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运用女性主义的双性理论和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对《镜花缘》原著和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尝试借助译者对性别意识内容的翻译策略，对原文和译者之间的性别视域融合做一描述性研究。研究发现：作为当代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女性译者林太乙，在女性视角下，其性别视域和源语文本性别视域基本完美融合；在男性视角下，两者视域冲突；在双性视角下，两者视域部分融合。
　　关键词：《镜花缘》 译者 性别 视域融合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以来，女性主义、性别因素成为翻译研究中一个新的考察维度，翻译研究也自以原著/作者中心的研究范式转向彰显译作/译者主体的研究范式。同时，翻译界也更清醒地意识到译者的主体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原文/作者和译文/译者的作用紧密相联，翻译活动不再被看作一种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被认为是一种主体间的“视域融合”。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运用女性主义的双性理论和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对《镜花缘》原著和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尝试借助译者对性别意识内容的翻译策略选择倾向进行统计分析，对原文和译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即视域融合）做一描述性研究。
　　
　　一、关于双性同体和视域融合
　　
　　（一）双性同体
　　柏拉图（plato）也许是最早提出“双性同体”（或“雌雄同体”）概念的人。他的《会饮篇》中记述了一个神话，远古人类分为三种：男人、女人和雌雄同体人。Www.11665.Com双性同体“androgyne”一词由希腊词缀表示男性的“andro”和表示女性的“gyne”组合而成，用以描述曾在古希腊神话和宗教中大量出现的既有女性特征又有男性特征的人物形象[1]（p15）。弗洛伊德最早提出了人的潜意识双性化的概念，他认为在个性层面上，人同时拥有男性与女性的品质，其显隐不同，处在不断的辩证之中[2]（p123）。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最后一章中将双性同体概念引进文学批评领域，她认为人脑中有两种力量：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力量，伟大的心灵是双性同体的。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发展，双性同体概念也引起了一些翻译研究者的注意，一些学者相继谈到了双性同体理论对翻译研究可能的贡献[3][4][5][6]。穆雷等在《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一书中专辟七、八两章探讨翻译中的双性同体现象，并提出译者的双性同体概念：“译者不仅仅从自身的性别视角审视翻译中展现的种种性别因素，而是随时保持他/她者的视角，即持有双性视角”。[7]（p133）
　　（二）视域融合
　　视域（视域一词的英文horizon也被翻译为：视角、视阈）本指地平线，喻指人的思想、知识、经验的范围、界限。视域是现象学中沿用几十年的一个技术术语。[8](p392)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中把视域定义为：所谓“视阈”，意指“看”的区域，涵盖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9](p269)“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三大哲学解释学的原则之一。伽达默尔认为，译者和文本都有自己的“视域”，译者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文化中的社会人，在接触文本之前已具有个人的“偏见”或“前理解”， 他的一切个性均构成了一种特有的“视域”；文本是产生于一定历史文化中的文本，于是整个翻译过程就成了译者与文本“视域融合”的过程[10](p171—181)。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由于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理解者(译者)不可能消除的，文本视域与译者视域之间会存在“视域差”[11]（p94）。朱健平对“视域融合”理论进一步阐释，明确提出译者视域和源语文本视域的概念。[12]（p5）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1）《镜花缘》和其译者林太乙具有什么性别视域? 使他们具有此种视域的可能因素是什么？
　　（2）《镜花缘》性别视域与译者林太乙性别视域融合会有什么特点？在翻译策略上有何体现？
　　（二）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镜花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为源语文本语料，主要原因是：该文本呈现出典型的双性视角（详见研究分析部分）；本研究选取林太乙的译本《flowers in the mirror》（london peter owen limited1965年出版）作为译语文本语料，主要原因在于：本研究找到的《镜花缘》相对完整的英语译本仅有两个，一为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节译，连载于香港汉学研究期刊《 面的特征，体现了源语关于性别方面所在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