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英汉两种语言当中存在的大量使用动物意象达到隐喻效果的情况，也映射出了相应语言中的文化内涵。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理解英汉语言中动物隐喻现象的差异，旨在通过对这些现象以及现象背后文化背景差异的分析，选择最有效的翻译策略，进而达到翻译中的平衡，为双方文化所接受。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英汉对比；动物隐喻
　　【abstract】culture and language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there are plentiful cases of using animal images as a way of metaphor， which also reflec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a certain language. the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ose cases in general from an eco-translat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in the end presenting certai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cases to reach the balance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eco-translatology； comparis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animal metaphor
　　1、动物隐喻现象概述
　　隐喻作为比喻修辞的一种，是“把某一个事物说成另外一种不同的事物，暗示其间之相似之处”，并且需要具备本体和喻体这两种性质不同却又有共同之处的成分（秦秀白，2002）。WwW.11665.CoMgeorge lakoff与johnson mark在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确立了隐喻在认知语言学中的地位，明确了认知角度下来研究隐喻的这一崭新途径。
　　语言中的隐喻现象与其背后的文化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人们可以利用隐喻来表达自身情感，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因素决定了语言中不同隐喻意象的使用。例如在汉语中，“龙的传人”、“亚洲四小龙”、“望子成龙”等诸多隐喻表达中，“龙”（dragon）这一意象具有吉祥的涵义，却在西方国家的神话传说中成为邪恶、凶残的象征，通常只能作为“devil”（恶魔）的代名词。
　　动物的意象被广泛应用于成语，谚语等人类语言之中，用以达到比喻的效果。因此，动物隐喻就成为了隐喻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例如汉语中的“守株待兔”、 “对牛弹琴”，英语中的“lucky dog”、“eager beaver”、“every dog has its day”等都是典型的运用隐喻手段借用动物意象，并赋予其一定文化的联想意义来达到借物喻人、借物讽人等目的的。
　　2、动物隐喻现象背后的英汉文化差异
　　隐喻本身是一种修辞手段，但更大程度上是某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反应（lakoff & johnson，1980）。因此，对于隐喻现象的研究就需要涉及相应的文化因素，考虑相应的文化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所体现出的文化异同表现在多个方面，可粗略地归类为等额对应、差额对应和文化空缺（秦洪武、王克非，2010）。例如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用“鹦鹉”（parrot）这一意象来指代模仿他人的人，那么在这一情况下就是等额对应。但是，像在汉语中，有成语“对牛弹琴”，“牛”的意象被用来暗指“不懂道理的人”或“外行人”，而英语中则用“swine”（猪）这一意象来表达类似含义。或者像上述“龙”这个相同概念在不同文化中涵义不同，这样的情况即为差额对应。除此之外还有文化空缺的现象，虽然这一点在动物隐喻中并不多见，但也会有存在的情况，例如汉语中的十二个“属相”的概念以及中国古代传说中“年”这一怪兽的概念在英语中是完全无法找到对应的意象。
　　因此，考虑到这些隐喻现象背后所承载的文化的差异对于翻译的过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歧义，还能够使得译文被更好地接受和理解。
　　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英汉动物隐喻的翻译
　　3.1 生态翻译学概述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能够体现在翻译当中，使得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其内在文化的一种传递。因此译者应该有发现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的意识，考虑到这些文化因素，进而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使翻译流畅，易于接受。
　　生态翻译学是翻译研究的新模式，同样是体现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的一个研究角度，它涉及到了“生态学”和“翻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是“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胡庚申，2008）。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即将翻译看作是一个“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

申，2010）。整个的翻译过程也就成为了一个包含生态环境、语言、文化、人类等诸多因素在内的有机整体。
　　3.2 生态翻译视角下英汉动物隐喻的翻译
　　3.2.1翻译标准的制定
　　从生态文化这一角度去理解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有着两个方面的内在涵义。其一是由于每个语言群体所生活的生态环境的差异，导致了其文化认知的差异，反映在语言中即是这些文化意象的差异。其二是认识到特定语言中体现的文化差异和翻译的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即文化差异的觉察对翻译平衡的重要性，以及翻译平衡作为解决文化上的矛盾的标准的重要性。
　　因此，生态视角下的翻译标准，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主动性，即译者的选择，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译者的选择受到生态环境中包括文化在内的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只有遵循这些客观因素，才能真正达到最终译文的平衡。 　翻译标准的制定要考虑到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具体到英汉语言中的动物隐喻现象来说就是，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导致了对不同动物隐喻现象的认知差异，另一方面，在翻译中要认识到这些差异与最终所达到的翻译的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运用生态翻译学来为动物隐喻词语在英汉语言的转化中提供翻译标准，同时依照这些标准来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
　　首先，生态环境的差异导致了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的群体对于不同的动物的隐喻现象在认知上存在差异。例如，英国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一个多面环海的国家，因此当地居民以捕鱼和航海为生的历史传统比较悠久，而反映在语言中，这一自然条件就导致了许多有关海中生物的词语或隐喻现象在英语中较多出现，如用“big fish”（大鱼）的动物意象来指代要人、巨头，用“as close as an oyster”（牡蛎）来指代“守口如瓶”的涵义（王天真，2011），中文中的“大鱼”和“牡蛎”的动物意象均没有类似的隐喻意义。而相对于英国来说，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人们耕田、饲养家禽、畜牧，因此在中文中会使用类似“牛”的意象来指代辛勤工作的人，有“老黄牛”、“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说法（王天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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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认识到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在翻译的过程中要理解这些差异与最终所达到的翻译的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将生态平衡作动物隐喻词语在英汉语言的转化中的翻译标准，最终依照这些标准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3.2.2 翻译策略的选择
　　要检验一个译本是否达到生态平衡，一方面要看其是否符合原语的文化背景，是否准确传达了原语的意义跟内涵，另一方面要看译本是否能为目的语文化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根据生态翻译学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适应”（胡庚申，2008）等观点，无论是以原语文化背景还是以目的语文化背景为标准，翻译都应符合生态环境的平衡，其实现取决于译者的选择，即考虑到译者的主体性。
　　在文化等额对应的情况下上述两方面是可以同时实现的，例如中国的俗语“树倒猢狲散”中，“树”用以比喻具有核心势力或地位的关键人物，而“猢狲”用以比喻依附于关键人物上的其他人，在此俗语的英译中，杨宪益等译者均将“猢狲”译为在概念上对等的“monkey”，可以被原语和译入语双方文化所接受。
　　但在差额对应以及文化空缺的情况下，两个方面难以兼得，即需考虑采取偏向原语文化的归化策略还是偏向目的语文化的异化策略。但无论选择哪一种策略，翻译的生态平衡这一标准不能打破。例如在英汉文化中，“dragon”（龙）的概念就存在差额对应的情况。在汉语的文化背景之下，“龙”的意象被赋予了幸运、权力、地位、神圣等涵义，反映在在语言中就会有“望子成龙”、“鲤鱼跳龙门”等隐喻现象。而在英语的文化背景之下，“dragon”与恶魔的地位是等同的，撒旦在圣经中也被成为“great dragon”。在这一差额对应的情况下，在翻译含有“龙”的隐喻现象时就要照顾到双方的文化差异。例如，在翻译“亚洲四小龙”（four dragons of asia）时，需要将“龙”的意象转化为“虎”（tiger），译为“four tigers of asia”（高清凌，2010）才能更好地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
　　总之，原语和目的语的文化环境都可以成为影响译本接受程度的因素，并且成为检验一个译本是否达到生态平衡的标准。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对应或不对应的情况，译者就需要在翻译的

过程中自主地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本无论是以原语文化背景还是以目的语文化背景为标准，都能够达到翻译的生态平衡。
　　4、结语
　　将翻译置于生态视角下进行研究，无疑是在当代社会对生态文明重视的背景之下产生的理论形态。其意义在于借鉴生态平衡的概念于隐喻现象的翻译实践中，为之提供一定的翻译标准，而这一标准并非硬性规定性标准，其目的在于考虑不同情况下的翻译生态系统的影响，使得译文不仅符合原语的文化背景，同时被目的语文化所接受，从而更好地解决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最终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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