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会党组织兴起于清代。会党中有的具有政治色彩，有的单纯出于经济目的。本文不欲考证会党起源之种种“神话”，侧重从组织理论来考察会党的实际形态。本文对会党组织的定位为发展完备的、自主支配部分社会价值资源的组织系统。清代至民国，封建小农经济效率下降，逐渐瓦解，是会党组织兴起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会党组织在对环境的应对中，不断完善处理自身与官府、缙绅、地主、商人等群体的关系。相对于主流文化与价值观，会党组织建构自己的文化并建构了自身的身份。在制度的扩散中，会党组织保持了一致性，进一步加强了组织系统的力量。
　　关键词：会党组织；制度环境；制度三大要素；组织建构与发展；会党组织权力；会党组织的合法性；会众的身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41-04
　　清代秘密社会分为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秘密教门都有前朝渊源，秘密会党则是在清代成型并发展起来的。会党名目繁多，最成熟最完备的天地会（洪门）即属于这一系统的会党组织。而青帮与哥老会，有说两组织皆源于洪门，也有将其作为独立的组织系统加以考察。会党中有的具有政治色彩，有的单纯出于经济目的。本文不欲考证会党起源之种种“神话”，侧重从组织理论来考察会党的实际形态。本文对会党组织的定位为发展完备的、自主支配部分社会价值资源的组织系统。本文着眼在于封建社会解体阶段会党组织独立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其相当长时段内“非法”的性质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
　　一、 “环境—组织”框架下会党组织的环境分析
　　组织是嵌入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是一个开放而不是封闭的系统。www.11665.CoM组织的环境是个综合性概念，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共同全面的诠释这个问题。“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环境是由相互有差别的利益团体（组织）所构成的，它们会对组织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新制度主义把环境看作是由观念、文化、信仰、制度构成的综合体。”[1]
　　会党的前身是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形式，随着清代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逐步发展成完备的组织体系。
　　根据组织场域这个中观层次概念，与会党组织的发展有关系其他组织（利益集团）可以梳理为：官府、缙绅、地主、商人。
　　对有着缙绅集团，会党基本是将其列为反对面的。
　　对于官府，首先会党组织是采取避让的策略。
　　帮会抢夺地盘，通常也控制了该地盘上的商业营业权。
　　辛亥革命后，会党组织的环境有了变化。“就红帮言，曾经鲜明的‘反清复明’口号不复再提；而对本来就缺失政治目标的青帮来说，现在更在乎‘实惠’”，“由于商业社会的熏染，帮会的繁文缛节被删除或简约，仪式几成象征；帮规对会众的约束力正在淡出”。[2]青帮在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国民党统治至日寇入侵以前，发展到了社会的中上层。[3]
　　而基层政权的松散甚至瘫痪，民国时地主豪绅大量参加会党组织，通常还发展武装势力。在民国年间，时常出现帮会和教门的头目实际控制着村庄的情况。[4]
　　二、 从制度三大要素及其传递机制分析组织的建构和发展
　　制度的含义包括了三大要素：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这些要素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5]规制性要素，如规则、监督、奖惩，都强调制度会制约和调节行为；规范性基础要素侧重于制度中说明性、评价性和义务性的维度，包括价值观和规范（道德情感）两方面内容；文化-认知性基础要素视文化不仅是主观的信念，也是客观的外在于个体的符号系统，而行为模式、角色、共同意义都是文化—认知性概念所强调的。[6]
　　会党组织的兴起与壮大正是充分运用了制度的建构作用与制度的三个要素。
　　秘密会党的前身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在清初经常被用来从事反清活动。有一种说法是天地会之成立乃是明朝遗老为反清而创立，此种传说影响甚广。但也有不同的意见。秦宝琦则认为天地会创始于乾隆中期，并且“反清复明”这个口号并非天地会初创时就有，而是逐步明确，到嘉庆以后才提出的。[7]乾隆中叶后社会商业资本畸形发展，贩运贸易特别发达，尤其在广东、福建、江西等省；而水路交通线即是天地会最活跃的地方。初期天地会之主流是一批“肩挑负贩”的劳动者。[8]此间争议本文不做进一步分析。然而从天地会系统的会党组织之实际运作中，似不能将其简约为持经济意图的

助组织。洪门规矩中明示入会者不得贪财爱宝。与秘密教门中有权人物榨取信徒财富不同，不少会党组织的首领都有仗义疏财的作风；会党明令不得滥用会中经费，不得侵夺会中兄弟钱财。[9]举天津混混儿与包头“梁山”为例，这是不带政治色彩的纯经济意图的帮会组织。天津混混儿，有组织却没有“结党”。他们依恃体力，抢夺了一些较为固定的生财门道：开赌局、抄手拿佣、鱼锅伙、把持粮栈、开脚行、摆渡、口上的、拦河取税、立私炉。[10]比较有成的混混儿中年以后的营生多为：开娼窑、开小押、滚利盘剥、开戏园子、开落子馆。家成业就的混混儿还会参加些公益事项，如组织救火会，举办赛会，主持在理公所。[11]再比如包头底层社会的组织“梁山”，一度被包头的商会组织和地主集团用来当做维持秩序的工具。这个组织多是乞丐流氓，面对政权更迭，基本持“顺民”态度。
　　洪门誓词中明确提到“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不可三五成群，闯事连累众人；自古道士农工商，各执一业，俟至反氵月清复汩之日，方可施展英雄。”[12]这是认为自身的使命和定位异于聚众谋财之辈。
　　洪门显然力图修正会众的价值观，比如，誓词中规定，洪门兄弟如犯事遭到官府捉拿，须营救兄弟；洪门兄弟如与自己血缘亲戚争斗，只可解劝，不得帮助亲戚打兄弟；即便有杀父兄之仇，入了洪门便要化解前仇；[13]这些都意图强化“兄弟”这个规范性要素。
　　天地会，以及青帮这个经济色彩更偏重的组织系统，都很重视礼仪典礼。凡大事必开香堂，一番仪式才显得决议正式。青帮收徒弟要开香堂，是一种很正式严肃的仪式，有严格的章程，不能频繁的开。开香堂向来引入注目，基本上是秘密举行的。开香堂时收的徒弟和平时投递帖子收的徒弟，在帮规的传授训练有区别，在组织关系上也有厚薄。

天地会的家法十分严厉。除去各种肉刑，还可处会众以死刑。会党的规矩不仅约束普通会众，也约束领导，是一种团体规则。且执行家法有一套程序。[14]
　　会党组织也有自己的社交活动。比如袍哥组织有自己的盛会，“单刀会”或者“武堂子”。与会那天，场面盛大，其功能有：彼此认识，提升调补，团结思想，宴饮酒席等。[15]
　　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通过四类传递者（符号系统、关系系统、惯例、人工器物）在制度的趋同或趋异变迁中有重要作用。象征符号系统包括规则法律、价值观、范畴等；关系系统包括权力系统、权威系统、身份等；惯例包括协议、标准、角色、脚本等；人工器物包括工具等人类行为的发明物。[16]符号系统与理解、理论化、认知框架和重新组合有关；关系系统强调行动者通过具体的“网络”进行交流；惯例包括思想和践履两个层面；人工器物则强调因时因地晦涩的表现“文化图式”的意义。[17]最终实现制度稳定与制度扩散。制度化，意味着社会模式逐渐实现再生产。制度化的机制：物质激励；价值观（身份、仪式、承诺等）；共同信念的日益客观化。[18]
　　天地会之结会，不一定由天地会的成员传授，“只要有人了解天地会的宗旨、结会仪式、誓言或持有一本天地会的《会簿》，就可以自行立会，根据立会的目的和传回特点取名”。[19]可见天地会组织之扩张主要是规则与理念的扩张。各山堂平日不相统属，依靠隐语暗号、会内秘书、交接口令、礼节仪式等联系，若对上，便是会中兄弟。天地会系统的扩张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结构、规范都保持了该系统的特色。“天地会与其他秘密会党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党，都有一套大体相同或相似的结盟仪式，隐语暗号及诗句歌诀，及一个有关该会缘起的西鲁传说……（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党）其渊源，则皆可追溯到天地会”。[20]这说明“文化模板”在天地会系统扩张中的积极作用。结构“同形”是制度扩散的有力推动因素。虽然会党各组织之间联系松散，但身份认同很强烈。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秘密社会的成员肩负某种“使命感”，认同自己的集体。根据档案材料，天地会早期活动中很少有会员接受清官吏的诱骗、变节等情况。[21]他们即使发配边疆，也会设法与会内之人联系，以便继续传教或传会。[22]再如抗战时期，向春亭在四川、云南参加驮运工作，依靠他另一重“洪门”身份，与沿途的会党组织谈“道义之交”，保证物质不被劫走；这过程中起作用的不是抗日的道理。[23]
　　结合上文对其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分析，可以说，全国性的会

党组织系统之发展是必然现象。而有些会党组织的政治及民族色彩，即使不是在创立之初有意为之，也是发展过程中制度环境所要求。
　　三、资源依赖理论与会党组织的权力
　　资源依赖理论提出环境中包含对组织生存有价值但稀缺的资源，组织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同时也要管理自己对环境的依赖性。[24]依赖与权力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当一个组织的依赖性大于另外一个组织时，权力变得不平等。[25]该理论强调组织的能动性。组织的成功即在于使其权力最大化，包括降低自身对外部其他组织（即环境）的依赖，以及增加其他组织对本组织的依赖。[26]资源依赖理论还可以部分解释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能够提供资源的组织成员更具重要性。“组织中控制外部关键资源的部门和参与者比其它部门和参与者更有权力，在环境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组织中的一些部门在管理变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组织内的权力分配越来越向这些部门倾斜，那些对组织生存更重要的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其它部门会失去权力。”[27]
　　洪门的职位，首先有行政领导（正副龙头、香长），有监誓委员（盟证），保管印信（总印、护印），调解会众纠纷（坐堂、正堂、陪堂），礼仪工作（礼堂），预算决算升迁降调（执堂），违法（刑堂），荣誉职位（新福），开山立堂的迎圣典礼（圣贤），钱粮（当家），人事培训及发号施令（承行），执行惩戒家法（执法），交际联合（红旗），核查入会者身家牵连（黑旗），助理（帮办），档案保管（护律），巡查瞭哨（巡风），刑具（纪纲），人事令发布（挂牌），传达（辕门），杂务（大老么），熬资历者（小老么）。[28]这样的权责划分，侧重体现职能的细分。“在这种结构中，组织决策与管理的权力并不完全掌握在某一个龙头大哥手中，最高领导层如哥老会组织结构中的内八堂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定的权限。这就使会党组织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适应性。”[29]
　　但是会党组织面对复杂凶险的大环境，为了生存必须将资源的获取重点予以考虑。所以实际权威往往根据成员对会党组织的贡献排定。
　　会党的头领不是通过神化自己获得权威，而是凭自己的实力，不管是被推举、被“一步登天”提拔、晋升，纠人结会。[30]所谓“一步登天”就是对新入会的社会威望高或者财力雄厚之人，由山堂首领对其进行破格提拔。洪门之会费，视入会者财力分为几等。有余则归入“粮台”充作基金。[31]新入会者在一定期限内不缴纳会费，会受到严惩。
　　哥老会中参加仁字号袍哥的人，在民国初年，以士（包括管粮户，士绅，抓政权机关法团的首士及秀才等）为主要成分。参加义礼两个字号袍哥的人，以商（正当、非正当）为主要成分。其他各字号的人员各阶层都有。[32]而一个山堂的坐堂大爷，多为粮户，士绅或秀才等有较高威望的人。[33]
　　青帮人物收弟子即是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师傅的能量越大，吸引的弟子就越多，如此循环。 “一个帮会中人，从投师孝祖、交结朋友、闯荡江湖，到逐渐有了名气，这才有资格并敢于收徒弟。”[34]
　　近代青帮“大”字辈人物曹幼珊、李琴堂收徒，“主要是以服务娱乐等行业以及某些工商业的老板，经理为对象”，徒弟们的目的多为了站住脚跟，免于被欺。[35]镇江“大”字辈人物朱炳元，早年所收徒弟多为码头和车站的工人，成名后，原先这块势力范围让给徒弟去收徒孙，自己收些年岁较大的殷实人家子弟或商业老板之类，以后又担任苏浙皖卷烟查验局镇江分所负责人。[36]镇江“大”字辈人物杨善之，收的徒弟“主要是一些乡镇保长以及农村中的尖子人物”。[37]还有些人物没有往社会中上层发展。帮会人物的势力范围分布有异。 　社会权力的基础是：奖赏性权力，强制性权力，法定性权力，参照性权力，专家性权力。“文化价值观构成了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体的法定性权力的一个普遍基础”。“对社会结构的认可是法定性权力的另一个基础”。参照性权力的基础是个人对某一施加影响的主体的认同。本地居民为陌生人指路，也可被视为专家性权力的体现。[38]会党对于其会众，无疑全面的拥有这五种权力。
　　在组织场域这一中观层次上，从会党组织系统与正式权力系统（当地官府与乡绅）之间的关系看，除了专家性权力，其余因素几乎没有。会党分子的“专家性”价值可以体现在差役工作中。黄金荣即是靠着自己的侦查功绩，得到法租界巡捕房的赏识，由此发迹。而

民国时期的特务组织多有会党分子加入。还体现在承办各类乡间文化艺术活动。尽管乡绅是乡村社会的上层，但 “民间组织、民间教门和帮会，（庙会、香会、集市、庙宇），由于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其他资源，也在乡村权力结构中有一席之地”。[39]再者，会党中有不少下层知识分子，精通些类似占卜算卦丹药的旁门左道。江相派，本与洪门一家，辛亥革命后与洪门分家。该派比较集中的下层知识分子。
　　在政府权力系统日益失去对社会的统御能力之际，则会党组织多少还拥有点参照性权利。某些受官府收编的会党组织，比起反叛的“会匪”，在官府眼中多少有区别对待。春宝山堂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长江下游特别是江苏地区最有势力的哥老会组织，改良派，清政府，同盟会，袁世凯都曾拉拢他。其头领徐怀礼发展势力，除了发展徒众，打斗抢地盘，施舍穷苦百姓，也网罗下层乡绅，被革低级武官和兵卒。且得益于洪帮组织的严厉规矩。[40]
　　而随着对官府的失望与日俱增，即使富户或者有功名的人家（多数是下级功名），对会党组织的态度也有变化。即使不是拥护，往往也持观望态度。如1853年闽南小刀会起义。起义领袖黄德美，系富商家庭出身，父亲在印尼经商致富，母亲则用他父亲寄回的钱置办田产。闽南小刀会是从南洋传回来的。经济敲诈是起义重要的导火索。起义在厦门仅遇轻微抵抗，富有阶层中立且回避。[41]
　　再以广西为例，在闭塞的经济文化、地域观念、血缘意识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一些山堂组织整合土匪武装势力后，形成了政治实体，控制区域形成一种亚社会结构，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观念结构和政治体制。[42]虽然这种政权形式并不完善，但也垄断了控制范围内的重要资源。
　　到了民国时期，因为会党组织常与土匪合流，有人有枪有组织，更成为各路势力拉拢的对象。比如，1939年，雅属各县普遍种植鸦片，为了运输和保护鸦片，武器泛滥，多数都落进袍哥手中。二十四军为了掌握这些武装，各师旅长都讲起袍哥来，袍哥组织得到很大发展。[43]
　　总的趋势是，从清代到民国，会党组织越来越容易的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从而获得权力。
　　四、制度的三大要素与会党组织的合法性分析
　　组织的合法化可以多方面来考察。着眼于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可以以组织形式的流行程度，或日益扩散来作为合法性日益增加的标志。[44]从制度的规范性要素出发，强调资格认证、信用等级鉴定、公共媒体的意见、其他权威组织的认可等等因素对组织合法性的影响。从制度的规制性要素出发，则侧重组织受管辖的程度，实施规制，得到批准，受到制裁等。[45]
　　乾隆中期以后，会党从秘密传播到公开反抗。从遍地开花，前赴后继的起义情况来看，秘密社会的各种组织（教门与会党）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在清代前期汉族人民所举行的武装起义中，几乎全部都是在秘密社会的旗帜下进行的”。[46]而随着小农经济的日益破产，以农民为主体的秘密教门发展受阻，秘密会党组织获得空前发展。这既是地域上的发展，也是观念上受到广泛认可。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运动的发展的特点：趋向于统一组织。有包括两广地区三合会以及长江流域哥老会的兴汉会，有包括以浙江为主兼及苏、闽、皖、赣五省哥老会的龙华会，革命协会，两湖及附近地区哥老会的洪江会，长江流域哥老会的共进会。[47]
　　“反清”的口号确实很有号召力。代表由破产农民转化来的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游民利益的会党、代表中下层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派、上层资产阶级的立宪派、华侨富商，尽管分歧是巨大的，但都在“反清”的口号下暂时团结起来了。会党传统上拥有这一口号资源，孙中山说过，“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48]
　　辛亥革命后，会党组织与正式权力组织之间没有截然界限。以袍哥组织为例，袍哥组织整合单纯的人枪结合的土匪武装，势力壮大后常寻个机会收编，成为官方人物，然后进一步获得社会声誉，成为“地方人士”。所谓军团袍匪是一家。这只是一条途径，还有别的途径。
　　会党组织也可以在其他组织内并存。军营中，普遍存在两套等级，明面上的军官等级和暗地的会党组织内等级。另，华人在南洋谋生，开办的企业，做承包，名称采用“公司”，组织形式是天地会。业主多自任天地会首领。[49]而革命派在摸索出行之有效的近代政党组织方式之前，屡屡采用会

的组织形式。二次讨袁失败，流亡日本的革命力量，组建了有浓厚会党色彩的中华革命党。1907年的共进会，发起者几乎都是曾与会党有过联络的同盟会会员，并采用会党的组织形式”[50]再如，民国时上海工人多参加帮会组织，包工头往往是帮会头目。[51]中国共产党的初期党建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摆脱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的影响。而初期，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内渗透了会党组织的痕迹。[52]这些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没有改变以前，会党组织是种有效的、“合法的”组织形式。
　　社会生活中，会党的一些规则也成为社会通行的规范。“吃讲茶”成为非正式法律程序的仲裁和调节，反映出帮会的威信上升。[53]
　　四一二以后，会党的发展更是趋于鼎盛。帮会中头面人物可以获得政府高位。帮会组织亦向新型社团转化。杜月笙的“恒社”——恒社中最多的人是“自己在社会上有些活动能力，也有活动门路，但也有阻碍，未能畅所欲为，难以贯彻个人志愿和企图，认定杜月笙的社会地位和势力正是本人名成利就的因素”。[54] 然而会党组织整合进政权系统毕竟会遇到结构性障碍。
　　首先，随着晚清越来越多的中上层社会中人利用会党这个现成的组织从事政权更迭活动，这些人一般都在会党中获得重要地位，会党上层分子与普通成员存在利益分歧。辛亥革命后，一种风潮是利用和改造会党，拼凑组建政党。其中一种不成功的尝试是社团改进会，其头领谭人凤，中过秀才，1875年16岁时参加会党组织，但正式通过会党组织进行政治活动，则是在1903，1904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纷纷起来联络会党已形成高潮的时候。[55]成立共进会时，由于会党中的上层分子不少出身地主阶级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关系，为了让他们便于接受，将同盟会誓约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56]
　　建立中华民国以后，革命派（当权派）对会党的态度大有转变，开始排斥打击会党。[57]广东、四川、浙江。会党中人在短暂执掌政权后，都下台了。以湖南为例，在革命前，湖南上层绅士便通过充任湖南咨议局议员以及其他一些新式团体，日益获得对地方事务的主导权。湖南立宪派绅士虽与革命派有联络，但主张“文明革命”，主张重用咨议局，巨家世族，不杀官吏。[58]革命成功后，湖南各地的果实渐被立宪派绅士攫取。而广东省都督据说本定为会党中人黄和顺，但后来部分同盟会人推胡汉民为都督，黄和顺做了民军总司令，黄和顺后被杀。[59]
　　政权本身会变成一个独立的系统，而不单是一个中立领域。任何一个政权本身都天然排斥会党这种能量巨大的组织结构。抗日结束后，上海租界消失，上海帮会曾经勾连租界与外界的功能不存在了。上海帮会的势力便受到南京政府的打压。辛亥革命后，多个地方整顿、打压在革命中出过大力的会党组织，不能纯以争夺利益来解释。
　　五、会党成员的身份建构
　　社会身份理论认为人们根据他们所归属的社会群体来划分内群体与外群体，并且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歧视。[60]群体为个人提供明确的身份。根据社会身份理论，是由自尊驱动身份建构的过程，无论强弱都可以主导身份建构过程。[61]并且西蒙认为“只有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个人，才是理性的个人”。[62]组织中的行为是理性的。会党成员往往非士、非农、非工、非商，其行为又多为官府所禁，但是会党组织给予他们另一种“混世”身份。会党组织成全了自己会众的身份建构。
　　平山周说哥老会为盗，“然其本旨则在复仇，其理想则为侠义，故严禁窃攘，不害良民，惟袭劫不义之豪富与不正之官吏。”并且以窃盗为业的黑帮和以骗拐为业的白帮，为哥老会所贱视。[63]可见哥老会建构了自己的社会定位。
　　个人入了会，首先在人际网络就有拓展。在人员关系上，会员有“四大盟兄”，恩兄，为向投拜之人，承兄，传授法规之人，保兄，证底事清白之人，荐兄，介绍入会之人。[64]
　　会党也是成员“社会化”的组织。洪门在会员管理上，有一套介绍人引进、确认、提升（只能到别处山堂请求提升、在本堂不得提升）、培训、转会（转入他山）、清退流程。[65]向春亭可谓“混世”成功的典型，在商界政界皆有建树。他坦言“在清、洪两帮中不仅学会‘混世’方法，而且懂得许多处事的道理和经验，由一个小职员逐步升到代理经理的位置”[66]。日后又获得进一步发展。帮会人物，根据“混”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分为上八洞神仙、中八洞神仙

、下八洞神仙。[67]帮会人物有势力后，可以向缙绅靠拢；也可以继续凭徒弟、地盘、党羽这股势力“混世”。
　　近代工商业在一些城市中有所发展，特别是上海，更是让一些帮会组织找到新的机会。四一二后，上海帮会势力极盛，杜月笙涉足工商业甚至金融业，凭着其手下的势力，都有人捧场。于是在实力上超越了从未涉足工商业的黄金荣，且被称为“帮会三百年第一人”。
　　总之，会党以其掌握的资源，为会员提供了家成业就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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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6]同上，第59-67页。
　　[7]参见秦宝琦 《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秦宝琦自选集》[m]，福州：福建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8]秦宝琦 《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秦宝琦自选集》[m]，福州：福建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78，84页。
　　[9]欧阳恩良.《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文史哲》[j]，2005（2）。
　　[10]参见文芳《黑祸》[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377页。
　　[11]同上，第390-394页。
　　[12]李子峰《海底》[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13]李子峰《海底》[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240页。
　　[14]参见欧阳恩良.《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文史哲》[j]，2005（2）。
　　[15]参见文芳《黑祸》[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6页。
　　[16][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94页。 [17]同上，第149-154页。
　　[18]同上，第130-135页。
　　[19]秦宝琦 《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秦宝琦自选集》[m]，福州：福建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20]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清前期秘密社会卷》（第2版）[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页。
　　[21]秦宝琦 《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秦宝琦自选集》[m]，福州：福建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22]参见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清前期秘密社会卷》（第2版）[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2页。
　　[23]文芳《黑祸》[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7页。
　　[24]参见 马迎贤.《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和贡献评析》，《甘肃社会科学》[j]，2005（1）。
　　[25]同上。
　　[26]费显政.《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不同学派述评与比较》，《国外社会科学》，2006（3）。
　　[27]费显政.《资源依赖学派之组织与环境关系理论评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月。
　　[28]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18-122页。
　　[29]参见欧阳恩良.《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文史哲》[j]，2005（2）。
　　[30]欧阳恩良.《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文史哲》[j]，2005（2）。
　　[31]朱琳《洪门志》 [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32]文芳《黑祸》[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33]同上，第89页。
　　[34]同上，第13-14页。
　　[35]同上，第21页。
　　[36]同上，第22页。
　　[37]同上，第23页。
　　[38]约翰·r.p.弗伦奇，伯特伦·雷文《社会权力的基础》[a]，[美]奥特，[美]帕克斯，[美]辛普森《组织行为学经典文献》（第3版）[c]，王蔷，朱为群，孔晏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9]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1903-1953）》[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

2-13页。
　　[40]魏建猷，《秘密结社与社会经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149页。
　　[41]同上，第16-21页。
　　[42]参见朱俊强《秘密结社与社会控制：广西天地会研究：1794～1921》[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4页。
　　[43]参见 文芳《黑祸》[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44][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45]参见同上，第164页。
　　[46]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清前期秘密社会卷》（第2版）[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47]魏建猷，《秘密结社与社会经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48]金冲及 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49]连立昌《扰攘社会三百年——三大帮会演义》 [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50]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中国同盟会） [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05-207页。
　　[51]参见苏智良《上海黑帮》[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3页。
　　[52]参见 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05-306页。
　　[53]参见苏智良《上海黑帮》[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54]陆其国《民国上海帮会》[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55]魏建猷，《秘密结社与社会经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
　　[56]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中国同盟会） [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08页。
　　[57]魏建猷，《秘密结社与社会经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58]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71页。
　　[59]参见 文芳《黑祸》[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154页。
　　[60]涂有明《社会身份理论概述》[a]，《延边党校学报》[j]，2009年10月。
　　[61]景晓强，景晓娟《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研究》，《外交评论》[j]2010（1）。
　　[62]转引自[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63][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8-89页。
　　[64]朱琳《洪门志》 [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65]同上，第109-110页。
　　[66]文芳《黑祸》[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67]同上，第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