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诗十九首》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组重要的诗歌，共十九首。《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是第一首，许多学者从“行者”和“送者”的角度对该诗做过比较详尽的分析，然而很少有学者从“读者反应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本文作者试图从读者反应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蕴含的感情不仅仅适合男女之情，同样能引起有过“生离别”的其他人的共鸣。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 生别离 中国论文联盟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在现代人看来，《行行重行行》这首诗已经失去了与之引起共鸣的基本条件。随着现代技术的日益发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所以现代人很难体会到“与君生别离”这种情景。叶嘉莹先生说：“在人世间我们所经历的最普遍最不可避免的悲苦莫过于离别，而离别又可分为‘死别’与‘生离’。生离之所以异于死别，或者说生离之悲苦之所以更甚于死别者，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点：第一，死别之形成是不由人的一件事。对于这种无可挽回的生命的终结，我们虽然有着极怨深悲，然而另一方面却有着莫可奈何而只好一意担荷承受的死心塌地的感觉。第二，死别乃是另一对象的完全消逝，当此事初一发生时，感情之另一端骤然空落，我们自然极度悲苦，然而日往月来，天长岁久，没有对象的怀念，自然也就会因其另一端之落空而渐趋淡忘了，至于生别则不然。wWW.11665.coM第一，生别乃是可以有人的一件事，如果相爱之人，其中一人之生命已不复存在，那当然无话可说，如果二人都同时存在于人世，那么同时存在于人世的两个相爱的生命，为什么竟然不能同居共处，而要造成离别的悲苦呢？这是生别较之死别使人觉得有所不甘的一点，再者，生别的对象并未自人间消逝，只要所爱之对象一日尚存人间，则二人重见的希望，便一日不甘弃舍，如此则有生之年尽是相思之日。死别顿断之后是逐渐可以放开的，而生别则是永无断绝的悬念怀思，这是生别较之死别使人感觉难以舍弃的又一点。”[1]现代人对于“生别更甚于死别之悲苦”的体会是不尽相同的，“死别”是我们人类必须要面临的，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每个人都要面临着不同性质的“死别”，譬如父母之死别，朋友、同胞之死别。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死别”。地震、海啸、洪水、矿难、车祸，凡此种种，都会使我们产生“死别”之偶然性及不确定性。但这种“死别”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渐渐淡忘，而“生离”则不同，笔者认为叶嘉莹先生肯定是对于“生离”有某种特别深沉的理解，所以才能付诸笔端写出如此动人心弦之话语。为什么说现代人对于“生别”会有不同的体会呢？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时空了，距离、时间都不再是限制我们的问题了。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游遍世界各地，但是还有一种“生别离”既包含了“死别”之“莫可奈何”之感又包含了“生别”之“永无断绝的悬念怀思”之情。那就是双方的离散。人世间有以下几种离散，第一种是政治因素的离散，因政治因素造成亲人不能相见的离散，如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台海两岸亲人的不能相见。第二种是因为战争的、种族的迫害等导致的流离失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的遭遇便是最明显的例子。第三种是由于个人因素造成的，譬如由于智力欠佳被人拐卖而造成的“生离别”。 在这三种“生别离”中，前两种“生别离”都具有共性，可以引起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共鸣，而第三种“生离别”因为其只存在于个别人中，所以造成的“生别离”看似没有前两种那么深刻，那么悲苦。但就个人而言这种悲苦也是芸芸众生中悲苦的形式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看到《行行重行行》，能够引发出笔者诸多感触的原因。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作者开篇连用两个“行”字，中间加一个“重”字，随后紧随两个“行”字。无论是在音韵上，还是在字面上，都能给读者以反复迂回之感。虽然此诗创作于千年之前，但是这种“悲莫悲兮生离别”的感觉仍然延绵不断。有人说这首诗是一首怨妇思夫之诗，笔者感觉这样定义这首诗的主题有些狭隘。也许从字面意思来说确实是为送别丈夫，满怀闺怨之妇所写，但是根据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文本存在于一个多维空间之中，在这个空间里，各种写作相互交织、结合、争执和对抗，文本即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共同构成文本整体的存在状况。这样，单一文本就成为开放的、具有多重含义的互文本，这种文本的多重意义最终汇聚在读者的阅读之中，读者构成了写作的所有引证部分得以驻足的空间。因此，对文本的整体性的阐发不存在于它的起因（作者）之中，而存在于它的目的性（读者）中”，后结构主义把“作者”埋进了坟墓，解放了“读者”。“一千个读者，一千个汉姆雷特。”因为每个人生活的时代，个人的经历和修养不同，所以对于“行行重行行”这首古诗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一篇文章的意义的确立不再是研究和探讨“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性格的集合体，而是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来揭示文本中的间隙和不确定因素。因笔者个人经历中有一段难以割舍的记忆直接影响了对这篇诗歌的理解，所以笔者对于“生别离”和“各在天一涯”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二十多年过去了，笔者已经由一个童心未泯，懵懵懂懂的孩子长成了一个大人。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月高星繁之时，都会想起“相隔天涯”的母亲和妹妹。这么多年过去了，母亲应该由于过度伤悲，不在人世了吧，妹妹应该嫁人了吧。她们生活的怎么样呢？有时候想也许在火车站，也许在商场，也许在笔者出差的时候，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不过由于多年未见不认识罢了。“生别离”三个字写的真是悲怆，笔者认为叶嘉莹先生之所以能把“生别离”分析得那么透彻，他肯定经历过比“死别”更令人难忘，更令人无奈的“生别离”。有些“生别离”可以避免，有些“生别离”却是无法预见，无法避免的。所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之于笔者的感受是：生命中有许多种“生别离”，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我们失去了感受古人“生别离”的基础。不过有一种“生别离”还是能够使我们与古人站在同一感情基础上，品味“生别离”。那就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外在力量而造成的亲人之间的分离而且不知对方的生死。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李善《文选》注引《韩诗外传》曰：“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盐铁论·未通篇》曰：“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吴越春秋》曰：“胡马依北风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同类相亲之义也。”无论是“不忘本”，“哀其生”，或者“同类相亲”，都是用以比喻人的乡土室家的情感。正如李周翰所说：“胡马出于北，越鸟来于南；依望北风，巢宿南枝，皆思故国。”意义是统一的。伪苏武诗：“黄鹄一远别，千里共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就是运用这个意思而略加变化。本篇当然也是这个意思。尽管“会面安可知”，但自己对于对方是不能忘怀的。对方的心情又是怎样呢？照情理说，应该也不会忘记家乡，忘记相亲相爱的人。这样的一个设想，有力地带动了下文，为下文的思潮起伏掀起无限波澜，成为全诗的纽带。朱筠说：“就胡马思北，越鸟思南衬一笔，所谓‘物犹如此，人何以堪'也。”（《古诗十九首说》）。“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这两句如果按照传统观点理解确实是叙述思妇思念丈夫之情，不过用伊瑟尔的话说：“文学文本总是有许多空白，等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调动想象力去填充。”这就好比是看一幅未完成的山水长卷，为了览其全貌，只好根据以往的欣赏经验挖空心思构想其余的部分。伊瑟尔还认为，“对审美客体的建构只有通过读者一方的认识才能完成，也就是说，文本的完整意义是读者期待的结果。”根据笔者的经历，笔者认为此诗不仅仅叙述了“思妇思夫”之情，这首诗同样能够激起读者思念其他亲人、朋友的感情。胡马都知道依望北风，越鸟都知道筑巢南枝，何况“生别离”的人呢？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这两句诗刺痛着读者的神经，令人忽生岁月无情之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离别的人都希望能够再次见面。离散的人努力地寻找，但是“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岁月真是如白驹过隙，即使多年过去，但是思念仍然不减。只要我活一天，只要一天没有他们的死亡的消息，他们就会在彼此心中活一天。这是希望，也是“生别离”的真实感受。“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最后两句使人感到生活之无可奈何，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努力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不是不想提，是提了也没用。虽然表面看似绝望，但是还孕育着希望，因为毕竟知道好好吃饭保重身体。这使人体会到李白的“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的失望和希望并存的情景。
　　笔者从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的角度对《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进行了简单的分析。笔者认为《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反映的不仅仅是男女思念之情，这首诗同样可以引起所有对“生离别”有切身感受的人的共鸣。《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在于其存在着许多“间隙”和“不确定性”，而读者恰恰需要通过阅读去发掘和填补诗歌中的“间隙”和“不确定性”。
　　
　　注释：
　　[1]叶嘉莹：《迦陵论诗从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迦陵论诗从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张中载，王逢振，赵国新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参考：http：//baike.b论文联盟 aidu.com/view/4321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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