺陷源于缺少好的玻璃。”（见lewis mumford，1934，p127）玻璃的物理性质稳定，是绝缘体，可耐高温，对化学实验不起反应，而且它还是透明的，允许观察者从外部观看，是制作化学试管的良好材料。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正是由于古希腊缺少良好的玻璃来制造试管做化学实验，才使得古希腊的化学不发达。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科学发展，技术不是单纯的应用科学，科学从开端处就与技术紧密相连。

玻璃发展到伽利略时代，一个瑞士的眼镜商偶然间发明了望远镜，伽利略知道后，自己制造了一台望远镜，他由此先发现月亮上的山脉和火山口，后来又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这些发现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地学说。因此，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认为，库恩的所谓的“科学范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知识革命，“在这里，剧烈的范式转变发生在视觉中，但是这种范式转变同时也是知觉的和包括技术的。”（见don ihde，1990，p54）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往往是交叉的。

随着玻璃技术的完善，玻璃被用到日常生活中，它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眼镜矫正了近视眼，延长和丰富了人类的智力年限，显微镜使人看到了一个微观的世界，镜子改变了人的自我意识等等。特别是当玻璃用于门窗上时，人们从通过玻璃窗看到的景象中发展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透视法，这种绘画方法完全不同于中国画技，它使得时间和空间早在牛顿力学诞生前就发生了分离，正如瓦赫特勒（edward wachtel）所说的，“我认为，为机械世界图景提供基础的空间和时间的彻底分离从15世纪就在油画布和大教堂实现了。在牛顿时代，这种存在的观点渗透到西方意识的最深层，这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常识。”（见joseph c. pitt，1995，p55－56）由此可以看出，透明的玻璃窗在艺术和科学中培育了西方的世界观。

从上述例子不仅可以看出研究技术史对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为了研究技术哲学来研究技术史并不是要像一般的科学技术史一样，按时间的顺序堆积一些历史史料，而是要以一定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出发，从具体的技术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和影响人类文明发展处着眼。库恩在谈到科学史家与哲学的关系时曾说，“科学史家需要哲学……一个人如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参见库恩，1981年，第10页）在研究技术史上，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布罗代尔等人的历史观和芒福德对技术史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在充分研究技术史的基础上，借助于各种哲学思想，我们才能提炼出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避免“没有技术史的技术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史是盲目的”这种状况。


二．

技术哲学不管是作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好，还是作为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好，必须把自身当作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因此，不管我们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还是从西方哲学入手来研究技术哲学，必须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研究。

与目标的不确定相对应，在技术哲学中却有将研究领域泛化的趋势，比如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技术产生的后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上，使技术哲学成了一种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经济学，这再一次印证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目标的不确定性和体系的不成熟性。唐•伊德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有限的，哲学家不能给问题提供公式化的或简单的答案。在他看来，哲学能做的事情有两件：首先，“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在这里的领域就是技术现象，或更好地说，人类－技术关系的现象。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don ihde，1990，p9）我们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首先将技术作为哲学关注的主题和将技术提高到从存在论上来认识的先驱。从早期《存在与时间》中对工具“上手状态”的现象学分析，到后期《技术的追问》等文章中得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的结论，海德格尔用他所提出的这些哲学概念为我们认识技术提供了新的向度。但是我们要看到，海德格尔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些结论是与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批判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存在史上建立在遗忘中的存在的真理的命运。……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技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参见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第120页）因此，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方式并不是从现代社会中产生的，而是始于他所称为的从古希腊开始的“生产性形而上学”。当柏拉图用永恒不变的“形式”即“理念”（idea）来作为万物的存在基础、从人类生产的术语来设计实体的存在时，事物本身就从“去存在”转变为“去被生产”。随着这种认识方式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笛卡儿那里，理性主体成为认识事物的中心，与作为对象的客体处于对立状态，主体－客体的两元对立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逐渐脱离哲学，建立了自己在各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依然保留。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科学与技术联盟，科学成为服务于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的工具，由此使生产性的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高峰，而技术也就是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自己喜欢海德格尔的方法，但是海德格尔脱离了西方具体的历史，对现代性、工业技术的批判太天真，特别是在对启蒙的批判中，没有看到启蒙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不同意海德格尔的结论，但是我们却一定要重视他的方法。西方哲学界曾有人说，“海德格尔思想的特色在于他将最深刻的实践意义归之于显然是最抽象、最缥缈的理论思考。”（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1993年，第1051页）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深刻和影响深远的原因就在于此。

海德格尔之后的许多技术哲学家都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将技术哲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当代西方的技术哲学有一种融合早期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传统和工程主义传统的趋向，技术哲学家们开始脱离像海德格尔等人从总体上看待技术的传统，不再局限于仅仅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技术进行批判。他们首先接受和承认技术，面对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正如皮特（joseph c. pitt）等人在《哲学与技术文集》第11卷《技术哲学的新方向》的序言中所说的，“在过去，技术哲学的很多工作是‘技术’（technology）对人类价值（通常诉诸于人类存在的某些理想的乌托邦状态）的影响（一般总是否定的）。哲学家现在开始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从物质上和观念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见joseph c. pitt，1995，pvii）由此形成的也就是当代美国技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转向”。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代的美国技术哲学家们并没有完全脱离经典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只是在前人的影响下，以对具体技术的哲学分析为基础，将技术哲学向更深层次延伸和发展。如果熟悉了美国技术哲学的文献，就可以看到，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早在芒福德那里就开始了，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1967、1970）等著作中，芒福德就是从具体的技术出发来研究技术在人类生活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代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发生的整个大背景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它的理论基础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它所面对的是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而它所用的方法是20世纪在英美国家沉淀了一个世纪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因此，不管是从技术哲学的历史上看，还是从它的现实发展中来看，都需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

当代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与工程主义的融合是为了双方的沟通，加强对话，从而使得技术哲学在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技术哲学家们的理论和思想没有一定的深度和哲理性，工程师宁肯去请教别的工程师也不会去请教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工作值得技术哲学家学习。芒福德除了上面提到的技术哲学方面的著作外，他还研究城市建设和规划理论，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像《城市发展史》、《城市文化》等著作已经称为了城市规划理论的经典书目。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哲学家如果不熟悉技术和工程知识，又很难做到与工程师之间的对话，因此，研究技术哲学必须重视技术实践。


三．

对目前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国际哲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罗歇•莱加尔评价道：“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在写论文之前一趟又一趟地跑研究所、实验室和车间。因而他们的论文常常以诠释他们的师长和同辈的文章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所进行的思考从与当代的技术进步相距遥远的地方滑过，可以说是落在了‘沉积层’的薄层旁边。他们缺乏通过接触日新月异的技术来‘磨练自己的大脑’的强烈愿望。如果他们不觉醒的话，技术就会独自前行，把他们甩在一边，使他们远离一种从自己身上汲取创造力的强大的原动力。”（参见r•舍普等，1999年，前言第4页）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技术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的地方在于科学哲学仍然可以只将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依然是抽象的，而技术哲学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技术的世界，如果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在从理论到理论，必然会走入研究的误区。

当代技术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研究技术的后果转移到技术本身上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对话。库恩在研究科学哲学时，也比较强调要理解科学家的实际工作，特别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工作。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技术哲学中来，就要求技术哲学家不能仅仅从外部来看待技术，工程设计和技术发明要成为技术哲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技术哲学家必须开始就他们的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学会工程师的语言。”（见peter kroes,2001,pxviii）

研究技术实践对技术哲学的意义有两方面：其一，加强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交流和对话，使技术哲学能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通过对具体技术的分析，使大众对技术有更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从而发挥技术哲学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其二，会更好的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因为对技术的认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都奠基于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而如果要研究技术的伦理后果，更需要对技术的认识的“第一手”资料，所有这些都需要技术哲学要深入到具体的技术实践中。

由于技术有着不同的部门学科，像生物技术知识、计算机技术知识等，这说明技术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需要将技术分成不同的部门，技术哲学家根据各自的不同背景知识和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对技术进行独立地分析，或者说要像拉卡托斯一样，对具体的技术做“案例分析（case studies）”，然后从哲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对人工智能的分析为例来阐释这一点。

哈佛大学艾肯计算实验室的安东尼－奥廷格尔（anthony g. oettinger）教授曾说，“德雷福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旁观者，一位热心于探究和分析知识基础问题的专业哲学家。他勇敢地步入了一个神秘的技术领域。”（参见德雷福斯，1986年，前言第1页）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工智能在美国兴起时，德雷福斯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教现象学。他的学生告诉德雷福斯，如果人工智能成功了，他所教授的哲学将被淘汰。这使得德雷福斯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研究。恰好德雷福斯的弟弟赛利特•德雷福斯(stuart dreyfus)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n）属下研究人工智能。德雷福斯因为这层关系被聘请为哲学顾问，来研究为什么当时的人工智能没有达到与预期的效果。德雷福斯很快从现象学上发现了人工智能的缺陷。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提还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认为现实有独立的理性结构，人用同样的理性结构来把握现实，人的智能就是理性的形式规则对现实进行符号操作的过程。德雷福斯借助于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观点，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提出了质疑。现象学的产生是为了克服传统笛卡儿主义的主客两分，现象学认为，主体和客体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人是通过与世界的关系而认识自身和世界的，现实的结构是由人的需要和活动共同决定的，因此获得知识的最基本的方式是知觉而不是理性。知觉有意向性的结构，知觉总是对某物的知觉，知觉的产生要是通过人的身体在具体的情境中产生的，这些都不是将一切都形式化和符号化的机器所能具有的。人的智力不仅在大脑中，人的身体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知识的运用涉及到具体的情境和人的需要，需要将过去的知识和现实情景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运用，而这些能力都不可能被机器形式化地处理。德雷福斯认为，只有在能被形式化处理的知识才能被计算机掌握。

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使他的声望不仅限于哲学界，而且也引起了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的注意。后来的事实证明德雷福斯的有些预言是正确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越来越沿着德雷福斯预言的方向前进。很多人工智能研究的专家认为，他们从德雷福斯的批评中获得很多灵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因此，国外哲学家对德雷福斯评价到：“德雷福斯是哲学家能确实在科学和技术的实践中发挥批评家和评论家作用的鲜活实例。”（见hans achterhuis，2001，p61）
如果德雷福斯没有深入到当时的技术实践中，如果他不是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德雷福斯是不仅是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而且是也是著名的现象学家，他写过和主编过许多有关海德格尔、胡塞尔的著作），他也就不可能在技术哲学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技术实践对研究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也再次印证了技术哲学中加强哲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四、

技术哲学是从十九世纪末叶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在它发展的早期，研究的中心主要是在欧洲。美国虽然从很早就有人关注对技术的研究，像芒福德，但是美国技术哲学的迅猛发展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并逐渐取代了欧洲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时至今日，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美国不仅有专门研究技术哲学的哲学家，出版了大量的技术哲学方面的专著，像上面提到的唐•伊德、德雷福斯等人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计算机不能做什么》、《计算机还不能做什么》等，而且技术哲学的著作已成系列，像唐•伊德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技术哲学丛书”，该丛书已经连续出版了十几年，在西方技术哲学界影响深远。美国的技术哲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我认为就是因为抓住了以上所说的三点，特别是能真正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技术，由此找到了技术哲学的生长点，再向实践、伦理等其他相关领域延伸。

相比之下，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虽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发展，但是由于没有能做好以上三点，特别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从而使得我国在技术哲学领域中取得成绩较小。因此，为了使我国的技术哲学能够迅速发展，摆脱如今单一的和低水平重复的研究状况状况，必须加强上述工作。唯有此，技术哲学才真正会是“一门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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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1992年：《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
r•舍普等,1999年：《技术帝国》，北京。
拉卡托斯，1999年：《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
库恩，1981年：《必要的张力》，福州。
lewis mumford，1934，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
joseph c. pitt(ed)，1995， new dire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dordrecht.
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北京。
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1993年：《政治哲学史》，石家庄。
peter kroes(ed)，2001，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london
德雷福斯，1986年：《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北京。
hans achterhuis(ed)，2001，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blooming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