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对与蒲松龄存在交游关系的淄川西关赵氏家族为金代以来的般阳土著和其遭遇的甲申族难，蒲松龄的友人赵金人为“郢中社”社友及蒲松龄相关诗作的整理与编年问题，蒲松龄与赵氏家族中赵金昆、赵永泽等人的交游关系进行了勾稽考察。
　　关键词：蒲松龄 西关赵氏 赵金人 赵金昆 赵永泽 交游 补考
　　
　　蒲松龄与淄川西关赵氏的关系与交往，先后曾有杨海儒、王一千《赵金人（晋石）家谱史料考略》[1]、杨海儒等《蒲松龄游幕高（邮）宝（应）的媒介人物探析》[2]、邹宗良《蒲松龄与赵金人》[3]、李汉举《蒲松龄与赵金人交游考论》[4]等文作过探讨。近读《淄川西关赵氏家谱》[5]等相关史料，感到仍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因撰成此文，就蒲松龄与西关赵氏的交游诸事作一些拾遗补缺的考察。
　　
　　一、般阳土著与甲申族难
　　
　　与淄川蒲氏相同，西关赵氏也是明代以前就生活在淄川的般阳土著，并非明初的移民潮中自山西洪洞或河北枣强移居山东者。《淄川西关赵氏家谱》附载有元淄莱路儒学教授丁珏撰写的《大元敕授昭信校尉、管军总把、淮安州等处都镇抚权总管府事天水赵公先茔孝思碑铭并序》，末署元至元十九年作。按元代有两“至元”，一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凡三十一年（1264-1294）；一为元惠宗年号，前后只有六年（1335-1340）。因这篇碑文提到至元七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诸事，因知这个“至元十九年”为1282年，时在元世祖忽必烈刚刚统一

应该指出的是，淄川西关赵氏的甲申族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历史的缩影。WWw.11665.Com以前人们往往难以理解，当时一些本来不愿仕清的汉族士人，为何最终依然选择了出仕之路？如蒲松龄的同乡前辈高珩，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按理说，身受皇明国恩的高珩在明亡之后是不应该仕清的，而他当时也确实是这样想的。据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载，明朝倾覆之后，同为山东籍的高珩、李呈祥、杨士聪、王鳌永等人曾在崇祯十七年的五月共同商议回乡之事，结果是淄川同乡王鳌永“一意从虏”，高珩与李呈祥则不愿与清统治者合作，二人默然同行归里，但出城后却被清兵截获，不得已于顺治二年（1645）就任清内翰林秘书院检讨。高珩次年即请假告归，在家乡经历了顺治四年（1647）的谢迁之变。顺治四年，高珩又赴京补旧职。其回朝的原因，据其子高之騱说是由于“地方云扰，不获里居”[12]。因为地方动荡不安，土寇与劣绅横行，没有人在朝为官往往连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这可以说是高珩、宋琬等一大批汉族士人不得已而仕清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现在有不少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对古代作家生存环境的考察，发生在顺治元年的淄川赵氏家族的甲申族难，可以说是为我们认识和了解当时社会汉族士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典型事例。 　二、郢中社中人与蒲松龄的相关诗作
　　
　　在《蒲松龄与赵金人》一文中，邹宗良曾依据张笃庆《昆仑山房集》中的数首诗作作出推论，云赵金人极有可能是顺治十六年（1959）成立的“郢中社”的社友。此文发表之后，偶检盛伟先生编校之《蒲松龄全集》所附的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先生知穷达有命，遂慨然弃帖括业，与同邑张历友、李希梅、赵月麓诸先生结为郢中社，益肆力于诗歌古文辞。[13]
　　按，王洪谋为益都县颜神镇（今淄博市博山区）人，与松龄长孙蒲立德有文字之交，蒲立德曾把“寒舍别无副本”的乃祖诗文手稿交给王洪谋评阅[14]。按古人作传的通例，王洪谋作《柳泉居士行略》，自是应蒲松龄子孙之请并提供相关材料的，故其说当云可靠。我们注意到，在路大荒先生所撰的《蒲松龄年谱》中，曾有八处征引过《柳泉居士行略》的文字，可知路先生是藏有《柳泉居士行略》的原文的。盛伟先生把王洪谋所撰《柳泉居士行略》收入《蒲松龄全集》的《参考资料》目中，但在《蒲松龄全集》的《编订后记》中未言及这一文献与同时收录的蒲箬等《祭母文》、《墓祭文》、李尧臣《祭蒲松龄文》等新见资料的来源，从提供新发现的研究资料须真实可靠、有据可凭的角度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我们发现，据孙巍巍女士《路士湘先生向蒲松龄纪念馆捐赠文献资料》[15]一文介绍，路大荒先生之子路士湘老人生前曾向蒲松龄纪念馆捐赠过包括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李尧臣《祭蒲松龄文》在内的一批文献资料，故此《柳泉居士行略》或即出自路大荒先生原藏，应该是真实可靠的。《柳泉居士行略》云“与同邑张历友、李希梅、赵月麓诸先生结为郢中社”，这使得我们在推论之外找到了可靠的文献依据，可证赵金人确实是蒲松龄、张笃庆、李尧臣等所结“郢中社”的社友之一。也正因为是经常在一处“社集”的吟诗友，所以才会有康熙三年蒲松龄、赵金人一同受邀到李尧臣家的醒轩课艺读书的一段经历发生。
　　《淄川西关赵氏家谱》附录蒲诗《怀赵晋石》、《题赵晋石借山楼》、《哭赵晋石》凡三题八首。对于与赵金人有关的这八首蒲氏诗作，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两个问题。首先，《淄川西关赵氏家谱》初修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出自族人赵永泽之手，而此前则有“从伯金人及族叔金昆、兄泰等共订本支可纪者，自林祖以下凡十一世”[16]之事，故蒲诗附入《赵氏家谱》，当介于赵金人本人及赵金昆、赵泰、赵永泽诸人之间，特别是《哭赵晋石》诗作于赵金人去世之后，可知蒲松龄与赵氏家族中的赵金昆、赵永泽等也存在交游关系。其次，上世纪50年代路大荒先生编订《蒲松龄集》本《聊斋诗集》的时候，由于他所使用的底本——淄川王怡之旧钞《聊斋诗集》五卷本是一个蒲诗选本，仅存诗五百三十三首，所以路先生当年见到《淄川西关赵氏家谱》所附录的这八首蒲氏诗作，即从中辑录六首收入其正在编订的《聊斋诗集》[17]。
　　经比勘可知，路先生辑录的六首诗作分别为《怀赵晋石》中的五律五首与《哭赵晋石》五古一首。其中《怀赵晋石》一题全诗六首，按路编《聊斋诗集》的编次，六首诗的首二字依次为“日暮”、“河山”、“哀玉”、“惊风”、“微茫”和“大野”。盛伟先生编校的《蒲松龄全集》本《聊斋诗集》，据《聊斋偶存草》中此诗的编次调整为“微茫”、“日暮”、“大野”、“河山”、“哀玉”和“惊风”。证以《淄川西关赵氏家谱》中该题诗作的次序，盛伟先生所作的调整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盛先生在校勘时以《聊斋偶存草》本作为底本，把路编本中与《聊斋偶存草》不同的异文放在了《校勘记》里，这样的处理方式尚存可商榷之处。据我们考察，《聊斋偶存草》属于聊斋诗的初稿本系统[18]，而附录于《淄川西关赵氏家谱》的《怀赵晋石》诗则经过了作者后来的修订，属于定稿本系统。经过后人整理的《聊斋诗集》，自然应该在正文中呈现作者定稿本的面貌。
　　由于《哭赵晋石》一诗辑自《淄川西关赵氏家谱》，路编《蒲松龄集》本《聊斋诗集》未能对其进行编年，故置于“不能确定年次”的“续录”部分；盛编《蒲松龄全集》本《聊斋诗集》同路编本。《哭赵晋石》一诗究竟写于何年？在《二卷本<聊斋诗集>探考》一文中，邹宗良曾依据二卷本诗作的排列次序和张笃庆《厚斋自著年谱》所提供的证据，定其作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19]。赵蔚芝先生的《聊斋诗集笺注》对此说未予肯定，他说：“邹宗良同志《二卷本<聊斋诗集>探考》，根据二卷本作品编排顺序，定此诗作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并引张笃庆《厚斋年谱·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之言为证：‘独是在京师，闻吾乡赵月麓（晋石先生）及毕公权表叔讣音，为之悒郁者累日。’此说虽有据，但与‘丁大丧’之言则不合。”[20]后来杨海儒先生发表《聊斋诗<哭赵晋石>的作期订正》一文，据《淄川西关赵氏家谱》中的《月麓先生传》等资料，也认为此诗应作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但对诗作中的“丁大丧”一事仍未作出解释[21]。按《哭赵晋石》诗中有“前日埋黄土，我适丁大丧”句，说赵金人下葬之日，蒲松龄正在“大丧”期间，所以未能参加这位“甥友”的葬礼。张笃庆《厚斋自著年谱》、不署撰人的《月麓先生传》都为赵金人卒于康熙二十六年说提供了证据，那么，应该如何认识赵金人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和蒲松龄此年“丁大丧”之事所存在的矛盾呢？
　　我们以为，如赵蔚芝先生所说，诗中的“大丧”应解释为父母之丧，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卒于康熙八年（又有顺治八年和康熙四年诸说），母董氏卒于康熙十九年，赵蔚芝先生云《哭赵晋石》诗作于康熙二十六年说“虽有据，但与‘丁大丧’之言则不合”，盖本于此。但我们发现，在蒲松龄编纂手抄的《蒲氏族谱》中，其父蒲槃名下有配“孙氏、董氏、李氏”的记载[22]，其长子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则云：“处士公字敏吾，少艰于嗣……后累举四男：嫡祖妣董出者三，庶祖妣李出者一。先父为嫡出之次，而于行则为三。”[23]据此可知蒲槃诸配氏中，孙氏为其原配，早卒；董氏为续弦的继室，生三子，松龄为其次；李氏为其侧室，生一子。蒲松龄的生母董氏卒于康熙十九年，在正常情况下，其嫁于蒲槃应在原配孙氏去世之后，故其年龄应较蒲槃小了许多。而李氏是蒲槃的侧室，生年当比董氏更晚。从董氏卒于康熙十九年的事实看，蒲松龄的庶母李氏卒于康熙二十六年是存在较大的可能性的。庶母位在“三父八母”（即同居继父、不同居继父、继母所嫁夫；养母、嫡母、继母、慈母、出母、嫁母、庶母、乳母）之列，按明清时期的丧葬制度，蒲松龄应为其服期服，即齐衰一年。《聊斋志异》的《曾友于》篇，曾友于（名悌）是庶出之子，其母去世，嫡出的兄弟孝、忠、信应服而忤逆未服的就是期服。我们认为，《哭赵晋石》诗中的“丁大丧”指的是蒲松龄此时正逢其庶母李氏之丧，这样的解释应该是说得通的，并不勉强。
　　
　　三、蒲松龄与赵金昆、赵永泽
　　
　　我们在上文中谈到，蒲松龄与西关赵氏家族中的赵金昆、赵永泽也存在交游关系，下面就相关的史实作一考察。
　　赵金昆事见本文第一节，为赵金人之同族兄弟。《聊斋文集》中有两篇文章提到一位“诸生赵某”和“贡生赵某”，蒲松龄虽未直言其名，但却盖指赵金昆其人。这里牵涉到与蒲松龄生平著述研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故事。
　　一篇是蒲松龄代人而作的《文昌碑记》。其略云：

　淄学祀文昌于南偏，旧以南小殿；自崇祯某年韩忠烈公莅任，始改创为阁。苍苍绿绿中，望之修修然一椽耳。……历七十余年，旧甓多残缺，壁齿齿欲欹。戊子岁，陕右韩公某，以内翰出牧淄，春秋谒庙，慨然欲兴，第虑廉橐索涩，不克自任；有诸生赵某为敛丐同人，谋始合，而仍恐醵金为梗，故贯可仍，仍之；但增台盈尺，俾佝偻者略可曲尺入。又设厦，立两楹，勿令羊角风斜吹，急雨穿窗洒帝座，神人胥慰矣。工既竣，而韩公为鱼符催去。其捐囊兴废，诚为旷举。余适来司铎，不忍听其湮灭，且一祠之创兴，皆成于南阳之裔，亦必有前因也，故记之。[24]
　此文题下注“代孔学师”，是应时任县学教谕的曲阜人孔衍弼之请的代笔之作。孔衍弼在《淄川县志》卷四《官师志》中有传，自康熙四十六年至康熙六十一年任淄川县儒学教谕，蒲松龄在其他篇章中又称其为“孔老师”。我们注意到，这篇《文昌碑记》后来改题为《重修文昌阁》，收入了《淄川县志》卷七《艺文志·续文》，但文章的署名却并不是孔衍弼其人，而是“知淄川县韩遇春”。《淄川县志》所收者实为蒲松龄原作之改稿，今移录于下：
　　天下圣庙中多祠梓潼，其祠也率以阁。所以然者，盖帝君实文章之司命，突兀之为文峰，兆儒者祥。设早暗焉则晦，破碎焉则衰，修整缺败，系通塞焉，非谓其灵赫赫，有辉煌我者，我能尊显之也。淄有阁，在圣庙南偏。苍苍绿绿中，望之修修然一椽耳。拾级而升，则台台横亘，裁置片席。势容行趾转，不容坐膝促焉。岁上丁，分员陈俎豆，主者一，替[赞]者二，步辄相摩，止辄相肘。规而入，不能矩也。逡巡引拜，屦六两满之。登降皆荒率，无地可停趾者。爰考旧碑，其易殿而阁也，则自万历己亥，吾宗大参中丞公始也。屈指百余年，旧甓已残缺，壁齿齿欲欹。丁亥岁，诸生赵金昆等举意倡修，予闻辴然喜，因麈挥匠氏，俾增其式廓。阁前筑台，方广八尺；台之上覆以四楹，若亭焉，习仪者可数人绵蕞其中。夹台立两阶，高十有三尺，直上而曲入；升自东，降自西，登拜如履坦途，将事者绰有余地矣。且重饰帝君像，按祀典增朱衣魁星配享。用是祝无虚辞，庙无漏祀焉。第俸薄，惭不自任；岁又屡歉，虑醵金为梗，俾其渐次层累为之。三年乃告成功，旧观为之顿改。百岁后，倘有同志如我者，笑吾拙而壮丽之，未必不犹今日恨古人之不见我也，遂记之。[25]
　　韩遇春是甘肃清水县人，即原稿《文昌碑记》中所说的那位“以内翰出牧淄”的“陕右韩公某”。他于康熙四十五年任淄川县知县，康熙四十八年卒于任所。韩遇春来任淄川知县的次年，以六十五岁高龄喜得贵子，遂托其子于蒲松龄设馆执教的东家毕盛钜的“儿辈雁行之列”，由毕盛钜为其子起名为“世淄”，字“公般”，蒲松龄因此作有《代毕韦仲为羲仙韩邑侯寄子记》。
　　这就出现了一桩咄咄怪事：蒲松龄在原稿中明明白白地说“工既竣，而韩公为鱼符催去”，所谓“为鱼符催去”，也即蒲诗《挽淮扬道》所说的“玉鱼符下长鲸飞”，指人已死去。已经死去的淄川知县韩遇春怎么可能再来修改蒲松龄撰作的《文昌碑记》一文，并在文稿上署写自己的官职姓名？
　　事情极有可能是这样的：身为学官的孔衍弼受韩遇春之嘱主持了这次文昌阁的修缮之事，他对韩遇春生前热心捐俸助修文昌阁之义念念不去诸心，在修缮完工之后让蒲松龄代他为文纪事。在拿到文稿后，孔衍弼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文昌阁修缮始末对文稿的内容作了修订，并署上了过世不久的淄川知县韩遇春的姓名以为纪念。因为修缮文昌阁是地方官修文教化之盛举，何时修缮过这一类的公共建筑又是修志者需要留意采访的历史资料，蒲松龄所作的《文昌碑记》被孔衍弼修改并署上韩遇春之名后，即被存入了县署的有关档案之中。直到清乾隆八年（1743）知县王康督修《淄川县志》的时候，修志者从档案中翻检到了这篇由孔衍弼代署为“知淄川县韩遇春”的文字，于是将其收入了县志《艺文志》的“续文”一编中。
　　蒲松龄撰作的《文昌碑记》与出现在《淄川县志·艺文志》中的《重修文昌阁》，文字、叙事都有一些不同之处。如淄川县学中文昌阁的修建，《文昌碑记》说“淄学祀文昌于南偏，旧以南小殿；自崇祯某年韩忠烈公莅任，始改创为阁”， 《重修文昌阁》改订为“爰考旧碑，其易殿而阁也，则自万历己亥，吾宗大参中丞公始也”；此次修缮文昌阁之缘起，《文昌碑记》说“戊子岁，陕右韩公某，以内翰出牧淄，春秋谒庙，慨然欲兴，第虑廉橐索涩，不克自任；有诸生赵某为敛丐同人，谋始合”，《重修文昌阁》则云“丁亥岁，诸生赵金昆等举意倡修，予闻辴然喜，因麈挥匠氏，俾增其式廓”；其修缮工役，蒲松龄说始自“戊子岁”，未云竣工之期，《重修文昌阁》则云赵金昆等倡修自“丁亥岁”，“三年乃告成功”。
　　蒲松龄曾代毕际有写过一篇《重修玉谿庵碑记》，此文后经毕际有修改为《重修普云寺碑记》，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写刻立碑于淄川递铺庄以西的普云寺中[26]。蒲松龄所作的《文昌碑记》和《淄川县志》中署名韩遇春的《重修文昌阁》，与前二文性质相同。因此，建议以后整理《聊斋文集》时将《重修文昌阁》一文附录于《文昌碑记》之后并作适当说明。
　　蒲松龄在《请表彰贤迹呈》一文中再一次提到了修缮文昌阁之事，其文略云：
　　为表彰贤迹，以存公道而防冒结事：窃照因公那移，必得士庶甘结，始足凭信。利津知县俞，署淄三月，比粮派米，昼夜劬劳，并未暇有一丝遗爱留在民间。今移抵亏空，闻有修城、修文庙、修大桥，以及文昌阁与仓廒等工。……文昌阁，则四十八年韩公修，有监修贡生王某、赵某可问。[27]
　　这篇呈文应是写给康熙四十九年来任淄川县知县的湖北华容人吴堂的，文中的“利津知县俞”指康熙四十八年韩遇春死后，新任知县吴堂到任之前来淄川“摄篆”的利津知县俞文瀚[28]。我们从儒学教谕孔衍弼《重修文昌阁》的改稿中已经得知，历时三年的修缮县学文昌阁的工程是“诸生赵金昆等举意倡修”的，据《淄川县志》卷五《选举志·续贡生》和《淄川西关赵氏家谱》的相关记载，赵金昆恰恰在淄邑文昌阁修缮完工的康熙四十八年挨次成为岁贡生，所以，呈文中所说的监修贡生“赵某”，无疑指的是刚刚成为岁贡生的赵金昆。
　　赵金昆是蒲松龄多年的县学同学，蒲松龄与其族兄赵金人又时常往还，他们无疑是十分熟悉的。但从蒲松龄所作的《文昌碑记》、《请表彰贤迹呈》所反映的情况看，两个人的关系说不上密切，他们之间只是一般的朋友和同学关系。
　　赵氏家族中，与蒲松龄存在交游关系的还有赵永泽其人。永泽字淑子，号东易。《淄川西关赵氏家谱》中有不署撰人的《东易先生墓志》一篇，今录其略：
　　东易，月麓先生之从子也。少颖悟，又从月麓游，故青年入泮，屡试优等，遂为历下知名之士。然命运坎坷。凡试一等者八，二等者七，应补廪者二，皆以悯凶致误。至顾丹宸视学山东，又以博学宏词致一等四名，诗赋文章无不脍炙人口，东易名誉又藉甚当时，然终未之遇也。生平嗜书，好饮酒，不治生人产。然有关于民生国计者，则莫不乐为。……东易其亦人杰也哉！卒于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八岁。葬慕王庄祖茔之次。有《凤山诗文集》。
　　山东的提学道，于康熙四十二年定例由翰、铨（吏部）、科、道特差者称学院。浙江海宁人顾悦履于同一年以翰林院编修莅任，是第一位山东学院，悦履字丹宸。自清雍正七年（1729）逆推，知赵永泽生于康熙元年（1662）。
　　蒲松龄与赵永泽的交往，今可考者有蒲为永泽之母高氏去世而作的《赵淑子母丧》，其略云：
　　……惟赵母高孺人，为观察之娇女，为银台之弥甥。贤淑得于姆训，幽静本于天成。以金张之阀阅，归诗礼之门庭。……其治家也，惟勤与俭；其教子也，惟读与耕。四丈夫子，七业俱成；长公得笔，艺苑蜚英。孰非熊丸之教，有以延泽而流馨？……年近耄耋，亦见仁人之寿矣；然苍苍者长其算，而仰德者犹恨短其龄也，矧登堂进馔，而与康儿有遨戏之情者哉？闻哭母而罢社，悲樾鸟之哀鸣。十二幅被中之士，共具旨酒之一盛，瞻墓门之松柏，抒一瓣之微诚云尔。[29]

由赵永泽首纂的《淄川西关赵氏家谱》可知，西关赵氏族中的赵坦一支，在甲申族难之后徙居淄西甘泉谷的四维庄。四维庄在清初属淄川县仁寿乡，今为淄博市淄川区磁村镇四维村。永泽之父赵金鳞，为赵金人伯父赵坦第五子。金鳞原配栾氏；继配高氏，为遵化兵备道高捷孙女，庠生高兑秋之女。赵金鳞五子：永清、永泽、永济、永洵、永渥。《赵淑子母丧》称高氏“四丈夫子，七业俱成；长公得笔，艺苑蜚英”，可知永泽以下四子为其所生，其中这位“得笔”的“长公”即与蒲松龄同为县学生员的赵永泽。正因为蒲松龄与赵永泽是数十年的县学同学，所以才会与永泽“有遨戏之情”，有不时赴赵家“登堂进馔”之举。
　《赵淑子母丧》云“十二幅被中之士，共具旨酒之一盛，瞻墓门之松柏，抒一瓣之微诚”，可见这篇祭文是蒲松龄以学长的身份代表阖学生员到赵永泽之母的葬礼上致祭而作的。蒲松龄代表阖学生员到一位诸生门上致祭，这对赵家而言是一件十分体面、风光的事，由此也可见出虽然在蒲松龄的诗文中留下的记载不多，但他和赵永泽的友情还是较为深厚的。
　　
　　注释：
　　[1]杨海儒，王一千：《赵金人（晋石）家谱史料考略》，蒲松龄研究，2002年，第2期。
　　[2]杨海儒，李冬梅，杨晓林：《蒲松龄游幕高（邮）宝（应）的媒介人物探析》，蒲松龄研究，2005年，第4期。
　　[3]邹宗良：《蒲松龄与赵金人》，蒲松龄研究，2007年，第1期。
　　[4][7][11]李汉举：《蒲松龄与赵金人交游考论》，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5]赵永泽，赵镛，赵盛箴：《淄川西关赵氏家谱》，民国六年（1917）递修钞本，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赵家楼村赵乐溪，赵檀溪家藏。
　　[6][元]丁珏：《大元敕授昭信校尉、管军总把、淮安州等处都镇抚权总管府事天水赵公先茔孝思碑铭并序》，赵永泽，赵镛，赵盛箴纂修《淄川西关赵氏家谱》附载，民国六年（1917）递修钞本，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赵家楼村赵乐溪、赵檀溪家藏。
　　[8][清]蒲立德：《谷诒先生传》，赵永泽，赵镛，赵盛箴纂修《淄川西关赵氏家谱》，民国六年（1917）递修钞本，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赵家楼村赵乐溪、赵檀溪家藏。
　　[9]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8月版，第9633页。
　　[10]侯岱麟：《如此人物》，《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二辑），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7月版，第50—56页。
　　[12][清]高之騱：《司寇公行实纪略》，《高氏家模汇编》，清光绪甲午（1894）重刊本。
　　[13][23][24][27][29][清]蒲松龄著，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附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446页，第3438页，第1019—1020页，第1236—1237页，第1344页。
　　[14]邹宗良：《谈〈蒲松龄设馆教书时间的考证〉中的几个问题》，求是学刊，1982年，第4期，第98—100页。
　　[15]孙巍巍：《路士湘先生向蒲松龄纪念馆捐赠文献资料》，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3期，第9页。
　　[16][清]赵永泽：《淄川西关赵氏旧谱原序》，赵永泽，赵镛，赵盛箴纂修《淄川西关赵氏家谱》，民国六年（1917）递修钞本，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赵家楼村赵乐溪、赵檀溪家藏。
　　[17]路大荒《整理蒲松龄诗文杂著俚曲的经过》云：“又从王士禛《系河饮饯图》墨迹录出一首，从淄川西关《赵氏族谱》录出六首。”参见路大荒：《蒲松龄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8月版，第128页；路先生所说的“淄川西关《赵氏族谱》”，无疑即今见《淄川西关赵氏家谱》。
　　[18]邹宗良：《由<聊斋偶存草>所见聊斋诗的整理诸问题》，蒲松龄研究，1995年，第3、4期合刊，第288—307页。
　　[19]邹宗良：《二卷本<聊斋诗集>探考》，蒲松龄研究，1994年，第2期，第70—86页。
　　[20]清蒲松龄著，赵蔚芝笺注：《聊斋诗集笺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679页。
　　[21]杨海儒：《聊斋诗<哭赵晋石>的作期订正》，蒲松龄研究，2002年，第1期。
　　[22][清]蒲松龄：《蒲氏族谱》手稿，第30页；藤田祐贤，八木章好解说：《蒲松龄手钞蒲氏族谱·聊斋草》，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10月版，第68页。
　　[25][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等纂：《淄川县志》，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
　　[26]张晓峰：《<重修普云寺碑记>考》，蒲松龄研究，1993年，第1、2期合刊，第220—223页。
　　[28]汪冠卿：《介绍新发现的几篇聊斋呈文》，《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7月版，第326—329页。
　　
　　 （邹宗良 济南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50100；王一千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王家村 25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